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的犯罪統計都發現青少年犯罪率高峰之現象。本研究擷取一般犯罪理論(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Gottfredson & Hirschi, 1990)與成熟代溝理論(Maturity gap theory; Moffitt, 1993)的觀點來探討青少年犯罪率高峰現象之成因。一般犯罪理論採犯罪成因一元解釋觀點，認為犯罪人皆來自社會化不良所產生之低自我控制(low self-control)特質，低自我控制者具有貪圖眼前享樂，不顧未來後果的特性；一旦遇到適當的犯罪時機就會產生犯罪行為，而青春期正是犯罪能力與動機較強之時期，故青少年犯罪率特高。Moffitt將青少年犯罪分成青少年暫時型反社會行為(Adolescence-limited antisocial behavior)與終生型反社會行為(Life-course-persistent antisocial behavior)兩種，前者源於成熟代溝(maturity gap)，指青少年在青春期生理成熟時產生之成人角色需求，受到法律或親長之限制而引發叛逆犯罪；後者則源於較先天性的神經心理因素。本研究即以「低自我控制」與「成熟問題」兩觀點來探索青少年犯罪率高峰現象的成因。本研究抽取國、高中學生共602人以及矯正機構學生共222人，比較國一到高三共六個年級的偏差行為分數，發現國二到國三是偏差行為的遽增期。階層回歸分析發現「低自我控制」先於社會化而存在，對偏差行為有很強的預測力；但是「成熟問題」的預測力與「低自我控制」相當。將受試者分成小時候即有偏差行為且持續到國中以後的「早發型」，以及直到國中以後才開始有偏差行為的「晚發型」，發現「早發型」無論在「低自我控制」或「成熟問題」，都較「晚發型」來得高分（即自我控制力較低，成熟困擾較高）；訪談二位「早發型」及二位「晚發型」的矯正機構學生，發現「早發型」之自我控制力較低，但成熟困擾與「晚發型」相當。由於青春期發展困擾普遍存在於偏差青少年，使小學階段即有偏差行為的「早發型」產生更多違犯行為，使原先沒有偏差行為的「晚發型」開始從事違犯行為，乃因而產生青少年犯罪率高峰之現象。本研究額外的發現是，親長若對於青少年之官能性成熟需求加以限制，可抑制偏差行為之發生。另外，可預期「早發型」有持續犯罪的可能性，因為除了「低自我控制」的不良特質外，該特質會與惡質環境交互作用而產生進一步的累積結果(cumulative consequences)。 / With regard to the pick-delinquency phenomenon of adolescents, there are two major theories.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Gottfredson & Hirschi, 1990) attribute the phenomenon to the crime committing opportunity caused by the strengthened motivation and action capacity of low self-control individuals who step into adolescence period. The Maturity-Gap Theory (Moffitt, 1993) emphasizes that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newly developed needs and the limitation toward the fulfillment of these needs from social agents caused the jump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606 Students of general schools and 222 custodial adolescents of correction schools were asked to answer a questionnaire of which the variables related to the two theories were constructed. Using deviant behaviors as criterion variables and the measured variables as predicting variables, the regression analyses by sets of variables yield the following results：(1) instant fun seeking, impulsiveness, deviant peer association and sensual needs resulted from maturation are highly significant variables to predict deviant behaviors. Whereas, the inhibition of sensual maturation needs from adults are countering variables to prevent adolescents from doing deviant behavior. In sum, maturity is highly related to juvenile delinquency but not the way explained by the maturity-gap theory at least at Taiwan. Comparing the delinquents of " early onset (of crime)" and "late onset" with "never onset" adolescents, the deviant profiles of the former two groups are similar to each other, but with the "early onset" having higher scores on the measured undesirable variables which may result from cumulative effect of circulating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dolescent's low self-control characteristics and vicious environment. The same conclusion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qualitative data from interviewing four delinquents of correction school.

本研究旨在依據美國犯罪學者赫許（Hirschi ）所發展之「社會控制理論」為架構修 訂台灣地區適用之少年犯罪傾向預測量表，進而考驗少年機車竊盜犯及贓物犯行為相 關因素與正常少年、犯罪少年的差異情形。 在研究方法上，以台灣地區北、中、南三地犯罪少年及正常少年1288名為對象，主要 採自陳式「青少年活活適應量表」及「偏差行為量表」為工具，而以多因子變異較分 析、逐步迴歸分析、區別分析及典型相關分析等統計方法分析資料。 研究結果主要發現：ぇ機車組與犯罪組在依附、投入、抱負、信念及偏差行為等因素 上均有顯著差異。え機車組與正常組在依附、投入、信念及偏差行為上均有顯著差異 ，而在抱負因素上無顯著差異。ぉ預測犯罪傾向以偏差行為效果最佳；而預測偏差行 為，則依次以依附、信念、投入、抱負等因素效果較佳。 根據上述發現，研究者提出減少少年機車竊盜與贓物犯罪事件發生之對策，以期改善 少年犯罪問題的繼續惡化。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有三：（一）研擬出一套具體可行有助於本研究進行並能合理解釋 少年犯罪行為互動歷程之概念架構，然後運用各種統計技術考驗該概念架構，設法修 正成新的互動性影響理論模式；（二）編製可以早期識別潛在少年犯之測量工具；（ 三）比較一般少年與犯罪少年以及財產犯與暴力犯在各心理與環境變項上之差異情形 。 為期達成上列目的，本研究採取人格心理學上互動論的觀點、重視科技整合的精神， 並且同時運用傳統少年犯罪與自陳犯罪報告兩種研究方式。首先以２０２６名一般少 年及４４１名少年初犯與累犯作施測對象，據以建立少年犯罪量表。然後又對５１３ ９名一般少年、４９３名少年暴力犯及４５８名少年財產犯施行自編的少年生活情境 量表，其內容含自陳報告財產犯罪與暴力犯罪的題目。 本論文共分九章三十四節，首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問題背景及其重要性、研究目的、 取向與重要名詞。次章探討有關本研究之理論與實徵性研究。第三章陳述本研究概念 架構之建立過程與研究假設之內涵。第四章報告研究方法、對象、工具與資料處理類 型。第五章敘述少年犯罪量表之編製過程。第六章是預備性分析，分別指陳三十個變 項的相關程度以及各自變項對六個依變項的預測力。第七章係分析並討論各組少年在 三十個變項之差異情形，以及各自變項對六個依變項的主要影響。第八章則係分析並 討論各自變項對一般少年與犯罪少年情緒狀態、潛在非行性、自陳財產犯罪次數及自 陳暴力犯罪次數之互動性影響程度。第九章是綜合討論、結論與建議，先對各項重要 研究結果作更進一步的討論，再據以提出結論與主要建議。 研究結果顯示：（一）少年犯罪量表之信度與效度尚佳，可作早期識別少年犯之重要 工具。（二）犯罪少年之父親關愛度及家長社經地位均較一般少年低，其家庭功能與 在校人際關係、學行成績較一般少年低劣，其所居住社區不良程度較一般少年更重， 而其逃學次數、怨恨情緒與焦慮情緒均較一般少年外，其自我概念較一般少年更消極 ，其情緒控制與自我克制能力較一般少年為低劣，其潛在非行性較一般少年為重，其 財物誘因、暴行誘因、自陳財產犯罪次數與自陳暴力犯罪次數均較一般少年更多。（ 三）將少年財產犯與少年暴力犯相較，少年財產犯之父親關愛度較暴力犯為低，家庭 功能亦較暴力犯低劣，不良交友較暴力犯多，自我概念較暴力犯更消極，而其財產罪 次數亦較暴力犯為多；反之，少年暴力犯之憤怒情緒則較少年財產犯為更多，情緒控 制能力較少年財產犯更低劣，而其自陳暴力犯罪次數亦較少年財產犯為多。（四）大 多數的自變項對一般少年的潛在非行性、自陳財產犯罪次數與自陳暴力犯罪次數的影 響具有顯著的主要效果存在；但是，只有相當少數的自變項對犯罪少年上列三個依變 項的影響之主要效果顯著。（五）就對一般少年與犯罪少年潛在非行性、自陳財產犯 罪次數、自陳暴力犯罪次數的影響而言，以潛在非行性（指對自陳財產犯罪與暴力犯 罪次數的影響）、怨恨情緒、內外控取向、自我概念、活動性、逃學次數、不良交友 、不良社區、家庭功能、人際關係等項為最具影響力的變項。（六）就對一般少年潛 在非行性、自陳財產犯罪與自陳暴力犯罪的互動性影響而言，逃學次數、家庭功能、 不良交友、不良社區、活動性、衝動性、自我概念等項，乃是最具互動性影響力的變 項；而潛在非行性、財物誘因及挫折容忍度三變項係對一般少年自陳財產犯罪獨具互 動性影響力的變項；潛在非行性、暴行誘因及情緒控制能力三變項係對一般少年自陳 暴力犯罪獨具互動性影響力的變項。（七）就對犯罪少年潛在非行性、自陳財產犯罪 與自陳暴力犯罪的互動性影響而言，家庭功能、內外控取向與母關愛度三項乃是較重 要的互動性影響因素。（八）就對所有少年自陳暴力犯罪的互動性影響而言，潛在非 行性、財物誘因、暴行誘因、自我克制能力與少年組別五個變項對於自陳暴力犯罪具 有顯著的互動性影響。（九）上列各項研究結果大致支持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大部份研 究假設，且驗證互動論對少年犯罪行為歷程可作合理的解釋。依據互動性影響的研究 結果，本研究乃建立各自變項對一般少年及犯罪少年潛在非行性、自陳財產犯罪、自 陳暴力犯罪互動性影響的新理論模式共計六個。 根據本研究各項結果，研究者建議：（一）運用各種有效的途徑，落實親職教育的推 展，強化婚姻諮商與家族治療的功能，使病態家庭減少至最低限度。（二）改革學制 ，徹底扭轉社會上文憑主義、升學至上的錯誤觀念念；充實各級中學教育內涵，期其 五育平衡發展；改革道德教育方法，並早期發現潛在的少年犯，施予有效的輔導諮商 措施，強化中學的犯罪預防功能。（三）淨化大眾媒體內涵，改善社會風氣，並加強 對青少年的交誼輔導。（四）學校與家庭教育宜加強培養兒童及青少年高度的挫折容 忍度、情緒控制與自我克制能力，並設法糾正其偏差的性格傾向。（五）學術界宜多 編製少年犯罪量表供實務界參考，並加強少年犯罪早期預測研究，期能採取攻勢性的 犯罪預防策略，徹底防治青少年犯罪行為之產生。（六）學術界今後有必要多進行自 陳報告式的少年犯罪研究，與傳統式的少年犯研究同步並進，相輔相成；同時，並宜 多運用互動觀點與科際整合精神，深入探討少年犯罪行為的互動歷程，俾對少年罪問 題的解決，以提供更大的助益。

本研究共壹冊，約七萬字，分成五章十七節。研究的目的有二： （一）探討刺激尋求動機與創造力、偏差行為的關係，以期對青少年問題提供一個合 理的解釋。 （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和建議，以做為今後青少年教育之參考。 研究樣本包括大台北地區（台北市、台北縣）三九八名國中、高中、高職的男性在學 學生以及一一七名台北少年觀護所的男性少年。研究結果發現： （一）一般青少年和犯罪青少年在刺激尋求、創造力及環境支持的分數上有顯著差異 ，犯罪青少年比一般青少年具有較高的刺激尋求動機和創造力，以及具有較少的環境 支持。 （二）高、低刺激尋求者在創造力及偏差行為上有顯著差異。不管是一般青少年或是 犯罪青少年，高刺激尋求者皆比低刺激尋求者具有較多的創造力及偏差行為。 （三）不同環境支持者在偏差行為上有顯著差異。其中以中度環境支持者的偏差行為 最高，並且顯著高於高環境支持者。但在創造力分數上則沒有顯著差異。 根據以上結果，加以討論，並提出建議，以做為今後青少年教育之參考。

本研究旨在探討犯罪青少年在父母婚姻衝突、父母管教方式、親子依附安全感與其外向性行為問題上之關係，是否父母婚姻衝突會透過父母管教方式，影響到親子依附安全感，最後導致孩子外向性行為問題的發生呢？或是父母婚姻衝突只透過親子依附安全感，進而影響到孩子外向性行為問題的發生呢？並探討不同性別的犯罪少年在父母婚姻衝突、父母管教方式、親子依附安全感及外向性行為問題上的差異情形，及犯罪青少年知覺父與母的管教方式、親子依附安全感上的差異情形。本研究採自陳問卷調查法，樣本選取自接受感化教育之「桃園少年輔育院」及「彰化少年輔育院」之犯罪青少年，得有效問卷：男生160份及女生53份，共計213份，將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t檢定及徑路分析的統計方法來進行分析。 本研究結果顯示：（1）女生知覺其父母婚姻衝突程度較男生為高。女生知覺到母親矛盾的管教程度及父母紛歧的管教程度都較男生為高，但男生知覺到母親期望的管教程度較女生為高。男生知覺到父親的信任、溝通程度及母親信任的程度都較女生為高，但男生知覺到父親的疏離程度較女生為低，且男生知覺到父親整體的依附安全感較女生為高。男生外向性行為問題的程度較女生為高。（2）犯罪青少年知覺父親在拒絕、矛盾、嚴格的管教程度上比母親高。犯罪青少年知覺父親在信任、溝通分量表及整體的依附狀況上都比母親低，但父親在疏離分量表上比母親高。（3）父母婚姻衝突會透過父母管教方式，影響到親子依附安全感，但親子依附安全感並未影響到孩子外向性行為問題的發生。（4）父母婚姻衝突會直接影響到親子依附安全感，但並未透過親子依附安全感，影響到孩子外向性行為問題的發生。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討論與未來研究及實務工作上之建議。

本研究採用一項有關青少年成長與發展調適問題的長期貫時性追蹤資料(1996-1999)，試圖突破過去討論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時，所用之横斷式資料的囿限，嘗試應用潛在成長曲線模型(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LGC Model)的分析方法，加入歷史時間的縱深，捕捉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與「個別的成長軌跡發展」。以不扭曲地將所有受試青少年在三年間的內化症狀變化情形，忠實地描述出來。而後，加入「改變」因素的討論，企圖尋找能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軌跡的關鍵機制。 此研究主要目的即在「具象化」復原力的理論觀點，企圖加入動態的時間面向，確認負向生活事件與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軌跡之間的因果關聯，並探討來自個人、與環境脈絡中的關係運作，對青少年憂鬱症狀平均數、變化方向與速率的跨時間影響。研究結果明確回答：為什麼有些青少年在受到憂鬱症狀的負向影響之後，尚能有回復機會並「表現地比預期好」的疑問。至於針對一群憂鬱症狀發展呈現改善、或惡化的少數青少年樣本，在性別、自尊、負向生活事件、家庭親子互動、學校好朋友關係等特性上的差異，本研究亦逐一說明。 在理論層次上，本項研究結合適切的研究方法，從「靜態」到「動態」地觀察青少年的身心發展、自「個人」到「家庭系統內外」討論內外在資源對青少年復原的短暫以及長久影響效果，並以一般青少年為研究對象的作法，擴增了復原力理論的推論範疇與解釋深廣。研究顯示，青少年的「改善」或「惡化」憂鬱症狀發展軌跡，確實在環境脈絡的節制之下，存在著個別差異。此外，青少年起始的憂鬱狀態並不影響憂鬱症狀軌跡發展的變化率。家庭經濟不利這項負向生活事件，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預測，只呈現短暫的初始影響。自尊和好朋友關係皆是青少年可以主動建構與可為之舉，為兩個最重要能影響青少年憂鬱症狀變化的關鍵因素。至於學校脈絡，則可視為在家庭脈絡之外，能提供青少年憂鬱症狀改變效果的新路徑，以及讓青少年可以順利「轉大人」之雙重機會的結構因素。 / Using data derived from a panel study (1996-1999) of long-term Taiwanese adolescent development and adaptation, this study intended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cross-sectional studies, which plagued past studies of adolescents’ developing depressive symptoms. By employing the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LGC Model), this study mainly attempted to feature the individual initial status and the trajectory of every adolescent’s developmental depressive symptoms, which concerned about the important functions of the dynamic historical time and space on youth internalizing symptoms, for the research purpose to reflect the real resilient outcome each adolescent displayed. Besid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key factors that were taken as positive and effective mechanisms to influence the initial status and rates of changes on youth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several latent constructs such as self-esteem and protective factors developed from family and school contexts were taken into accounts. Further, specified characteristics were noted to highlight the basic differences gradually showed between resilient improved adolescents and worsen ones. A positive-psychological stance was taken as the leading research perspective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shows that familial economic hardship only affects the initial status of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implying that this negative event just had a short-term effect on youth’s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s. Those who were initially vulnerable to familial negative event had opportunity to become resilient over time. As to the protective factors, self-esteem and cohesive good-friendship were two crucial facets adolescents could actively construct and make efforts for further resilient performances to be better than expected. The analyzing results indicated, interestingly, tha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early obtained in family context and adolescent’s satisfaction with parenting merely counted for the initial impact on adolescent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Concerns and cohesive relationships acquired in school contexts, especially in classes, provided dual chances for adolescents to become resilient in a long run.

本研究旨在瞭解青少年的金錢觀、需求滿足與慾望，並以 Alderfer的ＥＲＧ理論探討需求滿足及慾望對青少年金錢觀的影響。 研究樣本係依校級抽樣臺灣地區八百七十四位十三至十八歲的青少年。以自編之自陳式慾望、需求滿足和金錢觀問卷為研就工具。所得資料以次數分配、變異數分析、徑路分析等統計方法處理。 研究結果發現，在青少年的金錢觀方面，整體而言，大部分青少年均有正確的金錢觀，特別是對金錢在人際互動中的效用以及金錢的獲取方式有正確的看法。此外，不同的樣本指出，女生、國中生、居住在鄉村者以及有儲蓄習慣者對金錢有較正確的看法，反之，零用錢愈多對金錢的看法也較偏差。 其次，以徑路分析解釋需求滿足度和慾望對金錢觀之影響的研究結果指出，慾望是需求滿足影響金錢觀的中介變項。此外，影響青少年金錢觀的主要因素是關係需求和關係慾望，亦即，能夠與重要他人有良好的互動關係以及想要與重要他人建立良好關係的青少年對金錢的看法也較正向。而這二個變項在國中生和高中生樣本中有些許的差異：就國中生而言，關係需求滿足度對金錢觀的影響較關係慾望來得大，在高中生樣本中則恰好相反。 針對以上結果，提出研究討論及後續研究在方法以及變項上的建議，並對青少年之金錢教育提出鼓勵儲蓄、建立支持系統的建議。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青少年涉足電動遊樂場打電動玩具的原因及了解青少年打電動玩具所獲得的心理體驗，並希望從這些結果中找出可以替代打電動玩具的其他休閒活動。本研究以３０名台北市國民中學二年級男性學生為研究對象，利用半結構式問卷進行面對面的訪談，然後把受試者的訪談資料根據質的分析的方法分析結果。結果發現青少年涉足電動遊樂場打電動玩具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人格因素、情境因素及打電玩的心理體驗三方面的影響，而最可能的替代性方案是利用視訊為媒介進行電腦教學，並依據結論提出對結果的討論及對學校、家長的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是以個人與環境契合理論探討青少年的能力與外在要求是否契合，以及其需求與外在資源問的契合，由契合狀態顯示青少年的適應。而父母教養態度又與青少年的適應有關聯，因此，研究目的又欲呈現在青少年與外在環境的互動中，其所知覺之父母教養態度對其個人與環境之契合有何影響，如何影響，而此一影響結果是否會改變孩子對父母教養態度的知覺，父母教養態度在孩子的適應上扮演什麼角色。 　　首先根據父母管教態度問卷將受訪者區分為正向父母管教態度組以及負向父母管教態度組，再利用深度訪談收集資料。從十個個案分析結果發現，父母教養態度係經由孩子的主觀知覺影響孩子的契合狀態，亦即，當孩子面對一環境事件，他對此事件的知覺與對自己的知覺決定其個人與環境是否契合，契合狀態以及對事件、對自己的知覺影響孩子選擇之因應或防衛方式，因應或防衛的結果，可能會改變孩子的契合狀態；而父母親對於此事的態度，孩子對父母親態度的知覺，亦如同一環境事件，形成外在要求或外在資源，影響孩子在此事件上的契合。其中孩子知覺之父母教養態度、孩子對事件與對個人的知覺以及因應與防衛均會相互影響，又共同作用於孩子的契合。 　　父母教養態度經由上述歷程影響孩子的適應，而不同的父母教養態度也會對孩子的適應造成不同影響。研究結果顯示，當孩子知覺父母的教養態度是關懷、寬嚴適中、適中限制、民主、協助、建議、愛護、誘導、獎勵、一致、親子認同等積極性教養態度，會促使孩子之個人與環境契合，有利於孩子的適應；當孩子知覺父母的教養態度是嚴格、控制、忽視、矛盾、獎懲無常、期待、紛歧等消極性教養態度時，會擴大孩子的不契合，不利於孩子的適應。正向父母管教態度組之個案知覺到較多積極性父母教養態度，負向父母教養態度組知覺到較多消極性父母教養態度。 　　整體而言，本研究累積十位個案的資料，藉以呈現父母教養態度對青少年期孩子生活適應影響之面貌，其中以正向與負向父母管教態度組相對照，有助於了解那種父母教養態度有利於孩子的適應，那些父母教養態度不利於孩子的適應，同時顯現其作用歷程。

本研究旨在探討「優勢觀點為基礎之探索教育團體」對感化教育少年「增強權能」的成效，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優勢觀點為基礎之探索教育團體」作為犯罪問題行為少年處遇策略之適用性。 　　本研究採「不等質控制組」準實驗設計，以「誠正中學」中受感化教育的少年為對象。其中，實驗組成員23名，實驗期間接受九次的「優勢觀點為基礎之探索教育團體」；四組對照組成員共81名，接受一般輔導課程。 本研究使用量化工具－「增強權能量表」，分別進行前測、後測與追蹤測，並以「無母數檢定(Mann-Whitney U統計量檢定、Wilcoxon符號等級檢定)」作為統計方法，檢驗分析實驗處遇的立即效果與延續效果。本研究同時使用質化工具－「反思札記」，藉由個別成員活動反思紀錄的整理與分析結果，提出成員在團體中的「學習收穫」與「增強權能」的展現，以作為實驗效果之補充。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 一、「優勢觀點為基礎之探索教育團體」對感化教育少年「增強權能」有正向顯著影響，且效果能延續加乘。 二、一般矯正教育措施對「增強權能」也可以帶來正向影響，但效果卻未能持續。 三、成員的「增強權能」會隨著「團體歷程」呈現「階段性」發展。 四、「優勢觀點為基礎之探索教育團體」適用於受感化教育少年，也可為少年犯罪問題行為矯治之有效策略。 根據研究發現，提出下列幾點建議： 一、對於青少年犯罪矯治實務 (一)建議可將「優勢觀點為基礎的探索教育團體」安排於新生入校階段實施。 (二)建議可將「增強權能」程度作為矯正學校成效評估指標之一。 (三)建議矯正學校內可以增設「低空繩索設施」。 (四)建議校內舉辦探索教育訓練，讓工作人員都具備探索活動帶領能力。 二、對於未來從事相關研究者 (一)先深入瞭解「矯正學校機關特性」以利預先克服執行面之可能干擾 (二)須格外注意保密相關的「研究倫理」 (三)團體人數掌握在8-12人，或是安排協同領導者 參、對於未來計畫運用「優勢觀點為基礎之探索教育團體」的實務工作者 (一)領導者在團體過程中與成員互動要積極落實「優勢觀點」實務要素。 (二)在方案執行中持續進行「過程評估」。 (三)在團體方案結束後「持續輔導」。 /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trength-based Project Adventure Education Group” on “Empowerment” for juvenile inmates an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to bring up the application of “Strength-based Project Adventure Education Group” on treatment strategy of juvenile delinquents. The nonequivalent control group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was utilized in this study. And the subjects of this research were Juvenile Inmates in Chengjheng High School. There were 23 members in experiment group and during experiment period, they accepted 9 times of “Strength-based Project Adventure Education Group”;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4 control groups (total 81 members) who accepted usual student counseling courses to compare. The study employed “Empowerment Scale” to conduct pretest, posttest, and long-term measures. Then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nonparametric (Mann-Whitney U Test and Wilcoxon Sign Rank Test) as statistics method to examine and analyze instant and long-term effects on experiment treatment. And the researcher also used qualitative tool “introspection notes” to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consequences from self-observation records on individual member’s activities and addressed the performances of members on “Learning Gains” and “Empowerment” in groups as supplementary of experiment effects. And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below: 1. “Strength-based Project Adventure Education Group” has positive and obvious influences on “Empowerment” of juvenile delinquents and the effects can be synergistic continuously. 2. Usual student counseling courses can create positive influences on “Empowerment” as well but the effects cannot be continuous. 3. The “Empowerment” of members can develop “Stage by Stage” along with “the Progress of Groups”. 4. “Strength-based Project Adventure Education Group” is suitable for juvenile delinquents and efficient strategy to correct their criminal problems and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has suggestions below. 1. For the practices on correction of juvenile delinquents: a. “Strength-based Project Adventure Education Group” can be implemented when new students just enter schools. b. The degree of “Empowerment” can be as one of criteria on outcomes evaluation of correction schools. c. Correction schools can add “the Facilities of Low Ropes Course”. d. Correction schools can hold Project Adventure education training to let all workers have leading abilities of adventure activities. 2. For future researchers who focus on related topics: a. Underst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rrection Schools and Institutions” deeply first in order to avoid any possible interference on the aspect of application in advance. b. Should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privacy-related "Research Ethics". c. Group members should be controlled 8-12 people or arrange collaborative leaders. 3. For practitioners who plan to adopt “Strength-based Project Adventure Education Group” in the future: 1. Leaders must implement practical essentials of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the progress of groups and between the interactions with members. 2. Keep proceeding with “Evaluation of Progress” when the project is carried out. 3. Maintain student counseling after the project is finish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