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研究所八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論文「醫療行為之法律責任與保險之研究」，旨在探討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所生之責任與保險之相關問題。全文共分十章，約十六萬字，由研究生陳麗芬所撰，各章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隨著高等教育普及並醫學資訊發達，醫療糾紛可預期的有增無減，本章即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目的、所採行的方法及研究範圍。 第二章 醫療行為與醫療業務：醫療行為之意義為貫穿論文的重要概念，須就主管機關衛生署之見解與學理上加以定義。瞭解醫療行為定義後，須加以分類以適應不同醫療人員之業務範圍，並用以區別類似醫療行為之不同。最後論定不當醫療行為之內涵。 第三章 醫療行為實施者及其業務範圍：醫學科技分工精細，一件重大醫療行為往往需由整個醫療團隊合作始竟全功，故須區分醫療人員之身分與其法定業務，以明權責所在。本章另一重點為藥師、藥物、與藥害救濟的介紹，及醫師使用藥物治療時應盡之注意。 第四章 醫療契約：醫療契約之法律性質並非單純委任、承攬、或僱傭，而係非典型之混合契約。醫療契約當事人之身分，就病患的精神狀態與醫師之地位不同可組合成數種情形，並非絕對以病患或醫師為契約當事人。確定醫療契約之性質後，方能確認醫病雙方依契約所應盡之義務與所享之權利，並因此衍生出債務不履行之責任。 第五章 醫療契約之債務不履行：醫療債務不履行以不完全給付為最多，通常更因加害給付而致病患傷亡。欲要求醫師負債務不履行責任，除因醫師本身之故意過失外，醫療院所就醫療人員之故意過失要負同一責任。除故意過失之一般歸責原則外，消費者保護法創立無過失責任主義，至於是否適用於醫療服務爭議仍大。 第六章 醫療侵權行為：侵權行為之七要件，在醫師侵權責任領域同樣適用，但內容則不同。因病患同意而阻卻違法、疫學因果關係、醫師之監督過失、特異體質、醫療慣行及醫療團隊之共同侵權等為重點。 第七章 醫師業務責任保險市場概況：就我國目前狀況及英國、美國、日本的市場狀況說明。 第八章 醫師業務責任保險單之研究：首先認識醫師業務責任風險為何，是否為可保風險，然後再就保單條款重點部分加以研討，互相參照國內保單範本與業者實際出售之保單及美國保單，評析其間優缺點。主要有承保範圍、因果關係、除外不保、被保險人、責任限額、自負額、Claim Made Basis 及Occurrence Basis、索賠通知、擔保與先決條件、保險人之棄權與禁止抗辯、防禦義務、仲裁與強制調解、及第三人直接請求權等。 第九章 除保險外之其他避險方式：計有自己保險與專屬保險、相互保險（保險合作社）、行政上補償制度。 第十章 結論與建議：分別就醫學部分、法律部分、保險部分就所知提出結論並建議，希冀建構一個更和諧的醫療環境。 略 / 略

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自西元1998年1月1日開始實施，迄今已逾10年之久，主要精神為使交通事故之受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及維護社會大眾之安全與權益，所以採無過失責任精神，即在交通事故傷亡之受害人不論有無過失皆可獲得保險金給付，使許多受害人及其家庭之經濟即時獲得補償，所以有近九成民眾對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實施成效給予高度肯定。 近年來，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已成為保險犯罪集團覬覦之目標，保險詐欺案件有日益增加之趨勢，保險詐欺犯罪也發展成組織化及專業分工之保險詐欺集團，詐欺手法也不斷翻新且日益猖獗，也使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實施精神遭受扭曲及破壞。本研究係透過產物保險業者蒐集不同類型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詐欺案例，針對個案之犯罪手法加以比對分析，希冀從所蒐集不同類型之案例中探討保險詐欺之詐欺手法及特徵，以期研擬出一套具體措施能夠對保險詐欺作有效之防制，以遏止保險詐欺案件之發生。 本文研究有鑒於美國、英國、德國、挪威、日本及中國大陸等國家對於保險詐欺之防制不遺餘力，同時參考各國有關保險詐欺之法律規定與防制概況，保險詐欺資訊之提供及為對抗保險詐欺之教育宣導，這對於保險詐欺防制工作剛起步之我國，當有許多值得學習之處。當然保險詐欺之防制需要社會大眾、保險業者及政府檢警消相關單位正視保險詐欺問題之嚴重性，大家共同聯手一起來防制，才能有效遏阻保險詐欺之歪風。 / Compulsory automobile liability insurance in Taiwan has been implementing more than ten years since January 1, 1998. Its law-making intention is to ensure prompt and basic coverage for the injured parties in the automobile traffic accident and maintain the safety and rights for the public so it is adopted the system of no-fault basis. It means any injured party who is injured or lost of life in the automobile traffic accident can require the reimbursement regardless of who’s fault. Many injured parties and their families have received the prompt reimbursement from compulsory automobile liability insurance, so there are almost ninety percentage of the public in Taiwan giving the highly positive feedback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ulsory automobile liability insurance. Within recent years, the compulsory automobile liability insurance which becomes a crime means and target of organized crimes of insurance fraud. The case of Insurance Fraud has the tendency in growth and the trick of insurance fraud become organized and professionalized, which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law-making purpose and normal developments of compulsory automobile liability insurance. This research, through the various organized criminal fraud cases of compulsory automobile liability insurance provided by non-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fraud case from being on compulsory automobile liability insurance, this research collects and provides various types of fraud cases containing different means and characteristics. By the research, we hope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prevent fraud case from being on compulsory automobile liability insurance. The research is on the basis of the fact that many countries, for exampl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England, Germany, Norway, Japan and China, have left on stone unturned to prevent insurance fraud and also on the basic of their laws and situations about insurance fraud, to furnish information about insurance fraud, and to educate the public about how to fight against insurance fraud, which is very beneficia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surance anti-fraud in Taiwan.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prevention of insurance fraud needs the public, the insurer and authority cooperate closely. Only by doing so, we can prevent efficiently insurance fraud from spread.

誠信善意原則雖從羅馬法發展而來，適用於民事法律之領域，從西元一七六六年英國大法官Mansfield於Carter v. Boehm一案之明文宣示，開啟了誠信善意原則於保險法蓬勃發展之源頭。Mansfield氏亦說明該原則於保險契約當事人雙方均有適用，美國法承繼英國普通法上的發展，並建構更為完整的內涵，將誠信善意原則適用在各種保險及保險的各個階段。 責任保險由財產保險衍生而來，惟其不同之處為其損失乃是消極利益之損失。保險人在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責任確定後，且責任事故為落入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時，應對被保險人為保險金之給付。然而，在特殊之狀況下，如被保險人破產之時，保險人所為之保險給付，並無法真正賠償給受害之第三人，導致責任保險所具有的社會保護功能盡失。為了保障受害第三人，責任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的功能擴張到保護受害之第三人，成為免責請求權。以上轉變，在美國法上亦有相類之歷程，美國學者認為責任保險之給付內容從對抗金錢損失轉變為對抗責任的成形；亦即責任保險的目的，不僅是在賠付被保險人之責任損失外，更是在危險事故發生後，立即提供保險人防禦，以保障被保險人之心境安寧與財務安全。然而，兩岸保險法目前的規定及實務運作的方式，卻未演進到保障被保險人心境安寧與財務安全，對於誠信善意原則在雙方當事人間的適用，亦未落實。 由於英美在相關制度及理論的發展，較為完整。本文將以英美法為參考依據，指出目前兩岸法令制度不足之處，並以英美司法及保險實務就相關議題採行之方式與見解為輔助基礎，提出修正保險法及契約條款之具體方向，作為兩岸未來解決現行法令制度不足時之參考依據。本文架構安排上，於第一章為研究動機、目的及研究方法、範圍為說明外，第二章責任保險之制度設計，以責任保險之發展與功能為論述核心，得出在誠信善意原則之基礎下，當代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於事故後有通知、合作協助及減少損害之義務，而保險人保險給付義務不僅包含被保險人法定責任金額之損失賠付，尚還包含為被保險人所提供之防禦，即保險人亦負有調查、抗辯與和解義務。第三章被保險人之義務，即通知、合作協助及減少損害等義務，討論被保險人義務內涵及所需要件。第四章保險人之義務，就調查義務、抗辯義務內涵為論述，並就違反效果及美國學者對於相關義務可改革之處提出之芻議為說明。第五章兩岸責任保險法制之分析與比較，以英美法上的理論及實務作為基礎，以檢驗兩岸責任保險法制之優劣，本文認為兩岸的保險法令與制度，未著重被保險人之權利保護，存在相關缺失。第六章結論與建議：乃綜合前述各章之討論，本文對於現代責任保險之功能及當事人各項義務為總結並參考英美司法及保險實務上的發展，對於本文第五章所分析之兩岸目前保險法制及實務作為不足之部分，提出若干建議，以供未來立法者修法及保險實務界為相關改正之參考。

今日企業規模逐漸擴大，公司內部結構更加複雜，且因經營與所有分離所產生之代理問題日益嚴重，經營者如果心懷不軌或公司對其疏於管控，極有可能造成公司股東、投資人，甚至社會大眾之巨大損失，故不得不加強保護投資人，但相對地，同時亦會加重公司經營者之法律責任風險，故在上開環境之推波助瀾之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成為國內近年來責任保險保費進帳最大之險種之一。但於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在我國蓬勃發展之同時，亦有論者指出董事、監察人及重要職員若有了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做後盾，是否仍須負擔相關法規所規定之忠實義務、注意義務或其他法定之義務？因此，將保險公司所得承保之董事、監察人及重要職員可能負擔之法律責任加以釐清，將十分重要，否則社會大眾對於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是否會破壞相關責任制度之疑慮，將不會停止，甚至將影響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市場之發展。因此，本文欲將董事、監察人及重要職員在我國現行法制上面臨之法律責任風險明確化，進而將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承保範圍在學理上加以釐清，希望所得出之結果可作為保險業者承保或董事、監察人及重要職員投保時之參考。

責任保險之責任確定因涉及第三人之請求，致責任保險的給付對於被保險人而言，具有損害填補及保護權利之雙重機能。故除卻一般損害保險中所應負擔的給付保險金義務外，尚有可能須為被保險人承擔訴訟抗辯、和解協商等義務，而透過訴訟抗辯與和解協商之程序，一方面可確定保險賠償之金額，一方面亦可降低賠償之數額。 而保險人於訴訟抗辯及和解協商等防禦程序中，參與的程度及方式有所不同：可能隱於被保險人身後，僅負擔必要費用之支出，而由被保險人自行與第三人進行防禦之消極形式；或除負擔必要費用外，另提供被保險人自行防禦時所需之協助；亦可能採取更為積極的代行防禦形式，由保險人親自或其另聘律師，以被保險人的名義與被害人進行談判協商或訴訟抗辯。 由於保險人為損害事故最終應負責任之人，利害關係最大，且具有豐富的談判及協商經驗，又有財力聘請律師代為行之，由保險人為被保險人代行防禦，不僅勝算較大，亦可免除被保險人往來協商與訴訟所需耗費之勞力與時間，對被保險人的保障最為足夠。 又美國所採行之代行防禦制度，卻可能產生利益衝突之困擾，於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利害關係不一致或意見分歧時，保險人所做出之防禦決定，非必符合被保險人之期待或利益，因而美國法院及相關法規均曾提出相關的解決方式，包括獨立律師制度、律師行為準則及和解意見分歧時之判斷標準等，對代行防禦制度之推進具重大意義，應可作為我國保險法相關規定修正時之參考。

本研究針對國內2008至2012年非金融業之上市上櫃公司，探討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需求因素，並研究這些需求因素之彼此關連性，形成董監事責任保險之需求因素路徑分析，最後根據實證結果建立路徑圖。 研究結果顯示，股東總數、公司規模、董監事持股比例、外部持股比例和獨立董監事比例，對董監事責任保險金額呈顯著正相關；董事長兼任總經理與董監事責任保險金額呈顯著負相關。經理人持股比例、資產報酬率和負債比率因樣本分配較分散，迴歸分析受極端值影響，導致在統計結果中不顯著。此外，董監報酬若對董監事責任保險金額採單一迴歸時，具有顯著相關。但在路徑分析中，會因受其他變數影響，導致不具相關性。 / Based on a sample of firms, except for financial companies, listed in Taiwan Securities Exchange and Gre Tai Securities Market over the period of 2008-2012,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eterminants of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and the cause-effect relations among these determinants which are presented by path diagram. The empirical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number of shareholders, size,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ownership, outsider ownership, and percentage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i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amount of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s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amount of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The manager ownership, return on asset, debt ratio and the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reward are not related to the amount of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No description available.

本文係在探討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代位制度，包括第二十九條之保險人對被保險人代位、第三十三條之保險人對第三人代位及第四十二條之特別補償基金之代位權。此三種代位類型的相關條文內容，於二○○五年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修正中皆有相當幅度的變動，其規定之妥適性實值得探討。此外，當論及保險代位時，例如：求償所得金額應如何分配？代位權受妨礙應如何處理？代位權的時效應如何起算？等議題，學界與實務界始終爭議不斷，且這些問題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三種代位類型中亦皆存在，若不儘速解決這些爭論，將影響制度的健全發展。 本文蒐集國內外文獻，並歸納比較國內外之學說與立法例，對各個議題進行探討，且由代位制度之法理基礎論起，以期能以體系一貫的理論，為代位制度之相關爭議，尋求合理而適宜的解決之道。最後，再依據所建構的原則檢討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代位制度之規範，並進一步提出具體修正建議，修正要點則包括：一、明定保險人與特別補償基金代位行使權利時，應使用之名義；二、增訂求償所得金額分配方式之規定；三、修正妨礙代位之法律效果；四、針對代位制度增訂協力義務之規定；五、刪除短期消滅時效之規定，期能供未來立法參酌。

第一章針對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限制、方法，以及研究內容等數點加以說明。第二章比較「政策性保險」與「商業保險」、「社 會保險」之異同，以期確實勾勒出政策性保險之輪廓，同時介紹「自願保 險」與「強制保險」分類。另方面，本章確認我國以及大陸目前皆採取絕 對強制保險制度，就保障汽車交通事故受害人方面採取最高強度。最後， 析論我國以及大陸就有歸責原則之規定是否適當之問題。第三章論述兩岸 法律體系與架構，說明兩岸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立法沿革、意旨以及特 色，並檢討大陸將《條例》定位為行政法規位階之妥適性。此外，針對兩 岸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究竟採取何種立法模式、單軌制或雙軌制、基本保 障或完全保障制提出分析。最後，檢討在本保險無法提供保障時，兩岸如 何以設立特別補償基金(救助基金)制度以為因應。第四章進入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契約之探討。除了當事人與關係人部分外，主要就契約之成立以及 契約消滅之限制兩大面向做討論，於各節中先將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法》與大陸《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之條文以表格的方式整 理，再提出本文就兩岸法規之分析與評論，期能針對兩岸法制提出些許之 修訂建議。第五章進入契約之理賠範圍之探討。主要討論本保險保障範 圍、保險範圍之特殊規定，以及直接給付請求權。本章延續第四章之研究 方法，於各節中先將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與大陸《機動車交通事 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之條文以表格的方式整理，再提出本文就兩岸法規 之分析與評論，期能針對兩岸法制提出些許之修訂建議。第六章首先針對 本文之研究事項歸納出結論，其次針對我國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以 及大陸之《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提出建議，以確立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法設立之初，保障汽車交通事故受害人以及整頓並改善交通秩 序之立法目標，促進社會安全。

To date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on the effect of property-liability (P-L) insurer's business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change on their frontier efficiency performance and productivity change. This issue is important since traditional theory assumes firms that minimizes cost and maximizes profit with more efficient strategy will survive in the long run. The main goal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examine the efficiency performance in the U.S. P-L insurance industry using frontier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methods. This dissertation consists of three essays on the efficiency studies. The first essay uses the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efficiency performance and economies of scope for nonspecialists and specialists in the U.S. P-L insurance industry.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nonspecialists (specialists) dominate specialists (nonspecialists) in producing nonspecialists (specialists) input–output vectors and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coexistence of economies of scope and diseconomies of scope in the U.S. P-L insurance industry. Our second essay uses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to examine whether nonspecialized strategy dominates specialized strategy in the U.S. P-L insurance industry.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upports that both the nonspecialized hypothesis and the specialized hypothesis hold for different types of P-L insurers. Our third essay investigates whether the conversion of U.S. P-L insurers improves their efficiency performance before and after conversi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s of the value-added approach and the financial intermediary approach indicate that converting insurers experience improvement in their efficiency relative to mutual counter samples after the conversion, supporting the efficiency hypothesis proposed by Mayers and Smith (1986). Overall, the evidence of this dissertation shows that P-L insurer's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change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frontier efficiency performance and productivity 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