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共分十五萬餘言，計分為七章廿一節：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目的、方法及限制。 第二章 中正先生政黨思想之形成：任何思想家，其思想之形成，頗受時代、環境因 素的影響。所以在探究 中正先生政黨思想之前，對其所處之時代背景與思想淵源， 加以解析。 第三章 中正先生政黨思想之演進：說明 中正先生政黨思想隨著歷史發展與革命環 境的不同而演變，分為行憲之前的革命政黨思想、行憲以後的革命民主政黨思想等二 個時期，分別加以論述。 第四章 中正先生政黨思想之內涵：從政黨的意義、政黨的功能、政黨的要素、政黨 的制度等四個層面，闡釋 中正先生政黨思想內容，並引述中外學者的看法及學說， 以肯定 中正先生政黨思想之價值。 第五章 中正先生政黨思想之比較：就 中正先生的革命民主政黨、極權政黨加以比 對，並作分析。藉此明瞭我國國情之所需，避免套用英、美政黨體制，進而認識 中 正先生政黨思想之優越性。 第六章 中正先生政黨思想之體現：結合理論與實際，對於政黨在建國三程序中所扮 演之角色及其成就，本章均做客觀的申論，以闡揚 中正先生政黨思想之實踐性。 第七章結論：蔣 中正先生政黨思想作一總結，並略述個人感想。

孫傳芳是民初最後一個崛起的軍閥。他曾統治閩、浙、蘇、皖、贛五省達二、三年之 久，並為國民革命軍北伐時的三大阻力之一，其重要性，自不容忽視。本文即以孫傳 芳個人行蹟為主，做一個案研究，旨在探討軍閥末期的政治狀況及孫傳芳個人成功與 失敗的原因。 全文除前言，結論外，共分四章十一節，約十萬餘字。其章節情形如下： 第一章分二節敘述孫傳芳早年經歷及其崛起的經過。第二章分三節說明孫傳芳統治五 省前的三次戰爭─福建王永泉戰爭江浙戰爭及反奉之役。第三章分三節，自橫面觀察 孫傳芳的政治理念，五省聯防的性質，軍力的消長及其個人在地方建設三面的表現。 第四章，以三節分述孫傳芳與國民革命軍戰，到戰敗後投效張作霖的經過，在龍潭戰 後，終一蹶不振，結束孫傳芳個人的政治生涯。

本論文，一冊，約十萬字，分成六章：第一章，「學徒出身的革命實行家」，旨在 探討陳其美的早年，以及他如何由蟄居十三年的典當行中，走出而邁入革命洪流的 變化，這種自發自覺的轉變，是與一般知識份子因認知而革命有不同之處。第二章 ，「游學日本與投身革命」，日本自明治維新後，以蕞爾小國躋登世界之強，成為 中國青年所欣羨與仿傚的，故日本成了革命份子聚會地，陳其美於一九○六年夏天 留學日本先就讀警監學校，一年後改入東斌學校就讀，尤其重要的是他在留日期間 加盟同盟今與結交革命志士經過。第三章，「辛亥革命前後的活動」，辛亥革命自 武昌首役後，陳其美於上海號召起義，一戰鷹揚，尤其策應江、浙、光復南京功不 可沒。光復後，任滬軍都督、規模、氣度大有可觀。第四章，「由反袁到二次革命 的歷鍊」，旨在分析陳其美反袁的動機孕育過程，最後終因宋案而爆發討袁的經過 ，以及他在二次革命前後，他偏向於擁黃、擁孫的心態歷程。第五章，「中華革命 黨時期的策組與討袁」，乃本文重點，陳其美任總務部長、及回國討袁，功業最彪 炳。第六章，「遇刺殉國」，旨在探討陳其美在肇和之役失敗後，仍鍥而不舍奮鬥 ，經遭袁世凱派人暗殺，其革命精神永垂不朽。「結語」──作一蓋棺論定之評判 ，對其美一生功過之總結。

本論文探討中華民國「軍事事務革命」研究。本論文是以「巴特雷特模型」(Model of Bartlett)概念，說明中華民國推動「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主要因為中華民國國家安全在內外因素影響下產生了變化；外部因素為中共解放軍的武力威脅，內部因素為中華民國在國防政策、軍事戰略與軍文關係上發生重大轉變。以上兩樣關鍵變數的糾結難解，讓中華民國國家安全起了變化，導致中華民國在國防上必須針對軍事戰略、兵力規劃、兵力整建、國防科技等重要的變因尋求精進之道，自然加速了中華民國「軍事事務革命」的推動。中華民國軍隊正大力推動「軍事事務革命」，國防自主化為當前國防建設的重點工作，文章中曾就中華民國國防自主化實施評估並提出建議，俾利中華民國「軍事事務革命」的施行。 關鍵字：「巴特雷特模型」(Midel of Bartlett)；「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RMA) / The Study of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Article is to study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RMA)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According to the Model of Bartlet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xternal threat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PRC) military forces and the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ROC defense policy, military strategy, and civilian-military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 this transition era, the factors do also affect ROC'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s national defense policy. As a result, the ROC national defense in the military strategy, force planning, force rebuilt, and defense technology have to seek improvement.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to make a constructional suggestion to accelerate the revolution of military affairs. Recently, ROC military has done a great eff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MA.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 construct ROC national defense self-reliance. By pointing out some problems of ROC's defense strategies,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defense self-reliance has to be reviewed and rebuilt to mak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MA. Keywords: Model of Bartlett,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東南亞諸國除泰國之外大都具有被殖民的歷史背景，自十六世紀起西班牙殖民時期傳教士將天主教傳入菲律賓島，經過了數百年的發展，使得天主教成為當地居民普遍信奉的宗教。自大航海時代開始之後，歐洲列強將勢力拓展進入東南亞，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統治及殖民，並同時引進了大量西方的文明思想及典章制度，其對於東南亞之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各項制度均造成相當大的影響，觀察現今東南亞各國，仍然能夠可以見到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遺產。但隨著歐洲列強而進來的基督教文明，在東南亞之影響程度各地均有別，例如印尼和馬來西亞仍維持伊斯蘭信仰，緬甸、寮國和柬埔寨仍維持佛教信仰。比較起同樣曾經淪為殖民地的美洲及非洲諸國，現今幾乎已完全成為基督教以及天主教的世界。基督教及天主教並未能成為東南亞各國普遍主要的信仰，但菲律賓卻是這其中少數的例外。 「一手拿著聖經，一手拿著刀劍」的西班牙政權在近三百多年的統治領導之中，不僅使得菲律賓成為天主教的國家，其政教合一的傳統更成為菲律賓政治上的一大特色。在西班牙統治菲律賓時期曾經實行政教合一的殖民統治模式，雖然在隨後取而代之的美國殖民統治時期，這種模式有了大幅的轉變，轉而改行政教分離制度。而在戰後初期，成功爭取獨立的菲律賓政府也繼續繼承美國殖民時期所留下的傳統，天主教教會在戰後初期只是作為社會的精神力量，而廣泛的成為菲島人民的心靈寄託，對於政治方面採取不直接干預的立場，也不對政治立場表態：這樣的態度到了1960年代中期卻開始發生大幅度的改變，菲律賓天主教教會開始更多元的關懷社會的種種問題，當然也包括政治問題，從馬可仕執政開始，教會對於政治立場的介入有了大幅度的轉變，由不介入到介入支持，進而「批判性合作」，以致於到後來的全面反對獨裁政府，進而直接導致馬可仕政權的垮台，於此之後介入兩次「人民力量」革命，菲律賓天主教教會在戰後政治上的立場及影響有著相當大幅度的變化，這也是在研究戰後東亞各國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一項課題，也是菲律賓在戰後政治發展的過程中，相當獨特的特色。 對於戰後菲律賓天主教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菲國在走向民主化的政治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關鍵時刻所發揮的功能，以及在這其中角色的轉化過程，以及影響天主教會轉化及立場的主要原因，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要方向。

本文試圖以一個在五四時期轉向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李達(1890－1966)──的角度，觀察他自五四運動以來至1930年代以前，正值中國共產革命開始接受蘇聯直接指導並展開一連串政治活動時，如何理解、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並解答在這段時間中的不同政治議題，析理出其思想與現實政治議題互動的情況，以及其思想本身的連續性和變化。另一方面，本文將李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對於中國共產革命的看法，與當時中共官方的主流解釋作一對照，呈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共產革命過程中，被重新理解和運用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基於李達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關注，「以政治革命掃除經濟障礙並發展生產力」成為李達思想不變的主軸；而李達思想在1919－1928年之間的轉變，從強調「階級自覺」，轉變為強調服從客觀歷史規律以制定革命目標――建立一個獨立、強大、能夠掌握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民主國家」帶領中國和平地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基本上，李達在1919－1928年間的思想特色和轉變，不僅在不同議題上與中共官方主流說法呈現理論或策略方面不同程度的差異，並且在1920年代後期相當不同於中共官方越來越激進的策略和理論傾向，呈現在「以馬克思主義救中國」的同樣政治立場中，理論理解和策略設定的不同可能性。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大轉折點，革命推翻清朝，終結中國數千年來的皇帝專制政治體系，並樹立民主共和制的中華民國。然而革命爆發之時，世界列強於中國各自領有勢力範圍，也因此列強態度與革命走向息息相關，其中尤以日本及英國為最。 　　日本於1895年甲午戰爭後便積極在中國擴展勢力，1905年日俄戰爭勝利後取得俄國在南滿洲利權，再透過1910年的「第二次日俄協約」確立日本在南滿洲的「特殊權益」。辛亥革命爆發後，日本即確立「解決滿洲問題」、「在中國建立優勢地位」兩個對中基本政策，並且在袁世凱掌控朝廷大權後，日本便積極拉攏他，企圖以援助袁氏為條件來說服他以「君主立憲體制」收拾革命局勢，延續清朝在中國的政治體系。於此同時，日本也透過外交途徑尋求其盟友英國對實現中國君主立憲體制的支持。 　　相較於日本對中國「君主立憲體制」的固執，英國更期盼的是一個完整而穩定的中國，以保護其貿易利益，另一方面，袁世凱則冀望藉由革命登上中國權力頂點。在袁‧英關係逐漸靠攏之下，始終執著於「君主立憲體制」的日本漸漸失去了對革命局勢的外交主導權，就結局來看，日本對中國的政治體系干涉政策，實為其在辛亥革命外交中失敗的主因。 　　本文以政體干涉為主要觀點，重新比較、分析日本、英國、袁世凱三者在辛亥革命期，針對中國政治體系所進行外交角力的過程，來探究日本固執於君主立憲體制的具體原因。

本文旨在透過對外交檔案的整理及文獻之評析，探討1911年至1912年，以辛亥革命事件為核心，前後期間的中俄兩國關係。1911年十月十日在湖北武昌所爆發的新軍起事，以及其後的一系列局勢變化，最終造成了大清帝國的崩潰，與中華民國的成立，是二十世紀東亞史上的重要事件。俄羅斯帝國與大清帝國及其後的中華民國有著綿長的陸緣國界，兩國的政治、經濟、外交、與軍事互動也對十九世紀中葉後的當代中國有著深遠且持續的影響。研究方式主要利用中國、俄國兩國當時之外交文獻架構兩國關係之經緯，佐證關係第三國，如日本與英國之外交文獻以建立較多面向之觀點。 本文將所欲探討之兩國辛亥革命期間關係問題依照其性質分為幾個面向，其一是依照發生時間、二是依照所涉入之政治實體、最後則是依照兩國利害互動之場域，以簡單整理討論之體系次序。 / This thesis aims to sort through government diplomatic archives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 to analyze and discuss Sino-Russo relation centering the Hsin-hai Revolution period, from 1911 to 1912. The reformed army uprise that occurred in Wu-Chang, Hu-Pei on October, 10, 1911 and the following series of event it triggered eventually caused the collapse of the Ching dynas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king it an important event in 20th century East Asia history. Between the Russia Empire and the Ching Empire, along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are a well extended border on l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also has profound and lasting influence toward the becoming of modern China from the later part of the 19th century forward. The research was mainly done by organizing through diplomatic archives and memoir at the time to outline the framework of the two nations’ relationship, adding in documents from interest related nations such as Jap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s to construct a more multi dimension perspective. This thesis separates the study of Sino-Russo relation events during the Hsin-Hai revolution period into several different dimensions. The first is the time the event takes place, the second is by the political entity involved in the event, and the third is the area of interest or conflict of the indicated event, to make out a basic order of discussion.

列寧的世界革命轉向東方，是因為認定在歐洲產生的世界革命並沒有像預期一樣產生骨牌效應，失望之餘在鄰近中國的五四運動罷工風潮中發現希望的火苗，但礙於受到列強的干擾及封鎖，因此開始派遣使者來華「探路」，尋找推動中國革命運動的可能性。 俄共中央是推動革命運動的核心，共產國際則是執行機構，兩者缺一不可，透過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的「官方」外交及共產國際的「革命」外交相互搭配，以推動中國革命。 在中國推動革命的步驟，首先要在中國建立一個共產黨，成為共產國際的支部，以執行推展世界革命的任務。推動中國革命的第二步，是在中國尋求適當的盟友，因為只有與資產階級民主派進行短暫結盟策略，才能解除蘇維埃遭受列強政經封鎖所產生的生存及孤立危機。由於中俄交通中斷，列寧只能透過指派使者前來中國探尋推動中國革命的方案以及結盟人選。 當時的孫中山在來華使者眼裡不論在權勢或軍勢上皆不夠「上道」，遠遠比不上南方陳炯明與北方吳佩孚這兩大軍閥擁有雄厚實力做後盾，因此大部分的蘇俄來華使者在中國革命推動初期皆不看好孫氏能夠領導廣大群眾爆發大規模的民族革命運動。在經過陳炯明與吳佩孚相繼背叛的「失誤」後，馬林看好孫中山實力所採取的「黨內」合作方案，最終由共產國際代表加持，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得到落實的機會，蘇俄政府決定以國共合作的面目做為推動中國革命的模型。 值得注意的是，「國共合作」算是順應時代背景下的一個策略選擇，而不是列寧與蘇俄來華使者預先便策劃好的對華政策。總而言之，來華使者會依照不同經驗背景及個性特質，而做出不同的策略選擇，也會影響到他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力。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18723号 / 文博第681号 / 新制||文||617(附属図書館) / 31674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文献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松村 朋彦, 准教授 川島 隆, 教授 佐々木 徹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