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內容大要如下： 第一章 緒論：敘述研究動機、目的、方法、範圍和限制。 第二章 傳統的成本數量稅潤分析：說明成本習性、損益平衡圖、利量圖的關係及 攸關範圍。 第三章 非線性關係：說明踐性和非踐性假設的異同，求損益平衡點、利潤區和最 大利潤的的銷貨量。 第四章 目標規劃與成本數量利潤皆析：求成本，收入函數及最佳決策。 第五章 不確定性與成本數量利潤分析：應用機率和統計觀念，包括常態分配，多 元常態分配，對數常能分配等。 第六章 結論 #2810622

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之下，運籌管理中各功能面早已跨越國界的藩籬，企業的合作夥伴因為不再受地理位置侷限，所以多半散佈於全球各地，全球運籌管理的形成使得對供應商、工廠、倉庫、運輸管道的選擇更顯重要。我國廠商過去以優良的製造品質以及較低的代工成本，受國際大廠青睞接獲許多代工訂單，然而隨著代工利潤逐漸降低，加強全球運籌管理能力已是我國企業下一步努力的目標，藉由加強本身的運籌管理能力，提昇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在過去的全球運籌管理數量模式相關研究上，最大的缺點是未將不確定因素加以考量，且模式的目標多為單純追求總成本的最小化，這類模式所得的計算結果將只是一個理論值，且無法應付多變的全球市場。Vidal and Goetschalckx(2000)曾經探討不確定因素對全球運籌系統的影響，針對匯率波動、需求變化、供應商可靠度、前置時間等四項因素的改變與最小總成本的影響進行分析。本研究延伸其賦予每個供應商一個可靠度的做法，在數量模式的發展上，對貨物自原物料採購至成品完成間的物流過程中，所可能經過的供應商、工廠、倉庫、運輸管道均加入可靠度的考量；並且針對特定成本之下求最大可靠度，以及特定可靠度之上求最小總成本兩種操作情境，對假設之範例資料進行計算與分析。 　　本研究對範例資料進行計算與分析，發現在全球運籌管理的成本及可靠度皆有一臨界值。在臨界值之下，企業增加成本所獲得可靠度提升的效益較高；相反的，超過該臨界值，企業增加相同成本卻對可靠度的提升無太大幫助，且臨界值前後的差距相當懸殊。利用本研究提供之方法論，決策者可以在進行全球佈局規劃時，找出影響全球運籌管理的關鍵因子，並加以改善。

本研究係以審計契約行為為研究範圍。探討審計發生之原因與供給條件。並探討審計 價值與審計規模、審計需求之關係。審計人員之法律責任、事務所聲譽，對審計人員 之激勵效果，亦為本研究之主要重點。 本研究運用代理理論與其經濟數量模式為分析之工具。在分析上以單一期間為基礎。 由於以文獻整理為主，並未從事實證之研究，以為本研究之重大限制。 本研究，於文獻探討中，分別討論了與審計攸關之文獻，與審計的發展史。並指出了 審計需求發生的四個條件，與支持審計供給的兩個條件。本研究指出，法律責任與公 眾的信賴是專業發展之必要條件。 本趼究運用數量方法分析審計人員的法律責任與事務所聲譽之激勵效果。並發現，嚴 峻的法律責任除了增加審計的成本以外，並不能提升審計的品質。審計報告使用者之 訴訟行為，則深受其效用偏好與預期影響。本研究並指出事務所之聲譽對審計品質有 正面的效果。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主旨在建立三個成本一數量一利潤分析決策模型以供不確定 情況下達成三個組織目標－－利潤最大及兩種不同定義之期望損失最小的情況下達成 特定利潤－－之生產組合。 第二章：風險與抉擇，敘述不確性無所不在之特性及其對人的切身關係，以及風險承 擔的正面意義。 第三章：文獻探討：文獻探討，從傳統（靜態）之Ｃ－Ｖ－Ｐ分析決策模型之起源及 其缺點加以探討，其次再探討為改進傳統Ｃ－Ｖ－Ｐ決策模型而提出的各種模型。 第四章：不確定情況下各種組織目標與決策模型之建立。 第五章：按第四章所建立之模型分別舉例說明。 第六章：彙總、結論與進一步研究之建議。 本論文共一冊，六章、十六節，約七萬字。

本文使用Koenker(2004)的追蹤資料分量迴歸方法分析貨幣政策當局採取官方宣告的(de jure)數量目標(Quantitative targets)與事實上的(de facto)數量目標對於通貨膨脹率之影響。我們分析50個國家在1960年到2007年間的追蹤資料。 實證結果發現數量目標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為負向，同時，通貨膨脹越高的國家，其負向效果影響也越大，通貨膨脹越低的國家，則其負向效果影響越小。此結果顯示貨幣政策當局想藉由採取數量目標來降低通貨膨脹率，若該國處於高通貨膨脹環境，則數量目標可以發揮較大的效果，反之，若該國處於適度通貨膨脹環境，則數量目標效果有限。

從Brander and Spencer (1985)和Eaton and Grossman (1986)兩篇最早的策略性貿易文獻中可知，廠商的競爭型態對於政府的貿易政策有決定性的影響，數量競爭下政府於第一階段的最適策略為補貼，價格競爭則為課稅；但在目前策略性貿易的各種延伸模型中並未對競爭型態與策略性貿易政策之間的關係做討論，本文將競爭型態不一致的情況引入原始的策略性貿易模型，亦即一家廠商採取數量競爭，另家廠商採取價格競爭的情形，並與競爭型態一致的情況作比較，探討競爭型態與策略性貿易政策的關係，得到了以下主要結論：(1)政府的最適貿易政策乃看對手廠商採取的競爭型態而定，若對手廠商採取數量競爭，則無論本國廠商採取價格或是數量競爭，最適策略皆為出口補貼。若對手廠商採取價格競爭，則無論本國廠商採取價格或是數量競爭，最適策略皆為出口課稅；(2)若本國廠商採取數量競爭，外國廠商有多家且採取數量或是價格競爭，則看採取數量競爭的外國廠商還是價格競爭的外國廠商，在單位補貼下對本國廠商的邊際利潤有較大的影響力，若整體數量競爭廠商影響力較大則最適政策為出口補貼，若整體價格競爭廠商影響力較大則最適政策為出口課稅。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目的、採購研究目的、採購研究的重要性、觀念架構、研究 方法及本論文的架構。 第二章：採購組織。探討採購人員的招募、職責、地位與訓練，採購單位與其他單位 的溝通，並論及採購的目標。 第三章：品質管理與數量管理。探討採購的品質與數量的問題和方法以達到適質、適 量的要求。 第四章、價格管理與時程管理。探討採購的價格問題與時程控制，達到適價、適時的 要求。 第五章：供應管理。探討供應商的尋找、評估與選定，並研究交易發生時應行注意的 事項。 第六章：績效評估。採購部門的績效如何評估﹖為本章的重點。 第七章：結論。

依據一般學者的研究，貨幣數量與價格，所得及就業間均有密切的關係，因此為使經 濟體系能順利運轉，貨幣數量的供給必須配合經濟體系的需要，過多則太多的貨幣追 逐太少的財貨，將會引起通貨膨脹，太少則會影響交易的進行，千萬經濟肖條。故如 何控制貨幣數量於適當的水準，乃成為貨幣當局的重要課題，尤其是自一九六○年後 期，通貨膨脹日趨嚴重以來，經濟學者對貨幣數量及其增加率的管制問題更加重視。 貨幣創造的理論著重於存款準備金與貨幣數量的聯繫，因為存款貨幣佔貨幣供給額的 比例日愈增高，而存款貨幣的數量則取決於準備金的多寡，故傳統的理論均認為只要 能控制準備金，即能控制存款貨幣，進而控制華幣供給額。本文的目的，即在探討貨 幣當局能否透過對準備金的控制來控制貨幣供給額。 本文共乙冊，大約三萬餘字，分成六章。第一章為結論，旨在說明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第二章主要在說明準備金在貨幣管制上的重要性，並闡明傳統的貨幣理論與新的貨 幣觀點在貨幣控制上的爭論，最後引述學者的實證結果，對傳統的理論及新的觀點作 一評論。 第三章主要在討論利率與存款準備金，作為貨幣控制變數的選擇標準，並略述英國學 者對準備金與流動資產的爭論，及美國學者對總準備及自由準備的爭論。 第四章說明在目前的準備制度下，因為各種存款法定準備率的不同，對於貨幣控制的 影響。此外，我國於六十九年四月變更準備金的提列方法，將準備金的提列延後一旬 ，即本旬各營業日應提的準備金，為前一旬各營業日每種存款之平均餘額乘以本旬該 種存款之法定準備率所得乘績之和。此種準備金提列方法對貨幣控制的影響重大，本 章一並討論之。 第五章依台灣資料的實證研究，首先以柳復志先生的方法，計算準備金對貨幣數量變 動的相對貢獻，其次為準備金與貨幣供給額的迴歸分析，最後探討各種存款之法定準 備率的不同，對貨幣控制的影響。 第六章係將前面各章的理論探討及實證分析作一結論，並提出一些建議，祈能對我國 的貨幣控制問題有所助益。

鑑於公開市場操作為最主要貨幣數量管制工具，且我國也正努力朝此方向努力。本文 針對此種情熱及需要，對美國公開市場操作政策作一深入研究，期望藉此項研究，有 供我國貨幣當局參考之處。 本文的主要內容： 自第二章至第六章是本文的主體，其中，第二章係公開市場操作政策的理論探討，第 六章係檢討我國的公開市場操作政策，其餘四章則係有關美國公開市場操作制度的研 究。各章的主要內容如下： 第二章：公開市場操作之理論與特性，其分四節，首由其之理論基礎開始，述之經濟 效果，及雙重特性最後與其他數量管制工具作一比較與配合。 第三章：公開市場操作之決策執行機構與制度程序，分成三節討論，主要係介紹美國 之聯邦準備制度下：FOMC及其操作指令之內容，並敘述近年來指令型式之轉變。 第四章：公開市場操作之操作策略，分成五節，以長短期操作策略及兩者間之連繫為 主，最後並探討所謂之最適操作策略。 第五章：公開市場操作之指標：亦分成五節，主要係以討論傳統的指標－－貨幣市場 情勢和近來常用的貨幣總計。 第六章：我國公開市場操作之檢討，尤其是指自民國六七年十一月下旬至六八年十二 月三一日底止連續四個階段的公開市場操作，並作檢討與建議。

St.Louis model 於1970年由Andersen與Carlson提出，該模型由八條方程式構成。其中四條估計式分別為：總支出方程式(Andersen-Jordan equation)、物價方程式、長期利率方程式、及失業方程式；其他四條為定義式。該模型以一簡單縮減式(reduced-form)估計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對名目產出的影響，透過係數的比較、估計係數t值的大小、以及落後期結構的差異，發現貨幣政策較財政政策有較大、較快、較易預測的效果。在原始的St. Louis model中，並未考慮共整合(cointegration) 與誤差調整模型(error-correction model)的概念，變數間若能通過共整合檢定則隱含存在一長期均衡關係。過去St. Louis model採用backward-looking的方式，以前期物價變動來估計本期的物價成長率；而貨幣政策變數僅以準備貨幣、M2成長率直接對產出估計，並未考慮貨幣政策回饋法則。在財政政策變數的選擇上，本文嘗試以不同潛在產出估計法計算充分就業下的政府支出；貨幣政策變數方面，仍選擇準備貨幣作為政策工具，並以貨幣數量回饋法則的方式內生化於模型中。 原始的St. Louis model以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對個別方程式估計，為避免對單一方程式估計而忽略其他變數間的交互影響，本文將三條估計式視為一整個系統(system)，對模型作完全資訊最大概似法(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FIML)聯立估計，藉此比較單一方程式與模型聯立估計的結果，以判定模型是否產生誤置。總體經濟計量模型除了說明總體經濟現象外，尚能透過模擬分析得出各種政策效果。本文在估計出實證結果後，將配合Gauss-Seidel方法逐步收斂求解，比較開放性經濟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有效性。 無論是在共整合分析或是完全資訊最大概似估計法下，利用台灣資料估計皆顯示貨幣政策與經濟活動關係密切，貨幣政策確實較財政政策在穩定經濟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結果均支持St. Louis model的結論；而經由Gauss-Seidel收斂法求解發現，靜態模擬較動態模擬準確。主要是因為靜態模擬是以前期的實際值代入，故預測誤差較小；而聯立模型的模擬誤差大於單一方程式的模擬誤差是因前者包括聯立估計時產生的結構誤差，以及單一方程式本身的個別誤差。除了物價方程式的Theil係數偏高外，經濟成長率與準備貨幣成長率的趨勢皆能準確被預測。 本研究同時驗證了Mundell- Flemming之命題，在國際資本不完全移動的浮動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較財政政策有效影響國民所得。由於本文容許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干預匯率，因此是在管理式浮動匯率制度下考慮政策有效性；且依台灣現況，國際資本並未全部管制，亦未完全開放自由移動，因此財政政策對國民所得仍有正面的影響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