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擬探討塔信政權與泰國政治變遷的關係，從兩方面來分析泰國政黨政治體系的改變，一是從制度面討論1997年憲法的選舉制度對泰國政黨政治的衝擊與影響。二是從憲法的實踐和非制度化因素，分析塔信政權之興起與終結，來觀察泰國政治變遷的過程與意義。塔信政權是在1997年憲法下所運作的產物，最後卻被長達15年不見的軍事政變所終結。本文深入剖析塔信政權執政過程，探討為何會發生軍事政變的原因，以及分析這(場政變)對泰國民主產生什麼樣的意義與影響。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aksin's regime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ailand. It analyzes the change of the Thai party system from two respects. First, it discusses the impact which the new electoral system of the 1997constitution had on the Thai party politics. Second, it analyzes the rise and the fall of Thaksin’s regime from the constitution practice and the non-institutional factors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process and the implication of political change in Thailand. Thaksin’s regime is the result of 1997 constitution. However, it was ended by a military coup which had not happened for 15 years. We discuss deeply the history of Thaksin’s regime, why the military coup took place to close this regime, and the influence of this military coup on Thai democracy.

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在都市模式中，具有密切的相互影響關係，而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的連結，依其連結的型態不斷地演變，形塑出不同的都市模式，也產生不同的連結效益與衝擊，其中汽車導向發展（AOD）與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為當今全球之主要都市模式型態，但諸多的研究也指出AOD都市模式在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的連結上，產生的負面衝擊大過於正面效益，因此全球許多大都市與台灣都市皆企圖演變成TOD都市模式，然而各大都市要如何透過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有效益的連結，以演變出適宜的TOD都市模式，首先，除了瞭解各種都市模式的分類基礎之外，尚需一套都市整體面的效益體系，以監控都市模式的演變，並評估出有效益的TOD模式演變策略，然而，當前國內、外諸多的研究中，卻缺乏此一關鍵議題的深入探討。據此，本研究探討都市模式的分類指標，以供台灣都市評估現今的都市模式與研擬台灣都市演變成TOD都市模式的相關策略，繼而建構一套可以監控台灣都市演變成TOD都市模式的效益體系，以期台灣都市能有效益地演變成TOD都市模式。 本研究首先分析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如何透過連結，在複雜理論及相關文獻的立論下，如何演變出不同的都市模式，本研究運用計量指標設計，以全球36個城市為實證對象，建立出一套UTLC都市模式的分類指標，以瞭解當今各大都市在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連結下，演變出什麼型態的都市模式，繼而探討現今都市型態要演變成TOD都市模式時，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的連結時，產生了哪些效益，本研究運用群體決策明示結構法（GISM）與群體決策分析網絡程序法（GANP），據以評估台灣TOD都市模式效益體系，透過該效益體系評選出最具效益的TOD方案，最後，依循政策支援系統的理念，研議出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效益連結下的都市模式發展機制。 基於上述研究內容，本研究得到如下之發現與結論： 一、都市模式演變實證分析部分：本研究設計計量指標與全球36個城市的實證分析，分類出這些城市在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連結下的都市模式型態及其所具備之都市模式特徵，評估出台北市屬於緊密型汽車導向發展城市（AOD-S），並提出都市演變成TOD模式型態之初步策略構想，包括和諧地混合土地使用、人行導向的大眾運輸路網與都市設計、評估緊密發展的容受力總量與提高大眾運輸車站周邊土地使用強度。 二、台灣TOD都市模式效益體系建構部分：本研究設計「群體決策明示結構法（GISM）」與評分法，建立台灣TOD都市模式效益體系，該效益體系具有16個效益內涵、3個層次、35個影響關係以及5類時間動態關係，政府規劃部門可據此研擬出適宜的策略，以回饋與補強其演變的過程中，演變至TOD都市模式所欠缺的成效。 三、台灣都市演變成大眾運輸導向發展模式效益評估部分：本研究設計「群體決策分析網絡程序法（GANP）」，以台北市的都市背景為基礎，評估出TOD都市模式效益體系在網絡結構下的權重關係，繼而評選出最有效益的TOD方案，即為「提高TOD程度」，方案中的實施內容，又以提高大眾運輸搭乘率最為重要，其次分別為提高都市設計品質、提高土地使用密度與提高混合土地使用程度。 四、政策支援系統建構都市模式發展機制部分：本研究應用政策支援系統理念作為機制研擬的架構，進而發展出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效益連結下的都市模式發展機制與配套措施，該機制具有模式分類策略、模式發展目標、效益連結策略與效益監控策略，在配套措施部分，包括特定專用區計畫、TOD實質計畫研擬、資本門改善計畫、計畫單元整體開發、開發協議與聯合開發，繼而形成有系統的「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效益連結下的都市模式發展機制」。

我國立法委員選舉自1992年全面定期改選以來，一直是採用以「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為主的特殊選舉制度，直到2005年第七次修憲始變革為「並立式混合制」，並已於2008年1月12日第七屆立委選舉中首度實施。 由於台灣與日本均位居東亞關鍵位置，並同為該區民主發展之典範，類似的政經發展脈絡，於是經常成為學界探討比較的對象。除了近似的經濟發展模式外，於政治層面上，兩國亦皆由「一黨獨大」的政體開始演變。尤其，兩國更先後於1994年及2005年修改國會選舉制度，且不約而同從「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改採「並立式混合制」。 任一國家選舉制度之變革，往往都會對其政黨體系、甚至政治運作造成相當程度之影響。因此本研究將針對此次選舉所採取的新選制，從理論、制度及實際各層面，參照日本選制改革與施行之經驗，進行新選制對我國政黨體系影響之初探。 / The overall election of legislator in our country has been reelected regularly since 1992, and it has been adopting primarily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with Multimember-District system” (SNTV-MMD), a special electoral system. Until the seventh amending of the Constitution transformed into the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MMM) in 2005, which has implemented in the seventh session of legislators’ electi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January 12, 2008. Owing to both of the positions of Taiwan and Japan are very important in the East Asia, and also are the models of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in the area. They have simila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ing situation, so they are usually compared to each other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Besides the simi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in the political side, both of the two countries began to evoluting from “predominant-party system”. Above all, the two countries reformed the electoral system of congress in 1994 and in 2005. They also adopted the “MMM” instead of the “SNTV-MMD” coincidentally. Changes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in any country will impact on party system even political arrangement in a considerable degree. Therefore, I’ll focus on the new system of this election from the different sides of theory, institution, and reality in this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reformation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of Japan and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doing a preliminary study of how the impact of the new electoral system on Taiwan’s party system.

一、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情勢，已從軍事對抗進入經濟競爭，區域性的經濟衝突、摩擦，雖未必直接導發戰爭，但卻潛存間接引發戰爭的危機。因此，在中共全面推動改革開放之際，其國防戰略重點考慮因素之一，就是藉強大軍力保證經濟發展必要的和平環境，不僅能保衛領土、主權的完整和統一，同時也能干預鄰近地區發生的任何衝突事件，以減少中共經濟遭到不利之影響；目前決定中共對外政策行為最重要的戰略考量因素，包括中共對「綜合國力」的追求、對國家主權的考量，以及維持共黨政權統治的穩固。 二、就當前國際戰略形勢評估，中共國防戰略之發展動向，可說與未來台海之安全息息相關；面對中共的威脅，如何趨利避禍、掌握敵人的發展動態，俾便有所積極回應，這是本論文最主要的研究目的。 三、從中共國防戰略體系之層級來看，依據中共學者研究史料判斷，應可確定中共現行戰略體系區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個層級是國家戰略、第二個層級是國防戰略與核戰略、第三個層級是軍事戰略、第四個層級是軍種戰略與戰區戰略，而國防戰略居於承上啟下的關鍵地位，其內涵包括兩個部份：一部份是現行國防戰略、另一部份是國防發戰戰略。 四、後冷戰時期中共基於「面向現代、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現實需要，確立「質量建軍、科技強軍」的方向，強調走「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主義道路」；隨著中共綜合國力不斷的提升，此一時期的戰略部署，已非阻敵於「國境線」之外，積極調整為「前進防衛戰略」，以確保國家的「綜合安全」，追求國家對外的最大利益；然而，從其政府體制之運作與決策之機制來看，中共面臨內、外部矛盾與衝突之處太多，根本無法有效調和，尤其欠缺政權移轉和平機制的建立，稍一不慎，國無寧日，甚而殃及池魚。 五、中共考量國家利益與目標時，對於基本原則，也就是國家民族尊嚴、領土主權等範疇，絕對沒有妥協餘地，至於其他次要的問題，在策略運用上，則有較大的彈性空間，在兼顧「和平與發展」兩大目標，維持「穩定」，是其行塑「當前安全觀」最主要的考量；大體上，中共新世紀國防戰略目標的發展方向，在軍事上穩定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在經濟上增強綜合國力的競爭，在政治上避免西方和平演變的影響，並堅持共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穩固權力核心，全面維護國家利益不受威脅，確維國家的長久生存、安全與永續發展。 六、在研析兩岸國防戰略發展與競合中，吾人可以明白的察知，中共所帶給台灣的威脅，已不僅是在數量上的優勢，且逐漸變化為質的競爭，其特徵包括：一、在陸軍上，中共雖有壓倒性的軍力，但是對於登陸台灣本島的侵犯進攻能力是有限的；二、在海、空軍上，中共在量上是擁有絕對壓倒的軍力，但在質的方面則是台灣暫時居於優勢；三、在飛彈攻擊方面，則是中共擁有將台灣列入射程的飛彈，並大幅增加在台灣對岸的部署；此一趨勢之發展，對台海安全的影響將不僅是軍事面的、更擴及政治、經濟、心理和對外關係等層面。 七、面對新一波新軍事革命的狂潮與衝擊，當對岸的敵人正不斷地在軍事武備及軍事思想上，大幅改造的同時，亦是我新世紀國防軍亟待變革的關鍵時刻，宜對過去傳統攻、守勢的作戰思維或理論，重新予以界定與考量，突破防衛作戰戰略思維的困境，爭取未來戰場剋敵制勝的契機；僅就個人研究體認提出五點因應方案的新思維：(一)摧破大國利益得失的均衡；(二)建構多元化的嚇阻能量；(三)健全三位一體的動員機制；(四)創造軟性技術的決定效應；(五)掌握全面資訊科技的優勢；以此發揮「以小事大」、「以小搏大」的優勢作為。 八、研判中共國防戰略發展未來之走向:(一)擴大國防戰略自衛防禦的意涵；(二)堅持國防建設必須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大局；(三)繼續堅持人民戰爭思想與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四)堅持繼續走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五)標榜維護世界和平、反對侵略擴張行為；(六)爭取制海權的掌握，重塑海洋經濟和海上安全的重要；(七)積極準備局部戰爭，爭取區域戰略主制權；(八)加速提高國防科技研發創新，強化軍事威懾效能。 九、不可諱言，中共國防戰略的發展，已從傳統人民戰爭的作戰方式，強調誘敵深入的陸戰殲敵原則、沿岸防禦的內向型海軍建軍方向、及被動、消極的國土防空角色，轉變為為打贏高科技條件人民戰爭的新陸戰原則、強調合成、機動、快速的地空立體概念、走出近海跨向海洋的海權擴張戰略、及凸顯空中邊境新概念之攻防兼備的空權戰略。 十、在合理的戰略考量與思維下，台灣面對中共「以小搏大」的戰略格局，在規畫國家安全架構時，如何以更前瞻性的手段，跳脫傳統上以有形資源的「量」，及無形主觀意圖的「質」，為核心的思維邏輯與決策模式，十分重要； 不論未來兩岸關係能進展到何種程度，國防武力仍是國家安全、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在兩岸國防戰略構想及目標不一的情況下，如何催化出一個「新而有創意的架構」，來確保海峽兩岸的和平穩定，勿寧是相當受到期待的；「大國事小以仁，小國事大以智」，如何化解雙方的對立、歧見，避免肇生意外衝突事件，以求同存異的精神，理性互動，正考驗著雙方政治領導人高度的政治智慧。

明基電通創立於1984年，至今僅17年左右；但是至2000年為止．其營業額已達48，627百萬元，成為一橫跨電腦、光電、通信、消費性電子之公司，為國內第22大之製造公司，並隱然已有集團之雛形。其中最具關鍵性的決策是大陸蘇州廠的設立；將需要大量人力的鍵盤及低階監視器移往蘇州生產，進而造成規模經濟的優勢，強化了本身的競爭力。而這亮麗的成績背後是一連串的策略使然，「善觀情勢、善用資源」是其成功的最好描述。現明基之策略是優先想運用大陸廣大的資源（市場、人才、製造），將自己躋身為其有全球性自有品牌的全球企業，這樣的發展歷程是有趣的。故本研究即是希望透這對明基個案的深入探討，以吳思華所提的策略構面與競技場為理論基礎(民89)，實地觀察本土企業經營的策略邏輯，藉以了解在這變化快速的環境中，企業如何以適當的動態策略作為，主動因應環境需求，以持續地建構競爭優勢．可作為往後其他本土性企業發展的參考。 綜合本研究之結果，對於明基電通的動態經營策略有更清楚的了解．以下為研究發現： 一、明基公司動態策略之演進。 (一)、藉曲跨地生產建立經濟規模，培養規模管理的能力，成為「全球運籌體系」之一員 (二)、以電腦週邊設備的生d產厚植實力，並以此延伸到不同產品的生產，從OEM走向ODM與OBM，增加附加價值。 (三)、運用股票上市累積雄厚財務資源，快速建構企業版圖（產品及市場的開拓），朝集團化發展。 二、明基公司不同策略構面問策略作為的配合。 (一)、以核心資源（研發實力強，商品化能力佳）作為營運範疇的後盾，將公司導入優勢競爭的領域。 (二)、以核心資源建構企業能耐，並藉著一連串的策略出擊，建構企業競爭的事業網路。 (三)、國際大廠的代工之合約來自核心能力，大廠的合約又強化範疇的擴張。 三、明基公司在不同競技場中之動態位移。 (一)、以OEM策略，帶動OBM之成長（採「價值」跟隨、「效率」獲利，來強化企業的「結構地位」）。 (二)、以規模經濟強化競爭力，並進入新的營運範疇，建立持續的競爭優勢（即藉由「價值一效率」競技場發揮累積企業的核心能耐）。 (三)、企業體系建構完整、競爭實力強 （「實力」有助於「體系」的建立，「體系」有助於「實力」的強化）。 四、明基公司赴大陸蘇州設廠行動之策略意義。 (一)、對三構面之影響。 1．營運範疇擴大 2．建立核心資源 3．事業網路強化 (二)、對競技場之影響。 1．以效率強化企業的價值 2．以能耐創造結構地位 3．以實力厚植體系 (三)、對台灣明基未來策略定位之影響。 五、明基公司如何以台灣累積的能耐，加上運用大陸之優勢，成為全球性企業之策略展開。 (一)、核心競爭力快速複製，縮短學習曲線（「能耐」的充分發揮可增強企業的「實力」）。 (二)、善用當地資源、結合當地人才（強化核心能耐、擴展企業「實力」，增加企業的競爭力）。 (三)、中國大陸是通路之角色，不單純是生產據點（營運範疇調整，強化企業「結構地位」，增進事業網路的建立）。 (四)、以大陸市場腹地，加上台灣的管理與研發經驗，建構自有品牌作為全球品牌的起點。 六、領導人因應時勢持續明快的決策是影響企業發展的關鍵。 七、明□的競爭優勢，是企業活動往價值高的地方移動，落實了往微笑曲線的兩端發展。 故建議: 1．明基應善用自身的優勢，繼續以量產及研發保持與國際委託代工大廠之良好關係。是否應在既有的產品線上，繼續更擴大規模，至世界數一數二之地位，以達成生產、成本及技術之優勢（如建興光碟機，2001年已達世界第二，僅次於三星，台積電代工為世界第一）。而得以在產業中享有領導廠商之龍頭地位，並可在業界建立起「捨我其誰」之代工優勢，則國際委託代工大廠就不得不來合作。 2．對自有品牌的建構，應務實地與大陸當地業者（如聯想、方正．…等）進行策略聯盟，以其長處之行銷及人才優勢，結合本身的量產及研發優勢，共同推展大中華之品牌（即競合的觀念），以對抗全球性品牌，如此在戰線的補給線長度及資源對抗才不易挫敗。

在眾所皆知的Harris-Todaro（1970）的城鄉失業模型，以及由Harris-Todaro模型所發展出來的資本可以在兩部門間自由移動之Corden-Findlay（1975）模型中，我們發現當生產函數為固定係數且製造業的資本勞動比相對於農業較大時，城市的最低工資提高會造成製造業的產出以及勞動雇用量增加。即所謂的Corden-Findlay Paradox。而本文計畫將Corden-Findlay paradox做一深入的探討，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利用嚴謹的數學模型重新驗證Corden-Findlay Paradox是否存在？其次，當體系開放後，會不會有其他的現象是Corden-Findlay當初沒有發現的？而本文的研究動機亦因之產生。經由本文的證明發現：在某些條件下，當製造業的最低工資提高時，除了Corden-Findlay Paradox存在外，國民所得會同時下降；其次，可能會發生貿易逆轉的現象。本文將在下面幾章節中作深入的探討。深入研究Corden-Findlay Paradox 的重要性在於Corden-Findlay 的模型中只提到農業及製造業之工資作政策性的補貼對兩部門間的失業及產出的影響，但我們發現透過製造業最低工資的提高會達到貿易逆轉的現象，也就是說如果政府或雇主想要提高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時，可以依照Corden-Findlay Paradox 的說法並將生產該產品的最低工資提高來達成出口增加的目的（前提必須為該產品的生產函數為固定係數且要素密集度相對較大）。另外，提高最低工資的作法對消費者是不利的，因為國民所得會由於最低工資的提高而下降。國民所得減少，消費自然就下降。這正是我們對Corden-Findlay 的模型做深入探討的兩個重點。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１ 第二節 Harris- Todaro城鄉人口移動模型簡介．．．．．２ 第三節 Corden- Findlay Paradox之簡介．．．．．．． ４ 第二章 一般模型 第一節 生產面與需求面．．．．．．．．．．．．．．．７ 第二節 小型開放經濟體系．．．．．．．．．．．．．１３ 第三章 小型開放經濟體系下的Corden- Findlay Paradox 第一節 本國的供給面與需求面 －以Leontief生產函數，Cobb-Douglas效用函數為例．１５ 第二節 Corden- Findlay Paradox．．．．．．．．．．１７ 第三節 其它重要發現．．．．．．．．．．．．．．． ２１ 第四節 數值例子．．．．．．．．．．．．．．．．． ２４ 第四章 結論 第一節 本文結論．．．．．．．．．．．．．．．．． ２９ 第二節 未來發展方向．．．．．．．．．．．．．．． ３０ 參考文獻

本論文主要目的在引用華勒斯坦世界體系理論，來探討中共改革開放後珠江三角洲與世界體系資本主義國家接觸融合所引發之社會發展效應。 　　本文係採用歷史研究法與文獻分析法進行研究。內容共計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探討改革開放的緣起與戰略設計，藉以了解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內外環境之客觀態勢與改革開放戰略設計，作為關照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而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後社會發展之依據。第三章探討珠江三角洲與改革開放戰略的關係，使與前一章形成有機聯繫關係，內容包括珠江三角洲在改革開放戰略中所扮演角色及珠江三角洲捲入體系之過程。第四章引用華勒斯坦世界體系理論歸結出之農業商業化、工業化、無產階級化，及週期性循環等具體步驟來探討改革開放後珠江三角洲的社會發展。第五章結論，檢討引用該理論探討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社會發展之合理性與適當性。 　　筆者發現在引用過程中兩者並非完全契合，需做修正，謹將不適用處羅列如次： 　　一、中共現階段仍是有一定效力的政府體系，與華勒斯坦所謂無效率、無效能甚至無力應付資本主義國家滲透之一般落後地區或國家有極大差別。 　　二、中國大陸歷經杜會主義洗禮，已對資本主義形成一定作用之反省機制後再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接觸、融合之情形，與華勒斯坦所謂一般落後地區捲入之情況不同。 　　三、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是在中共一定程度刻意設計下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故世界體系之叩關方式與途徑和華勒斯坦所謂一般落後國家被捲入之方式不同。 　　四、中國大陸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後，工業化未必發生在農業商業化過程之後，且無產階級社會出現逆向發展趨勢，故中國大陸進入世界體系未必完全依照世界體系理論歸結之步驟與過程進行。

1970年代以前硬體資源昂貴，是硬體投資導向的年代，程式設計視為一種藝術。1970年代因電腦程式愈來愈多，維護愈來愈困難，發生了所謂「軟體危機」。因應「軟體危機」，促使軟體工程領域快速發展，有效地改善了資訊系統開發及維護之效率。由於硬體技術之發展遠超過軟體技術之突破，造成兩者之間技術差距的擴大，也形成軟體導向投資時代的來臨。再者企業面臨的經營環境變動愈來愈快速，競爭愈來愈激烈，如何運用資訊科技來提昇其競爭能力一直是企業經營者關注的焦點。由於企業資訊系統之投資金額愈來愈龐大，資訊系統能為企業帶來那些效益呢？其效益又應如何評估？一直受到企業高階主管的關切，也促成本研究的動機。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設計一套理性且有效的管理資訊系統評估控制機制，在管理資訊系統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皆能提供一整體的評估控制環境，確保發展中及已正式作業的管理資訊系統皆能符合組織的目標，使管理資訊系統的功能能更有效的發揮。 　　探討過去有關資訊效益評估之文獻，一般的資訊效益評估方法較偏重於事後評估或間接評估（如使用者滿意度法）。本研究設計了一套新的資訊系統效益評估方法─逐項列舉法，可配合不同資訊系統發展理論和不同發展階段的資訊系統來評估其效益。 　　企業為了達成其生存，成長及獲利的目標，必須因應外界環境的變化，掌握機會，避開威脅，結合本身的條件，擬定策略，在策略指導下，制定功能政策及劃分組織，這一切的作為，為了就是要達成企業的目標。為了達成組織目標，配合策略指導，應該採取哪些作為和工作，這些作為和工作在本研究即稱為組織作業體系。逐項列舉法即以組織作業體系與資訊系統功能（產出）來建立一個評估控制環境，透過理性的評估，以促使資訊系統功能（產出）與組織作業體系之符合度愈來愈高，來提昇資訊系統效益的一種評估機制。逐項列舉法實際運作時，寸提供不同發展階段（整體規劃、分析設計及正式作業）的資訊系統，進行資訊系統效益之評估控制。逐項列舉法透過製作一系列的資訊系統功能（產出）與組織作業體系關聯資料，做為使用部門與資訊部門效益評估、溝通及驗收的基礎。逐項列舉法雖然需處理大量的關聯資料，但因為關聯式資料庫技術日趨成熟，可應用來處理繁瑣的資料，提高了逐項列舉法的實用性。 　　本研究以一家中大型且已實施電腦化多年的企業來做個案分析。透過個案分析的過程及其結果，發現逐項列舉法在資訊系統不同的發展階段，都能有效的促進使用部門與資訊部門之間的溝通，互相瞭解在資訊系統發展及運作過程中，使用部門應負資訊系統效益之責；資訊部門應負資訊系統效率之責。透過逐項列舉法建立的評估控制環境，能有效地評估檢討組織作業體系是由哪些資訊系統功能（產出）來達成，其效益如何？效益不佳之原因在哪裡？該如何改善？哪些組織作業體系尚未運用資訊科技，是否能運用資訊科技來提高作業效率？從另一個角度，亦能有效地評估檢討資訊系統功能（產出）是為了滿足組織作業體系之哪一項工作，其效益如何？效益不佳之原因在哪裡？該如何改善？哪些資訊系統功能（產出）無明確的欲滿足之組織作業體系之工作項目？這些資訊系統作業是否應予停止投入資源或該如何改善？當目標、策略隨環境調整，導致組織作業體系的改變，對於現有資訊帶來怎樣的衝擊？這些問題都可透過逐項列舉法的運作，提供明確的方向及做法。

一九一九年，中山先生開始撰寫「實業計畫」，並在一九二一年完成這個作品，本書的另一個名稱是「物質建設」。中山先生在這個計畫中提出了六個發展設計：交通系統、電力與電廠、礦業、農業和工業，同時還包括其他如林業、灌溉、邊區發展、人口和國防等。中山先生想透過龐大的建設計畫使中國邁向發展，這是他增進人民經濟財富願望的一部份，而「實業計畫」的完成，代表了中山先生經濟思想的一個重大轉捩點。在這之前，中山先生的觀點眼著於強化中國人民對國家未來發發展的的渴求，樣的觀念一直停留在建設方針的建立上，至於明確的建設計畫則付之闕如。但在「實業計畫」產生之後，中山先生開始將其經濟計化思想轉換成完經濟建設計畫，「實業計畫」正是這種情狀下的心血結晶，而這也是中山先生企圖使中國由貧窮走向富強的努力和嘗試。姑且不論其是否真正的付行，或是計畫內部的細節設計是否得當，單是豬這樣的觀點和見識，便不當時中國傳統教育下的學者所能觀察和了解到的問題，而這也是中山先生之觀察深入，洞燭機先的地方。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可化歸為以下幾點： 　　1.對於西方發展社會學的研究向度、理論架構及關注重點，進行基本的探究和了解。 　　2.經由中山先生的若干著作和原典，了解中山先生對於中國未來發展內外條件的認知，歸結這些內外條件之後，對於中山先生的國家發展觀所具有的整體性規畫進行詮釋。 　　3.分析實業計畫的整體設計，並利用第二部份所獲得的研究結論，超脫傳統經濟範疇內的討論，重新給予實業計畫在文化及社會層面的定位。 　　4.由實業計畫的國際觀出發，了解在中山先生的觀點，中國未來的發展對於世界將有何種貢獻。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東亞無疑地是一塊讓研究者目眩神迷的地方：一方面有著人類歷史上最快的經濟發展成績；另一方面，卻又在冷戰結束後興起另一波的區域危機暗流，一九九四年北韓核子危機、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一九九八年北韓大浦洞飛彈引爆的日本安保效應、乃至二○○○年台灣總統選舉風雲與南北韓高峰會、加上美國在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後即將在東亞及世界推動的「反恐」所產生的未知效應，都在再地反應此一區域對安全機制的迫切需要。 　　最常被提及的安全機制，就是不斷被討論的「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或是延伸的概念「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Confidence-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CSBMs)，但是東亞現狀仍為冷戰對峙氣氛所籠罩，安全機制乏善可陳，在南海問題方面，各國仍以擱置暫代安全機制的建立；中共在台海危機中的態度更證明了信心建立措施主張的無力。在另一方面，中共在朝鮮半島與中亞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積極地扮演負責任的區域大國的任務，試圖在亞洲大陸中佔一個關鍵的地位，並以此外拒其它勢力染指此一區域。更為明顯的是，在東亞安全局勢的變化中，朝鮮問題與台海問題是最可能的爆發點，而其中共同的關鍵即是作為新興列強的中國大陸了，中共無疑是東亞地區關鍵的外交行為者，中共在區域安全事務上的矛盾性與特殊地位正給研究者一個重新檢視安全機制理論的良好例證。 　　也因此本論文的重點即是重新評價與建構安全機制理論，分成兩大部分，第一是從理論的角度批判與補強信心建立措施，主要是由新現實主義的體系理論觀點批判信心建立措施的自成性與先驗性 ，另一方面也從建構主義 (construcivism)與國際建制理論(internaional regimes theory)的最新發展擷取靈感，補足其在方法論與分析架構的不足。就東亞安全的環境而言，「政治安全」的優先地位必須被特別加以考量，一方面是因為東亞國家在主觀意識上仍以國家利益的考量為依歸(就中共而言是「新安全觀」)，另一方面，政治安全上的互信與互賴在被充分滿足的情形下，軍事安全、經濟安全等等次領域建制化的合作才能依次建立。 　　另一個重點則是由實際的例證出發，分析中共在東亞安全的角色與作為，就同樣的理論基礎而言，中共也同樣地受主觀意願與客觀體系所制約，究竟何種因素推動中共的安全作為？其與體系成員的互動為何？又未來的安全架構如何建立？筆者認為東亞並非缺乏多邊安全建制的主張，而是缺乏如何建構安全機制的階段性手段，中共周邊安全機制發展成功與失敗的例子，都足以凸顯何種因素對於建構區域安全機制是最重要的，在朝鮮半島，大國的互動促成了兩韓和解與「四方會談」體制的實現，但也因為大國間的互信基礎在國內因素轉變下瓦解，而導致和解遲滯不前；在東協與東協區域論壇的發展上，雖然取得相當好的建制化成果，但在處理南海問題上，仍因區域論壇缺乏大國的積極參與而沒有任何突破性的進展；「上海合作組織」的出現顯示中共的確願意發展區域多邊安全機制，但這個機制的成員與目標則必須符合中共國家安全戰略的考量。 　　因此，本文提出一個東亞「信心暨安全建立機制」的基本架構，第一個部分，這個機制在研究途徑上，除了新自由主義的方法與工具外，同時必須包含新現實主義的體系觀，也就是國家行為的產出包含主客觀因素的「體系十國家利益」的綜合考量（以中共而言，就是「大國外交」＋「新安全觀」）；第二個部分，釐清安全機制的發展階段概念，提出「東亞安全的發展光譜」，尤其著重「政治CBMs」的重要性。第三個部分，配合「東亞安全發展光譜」，與各吹區域建制水準與信心水準的觀察，可以得出一個東亞「信安機制」發展階段的客觀評估。最後，本文整理出一個東亞「信安機制」成立的十一個要件，作為本文對於「何謂東亞安全機制」與「東亞安全機制如何運作」這兩個核心問題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