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發展， 沿海城市的發展帶動整個中國經濟實力上升，整體經濟以擴散方式逐步往內地發展。長期城鄉發展差距讓農民必須遠離農村至人力需求較高的城市打工賺錢以養家活口，農村經濟發展停滯、基礎建設不足、經費短缺，農村更因經濟吸引力不足，勞動人口大量外移，陷入無效率、停滯的狀況。 三農問題成為當前中國政府和專家學者所關注焦點，部分觀察家認為，三農問題嚴重根源自鄉鎮政府的無效率以及貪腐加重了農民的負擔，讓農村發展更加惡化。中共中央提出農業稅費改革與取消農業稅等方式，減輕鄉鎮政府施加於農民的負擔。 本研究探究大陸行政體制與行政體系結構下的鄉鎮政府財政制度，自鄉鎮政府所處的體制、發展背景與壓力結構分析鄉鎮政府在整個財政體系中扮演的角色，是否鄉鎮政府如部分研究所言扮演著壓榨農民、拖累農村農業與商業發展、同時為最大利益獲取者的角色？這樣的角色根源於甚麼樣的歷史背景？又如何破解如此無效率循環的現象。

本文探討中國晚清時期(1840-1911)，富強、洋人與貨幣制度三者的關係。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的失利，為清朝開啟了一個新的局面。中國再也無法閉關自守，必須面對國際社會的競爭。太平軍的興起，在洋人幫助清朝平定太平軍的過程中，清廷見識到西方優越的軍事武器。中國至此進入了學習西方，追求國家富強之中。 富強可以切割成富與強兩部分，國強與國富。國強為國防軍事的強大，國富則是國家內部資金充沛，可作為追求國家的後盾。因此一國的金融制度扮演重要的角色，有效率的金融體系可以為國家汲取所需要的資金。貨幣制度是健全的金融體系重要的一環。在晚清追求富強的同時，支撐國家市場交易的貨幣制度，卻是混亂不堪，這是一個矛盾的現象。 本文發現晚清無視貨幣制度的重要性，這有其歷史因素。清朝在繼承歷朝的典章制度後，並無學習到貨幣制度對國家經濟的重要。在地域上，中國不同於西方國家有許多國力、國土相當的國家，彼此因為軍事國防的需要，必須在金融制度上進行改革，使得經濟發展可以高於其他國家，藉此吸引到最多且最廉價的資金。中國傳統上沒有這樣的競爭，因此在清朝進入現代國家之林後，在國勢上就不免左支右絀了。 此外，晚清幣制改革推動，並非來自中國內部而是外部的力量。相較於晚清政府消極的作為，洋人積極要求晚清改革幣制。晚清幣制因為洋人的要求，貨幣改革終於在清末民初成為重要的議題。

軍公教 18%優惠存款從民國 47 年開始實施以降，到民國 95 年開始第一次改革，往後更歷經了民國 99 年的第二次、民國 100 年的第三次及民國 102 年未通過的年金改革草案等改革，期間也備受法律、財政及公平方面的爭議，種種的反彈風浪，使得無人不得不重視此一重要議題。 本研究經由文獻回顧後發現，由於民國 95 年的第一次改革及民國 99 年的第二次改革已有些許國內學術論文以各面向作為探討，因此本研究遂以民國 100 年的優惠存款第三次改革及民國 102 年未通過的年金改革草案為研究主軸，在透過文獻回顧的資料蒐集，輔以深度訪談相關對象的研究方法下，依政策窗理論來探究導致民國 100 年的優惠存款能快速改革之因，和在民國 102 年將優惠存款納入年金改革、優惠存款直接調降利率、年金改革草案尚未通過緣由。 研究結果顯示，導致民國 100 年優惠存款快速改革之因，的確是有賴於問題流、政策流、政治流的三流匯集，由於上級具有分配資源的能力，和具有專業知識、領導魅力或權威等特殊的人格特質，所以主管機關的強勢主導之下，進而在一個月內順利快速的推行。再者，民國 102 年將優惠存款納入年金改革的原因，主要是問題流的流動，使得政策流中的備選方案油然而生，最後在國內氛圍、民進黨團認同優惠存款更進一步的修正的情形下，將其拍板定案。因此在政治流中的社會氛圍主張需對優惠存款進行更深入的檢討下，民進黨便趁著此波改革氛圍主張，進而提出自身的改革版本，搭配著問題流、政策流的流動，促使民國 102年改革方案中直接調降優惠存款利率。最後因勞工與公務人員的改革順序和軍公教內部的年金改革順序的莫衷一是，同時也無法接受極盡冒進、爆走的改革方案，種種對於年金改革草案的不滿，導致無法與相關政策社群達成協議，適逢立法委員基於選舉考量、執政黨主席更替等政治浪潮，因而將年金改革方案停滯。

年金制度是歐美國家社會安全體系最重要的ㄧ環，由於人口結構轉變與勞動市場變遷造成年金財務問題日趨嚴重，使得各國年金體系既有之制度已無法延續。年金改革成為各國家必須面臨之問題。本研究選取德國、英國及日本為探討對象，透過研究比較三個國家勞工的年金制度與年金改革的發展趨勢。 德國的年金體系以俾斯麥模式為代表，英國則基於貝佛里奇模式的理念，兩個國家的年金體系為兩種截然不同之模式；日本則是綜合兩種制度之年金體系，以社會保險方式建構基礎年金，形成全民皆年金之體系。上述國家之年金制度已邁入成熟期，在人口老化、經濟發展停滯的雙重壓力下，年金的財務補助成為政府沉重負擔，為維持年金制度的永續經營，已歷經多次年金改革。 本研究的目的，即在了解三個國家的年金制度體系、歷次年金改革內容與年金制度實施狀況，藉由研究比較了解各國年金制度的內容和實務的運作，再與我國勞工的年金制度做比較，並以年金制度工作者的實務經驗，檢視我國年金制度施行現況，以及對我國102年的勞保年金改革方案提出分析，並對未來年金的改革方向提出建議。

本論文把論述重心放在「比較」上，試圖去認識三位國家領導人對於政治改革理念以及改革實踐的不同之處，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比較，釐清三位領導人的改革各自爲俄羅斯政治體制帶來什麼不一樣的影響，以及他們各自的政治選擇又是帶領俄羅斯朝哪個方向前進。其次，我們還要釐清國家領導人的性格和意志等因素是如何影響制度運行。俄羅斯的超級總統制(Super-Presidentialism)將領導人的個人因素突出，這樣的體制對俄羅斯的民主有什麼影響。最後，本論文將探討俄羅斯獨有的政治文化是如何影響三位領導人的政治選擇和發展。 / This article’s main purpose is comparison, it tries to tell the different side of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the way it practices of 3 Russian leaders. It also clarifies the 3 leader’s reformation has been done to Russian political system separately and which direction their political decision has brought Russia into. Moreover, we will point out how the leaders’ will and personality effect the system. Super- Presidentialism of Russia highlight leader’s individual factor, what kind of effect the Super- Presidentialism does to Russian democracy. Finally, the essay will discuss how do the 3 leader’s political decision and development has been effected by Russian unique political culture.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治藏政策與實施，已經鞏固了中共在「經濟」和「法制」這兩個領域的合法性基礎。而達賴自從一九五九年出走印度以後，就對西藏「經濟」和「法制」這兩個領域的影響力，基本上已經沒有條件與當權的中共競爭。而在「傳統」權威的建立這部分，中共自一九六一年完成了「民主改革」後，基本上已經結束了西藏傳統「政教合一」的制度，並粉碎了前者的社會經濟基礎－－農奴制度，在政治形式上實行了人民民主制度，在經濟上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也就是說，中共企圖以社會主義模式的「新傳統」，強力取代政教合一制的「舊傳統」。但中共欲在西藏建立「傳統」型正當性的目標，至多只完成了表面部分。而文革時期中共對西藏宗教的破壞，加上改革開放時期搖擺在「既聯合、又鬥爭」的宗教策略，所引起的反彈與不滿，反過來削弱了中共在「經濟」和「法制」上的正當性。就「卡里斯瑪」的合法性想看，十四世達賴喇嘛頂著「天上太陽月亮一地上達賴班禪」的宗教光環，雖然流亡到印度至今已三十多年，他在藏人的心目中，卻仍具有無可替代的「卡理斯瑪」魅力，顯然成為改革開放時期，中共重建對西藏統治合法性的最大挑戰者。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23276号 / 人博第991号 / 新制||人||234(附属図書館) / 2020||人博||991(吉田南総合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共生人間学専攻 / (主査)教授 西山 教行, 教授 江田 憲治, 准教授 松江 崇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眾議院選舉制度從1947年以來採用中選舉區制度，直到1993年眾議院大選後，除了日本共產黨以外的7個在野政黨一同組成聯合政府，結束了自由民主黨自1955年以來的長期執政，情況開始所轉變。日本新黨黨魁細川護熙就任日本首相後，為了兌現選舉承諾，而在任內推動了選舉制度改革，將選制改為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期望能以此改善國內政治獻金醜聞頻傳的金權政治弊端。而實施新選舉制度後所帶來的諸如小選舉區制有利於大型政黨但一黨難以過半、小黨在國會生存難度增加卻也有比例代表區維持其存在等效應，導致聯合政府從1990年代開始不再只是為了達成某種政治目標而形成的少數特例。自此以後，日本政黨結盟組成聯合政府便形成一種常態。因此本研究認為，1990年代選舉制度改革與聯合政府的形成，兩者可說是相輔相成。 為了進一步分析選舉制度改革對1990年代的日本聯合政府、乃至於日本政壇造成何種影響，本研究將以1996年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首度實踐於眾議院選舉作為分水嶺，將1996年以前成立的細川、村山聯合政府定義為「選舉制度改革前的聯合政府」，1996年到2000年成立的橋本、小淵與森聯合政府定義為「選舉制度改革後的聯合政府」，並從政黨規模、意識形態、政黨穩定狀況與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案的實施等角度進行觀察與比較。本研究發現，選舉制度改革後的聯合政府在政黨規模上已形成一個大型政黨加上兩個小黨的合作模式，意識形態也趨向右派主導而多元。就政黨穩定狀況而言，經過選舉制度改革所帶來的政黨重組，使日本政黨正走向稍無定型的一強，或是二強n弱體制。而在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案與選舉制度改革雙管齊下實施後，日本選舉也已由過去的派閥主導，開始向政黨主導模式邁出了第一步。 /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SNTV-MMD system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with multi-member district system) was adopted by the Lower House in Japan since 1947. However, the electoral system of Lower House has been adapted after the Japanese general election in 1993.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generally abbreviated to “LDP,” has been the ruling party of Japan since it was founded in 1955, but the LDP lost its overall majority after the Japanese general election in1993. A coalition government was created by seven opposition political parties, and Morihiro Hosokawa, the leader of Japan New Party, was elected prime minister. Hosokawa promoted electoral reform, he adapted the electoral system of Lower House for single member district with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 because he promised to eradicate the plutocracy in Japan. The new electoral system causes several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major parties are superiors in election, but it’s difficult for them to win the majority seats in Lower House. Besides, it’s difficult for the minor parties to win the seats in single member district, but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for them to win seats in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Those conditions cause that Japanese political parties form coalition government become normality. Therefore, the electoral reform and the forming of coalition government are complementarity in the 1990s. In this research,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s in the 1990s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the executing of single member district with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 in Japanese general election of 1996. The Hosokawa government and the Murayama government are defined as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s before the executing of new electoral system.” The Hashimoto government, the Obuchi government and the Mori government are defined as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s after the executing of new electoral system.” Those two group are contrasted with each other from the scale of political parties, the ideology, the stability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executing of the Political Funds Control Law. There four major findings in this research. The first one is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s after the executing of new electoral system are formed by one major party and two minor parties. The second one is even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s after the executing of new electoral system are leading by the right-wing parties, the ideology of them is multivariate. The third one is electoral reform causes the party realignment and the Japanes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become one unstable major party or two major parties with several minor parties. The last one is the leader of Japanese election is turning to the parties from factions, because the new electoral system and the Aamendment to the Political Funds Control Law are executed.

摘要 　　為了解決198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普遍「病不起與看病難」的問題，中共國務院從2009年開始推動新醫改方案，期望2020年能消除城鄉、戶籍差異，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和健全的醫療保障體系。 　　長期的城鄉二元的結構，使目前醫療保險體系主要分為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部分地區也還保留公費醫療制度，分別覆蓋城鎮就業人口、城鎮非就業人口和農村人口，雖在制度面上實現「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和健全的醫療保障體系」，但各醫療保障制度分立的管理系統，不同人群不僅參保繳費標準不同，各項醫保待遇標準也有區分，造成城鄉居民看病就醫的可選擇性受到限制，且以戶籍區分身份的制度，難以滿足龐大流動人口看病就醫的需求，並成為各級地方財政和經辦管理的沉重負擔，需儘快整合管理體制。 　　推動醫療城鄉一體化的具體措施，包含了《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等，改革戶籍管理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及醫療保障制度。並先推動在籌資模式、籌資水準、待遇水準、參保者收入狀況等方面都有類似的新農合與城鎮居民醫保合一，部分省級地區及城市已實行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一體化，依各地區社經條件，整合城鄉醫保的經辦機構，並分為統一待遇、兩制整合及一制多檔等三種主要模式，本文並分別列舉東莞市、鎮江市及成都市，說明城鄉統籌的發展模式，已成為保障農村醫療品質的既定發展路線。 儘管中央政策以推動醫保全覆蓋及城鄉一體化為目標，但由於改革開放時，為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推動財政改革，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經濟爭奪及分配資源，理性選擇的結果下形成地方國家各自為政的自利傾向，各地方政府只願意照顧本地居民，導致民眾在異地就醫時的遇到許多困難，經常在全國各地流動的農民工也因為這樣的制度，無法享有公平的醫療待遇。因此在推動醫療城鄉一體化之餘，推動異地就醫結算機制，及解決農民工醫保關係轉續問題的相關政策，將是接下來的挑戰。 未來如何將城鄉居民與城鎮職工結合，以及分析統一待遇、兩制整合及一制多檔三種醫保模式分別適合何種社經條件，皆有助於中國大陸在不同地域環境推動新醫改時，因地制宜，消除城鄉、戶籍差異，向城鄉一體化邁進，逐步達成2020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和健全的醫療保障體系。

由於現代行政國家應擔負起國家發展的引導角色，所以非具備應付行政需求的能力與責任不可，為了適應行政需求的急遽變化，也應該隨著時代的變遷與不同的需求，而不斷地改善行政組織、管理技術與公務人員執行公務時的態度作為等。 為因應此時代的需求，韓國政府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日設置了「行政改革調查委員會」。而後，再設置「行政改革委員會」（一九七三年設立）、「行政調查研究室」（一九八一年設立）與「行政改革委員會」（一九八八年設立）。 然而上述四個行政改革機關在其活動期間的長短、隸屬關係的層次以及結構型態上各有不同，因此，它們所扮演的角色與表現上互有相同及相異之處。為何其在功能上會產生不同之處？為何會發生如此不同的表現呢？哪一種行政改革機關比較有效率？往後行政改革的推行，究竟哪一種行政改革機關最合適？最有成效？需求不需要分別建立「常設性」與「臨時性」的行政改革機關？這些問題都是非常值得探討，因此筆者欲對上述的行政改革機關之間作一比較研究。 由於時間、財力等限制，故本文所探討的範圍僅侷限於行政改革機關的結構面。即是，從機關的法定地位、機關結構的特性、與機關功能的分化等三方面來加以比較。但是與此三方面有關的部分像內部結構的過程面（包括機關的溝通體系與推動過程等方面）、資源方面、方案的產出方面、以及外在環境等方面的因素，將在相關部分中附帶的略加以說明。本研究的探討著重於文獻資料的研究法，藉助於有關的圖書資料，檔案等的蒐集、整理、分析與綜合，進而提出結果與建議以供實務者及研究者的參考。全文共計五章，約十萬餘言，本論文章節的編排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敘述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方法與限制、以及研究假設與設計，並闡釋行政改革之概念。 第二章為理論基礎。關述機關（制度）建立之模型，探討行政改革機關在結構方面比較變數，以及闡述行政改革機關的類型。 第三章為韓國行政改革活動之概觀。介紹韓國行政改革機關設置關之狀況、常設性行政改革機關之活動、以及臨時性行政改革機關之活動，並評估韓國行政改革活動。 第四章為機關結構面之分析比較。比較並探討各行政改革機關之法定地位、結構特性、以及功能分化等方面。 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摘要說明本研究的發現，並提出改進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