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稱「大巨蛋」的臺北文化體育園區，自1990年代起出現於媒體報導中，市府於2000年定案落址松山菸廠，並在2006年與遠雄簽約以BOT興建大巨蛋。2014年11月市長選舉，柯文哲以無黨籍的身份踏入政壇，打破國民黨十六年的臺北市政府執政，上任後開始清查包括大巨蛋等「五大案」。不同政權對於大巨蛋的論述有不同策略，本研究透過都市政治的概念，剖析國民黨市府時代與柯文哲市府時代兩個政權，如何透過傳統媒體以及社群媒體形塑各自的大巨蛋形象。根據Stone（1993）以美國都市政權分析所提出的四種類型為基礎，本研究者聚焦在兩個政權的主要治理任務、選擇性誘因、所需資源等之論述。透過對於新聞報導、社群媒體貼文、官方新聞稿與官方網站的質化論述分析與量化內容分析，探討國民黨市府與柯文哲市府之都市治理聯盟的論述特徵與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國民黨市府治理聯盟偏向發展型政權，其論述特徵圍繞著體育發展為核心，包括將大巨蛋與國際大型運動賽事與國力象徵等概念連結，政治與商業合作開發，以及多功能用途場館來召喚市民支持。柯文哲市府治理聯盟的論述則偏向中產階級進步型、也具備臺灣在地特色的「程序主義型政權」，其論述圍繞著程序的重要性，強調都市計劃中法律程序及透明的重要性。兩者相較，國民黨市府論述著力於國家與體育發展，與資本關係較為緊密，柯文哲市府論述則連結中產階級價值以及市政的公民參與。但兩者皆忽略社會中環境保護的聲音，以及大型運動場館帶給城市的潛在負擔。本研究試圖在兩股政治勢力消長的動態演變中，分析此一期間都市政權對大巨蛋開發案的媒體論述轉變，藉由大型運動場館的再現建構，來反映出臺北的都市政治的意識形態爭霸過程，並重新反思大型運動場館建設之於城市與公民的意義。 / The project of Taipei Dome Complex (known as ‘’Taipei Dome’’) has been revealed in the media since 1990s. It settled in Song Shan Tobacco Factory in 2000 and later signed with a BOT (Build–operate–transfer) contract between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nd Farglory Group. In November 2014, the mayor-elect Wen-je Ko, a non-party politician, ended 16 years of KMT rule in Taipei and committed to investigate so-called "Five Scandals”—the Taipei Dome, the Taipei Twin Tower, the Song Sh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the Syntrend Digital Park, and MeHas City. As the discursive strategies in the issue of Taipei Dome were different among regimes, this study is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use of mass media and social media in construting particular images of this large-scale sport stadium in the constructing process by Taipei City Government under different mayors. This study focues on the main governance tasks—the selective incentives, the resources needed as the analysis structure of the two regimes—which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ut four types of America urban politics in Stone (1993). Through qualit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on various sources—including news reports, posts in social media, documents on official websites—this study study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of discursive strategies and struggles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Ko municipal government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regimes. The KMT government favored the ideology of “development regimes” to mobilize the supports from citizens, which usually linked the Taipei Dome with the concept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such as the importance of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sporting events, the symbolic national power, the close coopo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and the multifunctions of the Dome. Compared with the precedent regime, the Ko government has been inclined to the ideology of “middle class progressive regimes,” while also demonstrated a certain degree of “procedualism” under the particula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exts in Taiwan. The discursive strategy of Ko governmen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legal procedure and transparacy in the urban plan and policy. In sum, the KMT government had a strong connection with corporations and highlighted the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 and sporting development, while the Ko government has shown a connection with the middle class and attempted to involve civic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making. However, both city governments ignored the voice of environmental movement and the potential harm of large-scale sport stadium to the societ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discursive struggle of Taipei Dome in the media represeantions between the two regimes and therefore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s of large-scale sport stadium on the urban development and citizens.

對於「外來政權」的研究，首先遇到的難題是如何避免各自以褊狹角度詮釋的困境，為超脫此一困境，最適宜的作法是採取不同立場者都可以接受的觀點，這是本文採用政治權威途徑研究「外來政權」現象的主要原因。這一方面，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對於政治權威演進的描述，提供了有用的切入點，鄂蘭指出「政治權威」觀念起源自柏拉圖(Plato)，到古羅馬時期到達概念上的完全發展，但迄馬基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權威概念卻出現詮釋上的改變，這個過程給與「外來政權」研究一個有用的啟發。 柏拉圖洞穴論是古希臘權威觀念最充份的說明，他對Idea的置重，及如何將Idea引入洞穴過程的敘述，無異是對外來意識形態進入本土社群遭遇的狀況，及如何克服此一困境的描述，從柏拉圖的進路中，顯示Idea外來意識形態具有靜止性、回溯性與統一性，而要完成外來意識形態在本土社群生根的轉化，最重要的媒介是一個以哲君領導的政權，這個政權就是「外來政權」。為了鞏固政權，柏拉圖主張從教育著手，並利用政治神話強化階級統治，但柏拉圖晚年重新發現法律的整合功能，法律因此也成為外來意識型態統治的有用工具。 相對於外來政權參照對象的柏拉圖，馬基維里則是對於古典傳統與外來意識進行反叛，馬基維里代表的是「本土政權」的觀點，他要創建新的國家，開創新的歷史，也就是將國家視為最高價質的「國家理性」，他將建國與治國重責大任交給了新君主和創建者，但這兩種不同的角色卻可能引發矛盾與衝突。在建國階段，馬基維里雖然訴求除舊佈新式的恐怖統治，但在治國階段，他卻主張共和政體，由此也凸顯出政治的自主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馬基維里對外來意識形態的利用，顯示與外來政權的鬥爭並非只有零和的結局。 柏拉圖與馬基維里的進路，提供台灣「外來政權」現象極有啟發性的反思，包括：一、無論是外來政權或是本土政權的歷史觀都是製造出來的；二、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互動可以產生正面效果；三、外來政權與本土政權都有英雄崇拜的心理；四、主體性的追求應以個體自主作為國家主體的前提；五、外來與本土的對立造成了一國之內的兩個國家。上述五點正是台灣「外來政權」現象的問題所在。歸結而言，無論外來或本土政權皆只關注「誰來統治」的問題，這一方面，霍布斯對「外來政權」角色的特殊界定與對個體價值的重視等見解，或許提供了可望解決此一困境的出路。

本文旨在探討精省之後的中央與地方於權限所生之衝突。以法制研究途徑，檢視現行法律規範中關於權限劃分之方式及內容，分析其缺失；對於權限衝突之內容、爭點，以文獻分析、歷史研究與比較研究的方法，從相關法律、實務運作與學說見解等角度，進行下述之探討： 一、 從權限劃分制度，探討我國均權制度形成背景( 中山先生對於集權分權 主義的省思)、內涵(權限劃分之原理原則)，以及現行憲法關於權限劃分 相關規定，尤其對於造成權限衝突根源的第十章劃分方式與均權理論加以分析並檢討;進一步介紹美國、德國、日本與英國之權限劃分制度與經驗，以作為吾國制度的借鏡與學習。 二、 地方自治是否為憲法保障之制度，將影響地方自治團體與國家間之關 係，及其運作與呈現方式。藉由探討地方自治之憲法理論，明瞭地方自治的意義、本質、保障之重要性，以及地方自治團體的任務與高權，進而對照並分析我國地方自治法制化歷程，方能理解地方自治在我國因實踐經驗與程度之不足所造成今日中央與地方衝突之時空背景。 三、 對精省後中央與地方權限衝突中最具代表性的四大面向-自治事項與委 辦事項之釐清、立法權、人事權與財政權，深入分析現行法制的規範缺 失、明白實務操作之情形與落差，並探討學說爭議，以發現衝突所在。 (一) 、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釐清部分: 從憲法、地方制度法與專業法律中關於權限劃分之規定加以析論;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的定義、意義，在學說與實務的看法與相關問題均加以分析，繼而提出判斷標準，再從其影響範圍肯定區分兩者之必要性。 (二) 、立法權限之衝突部分: 認識立法權體系與內涵，探討其與中央立法權之範圍、界限與法律位階之爭議；自治監督引發之衝突常為造成中央與地方施政受礙或關係破劣之因，故監督之方式與實施，以及救濟管道，均為探討所在。 (三) 、人事權限之衝突部分: 最大爭議為中央一條鞭體制的專屬管轄問題，故而將一條鞭制度之意義、由來、實施與適用範圍、與地方行政權之爭議先予以釐清，再反省改進之道；並介紹我國人事權之沿革，從三個時期(自治綱要、自治二法、地方制度法)之法制加以分析；探討人事權今日爭議的處理與解決機制，並從最具爭議代表的警察人員的任免與遷調、消防人員之人事管理與體制問題、政風人員考核與懲處問題等深入析論。 (四) 、財政權限之衝突部分: 財政為庶務之母。今日財政爭議不免因中央本位主義心態，不重視地方分權而造成，故須正視地方財政分權的價值。從中央與地方財政權之規範法源，探討財政收支劃分法的理念、演進與內容。對於當前財政權衝突問題分別由收入、支出與調整面深入剖析，其中對於課稅權之設計、造成地方財源困窘因素、統籌分配稅與補助款本身的問題與爭議，尤為探究重點，並呼籲建立正確之財政分配理念以為解決財政權衝突之基本理念。 四、 嘗試對於精省後中央與地方權限衝突類型化，藉由近年爭議最具代表 性，且受矚目之案例(里長延選案、健保釋憲案、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與地方自治權之關係、中央與地方在教育權限之衝突、各級地方選舉委員會為隸屬中央選舉委員會之疑義、財團法人許可設立及行政監督與管理的問題、公益彩劵發行權之收回中央爭議、台北市擬定之「台北市資訊休閒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與台北縣原擬定之「台北縣民宿輔導管理自治條例」的「核定」問題)共通性歸納為「中央函令與地方立法權限衝突」、「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並執行衝突」、「中央立法並執行與地方立法並執行衝突」與「地方先立法，中央後來居上立法權之疑義」四大類型。深入分析衝突原委，並提出己見。 五、 自美國、德國、日本與英國之解決機制作為借鏡與參考，尤重視自治經 驗相仿的德國、日本的法制；主張權限衝突之解決當有事前之預防機制與事後解決機制的處理，前者乃治本之道，須從檢討並健全法制著手，且須重視地方有效參與;後者為必須及時建立之機制，鑑於我國已有的機制基礎，提出行政爭訟與權限爭議調解委員會雙軌制的新思維，以及強化爭訟途徑的構想。 六、 綜合四大面向的研究心得，以期發現造成中央與地方權限衝突的「五大 衝突原因」----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難以釐清、地方自治意識之覺醒與高漲、政黨因素、監督法制未成熟與欠缺落實大法官揭示事前參與機制研究等，作為探討衝突問題後之研究發現並提出能預防衝突又解決衝突的具體建議；以「三大建議」----權限明確劃分與精緻化、建設中央與地方參與夥伴關係、衝突解決爭訟機制之強化，作為本文探討精省後中央與地方權限衝突心得之建議。

這是一篇法制史論文，主旨在以宏觀角度來研究日本殖民政策與傀儡政權「滿洲國」法制之間的關係。 在「九．一八」事件之後、滿洲國成立之前，日本方面曾就滿洲何去何從有過爭論，日本最後確定了「滿洲建國」之方針。透過滿洲國中央政府體制之設計、「日系」官吏掌握樞要，日本建立起對滿洲國「內面指導」的體制，實質上操控滿洲國法令之制定。 滿洲國成立之初，日本對地方各省的實質控制程度尚淺。日本先與地方勢力妥協，進而仿效明治維新「廢藩置縣」之經驗，以制度設計及政治運作為手段，漸進地達到中央集權的目標。而在基層地方行政組織方面，日本原本師法統治台灣、關東州、朝鮮之故智，採傳統中國的「保甲制度」；惟滿洲國後期則改採類似日本近代法的「街村制度」。總之，日滿當局相當成功地將國家權力深入地方基層。 日本人相當重視滿洲國的司法建設，致力於司法機關之改組與增設、司法人員換血及日系人員之引進、在地司法人員之培養與考選．．．等等。為了塑造滿洲國「獨立國」的假象及整合權力機制，1937年日本撤廢在滿洲國的「治外法權」，惟在滿日人的實質地位並未受太大影響。 在鞏固政權及維護治安的要求下，滿洲國的刑事法制究竟呈現何種面貌？其與「全體主義」（totalitarianism）時代思潮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日滿當局如何在滿洲國建立起近代化的治安體系，也是本文關心之所在。除了法制面的論述之外，本文將分析滿洲國刑事司法的實際運作、對當地人民帶來何種影響。 日本拓殖政策，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民商經濟法制？這個問題將分為三部分回答。第一部分探討滿洲國民商法典之制定及其與日本法之關係。自始至終未完成立法的親屬、繼承法，本部分亦對其延遲的原因及其立法「要綱」加以分析。第二部分乃以日本移民滿洲政策與滿洲國土地法制間之關係為主題，研究日滿當局藉由何種制度設計來便利日人取得土地，並探討此種制度對當地華人造成的影響。第三部分則以「特殊會社」為中心，論述「計畫經濟」、「統制經濟」下的滿洲國經濟法制，及其實際的運作成效。 本文認為，滿洲國法制，不能單純地視為日本攫取殖民利益的工具。它的某些部分，吸納了當時日本學者、政治人物的改革理想，故有一定的進步性、實驗性。而在實踐上，日本殖民統治者，尤其是司法部門，在滿洲國奉行了相當程度的「形式法治主義」。因此，滿洲國法制及其運作，雖不脫「殖民地體制」之本質，卻仍具有其獨特的歷史地位。

1999年地方制度法施行以來，地方極力爭取自主權，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間衍生多次衝突，爭議之層面涵括地方財政權、立法權及人事權等地方自治核心領域。針對中央地方衝突，司法院大法官作出多號解釋，惟並未定紛止爭，突顯出建立中央地方衝突解決機制之必要性。 本論文選擇五個衝突個案，分別是財政衝突的統籌分配稅款及地方積欠健保政府補助款；立法衝突之行動電話基地台自治條例牴觸案及台北市里長延選案；人事權衝突之縣市警察局長任免案。先以府際關係理論進行鉅觀分析，分析其府際關係網絡圖，突顯其網絡利害關係人，如何進行聯合或對抗。次以賽局理分論析中央地方之賽局策略選擇過程，進而賽局及報酬模擬分析。 期望透過各類型中央地方府際衝突個案研究，提出解決下列問題。一、釐清中央地方府際衝突之影響因素？二、究竟何為中央地方權限爭議解決機制？三、台灣府際衝突之關係網絡圖像為何？四、府際衝突賽局中之博奕過程模式為何？ 本研究提出四項結論。一、法律與制度變遷與府際衝突交互運作影響；二、政黨對立為府際係衝突最關鍵影響因素；三、建立多元之協調解決機制，為解決府際衝突之有效措施。四、提出全觀型府際賽局理論，以詮釋我國府際關係衝突現象。 本研究並提出五項建議，有助於未來我國府際關係正向發展，一、釐清府際衝突深層網絡關係結構，二、擴大跨域合作府際關係，三、追求中央與地方府際之最適效益，四、邁向多層次之地方治理，五、體認「地方自治為憲法制度性保障」之真諦。 / Since the Local Government Act enacted in 1999, local governments strive for local autonomy; therefore some supervisory conflicts aroused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Those conflicts related to law autonomous enactment, finance autonomous rights and personnel rights. Despit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No.550 and 553 had review above conflicts, disputes still remained unsolved, which proclaimed the importance of constructing the reconciliatory mechanism of conflicts. This study tries to analyze five conflict cases including tax redistribution fund, premium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ellular phone base management local act, the prolonged election of Taipei li-chairman and incumbency of police bureau chief. Four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below, first, legal and system change will affect the IGR conflicts mutually. Second, parties antagonism is a crucial factor for IGR conflicts. Third, multi reconciliatory mechanism of conflicts would be efficient, a holistic game theory could interpret those conflicts. The last chapter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to clarify the IGR networks structure, broaden the cross-boundary cooperation, pursuit the optimal payoffs, work towards a 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comprehend the core meaning of “local autonomy as a system assu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