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以對農民健康保險政策的歷史背景分析,藉以探討農民在臺灣社會的地位.農保於1989年由政府立法全面實施,學者多半認為這項政策的實施是政府照顧農民的德政,或以工業主義邏輯加以解釋.但由比較的觀點卻發現,農保的實施比軍公教勞保晚了30餘年,其間的差異不是上述兩種觀點可以解釋的.所以本文企圖從世界體系,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三個變項之間的互動出發,並且依循農業政策與社會福利政策兩個脈絡,來分析農保為何在1980年代前無法實施,而在1980年代卻由試辦到全面實施的原因. 研究結果發現,1970年代前,世界體系與國家-社會關係都是阻止農保無法提前實施的主要原因;1970年代雖然世界體系的變化已形成農保制定的充分條件,但缺乏必要條件的配合,農保仍無法實施;必須等到1980年代之後,國家-社會關係發生轉變,農保的必要條件出現,才使得農保政策由中央立法全面實施,所以農保政策的制定過程是世界體系,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三者互動的結果,缺一不可. 由農保的制定過程看出農民在臺灣社會的地位似乎有提昇的趨勢,但長期看來農民仍將退居到歷史舞臺,較邊陲扮演一次要的角色.

本文主要是在探討在部門間是固定規模報酬的情況下，傳統的Oniki-Uzawa外生成長模型及現代內生性成長模型，包括Bond,Wang and Yip(1996)、Mino(1996)之兩財模型及Stokey and Rebelo(1995)之三財模型下，均衡成長率的決定與其動態調整過程，並分析比較小國封閉和開放體系下，此二者之異同。

冷戰結束前的美日安保條約與美國的台海政策，都隨著國際情勢的變化而不斷的調整，尤其是美國的台海政策更是圍繞著中共因素，這中間牽連著整個美國亞太安全戰略。台海安全戰略變化中的中共因素，主要是為了因應美國在全球戰略上與蘇聯對抗所需；美日安保體系調整主要著眼，在於美國亞太戰略中對蘇聯與中共的防範。1950年2月，中蘇共間簽訂了「中蘇友好條約」後，美國放棄了對中共的幻想，並改而積極的思考如何將日本納入其亞太安全戰略體系，以防範國際共產主義在亞洲的彌漫，但在台海安全上所採取的是放任的放手政策。 　　韓戰爆發後，美國感受到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的潛在軍事壓力，對其亞太戰略態勢極為不利後，即積極著手建構美日安保體系，並組建日本保安部隊以彌補美軍為因應韓戰在日本所留下來的防衛空缺及確保駐日美軍基地安全等。在台海安全方面，美國認為倘此刻中共攻佔台灣，則美國的西太平洋第一島鏈防線，從阿留申－日本至菲律賓一線將面臨瓦解，並嚴重的威脅到美國的亞洲安全支柱－日本，對美國介入中的韓戰及爾後的亞太戰略形勢發展非常不利。故以確保台海安全為第一要務，乃積極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而使其對台政策從原先的放手政策調整為以軍事積極介入台海安全，並與台灣簽訂中美協防條約以確保台海安全。之後，在1950年代的台海第一、二次危機中，美國也從日本基地派遣部隊增援台海等。美國對台政策的這種調整，主要是為了鞏固美國的西太平洋第一島鏈戰略防線的安全，以實現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構想。 　　1960年代末期起中蘇共決裂，美國鑑於全球戰略結構的鬆動有利於美國對蘇聯的圍堵，乃在全球戰略需求上積極拉攏中共，使美國、蘇聯、中共之間，在冷戰時期從自由與共產主義壁壘分明的對抗，發展到美中（共）聯合對抗蘇聯的戰略態勢。在對台政策方面，美國為了在全球戰略上創造美蘇對抗的有利態勢，除了與中共積極交往、拉攏、建交及建立戰略關係外，同時也不惜犧牲中華民國的利益，而於1979年採取斷交、終止官方關係、廢止中美協防條約等。雖然如此，但在亞太安全戰略考量上，美國面對中共的不確定未來，仍需要保持其西太平洋第一島鏈戰略防線的完整與安全，因此美國在台海安全防衛缺口上，乃以微妙的「台灣關係法」來維繫之；對日本則於1978年11月，透過《美日安保條約》的第二次修訂，來強化了美日安保體系的亞太應戰整備及遠東區域的防衛合作事宜，以涵蓋並彌補美國在亞太第一島鏈所失去的中美協防軍事同盟，以鞏固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基礎。 　　冷戰結束蘇聯瓦解後，亞太安全環境主要的是面對中共的積極向外擴張，尤其是台海安全議題，可能會引爆美中軍事衝突。因此，美國的亞太戰略除了保持亞太10萬兵力前進部署及強化美日安保軍事聯盟外，更積極的尋求交往中共與亞太安全多邊對話等。美國除了在亞太保持兵力部署外，更積極的與亞太各國建立雙邊關係，其中以美日、美韓、美澳為最主要，餘美菲、美泰、美新亦保持戰略關係。在台海安全上，過去美國對於兩岸關係中的台灣問題主張，一直是強調「和平解決」，從三報一法均強調應該以和平方式解決看，「兩岸問題和平解決」應該是最符合美國的亞太安全與經濟利益。因此，冷戰後美國柯林頓政府一直在尋找可以降低兩岸軍事衝突的外交作為，只是他所採取的是一些以中共為主軸的作為，如較寬鬆的「一國三制」及接受中共的合平統一等，尤其在1996年台海危機後，更進一步提出對台「三不」政策，壓縮台灣在兩岸關係上的生存與迴旋的空間，削弱台灣在兩岸事務中與中共討價還價的能力，而間接的表示出美國在對華政策上傾向支持中共的統一方式。但在兩國論危機之後，美國總統柯林頓，即不再提對台「三不」政策，而改以「三大支柱」來延續美國一貫的三公報一法的精神。繼之，小布希在2001年10月的上海亞太經合會上亦表示，美國的中國政策不變；一個中國、兩岸對話及和平解決，同時強調美國在兩岸關係上將遵守「三報一法」，並重視對台軍售等。此外，美國也在亞太地區積極的戰略部署，並尋求與亞太國家的雙邊關係，以建構有利的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環境。在戰略部署上除繼續強化美日安保基礎外，亦積極的和菲律賓簽訂部隊到訪協定，以利在台海方面建立較佳的戰略態勢。 　　1996年4月「美日安保共同宣言」發表以來，中共便一直對美日安保適用範圍擴大表示憂慮與抗議，尤其對新指針適用範圍涵蓋台海安全部分。故，冷戰後美日安保「新指針」的修訂，乃應亞太安全戰略環境變遷所產生，尤其是針對中共在冷戰後的一系列向外擴張行動。因此，冷戰後的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主要是透過美日安保軍事聯盟，來強化亞太地區的威脅平衡，以確保亞太地區的穩定與安全。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長期以來的台海安全政策，就是將美日安保體制適用範圍與《台灣關係法》相結合。故冷戰後之美日安保軍事聯盟，除可確保美國在亞太的軍事存在外，亦可透過該條款中「日本周邊有事」的事態之說來介入台海安全，美國的此一亞太安全戰略在台海安全作用上，可達到嚇阻中共武力犯台的戰略目標，進而確保台海安全。

本篇論文目的，希冀透過近代理論重新觀察1919年至1939年之國際貨幣議題領域，一方面探究理論針對國際合作之相關假設與論述，另一方面希望本研究成果，給予現今政府面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維持等議題的借鏡。 回顧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20年間，戰爭的殘酷將既存的國際貨幣秩序摧毀殆盡。從理論面觀之，盛行於19世紀至20世紀初之主流學派─現實主義，主張國家乃權力與自我利益追求極大化的行為者，且認為合作於無政府狀態下，是不存在的。綜上論點似可推演在當時以鄰為壑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下，國家間終將無可避免地走向衝突。然而，隨理論的發展及演進，以及整體國際環境的改變，諸多新興理論開始探討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的合作效用，以及關心國際間逐漸形成之有形或無形的國際建制。最具代表性之新自由制度主義者Keohane認為，Waltz、Gilpin等結構現實主義者誇大了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特性及其後果，且低估國際制度的作用。其主張，儘管國際社會中缺乏正式且合法之權威，但非正式的約束因素尚得以支持建制和制度的存在，且同時支持許多相互聯繫的規則、規範，這些均有助於國家解決集體行動與市場的失敗問題，並非如(新)現實主義所認為制度僅具輔佐性且偏弱之作用。是故，本文欲嘗試以新自由制度主義，透過該理論之假設與對國際合作之定義，重新檢驗1919年至1939年之國際貨幣議題領域，證明該時期國際合作存在之確據。

劉劭才性論，上承漢魏思想，下開魏晉玄學，在學術變遷、思想轉移上有著重要的轉型定位及其價值。本文從釐清「才」與「性」之單詞義域著手，以及說明「才性」一詞的綰合與演變，之後，對魏晉之「才性」概說，析分為：「性言其質，才名其用」、「才性合一，兼具才德」、「性本才末，才以輔性」、「才性有別，異中有同」、「才性分立，唯才是舉」，並從中探討才性之意涵及其才性之邏輯關係，援引為劉劭才性之參照與對比，以求確切掌握劉劭才性論之意旨。 其次，在劉劭才性論之指涉與開展下，以「氣化宇宙論」為形上思維，「性」為天地元一之氣所統攝，即為「氣性」；「才」為「才能稟賦」或「才智」，即人之本質展現於外者就是「才」，而對「才」之鑑別，必先通過「情」，即由「情性之理」作為依據，此乃劉劭「內質外用」之才性觀點。 再則，劉劭才性論之體系，層次多元、縝密複雜，若要辨識「人才」，必須經由「情」，即顯現形體之外的風采、儀態或情姿之九種表徵，開展出「徵質以辨才」的品鑑原則。故劉劭才性論在性、情、才合一之體系框架下，性與情、性與才及情與才三者之間彼此相聯，其「內在之質」與「外在之情」分別作橫向與縱向之聯繫下，達到識別「人才」之目的，此為劉劭鑒識人才之原理。 最後，關於劉劭才性論或《人物志》一書在轉型定位及其價值上，其「內質外用」之才性理論，對於人物品鑑及文學藝術創作有所啟發，鼓盪了個性化的思潮，下開「才性之辨」及鍾會之《四本論》。而《人物志》中，藉由道家思想的發揮與詮釋，已有「儒道兼綜」、「援道入儒」之趨勢。此外，由「循名責實」過渡到「辯名析理」，由「以形徵神」發展到「言意之辨」，對聖人或人君之論，賦予「中和平淡」、「其質無名」、「總達眾材」之特質，均足以窺其玄學之端倪，如：「有無」、「本末」與「一多」，「名實」、「形神」與「才性」等，亦可佐證劉劭才性論或《人物志》在學術思想或哲學史之定位與價值。

國軍自民國八十九年九二一大地震以來，在國家重大災害防救乃至防疫作戰中，可謂無役不與，且更在國人心中建立起主動馳援的印象，於後續執行災害防救過程中，擔負起愈來愈重要的責任。雖然，軍以戰為主，國軍必須作好戰訓任務，但伴隨全球氣候異常多變所造成重大災害頻仍，人們對難以預測掌握的災變，易生恐懼，對國軍前進災變現場，第一時間就能展開救援的期待，也愈見殷切，因此，人民的期待，同時賦予國軍參與災害防救無可旁貸的新任務。 總之，國軍事國家整體救災機制中最重要的一環，國軍必須秉持「救災就是作戰」的觀念，以聯合作戰的思維為基礎，結合有形與無形戰力，確保任務順遂。誠如馬總統所強調，防災的工作絕對比救災更為重要，因為事前充分做好預防工作，就能減少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換言之，唯有做足充分的救災、防災與離災準備，才有能力因應各種可能的狀況，將災損降至最低。因此，也期望在國軍與各縣市政府齊心合力下，當面對各種災況時，能夠發揮充沛的全民防衛動員能量，保衛國土安全、強固災防效能，有效捍衛國家安全與百姓福祉。 本論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在探討國軍在救災體系功能，災害防救已成為國軍中心任務之一，為有效因應災害防救效率與速度，使地方政府能夠盡速獲得救援兵力，減低災害損失。為政府與民眾建立一套更具機動彈性的組織動員系統。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是透過文獻資料分析對研究主題進行全盤了解外，並以問卷等方式，找出問題核心。再以綜合歸納，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以供政府擬定災害防救行動準據。 本論文共區分六章，第一、二章為緒論及文獻回顧，第三章以政府執行面的指揮權責、機制與國軍之關係檢視行動要領的適切性。第四章主要針對美、日及中共等國家現行救災體系決策與程序，同時了解中共解放軍救災的作法，以與我國軍災害防救作法互相比較。第五章是以「梅姬風災」實景探究專責機構與資源整合的實況分配，盡而了解國軍遵行馬總統指示「預置兵力、超前部署」的積極的態度作法。本章更於其後運用「德非法」 (Delphi technique)問卷調查方式，以供國軍各兵科及指揮者對救災體系的專責機構提出具體的建議，以收集思廣益之效。第六章研究發現(結論)將所發現的資料提出建議以供研究。

本研究是以人力資源發展理論與趨勢為基礎，並參考業界的作法，探討中華郵政如何建構人才發展體系，提升人力素質，強化企業競爭力。 人才發展體系可歸納出功能及執行二個構面，其中功能構面包含訓練體系、訓練藍圖、職涯發展路徑及人才庫；執行構面包含學程學分制、學習管理、個人發展計畫及訓用合一等。而推展人才發展體系關鍵成功因素有三，一是擁有成熟訓練經驗的統籌單位；二是單位合作分工，與實務緊密結合；三是透過資訊科技整合運用。 在建置的步驟上依序為分析組織人力與人才需求；分析訓練與發展需求；規劃訓練體系架構及訓練學習藍圖；針對個人及組織發展建構員工職涯發展資訊與路徑及人才庫機制；以資訊系統將各項作業做系統性整合；透過個人發展計畫及學程學分制度強化人才培育效能。 建置人才發展體系所產生的效益如下： 1.建置訓練體系及訓練藍圖：從公司角度，依員工職務性質規劃學習內容，提升訓練成效；從員工角度，主動規劃個人年度學習，獲得期望的工作技能與成長；從主管角度，緊密結合育才與用才，提升部門績效；從訓練規劃角度，有效簡化作業與縮短流程。 2.建置職涯發展資訊與路徑：對公司，能支援組織的發展與活化人力資源；對員工，能有清楚的發展方向，提昇工作的動力與滿足感；對主管，能有效發揮部屬的潛力並增加人力配置的彈性。 3.建置人才庫：對公司，有計畫的培育關鍵人才，有效支援組織中長期之策略性發展；對有高潛力的員工，能感受到有很好的職涯發展，更願竭盡所能為公司打拼。 /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ory and trends about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Referring to actual practice in the field, the research will discuss how to construct people development systems, to enhance qualit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to strengthen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in Chunghwa Post. People development systems can be concluded into functional and executive dimensions. The former includes training system, training map, career development path and talent pool, and the later contains program and credit system, learning management, individual development program & combination of training and employing. To promote people development systems successfully, there are several critical factors. Except owning an overall planning department with mature training experience, every department should work together and combine the work closely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following by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uilding steps for the system following with analysis of manpower and talent needs, analysis of training development needs, plan for training structure and learning map, construction of staff’s career development path and talent pool mechanism in connection with 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of every operation by information system, and reinforcement personnel training performance through personal development plans and program & credit system. Generated benefits from the above steps are as below: A.Buildup of training structure and learning map: from the company’s angle, it enhances training effectiveness if the learning program designed by staff’s duties; from the staff’s point of view, they will obtain the desired working skills and growth through its annual personal learning programs; from the supervisor’s point of view, it closely connects talent use and cultivation, enhancing sector performance; considering the training plan, it simplifies operations and shorten process. B. Buildup of career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and path: for the company, it supports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and activated human resources; for the staff, it provides clear directions, as well as promoting work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for the supervised, it effectively develops the staff’s potential and increase flexibility of placement. C. Buildup of talent pool: for the company, it cultivates key personnel, efficiently supporting medium-and-long-term strategic development, for the high-potential staff, it feels good career development, pushing them willing to work as hard as they can to the company.

本文觀察到於越戰結束後，東亞呈現一個沒有霸權的狀態，然而，近來中國經濟的成長，使得人民幣國際化可能成為一項在東亞新出現的國際公共財。因此，筆者欲透過檢視東亞體系的現況與人民幣的國際化，嘗試對傳統霸權穩定理論中，對於霸權與公共財出現關係之部分進行修正，並重新檢視霸權的存在與一項新國際公共財提供之間的關聯性。 本文檢視東亞體系自戰後以來的演變與現況，並分別探討東亞體系中的三大行為者－中、美、日於體系中的角色轉變與其對於東亞體系的認知，最終本文提出「隱性霸權」的概念來為東亞體系下一註腳。 提出「隱性霸權」之概念後，本文進一步檢視人民幣國際化迄今為止的政策與現況，並透過8項貨幣國際化指標來評估人民幣目前的國際化程度。本文發現，人民幣目前的國際化程度比起世界其他主要貨幣，國際化程度仍相對較低，然而，本文認為由於中國本身的特殊條件，人民幣的國際化不是能或不能的問題，而只是何時的問題。因此，人民幣成為東亞體系中的國際公共財指日可待。 綜合上述討論，本文提出對於傳統霸權穩定理論的修正，指出於東亞體系中人民幣的國際化，讓傳統霸權穩定理論中，需要在體系內有一超強存在，國際公共財才得以出線的論述有修正之必要，此外，雖體系中有霸權存在將使公共財出現的可能性大幅上升，然而並不代表沒有霸權存在，公共財便不會出現。

中共自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綜合國力日益提升，其經濟實力更挹注軍事現代化，「中國威脅論」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中共軍事現代化中，除了戰略核武器與先進國家差距較小外，其他傳統武器仍有一段實力差距。由於中共在台灣對面沿海地區大量部署近、中程飛彈，使我國備感壓力外，其戰略核武也瞄準世界各地重要目標。 在1996年飛彈試射的台海危機中，美、中（共）軍事對峙情勢浮現，中共「二砲」部隊之功能在度被重視，並開啟了中共在軍事爭端中使用彈道飛彈的歷史。中共周邊諸國不但有感於其軍事威脅，而心生警惕地致力於軍備現代化，或者增強軍備，形成區域軍備競賽，進而影響區域安全。 亞太地區在二十一世紀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的新重心，使美國重新評估與調整其亞太戰略，並加強與區域內各國之交往互動。而中共為求被全世界視為完備的強國，希望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與其他強國分庭抗禮，因此，除了繼續加強經濟的發展外，更強調軍力的成長與現代化，加上近年來其海軍活動範圍逐年向外延伸擴展，早已引起美、日等國的警惕，而不得不及早籌謀因應之道。隨著冷戰結束後，亞太區域安全日益重要。 冷戰後，中共體認發生大規模戰爭機率低，國際安全趨勢將朝向局部戰爭，中共解放軍體認軍事準備重點在於「打贏一場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與未來戰爭發展趨勢。體認實現「具有中國特色之軍事變革」，置重點於機械化、資訊化之複合式轉變，達成跨越式的現代化發展。中共核武發展，對台保有高度壓迫與維持大國形象的特徵。 美國是目前國際局勢中的單極，飛彈防禦體系與核武態勢評估，實質上都直接對中共軍事反應產生影響。全球飛彈防衛體系在東亞部署，直接影響台海兩岸關係；2002年美國核武態勢評估更將中共列為美國核武打擊的對象與台海衝突是動用核武解決事件之一。中共彈道飛彈因應，重點為發展「一長一短」，「一長」就是針對美國發展的遠程及戰略洲際彈道飛彈。「一短」就是用於嚇阻台灣的近程戰術飛彈。 美國在亞洲軍力調整與戰略部署，主要意義是在防堵中共軍事崛起以避免與美國抗衡，維持世界局勢穩定；故不希望台海之間有「意外」發生，維持目前不武不獨現狀，反對我方所謂「縱深攻擊」的「戰略性防衛」思維，意圖攻擊三峽大壩或上海、香港的想法 。 中共軍力現代化著眼在全球布局與美國相抗衡，台灣問題是當前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中美雙方正推動軍事交流，中共必藉防止台獨理由，企圖排擠美國在亞太勢力，以貫徹「藉台排美」策略。一但，美國勢力遭排除後，日本影響力也將隨之消退，屆時「台灣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台灣在此劣勢中，如何取得平衡甚或占得優勢，除了發展戰略攻勢武器，強化全民國防，提升作戰意志，展現自我防衛決心外；也要瞭解中共企圖，認清國際局勢中自我角色，以合縱連橫以確保國家生存之道。

隨著一九八○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來臨，學者們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的關注焦點乃不再僅限於經濟層面，同時也開始重視其政治發展過程以及與經濟活動間的互動關係。特別是針對東亞與拉丁美洲這兩個發展中的區域；由於它們各自有一些重要國家繼引人注目的經濟表現後，接著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也有著大幅突破，因此逐漸成為學界的研究重心之一。在此，我們便企圖以台灣與墨西哥這兩個區域性的代表國家為例，來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 儘管上述兩個國家各自擁有著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與社會組織結構，地緣環境方面也相距極遠，但它們在從傳統社會邁向現代民主國家的過程中，不論是政黨體系、政治運作規範、國家發展途徑、經濟成長表現、民主化變遷歷程，以及最近的整體轉型特徵方面，都有甚多可供統合歸類的相似之處；這些共通點同時也構成我們進行比較研究的根本基礎。 在本篇論文中，我們希望藉由對民主概念的整理，利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觀察視野，並透過「現代化理論」與「新制度主義」研究途徑間的互相補充，針對台灣與墨西哥這兩個國家的長遠歷史進行綜合與深入的剖析；一方面設法獲致其政治發展的真實面貌，同時也期盼對區域研究以及民主化理論做出一定的貢獻。 / In the 1980s, after the coming of a strong current of democratization called "the Third Wave", scholars who study about the Third World began to transfer their main focus from the economic level to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actions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Especially to some counties in Easter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 such as Taiwan and Mexico ), their achievements of reform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eye-catching. In spite of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ocial structure and geographical position, Taiwan and Mexico have owned many points of similarity, for example, the party system, political norms, developing approach,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so on. Except for providing the analogy between above two countries, such similarities also constitute the foundation of m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this dissertation, I tried to view the matter of democratization with the approach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neo-institutionalism. On one side, I will analyze the long history of Taiwan and Mexico deeply; and on the other hand, I hope simultaneously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area study and democratization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