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諸多研究兩岸軍事互信機制（Military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MCBMs），始終糾結於兩岸主權之議題，於是陷入兩岸各自堅持「一中原則」或「九二共識」及「維持現狀」的「非此即彼」胡同中，甚而忽略此問題的癥結是兩岸共同的安全問題。因為兩岸「我執」的關係，於是化約成國家主權而不見，或犧牲全球或次國家社會及群體個人的共同安全利益，故本文主張超越國家主權的思維，以兩岸共同安全為前提，透由第三選擇之安全治理的格局，融入第三者美國或區域國家來共同推動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方能突破僵局，共創兩岸安全、穩定與和平。 / Many studies in the past cross-strait Military Confience-Building Measures, always entangled in the issue of cross-strait sovereignty, then caught the two sides adhere to their "one China principle" or the "1992 consensus" and "status quo" in "either-or" alley, and even ignore this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is on both sides of common security problems. Because cross-strait "ego" relationship, so for about a country's sovereignty and not see, or at the expense of common security interests of the global or national community and groups of individuals, therefore we advocate supranational sovereignty of thinking, cross-strait common security as a precondition, through the pattern third choice of security governance,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r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n to jointly promote cross-strait Military Confience-Building Measures to break the deadlock and create a cross-strait security, stability and peace.

戰爭不會無故發生，和平也不會從天而降。沒有辛勤的灌溉，哪有豐盛的果實！你要坐困愁城，還是破繭而出？這正是近幾年兩岸關係發展過程的最佳註腳。2008年以前兩岸相互敵視，臺海上空始終籠罩著戰爭的陰影，2008年以後則在馬英九就任總統起，對中國大陸採取務實、彈性又具謀略的作為，終使兩岸撥雲見日逐漸看到和平的曙光。但也由於某部分因素，看似光明的前景卻又沉浸在茫茫白霧之中。 「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是國家間用來降低緊張局勢，並避免戰爭衝突危險的工具；CBMs並不是直接用於解決已發生的衝突或對立，而是建立一套架構用來避免或降低，由於不確定和誤解所產生的衝突或對立。而「軍事互信機制」即是整個「信心建立措施」最重要的核心，因為其他型式的信心建立措施固然可以降低雙方敵意，卻不具化解危機與防止戰爭的功能。「軍事互信機制」可視為軍備管制的一種型式，藉著刻意設計的、明確的合作方式，使得參與各方的軍事意圖變得明確清晰，降低軍事行動的潛在性威脅以及對發動奇襲或使用武力威懾形成制約。 兩岸間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複雜程度，在國際間可說是前所未見，因為影響的因素多元且難解。它包含有國內的因素如安全威脅的認知、嚴重的政治分歧、領導人的風格特質等；也有中共的關係如長期威脅、政治企圖、終極目標的不同；更有國際間的角力，以美、日為其代表，美國尤居最重要的關鍵。也因此，造成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多重困境，如共通性的問題、美國的因素，加上筆者獨特認為難以理解之恐懼的謬誤（先政治後軍事、共識問題、美國軍售、信心危機、軍力比較等）。以至於開創兩岸新局，成就歷史大業的契機，正慢慢的流失。 對於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不論學、政界各方均有相當的論點，也由於立場與角色的不同而隨之變化。經筆者的整理與研究，在目前的環境下其進程仍宜以穩步為基礎但可多變的方式進行，區分近、中、遠三個階段實施。初期嚴格以純軍事議題為主，後續則依進展的程度與當時的環境，適時加入非傳統軍事的因素；同時以積極不致爭議如授權智庫、培育談判人才等的作為充實之。總之，兩岸信心建立措施的推動是受到許多主、客觀因素的限制，臺海兩岸若欲獲得維持一個長久的和平與穩定之環境，避免不必要的軍事衝突，亦唯有戮力於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規劃與運作方可見效。兩岸關係能否更進一步的改善，「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具絕對的關鍵指標，更是政治協商前的最後一哩路。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東亞無疑地是一塊讓研究者目眩神迷的地方：一方面有著人類歷史上最快的經濟發展成績；另一方面，卻又在冷戰結束後興起另一波的區域危機暗流，一九九四年北韓核子危機、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一九九八年北韓大浦洞飛彈引爆的日本安保效應、乃至二○○○年台灣總統選舉風雲與南北韓高峰會、加上美國在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後即將在東亞及世界推動的「反恐」所產生的未知效應，都在再地反應此一區域對安全機制的迫切需要。 　　最常被提及的安全機制，就是不斷被討論的「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或是延伸的概念「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Confidence-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CSBMs)，但是東亞現狀仍為冷戰對峙氣氛所籠罩，安全機制乏善可陳，在南海問題方面，各國仍以擱置暫代安全機制的建立；中共在台海危機中的態度更證明了信心建立措施主張的無力。在另一方面，中共在朝鮮半島與中亞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積極地扮演負責任的區域大國的任務，試圖在亞洲大陸中佔一個關鍵的地位，並以此外拒其它勢力染指此一區域。更為明顯的是，在東亞安全局勢的變化中，朝鮮問題與台海問題是最可能的爆發點，而其中共同的關鍵即是作為新興列強的中國大陸了，中共無疑是東亞地區關鍵的外交行為者，中共在區域安全事務上的矛盾性與特殊地位正給研究者一個重新檢視安全機制理論的良好例證。 　　也因此本論文的重點即是重新評價與建構安全機制理論，分成兩大部分，第一是從理論的角度批判與補強信心建立措施，主要是由新現實主義的體系理論觀點批判信心建立措施的自成性與先驗性 ，另一方面也從建構主義 (construcivism)與國際建制理論(internaional regimes theory)的最新發展擷取靈感，補足其在方法論與分析架構的不足。就東亞安全的環境而言，「政治安全」的優先地位必須被特別加以考量，一方面是因為東亞國家在主觀意識上仍以國家利益的考量為依歸(就中共而言是「新安全觀」)，另一方面，政治安全上的互信與互賴在被充分滿足的情形下，軍事安全、經濟安全等等次領域建制化的合作才能依次建立。 　　另一個重點則是由實際的例證出發，分析中共在東亞安全的角色與作為，就同樣的理論基礎而言，中共也同樣地受主觀意願與客觀體系所制約，究竟何種因素推動中共的安全作為？其與體系成員的互動為何？又未來的安全架構如何建立？筆者認為東亞並非缺乏多邊安全建制的主張，而是缺乏如何建構安全機制的階段性手段，中共周邊安全機制發展成功與失敗的例子，都足以凸顯何種因素對於建構區域安全機制是最重要的，在朝鮮半島，大國的互動促成了兩韓和解與「四方會談」體制的實現，但也因為大國間的互信基礎在國內因素轉變下瓦解，而導致和解遲滯不前；在東協與東協區域論壇的發展上，雖然取得相當好的建制化成果，但在處理南海問題上，仍因區域論壇缺乏大國的積極參與而沒有任何突破性的進展；「上海合作組織」的出現顯示中共的確願意發展區域多邊安全機制，但這個機制的成員與目標則必須符合中共國家安全戰略的考量。 　　因此，本文提出一個東亞「信心暨安全建立機制」的基本架構，第一個部分，這個機制在研究途徑上，除了新自由主義的方法與工具外，同時必須包含新現實主義的體系觀，也就是國家行為的產出包含主客觀因素的「體系十國家利益」的綜合考量（以中共而言，就是「大國外交」＋「新安全觀」）；第二個部分，釐清安全機制的發展階段概念，提出「東亞安全的發展光譜」，尤其著重「政治CBMs」的重要性。第三個部分，配合「東亞安全發展光譜」，與各吹區域建制水準與信心水準的觀察，可以得出一個東亞「信安機制」發展階段的客觀評估。最後，本文整理出一個東亞「信安機制」成立的十一個要件，作為本文對於「何謂東亞安全機制」與「東亞安全機制如何運作」這兩個核心問題的解答。

東協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促進東協各會員國之間「在平等與夥伴的精神之下，採取共同努力，促進區域內各國的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文化發展，以增進東南亞國家成為繁榮與和平的基礎。」隨著冷戰結束，大國影響改變，中共與日本積極介入東南亞地區，加上1999年 4 月，隨著柬埔寨的加入東南亞十個國家全部成為東協成員，實現了東協最初建立的願望。但在相互平等、不干涉內政及和平解決衝突的基礎上，東協推動區域安全合作的機制（東協方式的協商模式）面臨極大挑戰與衝擊。 本論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緒論，揭示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及論文架構等。第二章探討東南亞安全環境，從東協的成立，在諸多歷史情結與仇恨糾結中，東協十國出現的背景原因，及探討冷戰前後影響東協安全合作機制形成的因素，從中瞭解「信心安全建立措施」在東協國家間的重要性。第三章 1967-1989東協「信心安全建立措施」的歷史脈絡，從「東協方式」談起，以新自由主義的概念嚐試瞭解不同於歐盟整合的「東協方式」。第四章1990年後東協內部「信心安全建立措施」的發展與特徵。針對冷戰後東協內部安全機制加以探討，如各國之間透過那些機制和平解決雙邊邊界問題等。第五章東協國家主導的由外而內安全合作模式，探討東協區域論壇及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之成立背景、主要議題及對東協安全合作機制的影響。第六章今後東協推動內部「信心安全建立」的機會與挑戰。東協內部對「信心安全建立措施」的看法與態度亦影響執行成效，東協內部解決衝突的機制是否健全，由「信心建立措施」發展到「預防性外交機制」之可行性。第七章結論。藉著上述的探討，瞭解東協內部信心安全建立機制之演進及發展，為東南亞區域安全找到新的方向。

一、非軍事區的概念屬軍事互信機制的一環，而軍事互信機制的緣起主要在「信心建立措施」，「信心建立措施」的實踐係在 1975年8月1日「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簽訂了「赫爾辛基會議最終協議書」，規範了歐洲安全、經濟科學技術和環境領域、人道及其他領域的合作、召開後續會議等結論，其中有關「建立信心措施暨特定層面安全與裁軍文件」主要規定為防範因軍事資訊缺乏而引發的誤解與判斷，造成武裝衝突的危險，各締約國應循外交管道告知對方，並主動邀請對方觀察其軍事行動與演習；信心建立措施實施至今己有近30年的時間，從歐洲、東協及兩韓實踐經驗，來探討末來台海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之建構。 二、非軍事區通常是靠近停戰線的緩衝區，一般所謂的「非軍事化」是指一國不能在其領土的特定部份駐軍或是維持軍事設施，從軍事戰略的觀點來看，「非軍事區」的設置目的，主要是避免或降低武裝衝突再度爆發的可能性，所以所有的軍事力量、供應和裝備，除非另有規定，否則都應撤出「非軍事區」。 非軍事區的設立最早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凡爾賽和約在法德邊境上的萊茵蘭地區設立的軍事緩衝區；第二次世界後爆發朝鮮半島的戰爭，戰後雙方簽署停戰協定，劃定了臨時軍事分界線，並從分界線上各後退2公里，形成了一個寬4公里的非軍事地帶作為緩衝區；伊拉克與科威特的「非軍事區」係1990年發生了波灣戰爭，戰後聯合國在伊、科邊界設立15公里寛的非軍事區；上海五國的「非軍事區」1996年4月25日，中、俄、哈、吉、塔五國元首在上海簽署了五國「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及「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協定」。主要內容除了規範五國的軍事互信機制項目，其中甚至規定軍隊並從邊界各自退後100公里設立為非軍事區。 非軍事區設立的案例其中德國萊茵蘭及伊科邊境設立的非軍事區，均因強權的野心，引發了軍事衝突而中止，朝鮮半島的非軍事區雖然維持兩韓的和平，但北韓利用地道及利用特種部隊對南韓實施攻擊或對在非軍事區間相互開火的事件層出不窮，在南韓實施陽光政策後才使兩韓的軍事衝突減少；故非軍事區的設立，僅能減少兩個敵對團體的軍事摩擦，並不能帶來永久的和平。 三、兩岸歷經了軍事衝突對峙、互不往來及和平交流、協商等時期，近期政府高層頻頻抛出善意，總統陳水扁先生提出「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的具體構想及主動邀請中共指派代表一起磋商兩岸推動協商的方式，以探討「非軍事區」之劃定，惟都未獲得中共善意的回應，中共對兩岸軍事互信機看法如下：認為歐洲的軍事互信機制有歷史的條件與限制，兩岸並不存在有這些條件、而中共對兩岸協商的主要對像是美國，而非台灣、台灣所規劃的軍事互信機制有為「兩國論」及「台獨」輔路之嫌、現行「國防白皮書公布」及「海上人道救援」則係國際慣例，而非兩岸協商的結果、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必先協商「結束敵對狀態」而非協商互信機制、我方提出軍事互信機制是根本亳無誠意的，主要是凝聚民意及做給美國看、對「三通」認定為屬一國水域內的交通，兩岸關係仍然屬一國內部事務，與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無關、中共積極與其鄰國建立互信機制，獨排兩岸安全議題，企圖使台灣在東南亞地區「邊緣化」，使我在國際上孤立無援，最後不得不屈服其所訂的條件下。 四、兩岸地區要劃設非軍事區，在現行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尚未能達成共識前，僅能以我單邊劃定一非軍事區，以作為雙方的軍事緩衝區，大概可區分台灣海峽地區，可作為非軍事區三項，以台灣海峽、海峽中線以西地區至大陸沿海及以金、馬等外島為劃設地區，經綜合以政治、經濟、軍事、心理分析，以金馬等外島劃定為非軍事區較具體可行。 五、兩岸缺乏政治共識致使軍事互信難落實，中共以冷處理信心建立機制，雖然台灣視信心建立機制的問題迫在眉睫，台灣針對避免兩岸軍事衝突所提出「劃定軍事緩衝區」、「建立海峽行為準則」和共同宣示「放棄發展大規模毀滅武器」等議題，為建構兩岸和平關係的具體善意，但是以兩岸目前的互動幾乎停擺，故兩岸建立互信機制亦非常不樂觀，一般均認為短時間內條件與環境不可能成熟，由於中共的排拒，兩岸之間很難仿照歐洲經驗，建立談判互信機制；台海目前確實有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可避免最近日趨頻繁的軍事行動如共軍船艦直接南北穿越台海、繞行台灣東部海域，甚至戰機飛越台海壓迫中線，很容易雙方誤判而發生誤擊事件，造成台海戰爭的爆發。台灣若要建立所謂的「軍事緩衝區」，我方也必須提出善意，現況最佳的方案只有從金馬撤軍，將金馬劃設為非軍事區，換取中共的善意，重啟兩岸互信機制。

2002年7月31日，中共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提出了「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全面有系統地闡述了中共在新世紀下的安全觀念和政策主張，中共自1996年就提出應共同培育一種新型的安全觀念，中共領導人更多次在國際場合呼籲建立新安全觀，強調以對話協商增進了解和信任，通過協調合作促進和平與安全。 近年來，中共積極參與雙邊國際協定、多邊國際組織，強調「和平發展」重於一切，其中「東協區域論壇」與「上海合作組織」更被中共視為是新安全觀的具體成功實踐。新安全觀顯然已經成為中共順應經濟全球化與倡導世界多極化的主要工具，勢將成為中共對外政策的主調。因此，本文除探究中共新安全觀的背景與理念，更透過中共安全觀的改變、國際建制的參與，以掌握中共可能採行的國家安全政策與所面臨的挑戰。最終，並省思「新安全觀」為兩岸關係帶來的啟示。

「上海合作組織」是第一個以中國城市為名的永久性政府間組織，以中文及俄文為正式語言，成員國包括中國、俄羅斯及地處中亞的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而「上海合作組織」的前身是建立於1996年的「上海五國」機制，2001年中，烏茲別克加入「上海五國」機制，同年6月15日，六國元首共同發表「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宣佈在「上海五國」機制基礎上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當時中共藉著這個機制與俄羅斯及中亞四國開始展開邊境地區信任和裁軍的談判，而這也是「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的開端。 本論文以「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為研究主題，首先主要探討的目的為從「上海五國」到「上海合作組織」，其軍事合作形成的背景有那些主要因素、其演進的歷程及其內容，其次「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的主要內容有那些，接著探討「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發展至今，不論外部或內部有那些限制因素影響軍事合作，最後逐一分析「上海合作組織」的軍事合作對全球、區域及台海兩岸的安全情勢未來的發展。 研究發現隨著「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中共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逐漸加大，中共在中亞日益提昇的力量也形成對俄羅斯的另一種挑戰。2007年6月27日「上海合作組織」六個成員國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關於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的協定」，使聯合軍演朝向定期化、常態化與制度的趨勢發展，而「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發展至今，雖然有許多內外的限制因素，但是其範圍及影響層面卻日漸擴大，對全球、亞太地區或台海兩岸的安全情勢都產生重大的影響，不論兩岸和平談判如何發展，我們都要密切注意「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對我軍事、外交等層面所造成的威脅。 /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is the first permanent inter-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amed by one of the Chinese cities. Its official language is Chinese and Russian, and its members include China, Russian Federation, Republic of Kazakhstan, Republic of Kyrgyzstan, Republic of Tajikistan and Republic of Uzbekistan. "Shanghai Five" mechanism, established in 1996, was the forerunner of SCO. In 2001, Republic of Uzbekistan joined the "Shanghai Five" mechanism, and in the same year of June 15, the leaders of the six countries announced a joint statement－"the founding declaration of SCO", which declared SCO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Shanghai Five" mechanism . By using this mechanism, China started the negotiation, which is about a mutual trust of boarding area and disarmament issues with Russia and four center Asia countries, and this mechanism started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in SCO. This thesis mainly focuses on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of SCO. First, it will be discussed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organization from the "Shanghai Five" to SCO, including what are the primary factors of forming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its courses of evolution and contents. Second, we talk about what are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the SCO’s external or internal limitation which may influence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Finally, we analyze its future development of security situation in global, regional, and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reas step by step. The research discovered, with the foundation of SCO, that the China’s influence in center Asia is increasing, which will form another challenge to Russia. On June 27, 2007, the six members of SCO signed “an agreement of holding joint military maneuvers among SCO members” to have them held periodically, normally, and systematically. From now, although there are a lot of limitations, the influence of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is increasing and it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global, Asia Pacific and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reas. No matter how the peac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reas will go, we must keep a close eye on the fact that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could cause Taiwan’s military and diplomacy to be under threat.

本研究主要透過調查法，以ASUS與SONY筆記型電腦為例，以「品牌屬性」為自變數，「信心」與「抵抗性」做為中介變數、「個人因素」為調節變數，探討其對依變數「品牌共鳴」的影響，藉由比較台灣自創品牌與國外品牌在品牌共鳴的表現上是否有差異之處，造成差異的關鍵因素為何？期望協助台灣企業找出自己的品牌之路，站上國際舞台。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有三：（1） 探討影響「品牌共鳴」程度高低的主要原因；（2）探討消費者對品牌屬性重要性的認知，是否會影響其信心和抵抗性，進而影響到品牌共鳴；（3）探討個人因素對品牌共鳴的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1) 在筆記型電腦產業，功能性與情感性屬性皆會影響信心，但唯有情感性屬性對抵抗性有影響。(2)情感性屬性是影響筆記型電腦品牌共鳴的關鍵因素。(3) 自我表現消費動機、性別差異對筆記型電腦使用者的信心沒有影響。(4)「自我表現消費動機高者」與「產品知識高者」社群感最強。(5) 筆電族群中，若欲加強重視情感性屬性之消費者之信心，要從產品知識下手。

身為一位學習「戰略及國際安全」並從事「野戰戰略」與「中外戰史」研究與教育的軍人，深知唯有堅實的國防武力，才能在中共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文攻武嚇下，以「勝兵先勝」之作為，來達到「止戰而不懼戰，備戰而不求戰」，確保「有效嚇阻、防衛固守」戰略構想之達成，然基於深切體認到「兵凶戰危」，不忍國人與大陸之對立紛爭而引發戰火，導致同胞「生靈塗炭」。自當從「避免戰爭」、「防止戰爭」等戰略及國際安全之考量，研究「台海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藉由國際間已實施多年的「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以下簡稱CBMs），期能喚起台海兩岸之領導人，本著同根同源，藉展現誠意、溝通、協商、交流，進而建立互信，以降低兩岸緊張情勢，避免因誤判而引發衝突，進而導致戰爭發生。 「信心建立措施」的主要概念，在於透過資訊交換與交流，增加彼此的瞭解，避免雙方因對彼此軍事意圖的誤解，而導致擦槍走火，引發衝突與戰爭。並希望透過「軍事互信機制」等交往原則的確立、軍事行動的規範，以及檢證措施的運用，建立台海兩岸彼此信任之關係，以達到避免戰爭、防止戰爭，確維台海兩岸安全與永久和平之目標。 本論文「台海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之研究」，其主要的理論基礎是參考國際間已施行多年的「信心建立措施」（CBMs），該措施見諸於1975年「赫爾辛基會議」（Helsinki Conference）的「最終議定書」（Final Act）。而在歐洲中立及不結盟國家提議下，至1986年「斯德哥爾摩會議文件」（Document of the Stockholm Conference），第二代的「信心建立措施」被歐洲各國改稱為「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Confidence and Security-Building Measures, 以下簡稱CSBMs ）。一般而言，後者較前者更強調軍事意涵的重要性及查證措施的使用，也意味脫離前者的萌芽階段，進入較繁複、具體、強制發展的階段。除歐洲與亞太地區外，非洲、拉丁美洲、中東地區都有相關類似的安排。1991年，南北韓所簽訂的「和解、互不侵犯及交流合作協議」與「朝鮮半島非核聯合宣言」，中共、俄羅斯及其他三個中亞國家於1996年4月26日所簽訂的「關於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均屬於「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冷戰結束後成立的「東協區域論壇」及「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所倡導的安全對話，也是「信心建立措施」的一環。 台海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可採用「信心建立措施」（CBMs）各類作法，即（一）宣示性措施（declaratory measures）、（二）透明性措施（transparency measures）、（三）溝通性措施（communication measures）、（四）海上安全救援措施（maritime measures）、（五）限制性措施（constraint measures）、（六）查（檢）證性措施（verification measures）…等，並參考國際間建立互信之成功案例，區分目前已在執行的公布「國防報告書」、宣布「軍事演習之種類、範圍、時間、地點」、遂行「海上救難行動」、建立「海峽中線共識」…等，並配合國統綱領的進程，再分為近、中、遠程軍事互信作為，逐步建立台海兩岸軍事互信，降低緊張，化解衝突，以避免導發台海間之戰爭，共創台海兩岸中國人之雙嬴。 當前台海兩岸之紛爭，乃導因於雙方領導人及政府之互信不足，故在推動台海兩岸互信機制時，初期階段，須由單方面展現誠意、培養互信，在時機及條件成熟後，則雙方展現誠意、建立互信，當然我方應審慎規劃，並時時觀察，若中共仍抱持傲慢心態，未能遵守相關協定，必要時可以停止各項交流，以免單方面對中共做出過多的讓步，以確保我國家安全與利益。 從研究中可以深切體會，台海兩岸維持和平與穩定，是台海兩岸中國人的共同期盼，也唯有「台海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才能避免雙方因誤解、衝突，而刺激中共以武力犯台，或引爆戰爭。故僅提出具體建議，供決策單位及後續研究此一問題者參考： 壹、台海兩岸不可輕啟戰端。 貳、推動兩岸間制度化互信機制。 參、藉助國際友人加強多邊協商促進兩岸交流。 肆、審慎擬定建立軍事互信措施之優先順序。 伍、推動兩岸建立軍事互信立法逐步執行。 陸、賡續研究集思廣益尋求兩岸雙贏策略。 台海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雖然還有相當多的困難與窒礙，但相信只要台海兩岸領導人有決心，必可早日達成兩德統一與兩韓和解的光明坦途，這也是台海兩岸中國人所衷心期盼的抉擇，但願不久的將來，台海兩岸的中國人，均可走出免於戰爭與殺戮之夢魘，進而同享自由、民主與均富的和平幸福生活，共創台海兩岸的繁榮與發展。

一、信心建立措施，最早出現於1975年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簡稱CSCE）的赫爾辛基會議（Helsinki Conference）所簽署的赫爾辛基最終議定書（Helsinki Final Act），嗣後，被國際間廣為運用以降低敵對國家間衝突與避免戰爭的重要途徑與模式。信心建立是一系列的相對措施，旨在促進彼此了解，防止誤判和誤解，其重要條件是雙方能持續漸次的降低敵對緊張關係，使得雙方能在協談中尋求和平解決爭端的共識，成為一種常態性互動式的行為模式。 　　二、不論是先前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或是改組後的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在策訂信心建立措施的條文上是依據當時的背景環境及相對的威脅程度來策訂，並結合時空移轉，環境變遷循序增修訂，在互信不足的狀況下採較寬鬆的措施作為，以增加互信的基礎為主，在互信條件較成熟的時候，則相對採取較嚴格及緊縮的措施作為，而非一成不變，更不是可一次到位的。 　　三、中共從改革開放開始，施政的重心在於政局穩定及經貿發展，中共力求營造與維持一個穩定的國際安全環境，以全力從事經濟建設。在對外改善關係及參與信心建立措施之基本立場與原則：（一）推動多極的國際新秩序；（二）消弭「中國威脅論」；（三）壓縮中華民國國際空間。在過去十多年當中，中共對信心建立措施的看法由負面的、消極的，轉而採用信心建立措施來改善與潛在衝突國家間的關係。在相當的程度上可印證，中共對其它國家所推動之信心建立措施已經取得相當的成果，而中共也從推動信心建立措施獲得實質之利益。 　　四、兩岸關係正處在十字路口，如何化解僵局，將成為二十一世紀初兩岸焦點問題，兩岸是戰是和，也是亞太地區穩定與否關鍵。兩岸間現況的互信措施在不具正式的條文約制下，有學者將其稱之為默契式的互信措施。兩岸之所以遲遲不能展開正式信心建立措施，仍存在的幾個問題癥結：如單方面的共識匯集不易、缺乏脈絡連貫的運作組織體、中共正統自居的傲慢；雙方面的一個中國的認知困境、缺乏溝通有效途徑、漸趨失衡的兩岸軍力；在多邊方面的第三者美國的戰略模糊政策、效能不彰的第二軌道、多邊組識國家的選邊站等問題。在兩岸間推動信心建立措施或許解不開兩岸政治上的結，推動兩岸信心建立措施最大的目的，是在促進兩岸雙方以和平的、溝通的方式，達成互信、共存、共榮的目標。信心建立措施最終目標固然在於追求穩定、確保和平，但它是一種過程與方法，是通往和平之路的開啟，而不是終點。不論是美蘇間的互信機制或是歐洲的信心建立措施亦或是東協間的安全對話，甚至東西德統一、朝鮮半島正在進行的和解，都是經過長時期的醞釀、溝通、協調，且相對方皆隨著時空而逐步調整修訂各自觀點與包容，並藉助區域組織、第二軌道或第三國的協助，待最佳時機或相對方咸感需要時，始建立相對間的互信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