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針對民國78年至82年，共計5年間，台灣證券市場上市公司，有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或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或發放＞＝25%股票股利公司為研究對象。所謂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係指一公司公開股票上市以來，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或至少間隔三年以來之發放現金股利。 　　運用事件研究法之單一市場模式分析異常報酬，並以資產貝他與盈餘變動指標衡量事業風險。主要探討事件宣告前後二年公司盈餘或事業風險之變化，及市場投資人對宣告事件之解析與反映。依據訊號發射假說「經理人可能會透過財務政策，將某些訊息傳達給市場，如資本結構改變或股利政策」，而管理當局與投資人間之資訊不對稱現象，因訊號可降低代理成本，使得股利發放含有資訊內容。 　　而本研究所獲結論如下： 　　一、「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之結論 　　不論市場榮枯，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宣告是項好消息，投資者有正面反映，宣告日前消息已走漏，在多頭市場可能有人為介入，空頭市場消息走漏較早，使得投資人提前反映，以致宣告日後資訊效果微弱。而台灣之上市公司之「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決策頗能遵行穩定股利政策，且以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決策為工具，傳送公司經營績效之訊息。不論市場榮枯，公司管理當局在盈餘穩定成長後，且預期未來也能維持成長的水準，才決定發放現金股利，所以第一次發放現金股利支持「股利資訊內容假說」，隱含有未來盈餘增加之訊息，投資者也能正確解析管理當局所制定之歷史性股利政策之含意，而有正面反映。 　　二、「現金增資」之結論 　　現金增資核准宣告市場投資人之反映因市場榮枯而不同，多頭市場時現金增資核准宣告不是好消息，投資人有負面反映，空頭市場時卻是項好消息，投資人有正面反映，而核准前皆有消息走漏，在多頭市場時可能有人為介入，核准後有資訊效果，多頭市場時資訊效果較弱。不論市場榮枯，台灣之上市公司，在負債權益比上升、事業風險上升及盈餘惡化後辦理現金增資，亦即管理當局鑑於公司經營績效差，並預測財務危機機率增加時辦理現金增資，但財務結構改善後，經營績效未必好轉，多頭市場時投資人尚能正確解析此一現象，而有負面反映，空頭市場時投資人卻未能正確解析真實現象，可能是因空頭市場時之舉債程度較多頭市場時低，讓投資者失去戒心所致。 　　三、「股票股利」之結論 　　不論市場榮枯，除權是項好消息投資者有正面反映，為配得股利在除權前數日已反映完畢，除權後有資訊效果，惟多頭市場之反映較早結束，除權後之資訊效果空頭市場時較弱。台灣上市公司在大額股票股利發放前盈餘穩定成長，但未隱含發放股利後經營績效提升之訊息，投資人未能正確解析此現象，而有正面反映，可能是國人偏好股票股利所致。

近年來由於經濟景氣的因素及製造業與建築業的景氣停滯，使得銀行的逾放比率及金額大增，遂使得銀行經營更加困難。根據現行辦法規定，當企業向銀行申請融資額度超過三千萬以上者，必須檢附會計師的融資簽証報告，且融資簽証業務一直都是會計師主要的業務之一，故本研究將探討審計報告的資訊內涵－運用於財務危機之預測，即是結合財務報表的資訊及審計報告意見型態的資訊建立一套較佳的財務預警模式，以探討審計報告的資訊內涵於財務預警的貢獻。 　　本研究以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的資料庫中於民國八十一年底及民國八十一二年底仍列為催收或呆帳的公司且在發生財務危機前三年有完整的財務報表為違約公司，運用違約公司的所屬產業別、資產總額及銷售額為配對標準，選出正常履約公司進行分析。計算十九種公司財務比率、十九種產業相對財務比率及審計報告意見型態為變數，區別前期樣本及全體樣本分別建立財務預警模式。 　　首先先檢定財務比率是否符合常態分配的假說，其次檢定財務資訊的資訊內涵，亦即比較二群體間財務比率是否有差異，最後分別運用因素分析及不採用因素分析建立Λογιτ模式，並比較模式的正確性及加權效率性以選擇出較佳的模式。 　　研究結果如下： 　　1.在前期樣本中，不論採用何種變數，僅有固定資產比率符合常態性假說；在全體樣本中，均不符合常態分配的假說。 　　2.以公司財務比率為變數時，有八種財務比率於二群體間不具差異性；但當以產業相對財務比率為變數時，則有十一種財務比率於二群體間不具差異性。 　　3.審計報告具資訊內涵，對於預測企業是否發生違約與否有所貢獻。 　　4.不論採用何種變數所建立的財務預警模式對於前期樣本及全體樣本的正確分類上均優於隨機分類，但對於後期樣本的正確預測上則不優於隨機分類，故模式的貢獻有限。

從風險的角度來看，所謂的老年風險主要有二：一是對存活期長短的不確定，一為對近老年時的工作能力狀態的不確定。因此，為針對此一風險之特性，以提供自進入老年時期以致死亡時的基本生活保障，個人可藉各種資源移轉的方式，獲取經濟生活的安全。而資源的移轉可分為三種類型：（一）家庭內的移轉，也就是俗稱的養兒防老；（二）生命週期的移轉，即個人透過儲蓄或投資，將生命中早期或中期的資源移轉至晚期使用；（三）社會移轉，例如透過政府的稅收制度或擬議中的國民年金保險，將資源從青壯年人口移轉給屆齡退休的老年人口。 　　然隨著晚近臺灣地區生育水準的降低及工業化、都市化的結果，想要藉家庭內資源移轉形式取得老年生活的照顧，已不可期待，促使父母尋求以積蓄或投資理財方法作為退休後生活的保障。但此種透過市場機制的資源移轉行為，也難免發生因通貨膨脹或生活水準提高，而吞蝕個人一生積蓄的風險。因此，使用社會移轉如國民年金保險制度的建立，來彌補或取代家庭資源和私人儲蓄的不足，成為國家介入老年福利資源移轉機制的理由。 　　年金保險制度既然有其需要性，自需做審慎的計畫與評估，而其中財務面的考量是不可欠缺的一環。唯有充足的財源與健全的財務責任制度，才能使年金保險徹底發揮其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功能，並使制度可長可久。故本文即著眼於年金保險的財務流程，探討其財源籌措方式、基金管理與運用策咯以及給付內容的擬訂。希望藉由完善的財務規劃，成為年金保險永續經營的支撐力量。 　　根據估算結果，開辦國民年金保險制度，將約增加六百四十六億元的國庫負擔。考慮當前政府的財政收支狀況及各種財源籌措方法後，以提高營業稅稅率與開徵所得稅附加捐為最適宜的財源取得管道。除了可支應年金保險的成本外，並能用來挹注財政收入。惟應先獲得民眾加稅的共識，才有利於制度的推行。 　　就基金管理與運用方面而言，為避免重蹈過去勞保責任準備金之投資，太重視安全性而忽咯收益性致使報酬過低之覆轍，今後年金基金的規劃方向應以收益性原則為主，安全性原則為輔，並兼顧基金所具有之公益性特質。一方面開放投資空間；一方面將民間資金導入國家建設，在獲取高收益的同時，亦能達成「取諸於被保險人，用諸於被保險人」的目的。 　　而合理給付內容之設計，不僅攸關被保險人權益，亦關係政府的財務負荷能力。由於國民年金係定位在提供「防貧」功能的基礎年金上，故考慮最低生活費及貧窮線後，以平均薪資額的30%為給付標準。另顧及個人因素、勞動市場需要及年金財務壓力，針對提早或延後退休的受雇者而有減額、增額年金之規定。此外，為確保年金給付實值與提昇大眾對年金保險的認同感，可分別採取給付調整措施及租稅優惠的方式，使制度更加合理化與普及化。 　　總之，一項周詳的計畫，應有縝密的考慮。以完備的財務力量做後盾，制度的目標才能落實，而民眾的福祉也才有所依歸。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證券管理委員會所強制編製之財務預測報告是否具有資訊內涵。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對財務預測資訊之揭露，係採鼓勵但不強制的態度。財務預測資訊由市場供需所產生，且有司法體系監督著，對於散佈不實消息包括財務預測，影響市場運作者都會受到應當懲處。故其財務預測資訊相對而言準確性較高。反觀我國預測制度，證管會基於保護投資人的立場，達到資訊充分公開，強制公開財務預測資訊。但在目前的規範體系下，後續監督能力可能較弱，市場機制未能充分發揮，是以強制公開並不能保証其合理性。 　　依據「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15條，及「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上第18條、第25條規定，上市公司如有現金增資或公開發行公司申請上市、募集與發行可轉換公司債時，需強制性揭露財務預測，上市公司亦可自願性地揭露財務預測。當編製財務預測所依據之關鍵因素或基本假設發生變動，致營業毛利（修正前為營業損益）或稅前損益變動達百分之二十以上（修正前為百分之十以上），且影響金額達一千萬以上，公司需更新及申告公告財務預測。 　　在財務預測相關規定下，根據資訊不對稱經濟學(Economics of Informational Asymmetry)，本研究以為資訊提供者會評估其相關成本效益來決定資訊品質。由於國內相關法規對劣質財務預測資訊並無足夠罰則，且資訊環境的效率性存疑，因此，本研究大膽假設國內財務預測資訊不存在資訊內涵。另外，根據國外實證研究，公司會傾向提早公佈好消息，延遲壞消息之公佈。本研究另一實證研究，係探討財務預測更新資訊型態與公告時間性之關連性。 　　實證結果彙總如下： 　　1.我國財務預測（原始預測）之公告不具資訊內涵。 　　2.財務預測更新資訊為正向更新者，不具資訊內涵。但若財務預測為負向更新之資訊揭露，在事件期會產生負的異常報酬。此實證結果意味著，負向財務預測更新代表公司原始預測過份樂觀，亦可能公司預計營運能力的衰退。所以，市場會有負向的反應。 　　3.時間性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公司會延遲公告負向財務預測更新。

英法海底隧道為BOT工程的重要參考指標，惟於1994年宣布通車營運以來，歐洲隧道公司始終存在著嚴重的財務困難，歷經1995-1998年及2005-2007年兩次的財務重整，終於2009年首次宣布發放股利，財務狀況由虧轉盈。 本研究旨在探討歐洲隧道公司如何進行財務重整及成敗的因素，於文獻回顧分別介紹公司重整之方法及攸關重整成敗的因素，遂分別介紹歐洲隧道公司第一、二次重整計畫之內容，主要討論重整重要紀事彙整、財務發生困難原因、重整歷程、重整計畫內容分析、重整前、後之重要財務資料彙集以及近年財務狀況分析，及評析歐洲隧道公司之重整策略。 本研究結果顯示，歐洲隧道公司兩次重整主要皆採「以債作股」的方式，以「重整成功」的定義觀之，雖於第一次重整 (1995-1998年) 後，未能立即轉虧為盈，但已減輕虧損的情況，且亦因第一次的重整將債務減少12億英鎊，使得2005年再度爆發財務危機而進行第二次重整 (2005-2007年) 時，能在英法海底隧道產業前景看好，營運穩定成長之下，公司的主要債權人為金融機構，利益關係人有效協商並取得共識，爭取往來銀行的支持，以債作股方式，確保公司能繼續維持營運，積極募集新的資金，於第二次重整後，財務狀況明顯改善，還重新在巴黎和倫敦證券交易所申請股票上市，恢復股票交易的流通性。本研究認為歐洲隧道公司歷經兩次重整，順利成功再生，相當符合重整成功的定義。 最後，經由英法海底隧道實際案例之分析，推論英法政府堅不出資及不融資保證為促使歐洲隧道公司自救的重要關鍵，及BOT專案財務計畫準確預估的重要性。歐洲隧道公司自救及英法政府的堅守原則，為世界各國在進行BOT專案時，同為政府及特許公司深值借鏡的佳例。

台灣高鐵現況營運量不佳財務面臨困境。台灣高鐵為世界最大的BOT案，由於國內在高鐵興建之前，政府並無實施BOT工程的經驗。高鐵公司在興建期即籌資不順，資金不能到位，且營運三年來虧損累累，財務非常不堪，甚至一度面臨無法還本付息的窘境。但身為特許公司的高鐵原始發起人卻不肯增資，政府不但替高鐵公司作鉅額的融資保證，並且一再出資挹注，成為高鐵公司的最大股東。雖然高鐵公司有龐大的利息負擔及鉅額的折舊，但二者其實早在原先高鐵的財務計畫中，不應成為高鐵公司虧損的理由。財務困窘的主因為開始營運後，由於台灣社會人口的變遷與產業結構、經濟環境等都已經發生很重大的變化，原先投資計畫的運量預測與實際狀況的差異太大，使得高鐵公司營運三年多，便已虧損掉超過三分之二的資本額。此時，各方的批評聲浪不斷，而針對高鐵公司財務改善的建議，亦不曾間斷。 減資後再增資為改善高鐵財務的最佳方式。高鐵公司財務之所以陷入如此困境，政府秉持高鐵興建不能無、高鐵營運不能停及高鐵公司不能倒的精神，一再姑息，任由特許公司的發起人予取予求，難辭其咎。然而本文研究探討台灣高鐵的財務改善方案，結論為高鐵公司應辦理減資彌補虧損，讓高鐵原始發起人認賠出場，再由民間增資入股。如此方能符合BOT精神、民意期待及符合現實政治環境，其所受的社會衝撃最小並確保能吸引民間資金投入。而且，政府對高鐵的相關紓困政策，也才能有長期性及正當性。減資後再增資的方式，既然是最佳的改善高鐵財務方式，政府研討擬定因應對策時，首先應務實的作高鐵公司未來之財務可行性評估。 評估高鐵公司未來的財務可行性。在高鐵公司現已採取運量百分比法方式提列折舊及簽有低利率的專案融資契約現況下，並假設高鐵公司未來運量預估具有高度的準確性。本文經依高鐵公司運量百分比法之運量評估高鐵公司未來營收的財務可行性，經計算分析得出IRR約為6.78%、NPV約為406億元、PBY約為11年及DPBY約為18年。雖然分析結果NPV不高且回收期過長並非十分理想，但NPV為正值顯示高鐵公司未來的財務仍具有可行性。政府現已實質掌握高鐵公司的經營權，除加強站區開發等措施，達成既定運量目標。更應審慎研議，在適當時機辦理減資後再增資，引進民間投資者及成立新經營團隊。順利完成推動高鐵公司上市的目標，方能讓高鐵營運的利益由全民共享，符合公平正義及社會大眾的期待。

股票上市公司的經營狀況對公司管理階層、銀行及債權人、以及廣大的股市投資者而言，都是相當重要的資訊，若能對公司的經營狀況加以評量及預估，公司管理階層就能提早發現問題，或可藉以訂定未來發展及投資計畫，使公司營運更上層樓；銀行及債權人可依此決定授信的額度及期限；投資大眾也可藉以謀求更多的報酬。 　　公司經營績效的評量方法有很多種，經文獻探討，本研究決採用範例學習法，透過財務比率，對公司自身前後期每股盈餘相較（成長或衰退）及公司與其他公司每股盈餘相較（領先或落後）之結果，建構盈餘轉機與盈餘排序模式，並以此預測公司的經營績效，再結合二模式之預測結果，形成盈餘轉機排序模式，產生領先且成長及落後且衰退的公司類別。為增加預測結果之可信度，本研究針對每個模式，產生由區別能力較強之決策法則所得之強態組測試結果，由此共可將樣本公司區分為十二類。 　　本研究進一步依各模式之預測結果模擬股市投資，並以所得之累積超常報酬驗證資訊價值。最後再以單因子多變量分析法找出各模式預測結果不同類公司間，具顯著性差異的財務比率，並以此財務比率之均值對各類公司做二具體特徵描述，以尋求改善公司經營績效途徑 　　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可歸納為以下三點結論： 　　一、盈餘轉機模式預測結果 　　盈餘轉機模式的區別能力與預測能力均相當穩定，無論是整體組或是強態組的區別率均達八成，預測率達六成，且強態高於整體，但民國七十八年測試組受到結構性變化的影響而產生較不穩定的狀況。賣出強態盈餘衰退公司的股票且持續二個月，可得最高累積超常報酬26.36%。而因無法由買入策略得到正累積超常報酬，故不建議買入預測為次期盈餘成長的公司。 　　盈餘成長公司與盈餘衰退公司之間有十四個財務比率具顯著性差異，此十四個比率大多為獲利性指標，但盈餘成長公司之財務比率均值皆低於盈餘衰退公司，可能是因績效表現差之公司較有盈餘成長空間，較易獲得轉機。 　　二、盈餘排序模式預測結果 　　盈餘排序模式在區別預測能力上的表現盈餘轉機模式類似，但較未受到資料結構性變化的影響。盈餘排序模式的最佳投資決策為同時買入強態盈餘領先賣出強態盈餘落後二類公司的股票，且持續二個月，可獲得累積超常報酬42.30%。若欲從事低風險之長期投資，則可買入盈餘領先公司的股票，所獲之累積超常報酬雖較少，但可延續超過十一個月。 　　盈餘領先與盈餘落後二類公司之間可由七個財務比率觀察差異，且此七個比率多為衡量公司獲利能力之用，此外，因盈餘領先公司之比率均值皆較高，故可知盈餘領先公司在獲利能力方面優於盈餘落後公司。 　　三、盈餘轉機排序模式預測結果 　　由盈餘轉機排序模式－強態組可得的累積超常報酬為六組之中最多者，若採取避險策略，同時買入盈餘領先成長及賣出盈餘落後衰退公司類的股票，並持續五個月，可得最高累積超常報酬57.19%。而由此結果也可知，僅以單一構面預測公司的經營績效確有不足之處，結合多個構面的預測結果，可增加產出之資訊價值。 　　盈餘領先成長公司和盈餘落後公司之間可由五個獲利性指標觀察特徵差異，且盈餘領先成長公司之比率均值較高，此結果與盈餘排序模式類似。 　　綜合上述結論可知，企業之經營績效是可以範例學習法用財務比率資料來預測的，且採用強態法則之預測結果確能增強模式的區別預測能力及增加預測結果之資訊價值。而由範例學習法所區別出之「好」、「壞」二群體在獲利性財務比率上確有差異存在，故管理者若欲公司之經營績效成長且取得領先之地位，則首要需改善公司的獲利能力。同時也可推知，獲利性指標較具預測盈餘未來變動狀況之能力。

營業稅性質上係屬消費稅，而消費為所得構成因素之一，如能掌握營業稅稅 基，自然可減少所得稅之逃漏。惟稅務機關工作繁重，人員流動頻繁，查核經驗 傳承不易，如能建構一有系統的逃漏稅選案模式，篩選出風險指標高的營業人輔 以有效查核，消極面可充裕國庫稅收，積極面可嚇阻逃漏，使營業人遵守稅法規 範，與國際租稅接軌。每當企業有交易行為發生時， 依據會計帳務處理，均應 記入日記簿、分類帳，並按月申報營業稅，年度終了時依其會計帳編製財務報表。 因此，營業人如想隱匿某筆收入或浮報支出時，入帳起點即需有所安排，財務報 表亦會受其影響，本研究即在探討能否利用OLS 模型透過違章營業人財務報表 找出可供判斷的財務比率，進而提昇稅務人員選案績效。本研究以財政部財稅資 料中心某分局民國97 年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及98 年營業稅違章資料，經過整理 及篩選，分別建立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兩條方程式探討影響違章金額的財務比 率。研究結果發現，以收入成長率、費用率、營業稅申報銷金額與營利事業所得 申報收入差額、同業往來佔銷貨比、應收帳款週轉率等5 個解釋變數達到顯著水 準，期能利用本次研究顯著變數協助國稅局建立一個有效的選案模式，以達查核 績效。

資產配置策略會影響公司資產負債管理，觀察國內各壽險業者，其資產配置策略大不相同。因此，本研究欲深入分析各保險公司之資產配置策略對公司之影響，並探討保險公司資產配置決策之影響因素，並透過國內外現況加以比較分析。 資產配置策略由公司相關部門依照風險偏好、負債面考量等各項因素訂定投資決策以及目標報酬率並交由經理人執行。而欲瞭解資產配置策略是否完善，本研究採用追蹤資料模型(Panel data model)，以財務績效作為反應變數，並驗證財務績效受到哪些因素影響；此外並以總資產作為分群變數，以集群分析將各公司分群，探討各群內之狀況。 本研究結果發現，公司規模對於稅前股東權益以及稅前每股盈餘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大規模之公司能藉由保險業務之經營創造更高的利潤。人壽保險保費收入比率項對各財務績效指標均無顯著影響；資產風險對投資績效以及稅前每股盈餘有顯著正向影響，此結果顯示提高資產風險能增加投資收益及稅前盈餘；各資產類別對各財務績效指標均有顯著正向影響；不同公司型態間的投資績效以及稅前股東權益報酬率有明顯差異，上市公司之投資績效顯著高於非上市公司；在控制其他變數下，外商公司與本土公司之投資績效無顯著差異，而稅前股東權益報酬率外商公司顯著高於本土公司。稅前每股盈餘資料無法比較不同公司型態間的差異。

保險為具有持續性及高度社會性之經濟制度，且與國家經濟有密切關係，台灣壽險業近年來快速成長，社會大眾的資金也大舉流入保險公司，因而保險公司的經營穩定度不但影響消費大眾的權益，也影響台灣經濟的穩定性。 本研究以HHM實證模型，將這一些不容易讓人看得懂的財務數據，轉換為一種容易瞭解的經營穩定度評等，利用台灣壽險業89年至98年的財務業務資料，主要以89年至98年期間進行logistic迴歸分析，並再細分為89年至93年及94年至98年等2個子期間進行實證，發現影響台灣壽險業經營穩定度的一致性主要因素為公司規模、投資績效、營業淨利、保險槓桿等四個變數，而且都是正向影響。另89年至98年之10年期間logistic迴歸分析結果較2個子期間更為顯著，代表10年較長觀察期間所得到的結果，優於5年觀察期間的結果，且過去會顯著影響壽險公司經營穩定度的變數，在未來未必仍持續有顯著影響。 根據本文實證發現，建議主管機關未來於修正「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時，能於財務業務指標中納入投資績效、營業淨利、保險槓桿等3項財務性指標，並考慮要求壽險業將辦理財務再保險的相關資訊及對財務報表的影響予以公開揭露，以利消費大眾瞭解壽險公司真實的財務狀況。 / Taiwan’s life insurance industry has experienced a rapid growth and numerous premiums flowed into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during recent years. Therefore, the operating stability of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affects not only the interests of policyholders but also the economic stability of Taiwan.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financial reports to general public, this study adopts HHM model to transfer financial data of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to a rating regarding operating stability. The empirical financial data of Taiwan’s life insurance industry are mainly from 2000 to 2009 and we arrange a whole period as well as two sub-periods for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 find that, the factors that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 Taiwan life insurers’ operating stability are firm size, investment performance, operating margin and insurance leverage. With respect to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 also find that, the results of a whole period are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ose of two sub-periods. According to our empirical findings and toward a fully disclose to general public, we suggest that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bring investment performance, operating margin and insurance leverage into financial ratios, and ask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disclose their transaction information and financial impact of any financial reinsurance by amending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Public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by Life Insurance Enterpri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