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年金的財政結構因受到人口結構失衡、退休年齡過早、經費不足及世代不均等問題，其財務壓力猶如各國般逐漸顯現，考試院爰於102年4月11日提出「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自目前的「85制」逐年延後至「90制」，並調降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及提高其繳費比率。 由於退休金制度不僅只是員工基本的權益，亦是組織用來留才、激勵士氣等有效的策略工具，公務人員退休制度自100年1月1日修正實施迄102年4月未滿3年又再度提出改革，於組織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及重要影響力之高階公務人員，對此次退休年金改革其看法與支持度為何，是否會影響其工作意願，對整體退休政策推動具有關鍵性影響。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就高階公務人員結構、高階公務人員對年金改革整體性看法、退休年金改革主要核心－退休給付及延後退休年齡之分析與影響，綜合深度訪談之結果，探討年金改革對我國高階公務人員之工作意願可能產生之影響程度，然後提出建議。 / Currently, Taiwan’s civil service pension fund is effected by the population structural imbalances, premature retirement age, lack of funds and generational inequality and other issues, financial pressure is gradually emerging as other countries; therefore, the Examination Yuan on April 11, 2013, proposed a draft of "Civil Service Retirement and Survivor Relief Act " which is about to change the civil servant retirement system from the "rule of 85" to the "rule of 90" and furthermore, reduce the income replacement ratio and increase the contribution rate. Since the pension system is not just the employees' basic rights, is also used by organizations to retention, morale and other effective strategies, therefore, after less than three year of amendments implemented since Jan.1, 2011, that Another public service pension reform has been set out for who in the organization plays a key role or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senior civil service from their point of view regarding to the retirement pension reform and support on whether they would affect their willingness to work that have a critical impact on the overall policy to promote retirement. This study has adapted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e of senior civil service and senior civil servants with holistic view of pension reform, the reform of the retirement annuity main core - Analysis and impact of postpone retirement age and retirement benefits and impact of the results of a comprehensive in-depth interview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pension reform on the work of senior civil service intention may arise, and then make recommendations.

本研究透過新制度論歷史制度主義觀點，由制度變遷為核心，探討民國以來檔案管理制度變革之肇因、作法、影響及遷臺前後彼此間制度變遷模式與變遷過程，並配合新制度論社會制度主義之論述，討論機關自各自為政至制度化之過程，從而釐清政府遷臺前後檔案管理制度變革之承襲與轉型。本研究之目的，茲歸納為下列幾項：（一）透過新制度論歷史制度主義之觀點，探討民國以來至《檔案法》頒訂前檔案管理制度變遷之肇因、模式及其對於戰後臺灣檔案管理之影響；（二）透過新制度論社會制度主義之觀點，針對檔案管理制度變遷過程中，各機關檔案管理制度同化的模式與肇因進行討論；（三）探討政府於各時期所提出行政及其效率提升之各項作為與論述，對於檔案管理制度改革之影響，並討論遷臺後相關作為發展之承襲與轉型。 根據研究顯示，本研究之結果包括以下三點：（一）行政改革驅使下，民國以來檔案管理制度變遷模式，自民國初年各機關各自為政的游移模式、戰時層疊，爾至事務革新後的大規模轉換，體現檔案管理制度逐漸制度化之趨勢；（二）機關檔案管理制度在上述的變遷過程中，強制性壓力因非具體的法規條文，也因此在效果上較為薄弱，各機關間同化多係透過規範與模仿方式所致使，惟戰時因非常時期，也因此在制度同化上係以強制性為主；（三）我國遷臺前、後檔案管理制度之承襲，係以劃一制度、集中管理為核心，從而透過各項作為建立當下檔案管理制度。

在中共政權成立的前夕，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都為了爭取東南亞華人華僑的支持而努力。即使東南亞各國尚未承認中共，許多華人支持它，甚至有人為了參加新祖國的建設而歸返大陸。 不過到了文革時期，歸僑及其眷屬被視為．「帝國主義的走狗」，遭到迫害的人甚多，也有人逃到國外。 自從鄧小平掌握實權，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華僑和華人逐漸被平反，他們對大陸的投資也跟隨著增加。如今，中共為吸引華僑華人的資金，推出各種優待措施。 本論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討中共改革開放以來的僑務政策，進而試將僑務政策在整個改革開放政策中定位。

中共自建立政權以來，曾經對政府機構進行過三次改革，但是效果不彰，形成『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惡性循環。八十年代政治體制改革中的機構改革工作的經驗教訓中，中共認為必須首先抓住『轉變職能』這個關鍵。包括八二年的機構改革，基本上是在職能為轉變的情況下進行的，由於政府主要仍然適用行政手段直接來管理本來屬於基層與企業的事情，因此，並未下放權力與機構改革，在職能為轉變情況下，放權只是形式上放權，精簡機構之後，由於管理方式內容還是沿用舊的一套，久而久之機構又自然膨脹，弊端再現。 中共國務院之機構改革其目的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及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不斷的提出各種提高行政效率的方法，以及精簡機構員額之相關配套措施，而中共自建國之初，為了深入鞏固其革命政權，而將政府職能廣泛，觸及社會各個角落，而造成了機構龐大的後果。 有鑑於此，中共國務院的機構改革唯有在『職能轉變』的前提下，根據新的政府職能，建構新的政府組織形式，新的政府機構的設置，只有政府職能的轉變，人員配置才能科學合理，也才能根據職能要求新的工作方式與管理辦法，從而真正建構一個合理的政府架構與人員配置，並且在新的觀念下暢銷運作，使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能真正落實，以促進經濟體制改革之配套措施，提昇行政效率及建構法制化的政府組織體系。

本論文主要探討中共派系(改革派與保守派)對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之爭論和 其所呈現的特色與影響,進而評估其發展趨勢.論文內容共分五章十一 節, 約十萬字,茲簡述內容如下:中共自推行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就一直存 在領導階層對經改速度和幅度上的認知差距,因而他們就分離為互相對抗 的不同派系(改革派與保守派).改革派主張市場化的激進的改革取向.他們 認為中共目前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以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之進行,才能挽 救中共政局和經濟的危機.而保守派雖然理解目前中共面臨的問題和經濟 改革開放政策推行的必要性.但其改革開放政策囿於意識形態與既得利益, 因而其對改革開放的範圍和速度仍局限一定的範圍內,因而他們較強調四 項基本原則的堅持,以及改革與調整並行的經濟改革開放政策.改革派與保 守派由於這些基本觀點的差異和權力因素的考慮,以爭論政策和意識形態 的合理性或合法性便成為口實,最終並進而爭奪對中共的主導權.對這些爭 論與鬥爭，有人認為是權力鬥爭,有人說為政策爭論或路線鬥爭.筆者在本 論文中主要論證與分析,以政策分歧和經改成效,以及社會形勢為出發點, 以自己權力的維持和擴大為核心,以意識形態解釋權和合法性的爭奪為主 要手段或工具的派系鬥爭.這種鬥爭可以說是改革派與保守派圍繞改革開 放政策不斷爭論或鬥爭所呈現的主要特徵.中共內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 不斷的派系鬥爭,首先給中共帶來了經濟改革開放政策在改革與調整,放與 收之間搖擺不定,其意識形態在左與右之間反覆循環,其領導階層的人事變 動大起大落,其第二代指定接班人皆成為他們鬥爭的主要對象而下臺.這些 結果或影響頗為深遠,其中包括: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停滯不前,意識形態 危機和非意識形態化,以及中央組織結構的不穩定和權力繼承危機等.

中國醫療體制改革始自1980年代，由於正值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之際，醫療領域引進市場機制，而政府財政投入逐漸退出。但是醫療領域存在資訊不對稱等外部性，市場化的結果導致藥費飆漲、醫療質量低下、醫療保障不足等患者「看病難、看病貴」現象。 為解決上述問題，政府遂制訂一連串干預手段，卻由於法規不健全、配套措施不夠完善，導致政府失靈。2003年SARS事件爆發後，中國官方首度承認醫改失敗，也開啟醫改領域中「政府主導」或「市場主導」兩派之爭，至今尚未定論。2009年，中國國務院進一步推出「新醫改方案」，雖只是綱領性文件，卻因主導未來醫改而備受注目。 本研究基於以上醫改背景分五部分探討中國醫療體制改革。第一部份，藉由釐清醫療市場不同於一般商品市場的特殊性，說明其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之因；其次，從基層醫療衛生體系、醫療保障體制、藥品流通機制與公立醫院等層面，探討在不同階段的中國醫改歷程中，所遇到的難題與相應政策；第三，接續前一部份的醫改分層討論，剖析中國醫療體制現況與新醫改方案公布後的醫改發展， 第四，分陳市場與政府在醫改領域中的角力；最後，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新醫改方案、醫療改革、政府主導、市場機制

高等教育改革在20世紀後不斷推陳出新且成為國家發展的重要項目之一，世界先進國家無不投入大量的經費和研究在發展高等教育上。從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來看，市場的要求成了改變高等教育的主要推動力，而各個高等學校國際化的程度也成了大眾選校和評估職業發展的標準。研究發現，德國在統一以後不但高等學校增加，大學生人數也提高，其改革的真正動機就是國際化，目的是為了維持高等教育在歐洲乃至於全球的競爭力。德國統一以後最大的高教改革特色是引入學士碩士兩階段學制以和國際接軌，同時更積極在各校推行績效責任制度和評鑑以提升教學品質和落實辦學成效，最後更藉由擴大學校的自主管理為發展學校特色的手段，用來達到競爭的目的。德國的做法其實並不異於其他國家，而波隆那進程在促進歐洲高等教育區的發展更適時地給予了德國聯邦政府這麼做的理由。德國聯邦政府為了保障其高等教育在歐洲框架下的「地位」，必須將自己放入歐洲高等教育區的系統中，讓德國高等教育的體制與歐洲其他國家的標準相互連接起來。德國聯邦政府認為歐洲高等教育區在未來會是全球化的一個縮影，而德國各邦高等學校願意妥協也是因為意識到唯有將自己放入一個競爭的系統中學校才會更具吸引力。 /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inued to emerge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s for a country. Advance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invested a lot of their time in funding,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their higher educational programs. From an international point of view,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workplace are driving the changes in higher educational programs. Indeed,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also affect how a school will be judged by students wanting to develop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both the number of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and also the number of student enrollments in Germany have been increasing since Reunification. The motivation of the reform is to internationalize the higher educational system with the purpose of maintaining the competitive potential of German students. Germany has opened up access to a new bachelor-master-system in order to more readily connect students to international programs. The new evaluation and accreditation processes have been instituted in order to rais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schools. Germany's approach is not different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 Bologna Process, which is a guideline for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gave the 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 a reason timely to modernize it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f the 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 had not addressed the accords, Germany would have lost its stature and fall behind European trends and development within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The 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 is aware that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will be a small microcosm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future, and local Germ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also realized that they can be attractive only when they put themselves into a competitive international system.

1978年中國農村開始實施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的家庭聯產責任制，提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不但解決了農民溫飽的問題，並成為中國實施經濟改革開放的先河。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許多生產要素已經走向商品化與私有化，但農村土地卻仍舊保持集體所有制的形式。然而，現有農村土地制度所帶來的小農規模的生產，卻無法在市場經濟中得到很好的發展，又加上未尊重農民應有的權益，使得農民並無法分享土地開發所帶來的龐大利益。另一方面，對於中國來說，市場經濟的持續推動已是不可逆的方向，經濟發展連帶增加了對土地的需求，但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限制了土地市場的建立，不但使得農民只能得到少許的徵地賠償，也給幹部和資本家圈地的動力，最後反而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因此，可以說目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同時受到代表農民權益的社會主義傳統與市場經濟兩股力量的衝擊。本研究的目的則是試圖解釋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為何未如其他生產要素走向商品化與市場化，以及預測未來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遷方向。 經濟的發展動力，並非純然發自經濟或社會領域，國家是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社會主義所代表的對平等的要求與市場經濟所代表的對效率追求，不僅直接衝擊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同時也輸入至國家之中並希望由此影響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遷。目前針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的看法，主要有國有化、私有化以及完善集體所有制三種看法，然而土地制度的變遷不僅要考慮到變遷後所帶來的效益，更需要考慮變遷過程中所需付出的成本。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政權型態也開始做轉變，連帶中國的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也開始變化，這變化同樣影響著中國對於農村土地制度選擇的方向。 在家庭聯產責任制推行幾年後，其負面效應已經出現了，中國各地都嘗試著從現有的土地制度架構去做改革，企圖摸索出解決現存困境的方法。本研究挑選了四個地方的實際案例與對土地流轉的探討，從中歸納出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的特色與存在的問題。 中共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針對農村土地制度做出了政策宣示：一方面對於農村土地的具體權利限制是逐漸放鬆，某種程度來說，是對農地商品化與私有化的發展開了缺口；但另一方面對於土地用途的規劃約束力卻又逐漸提高，限制了農地商品化與私有化出現的可能，這表示了中國農村土地制度仍在追求效率的市場經濟與追求平等的社會主義兩股力量間擺盪。雖然如此，但隨著各地經濟發展的狀況不同，以及中央與地方間的管制落差，在經濟發達區域或城市中，有可能出現農地商品化與私有化發展，所以未來的中國有可能出現土地多重所有制的新局面。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治藏政策與實施，已經鞏固了中共在「經濟」和「法制」這兩個領域的合法性基礎。而達賴自從一九五九年出走印度以後，就對西藏「經濟」和「法制」這兩個領域的影響力，基本上已經沒有條件與當權的中共競爭。而在「傳統」權威的建立這部分，中共自一九六一年完成了「民主改革」後，基本上已經結束了西藏傳統「政教合一」的制度，並粉碎了前者的社會經濟基礎－－農奴制度，在政治形式上實行了人民民主制度，在經濟上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也就是說，中共企圖以社會主義模式的「新傳統」，強力取代政教合一制的「舊傳統」。但中共欲在西藏建立「傳統」型正當性的目標，至多只完成了表面部分。而文革時期中共對西藏宗教的破壞，加上改革開放時期搖擺在「既聯合、又鬥爭」的宗教策略，所引起的反彈與不滿，反過來削弱了中共在「經濟」和「法制」上的正當性。就「卡里斯瑪」的合法性想看，十四世達賴喇嘛頂著「天上太陽月亮一地上達賴班禪」的宗教光環，雖然流亡到印度至今已三十多年，他在藏人的心目中，卻仍具有無可替代的「卡理斯瑪」魅力，顯然成為改革開放時期，中共重建對西藏統治合法性的最大挑戰者。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發展， 沿海城市的發展帶動整個中國經濟實力上升，整體經濟以擴散方式逐步往內地發展。長期城鄉發展差距讓農民必須遠離農村至人力需求較高的城市打工賺錢以養家活口，農村經濟發展停滯、基礎建設不足、經費短缺，農村更因經濟吸引力不足，勞動人口大量外移，陷入無效率、停滯的狀況。 三農問題成為當前中國政府和專家學者所關注焦點，部分觀察家認為，三農問題嚴重根源自鄉鎮政府的無效率以及貪腐加重了農民的負擔，讓農村發展更加惡化。中共中央提出農業稅費改革與取消農業稅等方式，減輕鄉鎮政府施加於農民的負擔。 本研究探究大陸行政體制與行政體系結構下的鄉鎮政府財政制度，自鄉鎮政府所處的體制、發展背景與壓力結構分析鄉鎮政府在整個財政體系中扮演的角色，是否鄉鎮政府如部分研究所言扮演著壓榨農民、拖累農村農業與商業發展、同時為最大利益獲取者的角色？這樣的角色根源於甚麼樣的歷史背景？又如何破解如此無效率循環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