工業補貼為政府資金運作，使工業產品生產、銷售，具外部規模經濟效果 ，而使生產者受益，稱之。本文旨在研究工業補貼一題，在當前產業結構 下，其有效保護的政策基礎立論點，並就其國外法規，加以分析，兼介紹 現今我國工業補貼實行現況，最後，做工業補貼政策之檢視。本文寫作時 點於GATT始完成烏拉圭回合談判(1994/12/15)後數月，因國人對工業補貼 政策不熟悉，使政府許多政策的推廣不利，又加入GATT後，工業補貼政策 使用的可行性，較之關稅等其他工具為大，故做工業補貼問題與GATT相關 規定之研究，使業者與民眾，對入關後該部分之衝擊及未來的可能影響， 有全面性的了解。

我國行政院視「工作所得補貼方案」為未來實施「勤勞所得租稅補貼制度」，即EITC的先期計畫。以往國內文獻僅研究薪資所得稅額抵減制度研擬及其對勞動供給影響，本文提出符合社會期待下的工利概念福利政策應要考量到受補貼者間的福利權重。研究目的欲了解台灣目前實施之「工作所得補貼方案」，若該目前的方案是社會最適的，則社會對於「工作所得補貼方案」中所規定受惠所得者在不同所得層級下，該有的社會權重是多少。並藉以觀察我國實施之「工作所得補貼方案」背後所表示之經濟意義，分析在不同所得級距下，其社會權重是否合理。 本文主要係參考Saez(2002)理論模型，並遵循Blundell et. al(2009)的模擬方法來發展本文之模擬結果。研究結果發現，目前實施的工作所得補貼方案下若已被設計成最適的，當申請人有配偶者或受扶養親屬時 =4 ，其社會權重會高於 =3；當申請人無配偶者且受扶養親屬時， =1 ，其社會權重會高於 =0，主因為受補貼後之所得與前一層受補貼後之所得差異較其他所得級距大。但若欲與目前行之已久綜合所得課稅規定一致，則可將工作補貼方案中受補貼後之所得與前一所得級距之差異設計成相同，則會呈現社會權重遞減之態樣。

自從「京都議定書」在2005年2月16日經160個國家簽署生效後，為兼顧環境保護及經濟發展，各國政府便開始鼓勵其國內能源產業發展生質燃料作為替代燃料，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然生質燃料產業起步階段，因技術與市場交易機制均未成熟，故有賴政府的補貼才能順利推廣。是以，目前生質燃料的補貼是否應受到WTO協定之規範仍是備受爭議，而實有討論與研究之必要。 本論文主要研究目的，遂在分析目前德國、美國、巴西等主要生質燃料生產國為鼓勵、推廣生質燃料產業之發展，其獎勵措施所涉及的補貼是否會對未受補貼的國內外競爭者形成不公平待遇，以及是否違反WTO補貼暨平衡稅措施協定及農業協定補貼規範的情形，以政策事實套法律要件的方式，深入討論現階段各國生質燃料補貼措施：市場保證、價格補貼、投資補貼、稅賦優惠四種措施態樣，在和平條款落日後，於生質燃料製程上游、中游、下游的協定管轄情形與適法性，以期對目前生質燃料補貼政策作一完整的評估與建議。 / Since the Kyoto Protocol was signed by 160 countries and entered into forced on 16 Feburauy 2005, the governments of above countries began encouraging their enery industries to develop biofuels as substitute to reduce green house gases in pursui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the technologies and trading mechanisms of biofuel industries were immature at the preliminary stage, the prevalence of the biofuels will be dependent on government subsidies. Therefore, whether biofuels subsidies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of WTO Agreements is still a controversial issue and needs to be discussed and studied.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thesis is to analyze the domestic policies and incentives of those key biofuel-producuing countries such as Germany, United States and Brazil, and find if such subsidizing measures constitute unfair treatments to foreign compeitiors and violate the SCM Agreement or Agriculture Agrmment under the WTO. In order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come up with feasible suggestions, the thesis will take the four main incentives, the so-called“Market Assurance”, “Price Support”, “Investment Support”and “Tax credit”as facts to conduct legal analysis as well as discuss the applicability of agreements when Peace Clause came to an end and analyze the legality of each incentive from upstream to downstream of the biofuel production process.

控制生產性污染行為之政策主要有四種：課稅、補貼、管制（含懲罰），與可轉讓污 染權等。其中補貼被認為是控制污染的有效手段，原因在於廠商會將補貼視為一種機 會成本，與課稅一樣使邊際成本提高，因而減少污染。但此種說法受到許多經濟學家 質疑，其原因有二：１．由於以廠商目前的污染水準作為計算補貼之污染基準，補貼 會使廠商提高它目前的污染水準，以獲取更多的補貼；２．對接受補貼的產業而言， 補貼將形成超額利潤，誘使其他廠商加入該行業，結果產業總污染增加。一般理論研 究，多假設補貼金額大小係按生產者污染量之減少程度而定；但實務上，各國對污染 控制之補貼方式，卻未必與上述理論假設一致。例如，對防治污染機器設備給予投資 抵減，便是我國與許多國家常採用的一種補貼政策。由於補貼方式不同，故對污染量 之控制效果也就不同。而本文之目的，即在比較採行投資抵減政策，與採行其他主要 污染控制政策，對污染性生產行為的不同影響。 本文除第一章為緒論外，第二章旨在整理及說明過去學者們討論過的不同補貼方法， 對個別廠商，以及整體社會之污染水準的影響效果。第三章利用個別廠商之極大化行 為假設，建立有關模型，並比較投資抵減與一般性補貼政策，以及投資抵減與課稅政 策，對個別廠商產出及污染水準的不同影響。第四章則就總體產業面，分析前述不同 污染控制政策的影響效果。第五章為結論。

全民健康保險實施後，政府保險費的補貼對勞動市場產生的影響，以及該影響所產生之勞工流動的現象，皆為本研究所探討之主題。 　　研究結果發現，在各種不同之勞動供給及勞動需求彈性下，政府保險費補貼對工資率的影響即有所不同。一般而言，政府對被保險人的補貼會使勞動市場之均衡工資率下降，但當勞動供給無彈性及勞動需求彈性無限大時，此影響即不存在，意即市場均衡工資率將不因該補貼政策而有所變動；至於政府對雇主保險費之補貼方面，除勞動需求完全無彈性的情況外，此種補貼的施行通常會使工資率上升，而就我國情況來看，由於各產業的勞動需求有彈性，而台北市大、小家庭已婚男性的勞動市場之勞動供給曲線已達後彎階段，故政府保險費補貼會使工資率上升，而在其他勞動市場的情況下，由於勞動供給曲線為正斜率，故政府對被保險人的補貼會促使工資率下降。 　　在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後，若勞動市場之勞動需求彈性無限大，則其工資率將會因此而降低，但當該市場之勞動供給曲線為正斜率且勞動需求完全無彈性時，全民健康保險的施行反而會使其工資率上升，然多數的情況是：全民健康保險實施後，工資率的變動會呈現不明確的狀態，其將隨當時條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變動方向。 　　由於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將促使勞動市場之工資率產生改變，但由於政府對各類被保險人補貼比例上的不同，造成各產業及各類被保險人工資變化上的差異，進而產生勞工流動的現象。在同一產業不同類被保險人的流動上，由於經實際工資計算的結果得知：就同一產業而言，以「自營作業」之身份投保者將獲得最低之實際工資，「公民營事業、機構有一定雇主之受雇者」次之，而「職業工人」最高，因此推論勞動者將較喜愛受雇於人的就業型態，同時有一定雇主之勞動者亦會傾向加入職業工會，設法以「職業工人」的身份投保。如此即造成各類被保險人相互流動的現象。 　　而政府實行該補貼政策時，在無法縮減其他公共支出的前提下，必會以課徵其他租稅的方法來籌措財源，若此財源來自於綜合所得稅，除勞動供給無彈性、勞動需求彈性無限大，及勞動供給曲線為負斜率且勞動需求有彈性的情況下，一般而言，此租稅的課徵會使工資率進一步上升。而我國之勞動市場多數屬於勞動供給為正斜率，而勞動需求為負斜率的型態，故若財源來自於綜合所得稅，則將會使工資進一步上升。至於以其他租稅做為補貼財源時，就一般分析而言，某些租稅的課徵會造成工資率的上升，但有些租稅反而會進一步降低工資率。然就實務上而言，由於我國加值營業稅有稅基廣、稅收穩定及課徵阻力小等優點，故本文認為，若我國一定要施行此保險費之補貼政策時，其最適之財源籌措方式應以課徵加值營業稅為宜。 　　然本研究發現，政府保險費之補貼將造成工資率的改變，進而扭曲被保險人就業型態及投保單位的選擇，並且產生勞工流動的現象，如此將造成社會的福利損失，再者，若該補貼之財源來自於各種扭曲性租稅的課徵，則政府保險受的補貼將更進一步產生社會成本。

由於我國並無明確的住宅政策，再加上土地資源有限及人為炒作住宅價格的影響，往 往使較低收入家庭無法在自由市場中買到或租到適當的住宅，造成市場失靈現象。雖 然我國的國宅政策宗旨便在協助較低收入家庭解決居住問題，但是由於其興建數量不 多，且多半以出售為主，出租數量稀少，造成以大量金額補貼少數人現象，近來甚至 成為轉手圖利的工具，形成不公平且沒有效率，這項社會福利措施已經無法照顧到真 正較低收入家庭。 出租國宅為國宅政策的一部份，為現有住宅政策中較能落實照顧較低收入家庭之措施 ，但卻未積極的推行。本論文旨在探討出租國宅的理論基礎，進而尋找其在推行過程 中所遭遇到的問題癥結，並謀求解決對策。本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為緒論。簡述本篇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架構與流程、研究範圍與限制 及研究的方法。 第二章為文獻回顧與住宅補貼理論之探討。首先探討國內外關於出租國宅的文獻，進 而探討住宅補貼的理論及不同補貼政策的利弊比較，並檢討我國現行的住宅補貼政策 ，最後則探討出租國宅的需求性。 第三章為出租國宅之執行與檢討。探討出租國宅政策的緣起及現況施行與原政策目標 的關係。進而從法規與執行兩方面來檢討出租國宅的受益對象標準、數量與區位、品 質與價格、資金的籌措運用與管理維護等項目。 第四章為個案研究與問卷分析。針對中正及西寧出租國宅做個案研究以瞭解承租戶的 意見，並對政府單位及學術界做問卷調查，瞭解不同角度下對於出租國宅的看法。 第五章為出租國宅之課題與對策。根據前面之研究分析歸納出課題，並針對課題研擬 不同的解決對策，並討論其利弊得失，提出建議對策。 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對於本篇論文的研究結果做成摘要性結論及建議，提出未盡事 宜做為後續研究的參考。

本文共分六章，約五萬字左右。 第一章：前言，說明研究動機、目的及全文各章節內容簡述。 第二章：利用經濟分析，說明傾銷及補貼對進出口國福利水準之影響，並說明傾銷及 補貼之意義、種類。 第三章：說明關稅暨貿易總協定體制下之平衡稅與反傾銷稅。首先說明緣起背景，其 次說明國際反傾銷法典內容，最後說明東京回合世界多邊貿易談判所產生的新反傾銷 法典及補貼法典。 第四章：說明其他國家（如美國、歐洲共同市場、日本等國（實施平衡稅及反傾銷稅 時產生的問題。） 第五章：說明我國在現行經濟發展階段下，可否採行平衡稅及反傾銷稅制，並說明若 實施此稅制，可能產生的問題及如何改進此困難。 第六章：結論。

本論文主要係以三個主題所組成。 除第1章為緒論外，第2章係討論「政府效率支出與經濟成長」之關係。本章係以內生成長模型為主，並基於政府部門係一生產單位之假設，重新檢驗政府活動對經濟成長的影響。同時，亦提出政府支出是否具有效率之觀念，探討政府部門內部若發生無效率活動時對經濟體系可能產生的衝擊。 第3章為考慮外溢效果存在並以定額稅融通之補貼政策。本章主要討論： 若廠商之防污努力的投入具有外溢效果，則政府在訂定最適補貼率時，有無將外溢效果納入考量對補貼率訂定之影響。其次，本章亦討論當政府訂定補貼率時，外溢效果存在的考量與否，對廠商之最適產量及污染排放量之影響與傳統文獻不同。 第4章為考慮外溢效果下，污染稅和污染投入補貼併行的最適環境政策。 本章假設政府係採課徵污染稅來融通對廠商防治污染投入之補貼財源，分析比較不同環境政策的產出效果、污染排放效果，並藉此分析當一國政府面對廠商的防污技術具有外溢效果時，應如何修正其環境政策，以獲得較高的褔利水準。同時，在本章中亦將建構一個兩階段的賽局進行分析。

隨著知識經濟的崛起以及許多社會現象與研究文獻的證實，人力資本對一國的經濟成長而言，已是不可或缺的動力；因此，本文沿用Barro (1990)模型，將人力資本要素引進生產函數，並設定政府部門對私部門的人力資本投資有特定比例的補貼，據此探討加入人力資本要素後，Barro (1990)模型是否有不同的結果？而人力資本與其補貼對於經濟成長的影響又為何？ 本文分析的結果發現，租稅政策對經濟體系的影響大致與Barro (1990)模型的結論相同，分別為：一、所得稅率的變動，為經濟成長率帶來的影響仍是不確定的；二、在給定特定的人力資本補貼率，如果政府所課徵的所得稅率能夠達成經濟成長率的極大，就能夠使社會福利水準達到極大。但與Barro (1990)不同的是，因為本模型的體系中存在著人力資本的補貼，因此在極大化經濟成長率的水準下，所得稅率會較Barro (1990)模型下的所得稅率大。 此外，由於人力資本與補貼的加入，使得本文有所突破之處：一、和一般認知不同的是，政府對於人力資本投資的補貼增加，在其他條件不變下，使得對於經濟成長率的影響並非正向，而是不確定的。二、給定特定的所得稅率，當政府決定的人力資本補貼率能使經濟成長達極大時，亦會使社會福利水準達到極大。

台灣自民國五十年代開始進入都市化，都市勞力需求大量增加，鄉村人口大量擁入都市，原住民亦紛紛的遷往都市尋求機會，成為都市最基層的勞力貢獻，隨著時空的轉變，原住民的在整體社會結構中的經濟地位並沒有顯著的改變，更可時常在都市空間上，發現屬於都市原住民特有的違建聚落，這樣的明顯印記，也反應了都市原住民對於都市之中居住問題解決的無奈與無力。 本研究首先以推拉理論的觀點分析都市原住民遷移至都市之原因，並從都市社會學的相關理論基礎，分析及瞭解都市原住民之居住問題，以及居住問題的發生原因，以便從歷史背景、社會結構、經濟層面中釐清都市原住民之居住問題。其次，運用問卷調查與訪談方式探求都市原住民對於居住上的偏好及需求，最後則運用公平性、效率性、回應性、效能性與適當性等指標來檢討政府相關都市原住民住宅政策與方案，分析是否尚有改進之空間及能否實際回應都市原住民居住上之需求，並據此提出都市原住民未來之住宅政策方向，以供日後相關研究之參考。 經由上述之研究方法與分析架構，本研究獲致研究結果如下： 一、在都市原住民的遷移原因方面，原住民受到都市拉力與原鄉推力之影響，本研究認為隨時空轉變，近來原住民的遷移受都市拉力影響較大。都市拉力方面，以都市就業、教育、醫療、社會福利及生活便利較吸引原住民。原鄉推力方面，則以原鄉就業、謀生不易等具較大的影響。 二、在都市原住民居住問題方面，可從下列幾個面向說明 (一)經濟面向 山地社會在光復後並無法面臨平地經濟之衝擊，原鄉經濟環境欠佳，使原住民紛紛遷至都市地區，不過由於上述歷史背景及原住民之就業結構，使原住民在經濟上無力面對都市居住成本，而導致嚴重之居住問題。 (二)社會面向 從都市社會學來看，都市原住民的空間分佈逐漸向都市外圍集中並有隔離的傾向，而都市原住民由於其特殊的人口組成、家庭因素、社會階級及文化價值，常容易在居住上需要同族群的親友給予慰藉與照顧，而漢人異樣的眼光亦使得原住民在居住上容易與大社會產生隔離的現象，而寧願選擇搭蓋違建與同族的朋友共同居住，形成空間上的居住情況。 (三)綜合面向 在面臨經濟上的居住困境及社會文化上的適應問題後，部分的都市原住民選擇於都市外圍地區搭蓋違建，過去的都市外圍地區常可看到這種在空間上的明顯印記，而違建社區常常是衛生及安全堪慮，都市原住民在面臨高昂的居住成本及陌生的都市環境，常無奈的再次發生上述的現象，值得注意。 三、在都市原住民住宅政策方面，都市原住民住宅政策應站在原住民政策、國家整體住宅政策及社會福利政策的立場來考量，故應將原住民或是都市原住民視為一需要在住宅政策上扶植之特殊團體，並建立其補貼及引導之機制，使都市原住民在遷移都市之後皆能「住者有屋住」，而在一定時間之後，促使其自立以達成「住者有屋住」之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