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裝訂為壹冊，共約十萬字，內容分八章二十一節。 第一章 傳統的早年生涯。敘述居正的家世和青少年時代，同時分析其誕生的環境 及革命性格形成的因素。 第二章 日本新天地。敘述居正留學日本的經過，並說明其參加同盟會乃共進會動 機。 第三章 南洋的革命聲光。全章說明居正在南洋辦報，宣傳革命的情形。 第四章 武昌首義前後。敘述居正在湖北地區經營革命的背景、經過、並探討居正 對於武漢黨人的影響力及對武昌首義的貢獻。 第五章 從政與政黨活動。敘述居正參與臨時政府籌組的情形，乃其擔任內務部次 長後的建樹，最後並說明在同盟會改組時居正的意見。 第六章 中華革命黨。說明中華革命黨成立的背景，乃居正擔任黨務部長時的成就 。 第七章 書生從戎討袁，居正以一介書生，帶兵討袁，本章分析其之所以被派至山 東的原因，並探討分析東北軍。 第八章 結論。說明居正在中國早期革命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各革命領袖的關 係，最後並對其早期革命活動作一評價。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共匪宣傳的基本論點 第一節蘇俄報業略論 第二節「三條路線大結合」 第三節共匪對報紙之控制 第三章「人民日報」之分析 第一節「人民日報」之簡介 第二節「人民日報」內容分析 第四章共匪報紙內部的「肅整運動」 第一節一九五七年的「整風」運動 第二節「文匯報」首當其衝 第三節「光明日報」「篡改路線」 第四節「百花」中「毒草處處」 第五章「文革」期間新聞陣地之爭 第一節「文革」初期之「人民日報」 第二節「毛林派」排除異已 第三節十大匪報封門 第四節報權爭奪醜劇高潮 第六章新聞路線的鬥爭 第一節「新聞自由」之爭 第二節「新聞處理」之爭 第三節「全黨辦報」之爭 第四節「專家辦報」之爭 第七章結論

中國共產黨並不是從中國社會中自己發生出來的政治團體，它是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所建立者。其中，以河北為中心的北方地區，由於接近蘇聯，並且是令蘇聯不安之親日派張作霖與日本帝國主義所虎視眈眈的地區，故共產國際在早期河北與北方地區共產革命運動中的介入更為明顯。當然，這並不是說北方地區的共產革命運動完全是由外力所推動者。眾所週知，中共是由一群熱衷下層群眾運動，並希圖藉由下層的群眾力量來改造中國社會的熱血青年所組成。尤有甚者，在早期共黨的組織中，同儕、同鄉與師生等傳統的「特殊聯繫」往往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但是，僅僅依賴群眾的力量來改造中國，未免不切實際；而特殊聯繫固然相當重要，但也有其侷限。因此，中共如欲有所作為並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他們就不得不依賴上層的政治、軍事力量的援助。事實也是如此，透過老一輩革命者李大釗等私人關係的聯繫，加上共產國際的推波助瀾，中共得以在吳佩孚、國民黨與馮玉祥的國民軍等政治招牌的掩護下，推動北方地區的群眾運動，並擴展自身的力量。然而，寄人籬下終究不能不看人臉色搞革命，而且，由於過份強調上層政治、軍事力量的作用，早期中共河北黨也因此忽略了下層基礎的建設，以致在國共分裂以後，河北乃至於整個北方地區的革命運動幾近於崩潰瓦解。這是本文第一章所欲探討的主題。 在國共分裂以後，中共中央鑒於過去革命運動缺乏群眾基礎而致慘敗的經驗，命令黨員到下層群眾中去發動由下而上的革命（平民式革命路線），並號召黨內進行民主改革，鼓動下層黨員批判上層領導，提拔工農群眾起來擔任黨的領導，以打破過去陳獨秀時期家長獨裁式的領導。但是，許多黨員已經習慣於職業革命家的生活，即使下層群眾出身者，也因為脫離社會已久，難以重回社會從事工作。再者，大多數的共產黨員，儘管在口頭上不斷強調群眾運動，但他們本身卻往往更依賴上層的政治、軍事力量去搞革命。因此，中共中央所提出的民主改革與平民式革命路線，不僅未能達到其原定目標，反而在河北黨中引起了一連串的黨內衝突，此即1927-1928年間順直省委事件所以爆發的主要原因。 再者，即使中共黨員真的深入下層運動群眾，但他們也終將發現，群眾本身再窮困，也不相信能夠單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善生活環境，而更希望藉由政府當局的力量去解決自身的問題。因此，在北伐軍來到以後，在河北省與整個北方地區中，不少的群眾團體便在國民黨左翼派系的領導下發動運動，其中國民黨左翼派系或許是為了擴展自身勢力才與群眾結合，但群眾本身也希望藉由該派系之助來爭取自身的利益，而中共地方黨員本身既不反對這些和平與合法的群眾運動，甚至還親自參與之。當時中共上層對於這種合法、和平傾向固然不贊同，但也無可奈何，蓋沒有上層政治、軍事力量之助，共產黨幾乎無能為力。甚至在1928年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我們發現，中共中央本身儘管在口頭上仍相當強調群眾路線，但他們卻在暗地裡由不屬地方黨部系統的軍委特務系統推動上層統戰。不過，在1929年下半年後，由於「左」的立三路線之推動，上層統戰路線再度被宣告為非法，許多黨員也被迫離開國民黨機關到下層社會中發動暴動。可是，這些地方黨員在發動暴動時，同樣也是依賴上層政治、軍事力量而不是群眾的力量去推動，這就使得此一時期的農村暴動大多成了「單純的軍事行動」。在第二章順直省委領導時期的河北革命中，我們將對以上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當代大陸官方學者也承認，由上而下的政治、軍事力量與黨的領導，以及由下而上的群眾力量，對於共產革命的推動來說，兩者缺一不可，尤其在河北省般的「白區」中，上層統戰的工作尤其重要。因此，他們批判抗戰前由瞿秋白、李立三與一九三○年代以後的王明等人所推動的「左」傾路線完全否認上層統戰的必要性，而一味的要求下層群眾暴動，以致河北等白區黨遭到嚴重的破壞。然而，事實上，這些左的中央領導即使強調群眾路線，下層黨員並沒有按照上層的指示去從事活動，蓋他們皆相當依賴上層政治、軍事力量去搞革命，如1932年的高蠡暴動便是個例子。再者，中共中央儘管在「表面上」高唱群眾路線，但他們卻也從未放棄上層統戰路線。在一九三○年代中共於北方地區所從事的軍事運動中，即存在著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一個是由地方黨部系統代表的下層士兵路線（當時稱紅蘿蔔主義），另一個便是由隸屬中央特務系統的中共華北特委所代表的上層軍官統戰路線（當時稱西瓜政策），而1933年察哈爾事件的爆發，本身便是西瓜政策的產物，這就證明了抗戰前中共中央無論再如何「左」，也從未放棄上層統戰。而且，如河北黨般白區黨的失敗，與其歸咎於中共中央過份重視下層群眾路線，毋寧說是由於中共北方黨根本就不重視群眾運動並缺乏廣泛群眾基礎的緣故。以上命題將在第三章中進行論述。 但是，要如何才能獲得群眾的支持呢？我們都知道，在民國的華北農村社會中，普遍存在著如紅槍會般「自發性」的群眾自衛武裝團體；學者們也都承認，「現代」的共產革命與這些「傳統」的自發性群眾運動本質上並不相同， 因為共產革命是長期的、廣泛的及進攻性的運動，自發性群眾運動則是短暫的地方性自衛運動。 可是，前面談到的Ralph Thaxton卻說，在當時冀魯豫三省的農村社會中存在著另一種不同的自發性群眾運動，那就是鹽民抗爭。他認為以製販硝鹽為生的農民，由於其所面對的是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和現代化的國民黨國家機械，故其鬥爭是長期性的，並不像僅以地方軍閥和土匪為抗爭對象的紅槍會般短暫。而且，Thaxton還說，儘管由於抗戰前中共中央「左」傾路線的緣故，中共並未能廣泛的與此一運動結合，但幸虧某些務實的下層黨員不顧上層左傾路線而積極在鹽民中從事活動，故共黨還是能在該地鹽民間獲得信仰，並為日後冀南抗日根據地打下基礎。可是，在本文第四章中將證明，這些鹽民的苦難並非來自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也不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而是地方軍閥政權，所以鹽民抗爭根本就是與紅槍會一樣，是短暫的地方性自衛運動。再者，共黨上層固然瞧不起這些鹽民抗爭，下層黨員也同樣較依賴上層軍事力量而不是地方鹽民的力量去搞革命。況且，國民黨也不總是和鹽民對立的，在抗戰時期，國民黨地方政權由於長蘆官鹽鹽場被日本所奪佔，他們也同樣鼓勵硝鹽的產銷，並予合法化。而來自外地的八路軍在初來乍到時，不僅不相信當地自發性的群眾抗日團體，甚至予以殲滅、合併，這就不能說中共冀南抗日根據地是建立在地方鹽民抗爭基礎之上的。 事實上，中共在如河北省般的敵後地區所建立的抗日根據地，大多也都是依賴外來八路軍為主力建立的。如本文第五章所探討的冀東抗日根據地就是一個例子。在冀東地區，中共原本便無甚群眾基礎，甚至地方群眾對日本人的信仰還超過對中共的認識。1938年，乘地方上層份子 發動冀東抗日大暴動之際，中共始派遣八路軍進入冀東地區建立根據地。但此一暴動原本便是為響應八路軍之到來才發起的，地方黨員與非黨的上層份子皆是依賴八路軍去搞抗日活動，因此，在八路軍退走後，冀東抗日勢力便立即瓦解。1939年後，中共上層才指示冀東殘存的地方黨員與八路軍「獨立自主」建立根據地，加上日軍的注意力已轉移至南方，中共扶植下的冀東抗日勢力亦逐漸恢復並擴展。可是，當時冀東抗日根據地仍舊缺乏廣泛的下層基礎，他們頂多只能依賴某些有力的地方上層份子去控制地方並籌得糧餉，而這些上層份子固然也有信仰共產黨者，但也有人是以地方和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轉變其政治立場，故相當不穩固。有鑒於此，中共在1940年以後乃逐漸推動帶有階級鬥爭意味的合理負擔等社會改革政策，擬圖搞垮這些上層份子。可是，由於中共主要依賴共黨政權力量去推動這些社會改革運動，加上其手段之殘酷，故不僅引起上層份子的不滿，還造成社會恐慌，加上日軍在1941年後再度掉過頭來對付共產黨的敵後根據地，共產黨與八路軍就在外來的日軍壓迫和內部的眾叛親離下，於1942年被迫逃離至長城外（口外）的熱南地區。 隨後，中共便隨著軍事力量的移轉而遊蕩於口內外地區，他們既不願深入地方下層，也只能把其下層基礎建立在某些上層份子上，此一情形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為止。但是，這種主要依賴上層政治、軍事力量而缺乏下層群眾基礎的情形，實在很不穩固，在隨後國共內戰時期更是危險。因為，共軍的力量原本便不如國軍，而那些與共黨合作的地方上層份子也相當動搖，難保國軍到來後他們不會再豎起青天白日旗歡迎之。有鑒於此，中共早在抗戰後期以來便持續推動清算復仇、減租減息及土改運動，一方面既為搞垮這些不穩的地方上層份子，同時也欲藉由鬥爭來教育、團結下層群眾，使其圍繞在共黨周圍。這些社會改革運動，全是帶有濃厚階級鬥爭性質的運動，不是群眾根據其自身的邏輯由下而上所發動者，而是在共黨由上而下的煽動乃至於強迫下所爆發的。可以說，共產黨並不是藉由推動什麼符合北方地區實際情形之緩和的社會改革政策而獲得群眾的支持，毋寧是藉由不斷的階級鬥爭來改造、教育，並組織群眾，使他們有意無意、自願或被迫的參加了革命，並站在共產黨的一方。這一點我們將在最後一章中進行論述。

本文運用歷年來的文獻資料，及學者專家的研究成果來描述和分析歷史事實，並解釋各變革部分間的前因後果關係，依照描述現象、探討變因、評估狀況之架構設計，從縱的剖面來尋求歷史演進脈絡，從橫的層面來檢視促成各時代「軍事事務革命」的演進因素。 第一章：敘述筆者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研究架構與範圍及名詞使用說明和假定事項。 第二章：綜合並整理各學派（者）、研究機構之主張與論述，從「軍事事務革命」的詞義起源、各家學者對「軍事事務革命」的定義、歸類及歷史經驗與發展模式，探討其意涵及特性。 第三章：以對戰爭型態及社會進步有顯著影響之新發明來劃分階段，區分金屬兵器、火藥發明、機械及資訊等四個時代，敘述各時期戰爭型態的特徵，並進一步探討影響戰爭演進的非軍事因素，例如：文書的使用、通信技術的進步、印刷術普及、社會制度、價值的改變、鐵路系統的運用、交通網的設置、經濟結構的影響、民眾對國家的效忠等。 第四章：以軍事技術創新、安全環境認知、軍事戰略轉變三個途徑進行分析，再歸納「軍事事務革命」的發展脈絡，除了軍事部門內在因素扮演重要角色外，外在的政治、社會、經濟與科技因素，也能夠對戰爭的準備與遂行造成重大影響，同時也受來自體制結構的阻礙、內外環境的約制及敵人以非對稱方式的挑戰所造成的限制。 第五章：由資訊的快速發展、知識經濟的興起，來談對末來環境的認知並預判軍事事務革命的趨勢。 第六章：將研究成果作一綜合性的歸納與評估。 研究發現： 一、「軍事事務革命」的精義不在於軍事科技的重大突破，而是和軍隊組織、社會、文化、經濟環境等的互動有關。 二、社會發展與變革是「軍事事務革命」產生的根本動力。戰爭總是與一定的生產方式相聯繫，軍事也總是與一定的經濟相伴相生。社會的軍事型態，歸根到底決定於社會的經濟型態。 三、「軍事事務革命」之核心概念是以知識為基礎，透過組織、準則、科技、系統的全面轉型，使軍事典範(military paradigm)發生根本性的變遷，達到強化武裝部隊的適應功能與戰鬥效能的目的。 四、「軍事事務革命」的實踐過程，是以--個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中諸因素的轉型為經；以武裝部隊本身的組織、準則、科技、系統等因素的發展為緯，相互影響與配合，妥適因應變遷。 關鍵詞：軍事事務革命 戰爭演進 知識軍事

漢娜鄂蘭是二十世紀極具代表性的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十分傑出的共和主義理論家，她的政治哲學寫作時期恰好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極權主義垮台，冷戰方興未艾，在這段政治局勢高度緊張的時間裡，鄂蘭通過批判和反思來尋求解決現代政治問題的根本途徑，其方法為對於極權主義進行分析和理解，並提出本於共和主義的政治實踐圖像。 此一理論具體地呈現在《論革命》一書中，鄂蘭在書中透過對於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的重新詮釋以及批判反思來探討革命理論及其共和主義理想，並且藉著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重新反思傳統政治哲學的缺陷，同時也藉著對於美國革命的詮釋和讚揚來重申共和主義精神。本論文的主旨即在通過對於《論革命》的重新閱讀來瞭解鄂蘭的新共和主義理論，此一理論面向表現為「權力」和「權威」要素。 藉由耙梳鄂蘭從早期在手稿中形成的相關論點，連接到《論革命》中的理論思考，本論文企圖呈現歷來較少受到關注的鄂蘭理論面向。反思現代政治問題，鄂蘭認為其癥結在於對於政治的錯誤理解以及匱乏的想像，而唯有透過重新梳理古典政治傳統的資源加以去蕪存菁，並融合於現代政治世界，才能對二十世紀的政治問題提供一個較為完善的回答。透過對《論革命》的重新耙梳和理解，我們也在鄂蘭的政治書寫中檢視和借鏡哲學傳統的珍貴資源。 / Hannah Arendt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hilosophe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a remarkable republican. Her writing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happened to begin right after the end of World-War II when the Totalitarian just collapsed and the cold war started. In that political situation with high tensions, Arendt tried to find a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solving the modern political problems through criticism and introspection. She was devoted to analyz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sources and the structure of Totalitarianism. Her theories were fully elaborated in On Revolution. In this book, Arendt explored the revolution theory and its republican ideal by reinterpreting the meaning of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ith her review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rendt re-examined the defects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philosophy; meanwhile, through the re-evalua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he reclaimed the republicanism.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aims to understand the Neo-Republicanism theory by rereading Arendt’s On Revolution, with a focus on power and authority. This paper tends to analyze Arendt’s theories less discussed before by the method of combing the arguments in Gauss Manuscript and connecting them to the issues developed in On Revolution. In terms of the modern political problems, Arendt believed that it was for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politics and the lack of imagination. Only through rearranging the sources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integrating its essence with the modern world can a philosopher provide a better answer to political problems. Keywords：Totalitarianism、Revolution、Power、Authority

六○年代毛澤東為防止中共黨內資本主義復辟，維護建國當初黨的純潔性，以走出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以「文化大革命」名義，發動群眾力量進行一場權力鬥爭，使大陸陷入一場空前的浩劫，並影響日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文革」至今仍存有許多疑惑與爭議的問題，而中外學者對「文革」的探究也不遺餘力，但研究焦點幾乎都擺在政治權力及意識型態的鬥爭上，而忽略「文革」的群眾基礎。因此，著者選擇從「群眾路線」的面向切入，研究「文革時期」「群眾運動」的相關問題。希望能從中瞭解中共「群眾路線」群眾政治的本質，提供研究中共問題者，對瞭解中共政治增加一些觀察的角度。本論文共分成六章十七節，各章內容大致如下：第一章：緒論。介紹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途徑與方法及研究分析架構。第二章：「文革」初期的群眾路線與群眾運動。首先介紹「文革」發生前的社會背景，以及如何發生動亂，進而分析紅衛兵運動的興落。第三章：「文革」時期群眾路線之關係。分析紅衛兵之間的武鬥，瞭解群眾運動與工農群眾之間的關係，以及譚震林等革命元老如何反擊群眾運動。第四章：「文革」時期政府秩序的破壞狀況，毛澤東如何建立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並改造黨幹部。第五章：「文革」後期的群眾運動。析述「批林批孔運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及「天安門事件」等三大群眾運動。第六章：結論。介紹研究過程所發現「文革」群眾運動的特色，並觀察日後中共統治者與群眾的關係。

台海兩岸分裂分治四十年後，由於全球大環境的改變，自一九八九年起，兩岸新聞交流交互展開，然由於雙方意識型態及新聞意理不同，導致新聞交流技術上與心理上的不便。 本研究希望透過對改革開放後，中共新聞政策內涵的學術性探討，用以解釋及預測中共新聞在實際運作上的特徵，俾作為推動兩岸新聞交流時之參考。同時，藉由歷史的觀點展開對中共新聞政策的瞭解，以獲得知識性的滿足。 全文共分為六章，計約20餘萬字，各章之要旨分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首先說明本研究之動機、目的、問題、範圍、方法與限制，並釐清「精英理論」及「規範埋論」中之「極權新聞理論」、「共產媒介理論」的概念，以界定本研究之焦點對象。 第二章中共新聞政策的根源：本章揭示共產主義哲學與中共新聞理念，並臚列馬克斯、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及中共早期領導人之新聞觀，藉以窺探中共新聞政策之緣由。 第三章文化大革命後中共新聞政策之依據：本章蒐錄彙整歷來中共高層領導人就新聞政策有關講話、中共中央決策機關（構）所頒布與新聞政策有關之文件及中共新聞法制，展現文化大革命後，中共新聞政策所依據的內容。 第四章鄧小平之新聞宣傳政策：本章首先論述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形成的時代背景及其基本意涵。其次，闡釋鄧小平新聞宣傳思想之形成與發展，並揭示鄧小平新聞宣傳政策的基本內容。進而申論該次新聞改革發生的背景、原因及新聞政策上所面對的挑戰。 第五章文革後中共新聞政策的焦點：本章首先探討中共新聞政策的指導思想和根據，其次歸納出中共新聞工作的九項基本原則，最後彙整出文化大革命後中共新聞政策的十一項焦點。 第六章結論－盱衡過往展望未來。本章首先就「精英理論」、「極權報業理論」及「共產媒介理論」之面向，論述文革後中共新聞政策在理論上的表現，並整理出文革後中共新聞政策在實際面的表現。其次藉由瞭解其新聞政策之特徵，用以評估中共新聞政策未來可能發展之趨勢。最後更據以對西方世界與中共提出建議，俾供參酌。

本文是採取羅斯諾(James Rosenau)的國內外環境分析、霍斯提(K.J.Holsti)的外交政策分析架構及傳統的歷史途徑研究法，經由蒐集史料、整理史料，以分析伊朗從1979年回教革命後至1992年的外交政策與對外關係之發展。 　　本文第一章是緒論，第二章除論述伊朗的權力結構外，且將伊朗外交政策之環境因素，依國內環境及國際關係兩方面加以分析。第三章探討伊朗的政策取向、國家角色及國家目標。第四章及第五章則針對伊朗外交政策的行為與策略，分別按國際層面與區域層面加以探討。第六章則就本文研究所得進行整理與分析，以期達到解釋及預測伊朗外交政策的最後目的。 　　本文研究心得是： 　　一、決策者因素，尤其是何梅尼(Aytollah Ruhollah Khomeini)為主之執政者的意識形態，方是主導伊朗外交政策的關鍵所在。伊朗在1979年革命後的外交政策反映出，什葉派(Shiia)回教革命領袖為追求回教的正義與公平，不惜與強權對抗的心態。至於這種心態來自於過去什葉派「被壓迫者」的自我認知及以往強權對伊朗的侵略、壓迫所致。隨著兩伊戰爭之發展及伊朗逐漸陷於外交困境，使伊朗回教領袖間對於如何以回教教義解釋外交政策產生岐見，而有所謂「強硬派」（或稱「激進派」）及「溫和派」（或稱「務實派」）之別。但基本上，回教執政團體仍未擺脫善惡兩極化之回教世界觀。 　　二、由於伊朗屬於「回教革命基地」的國家角色，且推行「非東非西」的的不結盟外交政策．因此在外交行為上極力貶損、對抗美蘇兩大超級強國，以期樹立伊朗在國內外之回教徒心目中不畏強權的領導者形象。如1979年美國使館人質事件及蘇聯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事件中，都有伊朗對抗兩超強之意義。但如此一來，造成美國認定伊朗之中東活動有礙美國在此區之利益，而將伊朗視為恐怖主義支持國。 　　三、在中東地區，無論是黎巴嫩問題、兩伊戰爭或者與「海灣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會員國關係上，伊朗本著「革命輸出」的目標，希望對抗以色列並協助建立更多中東回教政權，而支持激進派回教團體，從事暴力活動。如此，導致當地政府對伊朗懷有戒心，也影響伊朗在兩伊戰爭期間的武器取得及外交奧援，相對地不利其在戰爭中的表現。 　　四、在兩伊戰後，伊朗國內經濟重建及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和解壓力可能將促使伊朗回教執教者以更務實的外交政策來面封國際社會，然而國內經濟狀況及強硬勢力的起伏也將是決定伊朗未來外交政策是否能持續開放的重要因素。

由於巴貝夫思想及他所領導的「追求平等的密謀」和19世紀後發展出來的共產主義思想的相似性，巴貝夫從19世紀共產主義發展以來便成為許多學者研究的對象。然而，也因這層關係，巴貝夫研究始終纏繞著與19世紀及20世紀共產主義之間的比較與對照，使得巴貝夫常常抽離了他真正所屬的時代與他個人的生命經驗。因此，本論文試圖擺脫僅將巴貝夫當成另一段歷史的史前史的情況，希望能夠將巴貝夫放回他的時代，重新考察他的思想及他的行為，並思考他的思想與行動和他個人生命經驗之間的關係。 在章節安排上，本文正文共分為三章，第一章考察巴貝夫直到熱月政變之前的人生經歷，其中又以1789法國大革命的爆發為分界點，分別探討巴貝夫革命前後的生平。第二章則是對巴貝夫思想的探討，首先第一節將研究他人生不同階段的經濟思想以及它們的變化，而在第二節則探討巴貝夫經濟思想中的自然法論述，第三節則將論證穩定性的追求在巴貝夫經濟思想中的地位。第三章則是對於巴貝夫人生最後階段的探討，尤其是「追求平等的密謀」，而此章最後將研究巴貝夫的自由民主思想，並探討巴貝夫相關思想與「追求平等的密謀」之間的關係。

本篇論文試圖以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問題的發現，以及相應於問題而提出的解決辦法為出發點，提出一個馬克思在實踐策略中「行動與法則」的衝突。透過這個衝突，重新回顧第二國際時，修正主義爭論中的「最終目標」問題。 透過這樣的方式，我將把伯恩斯坦對於「行動與法則」衝突的看法詮釋為對資本主義內在必然法則的放棄，從而提出社會主義原則取代崩潰的最終目標。由此將社會主義的實現脫離資本主義的必然法則，而將其基礎放在由社會主義原則所指導的當下、立即的行動上。 盧森堡則反對脫離最終目標。因為使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於社會主義將以新的生產模式取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這樣的取代之所以能夠成立，必須建立在資本主義法則發展所造成的無產階級意識上。因此，放棄了崩潰的最終目標，無異放棄了社會主義的來臨。 最後，我將探討社會主義原則在去除了最終目標之後，可能產生的優點以及必須面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