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經濟理論的架構中，私人部門的支出為存在私人預算限制式，即要求私人部 門的消費加上儲蓄等於可支配所得；而同樣地，在政府部門的支出行為亦存在政府 預算限制式，即亦要求政府部門的支出流量等於融通支出的來源。對於前者私人部 門預算限制的考慮一直是經濟學者所重視的課題，然而對於後者政府部門預算限制 的研究卻為人們所忽略。 本篇論文則強調在小型開於體系中考慮政府預算限制下經濟政策效果全文計分五章 ：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政府預算限制與經濟政策效果。 第三章 小型開放體系模型的設定。 第四章 各種政府政策之含義。 第五章 結論。 #2810350 #2810350

本論文共一冊，三萬餘言，共分六章，各章內容為： 第一章：緒論。說明外匯準備在一小型開放體系的重要性，並簡略說明最適外匯準備 存在之可能性以及本文之研究方法及預期結果。 第二章：最適外匯準備理論之評介。敘述最適外匯準備之分析方法，並評述一些代表 性的理論分析。 第三章：調整政策與最適外匯準備。建立一個基本模型，依此討論靜態經濟下，各種 不同政策對體系的影響，並依此計算調整作本及理論上的最適外匯準備。 第四章：我國最適外匯準備水準之試算。以本文提出的測度法，傳統的比例法以及 Heller. Flander的測度法，分別計算我國理論上的最適外匯準備水準，並與實際外 匯準備水準做一比較。 第五章：最適調整政策與最適外匯成長。依本文的模型，考慮動態經濟下，最適外匯 準備的存在條件，並依此討論最適政策配合及最適外匯成長。 第六章：結論。綜合本文分析，提出一些政策上的建議。並說明本文分析的缺點及進 一步的研究方向。

摘 要 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國的石油消費逐年增加，從1993年起成為石油淨進口國後，石油的對外依存度即逐年升高，直至2003年更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和消費國。由於石油屬國家戰略物資，所以石油供應安全已成為影響中國經濟崛起和國家發展的戰略問題。由於持續的經濟發展對中國而言，對內是維繫共產政權，爭取民眾對於一黨專政政治體制認同主要法器，對外更是緩和與週邊國家關係，反制西方國家和平演變長期戰略的主要對策，所以能源問題不僅關係其經濟的興衰，更觸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的穩定。但中國現階段能源中的主項―石油，不但內部有油源枯竭、對外依存度過高問題，更有來自外部的油價飆漲、通路安全脆弱、油源遭大國牽制等諸多問題，使得石油安全形勢更顯嚴峻。 中國為解決現存石油安全問題，所研提出的戰略框架主要係以「收支系統」、「運儲體系」與「替代開發」三大安全架構組成，此三大架構主要政策內涵括：加強國內石油勘探開發，開發利用天然氣，實行進口原油多元化，「走出去」開發海外資源，建立國家石油儲備，節約用油並開發油氣替代能源等，進一步擴大能源貿易和投資的開放程度，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構築新世紀中國能源安全體系等等。 中國目前雖積極推行既定石油安全戰略，但預期未來仍將揹負政府職能不彰、國企壟斷、低耗能產業發展不易等內部包袱隱憂及外部的國際市場競爭、美國地緣戰略包圍、通路安全威脅、與南海爭議等等諸多問題與挑戰。然就國際體系而言，若單以國際間權力平衡角度觀之，中國不斷對外積極要油，除導致國際石油油價節節上揚外，亦將使國際石油競爭愈加白熱化；惟若在經濟全球化利益臍帶的連動因素牽引下，中國的石油安全戰略應可供給支援國內經濟發展最低要求準位，因而對其戰略發展可視為成功。 最後本文認為，中國未來石油戰略發展對外政策近程仍是以爭取傳統中東油源區穩定供給為主要目標，中程則以爭取與俄羅斯遠東及中亞□海地區合作為主要著演、長程目標則覬覦東海及東南海域油區的爭奪與開發。另從國家間權力平衡的本質與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發展，導出未來油源控制國與中國在石油供給間所形成「門派師徒」模型，並從此模型中，預判未來各油源控制國對中國將是採「互利不互信、掌握制油權」的姿態反應，而中國則以「擴大合作面，增強影響力」相對，並且在國家追求利益的前提下，為確保其能源版圖的完整，在跨世紀後必然邁向遠洋建軍戰備，以軍事大國的姿態，爭取維護石油供需平衡之主導權。 / Though China has actively promoted the oil security strategy, it will face many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such as inefficient bureaucracy, monopolization of states-owned enterprises, difficulty of developing low energy-consuming industry, competition from international markets, America's geographic strategic containment, conveyance threat, and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In the view of the 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powers, that China seeks for foreign oil supply causes not only the increase of the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but also the keen competition of oil obtaining. However, from the angl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ina's oil security strategy could have met its lowest demand of domestic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can be regarded as a success in terms of its strategic developmen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research is: In the short term, the Middle East is still the first priority for China to obtain the oil supply; in the middle term, China will strive for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and the central Asia; and in the long term, China will covet the oil field in the Eastern Sea and the Southeast Sea. In addition, from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power bal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al globalization, we propose the “Master-Disciple model.” With this model, we forecast that the attitude of oil supply countries to China will be “mutual benefit but not mutual trust, and to control the supremacy of oil supply.” On the other side, the response of China will be “to expand the cooperative scope and influence.” Under the condition to pursue its national benefits, China will be heading for the military preparation toward the blue sea and fighting for the leading role to balance the oil supply and demand as a military powder in order to completely control the oil supply.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average income increase, China's oil consumption has been growing year by year. Ever since it became an oil net import country in 1993, china's dependence on foreign supply has been rising annually; till 2003. China had became the second largest oil importing and consum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Since the oil is a. strategic material, the oil supply security has become a strategic issue which affect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o china,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the tool to maintain the communist regime and earn the recognition from the public for the mono-party political system, but also a strategy to ease the tense relationship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defend itself from the peaceful reforming strategy implemented by the western countries. However, the problems such as China's domestic oil exhaustion, high dependence on foreign supply and international skyrocketing oil price, the vulnerable conveyance; and the oil source controlled by the super powers have severely endangered china's oil security. To solve the existing oil security problems, China has built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consisted of three security components: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System, Conveyance and Storage System, Substitute Development, to reinforce oil exploration, exploit and make use of nature gas, import the crude from diversified countries, exploit foreign resources, build national oil-bearing structure, use oil carefully and develop substitute energy, expand energy trading and investment, and fully utilize The two resources and market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so as to help China build the energy security system in the new era.

長期以來兩岸關係，都是依附在美中關係權力結構下的結果，台灣政權輪替後，美中台三角關係的起伏動盪，應以深層的國際體系下權力結構宏觀觀察，始能獲致較完整清晰客觀的看法。新現實主義認為分析一個國家的行為，必須從結構去觀察，而國際結構由無政府狀態、國家與權力的分配所組成，無政府狀態和國家是運作的基本形式，屬於不變項，權力的分配才是真正決定國際結構的重要變項，不同的國際權力分配型態產生不同的國際結構，而不同的國際結構和國家所處的地位會決定國家的行為，結構與單元之間互為影響，從此互動過程可以分析國家行為的原因與後果。 　　　　　　　　　　　　　　　　　　　　 從新現實主義觀察小布希時期美中台三角關係，可以以九一一事件做為區分，九一一事件之前，小布希的對華政策有向台灣傾斜的趨向，而台灣也積極接攏與美國的關係，使兩岸關係維持對立僵持的局面，九一一事件之後，由於美國全球反恐戰略布局的考量，積極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而中國大陸第四代領導階層也順勢改善與美國之關係，使美中朝「建設性合作關係」發展，小布希的對華政策向中國大陸傾斜，此一政策的調整，係基於美中雙方在全球及亞太權力平衡的考量的結果，另外中國大陸藉由社會化融入國際社會，提昇其地位並增強影響力，美中關係在小布希第一任任期期間變化，至少在一部分驗證了新現實主義理論的合理性。 台灣2003年台灣的相關作為似乎在尋求自己的能動性，以擺脫美中兩強的束縛，這種溢出新現實主義理論的現象亦間接證明新現實主義理論結構的限制－過分強調結構的自主性存在，強調其對系統變化及單元行為的強大約束力而忽視了單元的能動性，但這種溢出新現實主義的結果是台灣陷入美中兩強間的雙緩衝國的困境，似乎反而證明了新現實主義結構理論的合理性，即在國際體系結構中小國僅能依附於大國的結構體系，任何溢出此一概念的作為將危及小國的生存安全。

本文係以台灣政黨體系重組與憲政體制發展為題，檢證美國政黨重組理論適用於台灣個案的侷限性並試圖發展解釋台灣政黨體系變遷的概念型模；其次，探討台灣政黨體系變遷對於憲政體制發展的影響方式與過程，並嘗試建構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假說。 本文首先批判國內學界在解釋台灣政黨體系變遷時，不假思索地沿襲美國政黨重組的理論，實際在方法論上犯下「生態謬誤」的明顯誤植。為了改正理論誤植的現象並滿足上述的研究目的，本文除了引進學者Morgan Pederson的「選舉浮動性」（electoral volatility）的計算公式，重新檢視台灣歷年的選舉資料，並以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與深度訪談法所獲取的第一手資料來支持論文的觀點。本文研究發現指出，台灣在解嚴之後並沒有發生美國學界定義下的「政黨重組」，原因在於「政黨重組」與選民「政黨認同」的轉移有關，而台灣除民進黨選民的政黨認同較穩定外，其它政黨選民之認同穩定性均不高，從選舉浮動性的數值越來越大，可以看出台灣選民在任兩次選舉之間改變對不同政黨的投票支持非常頻繁，而其中以泛藍選民的情況最為明顯。因此，既然尚未形成長期穩定的政黨認同，也就無所謂政黨認同的「轉移」可言。本文並以「自主性」與「系統化」兩項指標檢視台灣政黨與政黨體系制度化的程度，研究發現台灣主要政黨呈現「個人化」的低度制度化現象以及政黨結盟的高度不確定性，間接得以論證台灣尚未形成「政黨重組」的現象。 不過，「政黨重組」雖未發生，但是台灣的政黨體系確實發生了變化。本文以「政黨新組」、「雙組效應」以及「政黨體系重組」等三個創發的概念描述台灣政黨體系變遷的特殊現象。所謂「政黨新組」係指台灣新生政黨體系中選民尚未形成穩定的政黨認同，因此選舉浮動性很高，而不同政黨的選民組合經常發生變化的現象；所謂「雙組效應」係指「政黨新組」期間，容易發生舊政黨「解組」與新政黨「重組」（部分重組）的現象，而「解組」與「重組」是來回擺盪在新舊政黨之間，因而並非美國學界「政黨重組」後所形成之長期穩定的權力平衡關係；「政黨體系重組」則指台灣的新生政黨不斷的出現與式微，形成政黨體系類型的不斷轉換。「政黨體系重組」的結果對於憲政體制在選舉制度、政府體制與政府組成三個面向上有明顯的影響。本文以政治菁英的三種角色認知：「引導」、「仁心仁術」與「用法治理」作為主觀條件，以及形塑政黨行為的「選票」、「官職」與「政策」等客觀條件，來分析「政黨體系重組」如何影響我國憲政體制發展的過程。

當前全球金融海嘯導致經濟步入衰退期，亦使得銀行業的競爭格局和經營業態發生重大的變化，中國銀行業者趁勢崛起，台灣銀行業所處的金融環境則愈趨嚴峻。外資銀行在中國逐漸拓展業務多年後，受限於兩岸法令，台資銀行仍積極尋求進入大陸市場之發展契機；台灣雖然未能趕在中國入世後的第一時間進入大陸市場，錯過登陸的最佳時機，不過2009年，兩岸可望簽署MOU，簽署後，台資銀行至少可以透過下列五種形式進入中國國內銀行業市場，分別是: (1)成立外資獨資銀行；(2)與中國國內銀行機構合資建立新銀行，即建立合資銀行；(3)在中國設立銀行分支機搆；(4)購買並持有中國國內銀行機構的股份；(5)與中國銀行機構策略聯盟進入業務合作。台灣金融業有機會突破現況，加快其赴大陸投資之腳步。本論文即以當前台灣銀行業為主題，針對本議題加以探討分析，探討其在前進中國市場時，可能採取的經營及投資策略。 全文共五章，分別為：第一章緒論：就本論文之研究背景、動機及目的進行簡單扼要之說明。第二章係相關文獻之探討。第三章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及方法。第四章則為個案探討，先就中國經濟及金融制度之發展、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策略與發展歷程，以及其與中資銀行的競合關係進行分析，接著探討台資銀行進入中國之途徑與策略，並藉實務訪談之方式，分析台資銀行進入大陸市場的發展策略，探討目前台資銀行運作方式及困境，期盼於分析研究中尋求一個較佳之模式；最後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及實務訪談經驗，加以整理評析，對台灣銀行業者提出建議，做為其進入中國大陸營運的參考，以俾有所助益，完成本研究之目的。

德國勞資關係體系自80年代起，即受到全球化、歐洲區域整合與全球科技產業市場變遷的影響，致使德國整體勞資關係體係呈現逐漸衰退的趨勢。然而在此整體發展趨勢之下，德國內部卻同時存在德東、西勞資關係體系分歧化發展。為了解析德東的異常發展現象，本文採用新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論為研究途徑，分別以制度、組織、次級團體三個層次的分析架構，檢視德國勞資關係體系於德東運作的問題所在。 本文研究發現，造成德東勞資關係體系異常化發展的主因有二。一，東德勞動社會文化的遺緒。東德為採行中央計畫經濟、黨國極權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並沒有獨立自主的勞資利益團體存在，致使東德勞動社會行為者對於集體協商制度缺乏信任感，並且社會實存的勞資協商也因而轉為內在化，呈現出一種公司內非正式的團體統合主義。二，兩德統一下東德激進經濟轉型。兩德經濟制度統一與勞動社會整合皆是採取一種由西德主導的家父長主義式轉型策略。是故，在此情況下，德東勞動社會行為者在統一後面對的是全然陌生的新制度與新組織，並且在東西德勞動社會文化相異的前提下，統一後德東勞動社會行為者對於勞資關係體系因而產生異化的現象。 另外，本文藉由對於德東金屬、電子工業統一至今勞資關係發展的觀察，指出統一後德東不僅無法融入勞資關係體系的運作之中，甚至成為體制內不穩定因素。德國勞資關係體系運作的特色在於，它為一種包含制度制約與社會自主的治理模式，因而制度、組織、次級團體行為者三者彼此是環環相扣，牽一髮而動全身。德西在未考量東德勞動社會文化下，貿然執行勞資關係體系的移植，此舉不僅造成德東勞動社會的失序，也間接撼動了德國整體勞資關係體的穩定。

臺灣東部地區在地勢封閉、位置孤立，以及自然環境惡劣等條件侷限下，具有開發遲緩、深受國家力量支配的特殊歷史發展脈絡；而在特殊自然環境與歷史發展脈絡下，東部地區亦具有族群複雜與邊陲性的人文特色。在這樣一個具有特殊區域性格的地域空間內，聚落的發展亦呈現出與眾不同的特殊模式。 清領時期下東部地區的聚落展與西部類似，開發初期同樣以港灣作為據點。在開山撫番政策施行之後，原有的港灣據點被軍屯與民庄所取代，聚落的發展亦由點狀分布逐漸向縱谷內部擴散。此時在卑南與花蓮港兩地，因街庄聚集而出現機能分工的情形，並構成初步的地域性聚落體系，但含括整個後山的區域性聚落體系尚未形成。 日本統治前期，總督府採行了因地制宜的特殊化區域政策，此時東臺灣聚落的發展大多延續清領末期的景況。明治四○年代後，在國家力量與民間資本的扶助下，計畫型的移民聚落與產業聚落開始出現。同時，隨著東臺灣各地的開發，鳳林、關山等地方行政中心開始形成；此外，在鐵路交通的聯結下，東臺灣逐漸形成以花蓮港、臺東兩大區域中心，配合縱谷內等距排列的地方中心，所建構出的四階層聚落體系。 日本統治後期，總督府對東臺灣的開發由被動轉為主動，一九三○年代中期以後，為了因應戰時資源的需求，各種新興的產業聚落亦開始出現。並配合交通網絡的建構，形成雙核心網絡。一九三○年代末期開始，原有的聚落體系開始出現分化的情形，聚落的階層數亦隨之增加。此外，各聚落透過交通網絡的聯結，亦形成一生產分工體系，在聚落分工體系之下，自日治前期開始的東臺灣區域重心轉移現象，至此已大致底定。

台灣電力公司為國內唯一綜合電業公司，為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從光復初期篳路藍縷，以至配合政府經建計畫擴充建設，及自八十年代起自由競爭時期，在台灣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極為重要角色。尤其面臨電業自由化與台電民營化的風潮下，經營績效管理的課題一直是政府、社會大眾與員工所關心的。 為強化目標體系並深化經營理念，台電公司於民國93年導入平衡計分卡精神，透過「提高財務績效」、「提高顧客滿意度」、「落實社會關懷與安全管理」並於95年11月將前述四個構面分別調整為「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及「學習與成長」，以重新建構該公司目標體系。台電公司將目標體系區分為：公司總目標、系統目標、單位目標。鑑於該公司組織龐大，各單位性質與業務差異性極高，故目標體系以系統別為區分原則。本論文以「綜合企劃系統」所屬單位會計處為例，研究其各項目標體系指標及內容。 國營事業受法令及政策的束縛，有別於民營企業靈活變革彈性，本論文試就實務觀點分析國營事業引進平衡計分卡可能遭遇的問題，並針對台電公司實施目標體系過程所面臨問題提出建議，以提高該公司經營績效。 / Taiwan Power Company (TPC), which belongs to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R.O.C., is the only state-owned electric utility in Taiwan. The company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 including assisting many public constructions. In the wave of liberal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company is always a focus of concern by the government, public, and the employment. In order to enhance its performance, TPC started in 2004 to adopt the Balanced Scorecard concept, firstly through four perspectives: “improving financial performance”, “enhancing customers’ satisfactions”, “fulfill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ssuring the safety”. Later in 2006, the four perspectives were adjusted to “financial perspective”, “customer perspective”, “internal perspective”, and “learning and growth perspective”. At the same time, the frame of enterprise’s targets was also restructured, and divided into “the company’s target”, “the system’s target”, and “the departments’ target”. Due to TPC’s huge size and the obvious difference among departments, the system’s target is also important. This study takes as an example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which is one unit of Planning System of TPC, to discuss the targets and contents. Bounded by legal and government policy, state-owned companies are lacking flexibility. We point out the problems the stated-owned companies may encounter when introducing the Balanced Scorecard. Furthermore, we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PC to enhance its performance.

本文主要通過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層次分析法對2012至2013年間中國在釣魚臺爭端中的重要外交決策進行分析。希望以此探討中國外交決策形成中的幾個主要影響因素。首先，本文以中國通過「過度反應」策略將日本對釣魚臺的單方面控制成功轉變為中日交叉控制為例，探討了國際體系層次上的結構變化對中國外交決策的影響。接著，本文以中國組建新的國家海洋局為例，探討了國內政治層次上的部門分工對中國外交決策的影響。最後，本文以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為例，探討了個人層次上的領導人特質對中國外交決策的影響。 國際體系、國內政治、領導人三個因素都在中國外交的決策過程中發揮著重要影響。首先，國際體系因素作為自變量，同時影響著國內政治因素和領導人因素。其次，國內政治因素和領導人因素作為幹預變量同時受到國際體系因素的影響，並且這兩者之間也存在相互影響。最後，最終的外交決策作為因變量同時受到上述三個因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