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隨著經濟發展，金融商品之設計日新月異，逐漸打破以往銀行、保險、証劵等行業之區分，金融業者對於其服務逐漸朝向一元化發展。而為因應金融產業之變革，金融監理似乎亦有朝向一元化之趨勢，因此相關監理層面之整合即為客不容緩之要事。 惟我國於金融消費者保護法通過施行前，對於金融消費爭議之各種處理機制尚未統之，因此有管道多元而使消費者無所適從，社會資源浪費、處理程序過長以及品質無法監管等種種問題。而此一問題，於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引發國內多數投資人之損失，並於尋求救濟時產生許多爭議，使前開缺失一一浮上檯面。 本文介紹歐盟替代性紛爭解決機制(ADR)之發展，包含調解人與公評人之相關準則與原則。以及歐盟專門處理金融消費爭議之平台(FIN-NET)之運作方式，並統整FIN-NET各個會員間之制度，觀察其制度內容及差異，進行歸納統整。再以歐盟主要國家，德國、英國與法國之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制為主，對於各國之其制度加以介紹，並進行制度面之比較分析。並藉此評析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爭議處理機構。 最後本文認為，我國之爭議處理機構制度上已相當完整，除將各個產業整合由單一爭議處理機構處理外，亦已改善過去部分機構欠缺法律基礎而無資料調閱權限，以及無法中斷時效等之缺失。如同歐盟之多數國家，消費者均無需付費值得肯定，惟若制度運作後濫訴及客訴黃牛之情況嚴重，可仿效歐盟各國向消費者收取部分費用，並給予金融機構每年前三個案件無需收費之優惠。另外，評議有關一定金額拘束力之設計方式，與英國之制度仍有不同，將可能導致評議機制欠缺實效。再者要求消費者親自陳述意見與親自參加調處，雖違反代表原則，然既係在避免有客訴黃牛之情況故尚可容許。且違反資料調閱權之效果倘能有實體法上之效果或許更能幫助紛爭之解決。而能增加當事人對爭議處理機制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惟於違反金保法之人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爭議處理機構對之有內部求償權。最後，仍欠缺就爭議處理品質面之監督機制，亦仍有改善之空間。

我國金融消保法於2011年制定，是以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公平、合理、有效處理金融消費爭議事件，以增進金融消費者對市場之信心，並促進金融市場之健全發展為目標。同樣的，因金融消保法將散落在各金融法規的廣告、業務招攬、營業促銷活動、說明義務、適合度評估統合規定，並創立一元化的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制，帶給金融市場相當大的影響。 我國銀行保險業務，近年來快速發展，於適用金融消保法時，會給銀行保險業務帶來什麼影響？本文主要是藉由銀行保險業者履行廣告、業務招攬、營業促銷活動、說明義務、適合度評估之義務時，比較銀行保險業務原先所適用的法規範，以及適用金融消保法後產生的差異，探討對銀行保險業者的影響。然而，然而，因為銀行保險架構採取保險人或銀行保經代為經營主體的二方合約和三方合約經營模式，導致了銀行通路的責任問題，而且於銀行保險發生爭議，要保人使用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制並選擇申訴對象時，會將這個問題展現得更加明顯。 金融消保法確立了廣告招攬促銷擔保責任、說明義務、適合度評估是金融服務業者應履行的法定義務，運用於銀行保險業務，不論在保護要保人方面，或是在維持銀行保險業務安定性的方面都帶來正面的影響。然而，因為金融消保法的要求更加完備和全面，所以銀行保險業者履行這些義務時，會對其業務、財務造成負擔，進而影響其營運，這是必須正視的現象。再者，銀行保險爭議發生時，要保人無法以銀行為申訴對象向其求償，使銀行有權責不一致之情形。因此，金融消保法作為提供給各金融服務業者和金融消費者適用的整合性法律，若採取傳統的分業經營規範方式，將會產生許多適用上的問題。 所以，本文除解析金融消保法對銀行保險業務的影響層面外，還探討金融消保法規定分業經營所產生的問題，並得出結論認為金融消保法跨業經營規範之制定將會使銀行權責得以相符，也會讓金融消保法更能符合實務的需求。

由於生產技術日益精進，商品製造過程繁複，功能亦趨於複雜，導致商品潛在危險性昇高，加上產業結構多層化及行銷策略廣告化，以致責任體系模糊不清，而企業經營者更挾其鉅力萬鈞的經濟優勢，利用誇大不實的商業廣告，麻醉、鈍化消費者選購商品的能力，或因標示不實，欺騙、誤導消費者的認知，並產生種種危險，形成對於個人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上的威脅，造成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的糾紛。由於企業經營者不但擁有雄厚人力、財力及資訊優勢，加上今日的生產過程，多具有高度技術性與高度複雜性，經濟上弱勢的消費者在私法體系中，無論在事前消費資訊獲得或事後爭議救濟過程上，並未擁有對等的地位，一旦在消費過程中遭遇到健康上或財產上的損害，很難循傳統之民事法律規範獲得有效救濟，也因為不容易獲得法律上的救濟，使得消費者對於維護自己的權益遭遇到困難，而怨聲四起。 因此先進國家無不以立法、司法及行政措施，來保護消費者應有之權利，透過政府公權力，提供一個便捷的管道，讓消費者得加以諮詢或申訴所遭遇到的消費爭議。台灣在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消保法）公布實施後，在立法上已經形成一個制度化的消費者保護體系，其中最特殊的就是設立消費者保護官（以下簡稱消保官）制度，當消費爭議發生時，透過申訴、調解程序，幫助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協商，以維護消費者之基本權益。 依北歐國家的法律規定，保護官（Ombudsman）指保護一般市民免受政治或行政權濫用之害，並為其權利守護神之官吏而言。北歐四國，即瑞典、挪威、丹麥及芬蘭，均只有一位消保官，且均為政府所任命，獨立行使職權，積極介入調查影響市場交易習慣之案件，以保護消費者權益，對良好市場交易習慣之建立，貢獻良多。瑞典係第一個成立消保官之國家，距今已有近40年之歷史，其雖僅有一位，然其位高、權重、受人敬重，主導整個國家之消費者政策及市場交易習慣，且整個消費者總署均為其輔佐幕僚。反觀我國，消保官設立至今已逾12年，然有關消保官之法規，除消保法之外，僅有消保官任用及職掌辦法、消保官執行職務應行注意事項、指揮消保官行使職權要點，是否符合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不無疑義。而各地方政府消保官之設置單位並不一致，有設於府本部，有設於法規會或法制室，亦有設於主秘室、建設局、企劃室或行政室等，此不僅反應消保官之定位不明，且導致消保官有將無兵，影響消費者保護工作之推展。目前包括中央及地方已有44位，行政上不僅無輔佐之幕僚人員，且須受上級長官之指揮監督，與北歐各國實不可同日而語。誠然兩者之任用資格及職掌並不完全相同，但會造成此種結果，實與整個國家之制度設計有相當大之關係。 本論文將先就北歐四國消保官設置之沿革、地位、運作、管轄、申訴及權限等作一簡介，其後論述我國消保官制度，俾比較兩者之異同，分析其優劣，以作為改進我國制度之參考。消保官之設置，既係消保法立法特色之一，亦為能否充分發揮保護消費者功能之主要關鍵所在。自第一位消保官就任以來，至今已逾12年，究竟消保官之制度與當初之設計是否吻合？該制度究竟是否有存在之必要？又如有存在之必要，是否有未盡完善之處？又如有未盡完善之處，究應如何改善？為期能有全盤及深入瞭解，爰就我國現行消保官制度之相關問題予以探討，並試擬消保官制度未來應發展之方向。

經濟快速成長、國民所得大幅提升、國民理財觀念之轉變，消費時代的來臨，國內消費型態逐漸改變為「先享受，後付款」之消費方式，房屋貸款、耐久性消費財（如汽車）、學費及其他個人小額貸款及信用卡循環信用等消費性用途之貸款（如新婚貸款、繳稅貸款等）日益增多。除少數無擔保之借款外，其餘貸款業務，銀行通常會要求主債務人須尋覓保證人提供擔保，故保證契約之數量大為提升。消費者在面對令人眼花撩亂之借款契約暨保證契約，保證人對該定型化保證契約之內容多無法瞭解或預見，且條款內容有諸多爭議，引起眾多糾紛，本文以銀行定型化保證契約條款與相關判決為題，探討其在現行私法體制下最易發生之法律問題。 本文將銀行定型化保證契約條款與相關判決之研究略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先說明民法上保證契約之基本規定，如保證契約之擔保目的、保證契約之性質、主債務之範圍、保證人之權利、保證契約之終止、及保證人與其他擔保權利之關係等，將於本文第二章說明之。 第二部分探討銀行定型化保證契約在民法與消保法之適用問題。民法雖已規範契約之基礎權利義務，惟企業經營者卻以定型化契約條款預先排除相對人之權利或轉嫁其風險，因此有先探討定型化契約之一般問題之必要，以作為檢討定型化保證契約條款之基礎。又最高法院見解一致認為保證關係非消費之法律關係，根本排除銀行定型化保證契約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之可能。定型化保證契約條款是否僅能適用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之規定而不得適用消保法之問題，本文擬先說明保證契約關係是否為「消費關係」、銀行定型化保證契約得否適用消保法關於定型化契條款之相關規定，此等相關問題將於第三章討論。 第三部分則以民法保證章之基礎規定出發，探討銀行定型化保證契約條款與民法保證章規定之偏離程度，並說明銀行定型化保證契約條款之內容及其效力，其相關爭議問題有：銀行定型化保證契約記載「願與債務人連帶負責」、「願負連帶清償責任」等條款，此條款係指保證人負擔連帶保證人責任、連帶債務人責任或併存債務承擔人責任？保證人拋棄先訴抗辯權後，保證人是否即成為連帶保證人而應與主債務人連帶負責，而有連帶債務相關規定之適用？最高限額保證契約之爭議問題，如未定限額之最高限額保證條款是否有效？保證契約約定保證人就將來連續發生之債務為擔保，則將來繼續發生之債務應如何確定，係以一定法律關係下循環發生之債務，亦或以最高限額內發生之一切債務為保證人擔保之範圍？公司之董監事就公司對銀行所負之債務擔任保證人，董監事卸任後，原董監事（保證人）是否應繼續負擔保證責任之爭議？銀行法第十二條之一與民法債編保證一節之關係為何？定型化契約條款記載「非經銀行同意，中途絕不退保」，此條款是否構成使保證人拋棄終止保證契約之權利，及限制保證人終止繼續性債之關係之權利？故信用卡契約亦有保證契約相關問題，如附卡持有人是否為連帶保證人？保證人對信用卡債務所負之保證責任是否以信用額度為上限，保證債務之範圍是否及於銀行提高之信用額度或換發新卡後新的信用額度，保證債務之範圍是否包括超過額度使用之帳款及停止使用前已發生之帳款？此等銀行定型化保證契約條款常見之問題，將一併於第四章討論。

每當承辦知名企業間因廣告行銷而發生不公平競爭的法律爭議時，作者最反覆思考的問題不外是：究竟一則比較廣告在什麼程度以內，與其他競爭對手間的產品比較以及資訊揭露，對消費者來說是最有利，而且對競爭者來說是最公平的？換句話說，就是使用「比較廣告」這樣的爭議性行銷方法，在什麼樣的限度內，是比較可以恰如其分地，一方面完成它原本行銷應達成的目的，帶給消費者充分且必要的消費資訊，另一方面也顧及了競爭法下的公平尺度，沒有用超過目的之手法損及競爭者；接著的問題是，現行國內的公平交易法規是不是已恰如其分地扮演了這樣一個尺度呢？ 　　基於以上目的，本研究分別從行銷管理、公平交易及主要國家競爭法立法例的觀點，廣泛探討相關文獻，切入檢視過去與比較廣告有關的研究，發現過去文獻對比較廣告展現創意的「不安全領域」和「安全領域」之探討，確實不足。故本文採用質性研究中的個案法及文件分析，藉由觀察公平會自1992年至2007年間的相關案例，選出指標案例共十二則，希望對透過實際個案之處分書或不處分書的解析，探討我國公平會對比較廣告違法性的認定標準，進一步釐清不法比較廣告與創意比較廣告的分際。 　　藉由觀察公平會對該十二個指標案例作成決定時所示的見解，本研究發現公平會對於其持以處分或不處分比較廣告的準則，已衍然成形。首先，如果一個比較廣告有「真實性原則」、「客觀性原則」或「資訊充分揭露原則」三原則中，任一原則的違反，導致成為一個不真實、不客觀或資訊未充分揭露（或兼具其中二者或三者）的比較廣告時，即已經存在「不法元素」，可能構成違法，此形成本研究之命題一。其次，公平會也明白宣示了比較廣告內容或方式的「安全區域」，本研究將此一發現名為公平會的「愈抽象愈安全原則」，並且認為此處即為比較廣告應該盡情展現創意之所在，此形成本研究之命題二。作者並盼望繼起的有志之士，往後能嘗試大膽建立各種假設，小心驗證本研究已經建立的兩項命題，以檢視其周延性和正確性，俾供企業未來在行銷上運用比較廣告時，能大膽展現創意，但又不致於違法的參考，同時亦對公平會及業者分別提出建議。 / Every time when Author undertakes unfair competition disputes between well-known enterprises arisen out of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the question the Author will ponder over and over is: with respect to the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in terms of product comparison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with other rivals, to which extent the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will be the most beneficial advertising to the consumers and the most impartial advertising to the rivals. In other words, to which extent can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be used appropriately, on one hand complete goals the original marketing was intended to achieve, bring sufficient and necessary consumption information to the consumers, on the other hand take into account of fairness criterion under competition law without application of technique beyond its original purpose which would cause damage to the rivals. Then the next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existing Fair Trade Law has adequately set forth said criterion? Based on the above goals, from respective viewpoints in marketing management, fair trade and legislation precedent of competition laws of major countries, the author, through extensive probing into past documentary records and reviews of past researches related to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realized that researches on “unsafe territory” and “safe territory” to show creativity of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in past documentary records are not sufficient. Therefore, the author has adopted case method and document analysis used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From among the relevant cases handled by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between 1992 and 2007, the author has chosen twelve distinctive cases, aiming to probe into criterion for determination of violation of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by Fair Trade Commission of the ROC, and further verific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nlawful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and creative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through study and analysis of disposition or non-disposition decision of each individual case. Upon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s rendered by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towards said twelve distinctive cases, the author realized that rules governing disposition of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by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has taken shape. First of all, when a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breaches either the “principle of truthfulness”, the “principle of objectiveness” or the “principle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e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will become an unreal, non-objective or non-disclosed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or both or all), some “illegal elements” have occurred, which may constitute violation of law, this forms the first proposition of this thesis. Secondly,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has clearly announced “safety areas” of content or manner of the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the author names this discovery as “more abstract more safe principle”, and believe this is the area where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shall exert its best effort to show its creativity, which forms the second proposition of this thesis. The author expects that future researchers will be able to create hypotheses, examine and verify two propositions this thesis have already built up,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its thoroughness and correctness, so that enterprises could bravely demonstrate its creativity when applying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for the marketing.

網際網路的興起帶動銀行業電子商務的發展；然而，在開放式的網路環境下，個人的財務、交易等具有隱私的資訊，可能因金融機構本身資訊安全防護技術未落實、資料處理流程權限控管不當、或相關稽核機制不健全等因素，造成銀行個人資料外洩，而影響個人財務及公司商譽的損失。現今在銀行業電子商務的網站上，雖然有使用隱私權政策聲明的方式來表示履行客戶資料隱私保護的責任，但是此形式宣告的方式大於實質保護的意義，沒有任何作用。客戶資料的隱私資訊，亦應受到法律的保護；在我國主要的法律有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內部控制法及金控共同行銷規範等。本研究旨在針對銀行業電子商務交易流程中提出企業內部客戶隱私資料保護的架構模型，將客戶隱私資訊做分類，並遵循相關法律條文規範，以訂立具有語意的隱私權政策來落實企業內部客戶隱私資料的保護。我期望本研究的成果能貢獻未來金融業於客戶隱私資料保護的參考依循。 / The rising of Internet driv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 banking industry. However, in the opening environment of Internet, the personal and confidential data which includes finance and transaction may be exposed because its poor secure protection technology or improper permission control for the procedure of data processing, or defective auditing mechanism in financial institutes. Therefore, it could influence the loss of personal finance and goodwill of companies. Although the e-commence website of banking industry protect customers’ data through the stated of right to privacy, the announced meaning is far more than the real protection. The customers’ private data should be protected by law, such as Computer Processing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and Rules Concerning Cross-Selling by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Subsidiaries in Taiwan.The purpose of the thesis offers the enterprise internal privacy construction model which classifies customers’ private data, follows the related law regulation, and establishes semantic privacy polici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rotection of enterprise internal customers’ data for the transaction flow of e-commence in banking industry. I expect the research can contribute some references to follow in customers’ data protection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future.

懲罰性賠償金係透過課予加害人超出被害人損害之賠償，達成制裁加害人，並嚇阻加害人以及其他行為人從事相類行為。該制度係源自於英國，並自英國傳遞自美國，並於美國廣泛盛行。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具有懲罰、嚇阻、設立典範之功能、執行法律等功能，惟其係私法下之概念，卻帶有懲罰目的之公法性質，跨越兩種領域使其極具爭議性。 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將英美法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引進，致使我國民刑分立之法體系產生模糊地帶。關於我國實務對於懲罰性賠償金之態度，得以自其就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要件之解釋觀察。然實務就要件之解釋未盡統一，如此將導致當事人無所適從。 2015年6月17日修正之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明確將「重大過失」納入規定，顯見立法者對於企業經營者採取更為嚴格之態度。如此修正固解決長久以來「過失」是否應限縮於「重大過失」之爭議，惟關於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其他要件之解釋，仍有尚未解決之問題。 觀諸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之要件，「依本法所提之訴訟」於「本法」及「訴訟」即存在寬嚴不同之解釋。另關於該條文之責任主體，企業經營者是否就其受僱人之懲罰性賠償金責任負責，又企業經營者間之責任關係為何，皆有釐清之必要。請求權主體之部分，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之「第三人」並未出現於第51條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中，產生消費者以外之「第三人」是否為請求權主體之爭議。另外，被害人死亡時懲罰性賠償金之歸屬，亦為立法者制定該條文規定時，未審慎思考致生之法律漏洞。究竟被害人死亡時，應由間接被害人抑或繼承人請求懲罰性賠償金，無論如何結論之擇採，皆有賴縝密之法律邏輯推演。最後於懲罰性賠償金之計算，2015年6月17日明確懲罰輕過失行為以及提高倍數上限之修正，其妥適性為何；又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規定之計算基礎「損害額」之意義、計算時酌定之因素、與有過失之考量等，皆有待解決。本文以整理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懲罰性賠償金適用上之爭議，並嘗試透過學說及實務見解之分析歸納出合理之結論，並就結論之推演，參考部分日本法學說，期能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要件之解釋提供另一種思考方向。 / Punitive damages are extra monetary burdens which make the offender to pay more than those the injured has lost, in order to deter the offender and other offenders from behaving the same. The doctrine of punitive damages is originated from England and swept America. Punitive damages have the functions of punishment, deterrence, setting examples to the society, law enforcement and so on. However, it is controversial that the doctrine of punitive damages is the concept under civil law, but with the function of punishment, which makes the doctrine in the borderland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law. Article 51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is the doctrine of punitive damages in Taiwan, which causes a gray area among the separation of civil law and criminal law, and makes Art. 51 controversial. It is not difficult to know the attitude of the judges toward punitive damages by understanding the explanation of Art. 51. But there is no consistency in the explanation of each element of Art. 51, which makes the Article bewildering. On June 17, 2015, gross negligence has been added to the amended Article 51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which shows the strict attitude of the legislators toward the business operators. This amendment solves the problem that whether negligence should be limited to gross negligence or not, but there still are other issues about Art. 51 Which should be solved. Among Art. 51, “this law” and “litigation” in the element of “in a litigation brought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law” are explained in both strict and easing ways. About the subject of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Art. 51, whether the business operators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ct of their employees, and whether business operators should be jointly and severally liable for punitive damages are issues should be discussed. About the claimers of Art. 51, comparing Art. 7 to Art. 51, we can find that “third party” isn’t showed in Art. 51, which brings up to the issue that whether third party other than consumer can claim for punitive damages. Also, who can claim for punitive damages when the victim dies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e legislators did not think of this kind of situation, which caused legislation imperfection among Art. 51. Whether the indirect victim or the successor should be the claimer of punitive damages in this kind of situation should be explained carefully and logically. Last but not least, in related to the calcul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the amendment of Art. 51 in June, 17, 2015 specifies that objective negligence and subjective negligence should be punished and the maximum limit on the amount of damages has been raised. Whether the amendment is proper or not, and whether “the amount of damages” should be confined to “property damages” should be clarifie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figure out the considerations of determination of the amount. Whether comparative negligence should be considered while deciding the amount of punitive damages is also controversial, which should be investigated prudently. This thesis will focus on Article 51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and the issues about it. This thesis will analyze those issues according to the theories and opinions of practice in Taiwan. American theories and Japanese theories will also be discussed in this thesi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and to provide a different view of Article 51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因預售屋交易具有交易標的不可預見性、多重複雜法律關係等特性，故於實務上常引發諸多爭訟，本文針對預售屋交易依下列主題進行深入研究： 一、解析預售屋交易型態 　　傳統的預售屋交易模式，契約當事人主要為建商與消費者，並以此為中心，對外與地主、貸款銀行、代銷公司及營造廠等產生連結，本文將整理分析學說及實務判決之相關見解，藉以對預售屋交易契約為定性，並與鄰近日本地區之預售屋交易模式進行比較研究。又自信託法公布後，實務上建商為因應融資銀行之要求，於預售屋交易機制上引入信託架構，對原有法律關係架構產生如何之影響與變化，並檢討信託機制對消費者權益保障之實質助益。 二、案例紛爭類型化與司法審查之檢討 　　為瞭解預售屋之實際糾紛，藉由蒐集整理法院案例，將常見紛爭歸納為「審閱期間」、「廣告不實」、「面積與找補爭議」及「房屋瑕疵與拒絕給付價金」四大類型，分析相關判決對各爭點之法律見解，並檢討法院判決能否有效發揮司法審查之作用，以期未來在進行預售屋交易時能避免並預防類似之訟爭再度發生。 三、定型化契約條款之規制 　　我國對預售屋定型化契約條款之行政管制，主要以內政部所公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作為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定契約之依據。惟隨著實行後仍發生諸多預售屋交易糾紛，因而分別於98年及99年二度修正，故本文將以新修正之應記載事項及不得記載事項內容為討論範圍，且針對修正後條款如履約保證機制等規定，在實務運作上恐將發生之爭議問題為探討，進而提出再修正之建議。 四、新型態使用權銷售之探討 　　隨著多元化之發展，預售屋銷售不再僅侷限於傳統預售房屋所有權之概念，亦發展出地上權房屋、使用權房屋之案例，本文擬以實際建案「京站使用權」為研究對象，分析使用權產生之背景，探討其交易架構、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及契約條款內容，以比較與傳統預售屋銷售之差異處，並深究消費者面對此種新型態預售屋時應注意之相關事項，另新型態預售模式中所採行之交易機制，可否採行適用於傳統之預售屋交易型態。 五、預售屋安全交易機制之再建構 　　最後藉由歸納分析上述各項議題，考量預售屋交易特性所產生之交易風險，擬由價金返還保障與建立續建機制之角度，提出預售屋安全交易機制之再建構。又基於實務上建商常使用顯失公平之定型化契約條款，而有加以導正之必要，將從司法審查與行政規制之面向，針對現有常見之糾紛類型，評析既存判決之適法性及妥當性，並對預售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及不得記載事項之內容，提示具體之修正條款，達到加強消費者安全保障之目的，以期能尋求契約自由與消費者保護間之衡平。

於科技發展進步、資訊傳遞方式多樣化之現代生活，因遠距通訊工具問世，即使交易雙方當事人分處兩地亦能締結契約，為消費模式揭開全新一頁。鑑於此一新興交易中，企業經營者單方面提供交易資訊為消費者獲知交易內容的主要方式，容易衍生企業經營者利用對於資訊的壟斷，誘導消費者與之締約，故於消費者保護法中設置「郵購買賣」特別規定予以規範。 惟關於現行郵購買賣定義及效果規範之適用仍存在多項爭議問題與不確定性，有關郵購買賣定義之現存問題，諸如「郵購買賣」用語妥適性如何、郵購買賣適用客體內涵爭論、應否以「未檢視商品」及「買賣契約」作為郵購買賣構成要件；於郵購買賣效果規範部分，對於資訊告知義務履行方式是否須以要式為限，尚無明確規制可供遵循，以及有關無條件解除權猶豫期間之起算方式、無條件解除權適用客體是否合宜等爭點，仍曖昧不明。 其中尤以交易客體多樣化所衍生問題最受矚目，新型態交易客體不同於過去傳統實體商品，軟體設計、數位化商品、新興服務等軟實力，已然成為台灣躍居世界舞台不可或缺要素，然尚欠周延之消費者保護法規可能扼殺此等新興交易客體發展空間，譬如對於本質上具有「無限複製」與「完整複製」特性之數位化商品行使無條件解除權者，縱該數位化商品附有反複製技術，仍無法完全排除該反複製技術遭受破解之可能；又如消費者針對通常於締約後即履行之服務主張不附理由解除契約之際，亦因服務所具無法回復原狀性質，將致消費者接受全部服務後卻不必支付價金之結果，實則前述事例於現行法規範下，企業經營者所負經營管理成本已然失控。 是以，揆諸郵購買賣所具特殊交易性質、交易客體複雜化等背景，與現行郵購買賣規範交錯致生問題引發筆者研究興趣，並以之成為本文撰寫起點，同時祈能藉由本文就郵購買賣構成要件與效果規範相關問題之發覺，及援引參照日本消費者保護法規內容，由法制面之檢討著手，釐清各項爭議原委，探尋法規範更為整備之修正可能性與方向，以彰消費安全保障之目的。

仲介契約在不動產買賣上應用十分廣泛，惟並非我國民法規範之典型契約，應如何適用民法典型契約之相關規定產生許多爭議。首要問題是仲介契約之性質與類型為何，本文將比較仲介契約與居間契約之特點後，認為仲介契約原則上核心範圍係屬居間契約。 其次，仲介人處於買賣交易雙方間將產生利益衝突，而仲介契約中有兩種類型的利益衝突：其一是仲介人處於賣方、買方間，買賣雙方因為契約角色的對立所產生的利益衝突，連帶影響仲介人對於買賣雙方所應負之行為義務，此點在仲介人同時為買賣雙方委託、代理時更顯嚴重；其二是仲介人如以企業經營者之角色，為確保報酬請求權的實現，預先擬定仲介契約條款，因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地位不對等而產生之利益衝突。在仲介人處於賣方、買方間而面對之利益衝突部分，本文以忠實義務角度切入，確認仲介人之行為準則，並希望透過仲介人所負之調查及報告義務，減少仲介人立於交易間面對雙方而生之利益衝突。而民法本於誠信原則即可推導出附隨義務的存在，忠實義務與附隨義務雖是二種不同法系所衍生，內涵卻非截然不同。忠實義務在我國民法上雖未明文規定，但可透過我國民法第148條關於誠信原則之規範而具體實現於契約之附隨義務中，而在我國民法上覓得適用依據。 而在仲介人以企業經營者之身分，預先擬定仲介契約條款時，首先須仲介契約是否適用消保法。其次則須注意與仲介人之報酬請求權直接相關之直接交易禁止約款、違約視為完成交易約款以及朋分解約定金約款之效力為何。除此之外，斡旋金制度即屬為因應仲介人為確保報酬請求權之需求而衍生出之制度。但斡旋金之性質與效力在實務與學說上皆有爭議，且其與要約書制度之比較，亦值討論。 除此之外，賣方與買方因為不動產買賣契約發生糾紛，且仲介人就此糾紛亦有涉入時，賣方與仲介人之責任牽涉到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與民法之關係。又於賣方與仲介人均需對買方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之情況下，二人所負是否為連帶債務，實有討論之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