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論文根據產業經濟學者Edward S.Mason與Joe S.Bain等人，所提出的「產業組 織分析架構」: 建立本論文根本架構: (二)本論文的研究範圍以台灣股票上市公司為限。以公司的會計查核報告書的財務資 料為主，收集其營業凈額、營業成本、廣告費、租金支出、純益率……等資料，並另 外收集產業結構資料。 (三)本論文的研究方法，首先將上列資料歸類於ヾ產業結構ゝ廠商行為ゞ企業績效等 三部份。其次利用電腦進行迴歸分析，根據結果來觀察三部份資料間的因果性關係。 最後提出研究結論。 (四)本論文的目的，希望能對台灣幾種產業作個概略性的分析，並以實證的結果與傳 統產業組織理論作印證，期所提出之結論能提供台灣企業之經營者作為參考。

本研究藉由一個新的產業分析架構—「產業矩陣」，來分析IC設計產業，目的在於探討產業環境之趨勢、特性與策略之間的關聯，希望深入了解台灣IC設計產業過去到現在的消長變化，並且為後續欲運用產業矩陣作為產業分析架構的研究者提供參考。 分析研究的結果主要有以下幾點發現： 一、產業競爭優勢隨時間推移而有所轉變 產業隨著時間推移，會呈現不同的面貌與特性，產業結構也會有所改變，因此產業的競爭優勢也會不斷的改變。從早期以技術層次較低的價值單元切入產業，到後來設計、製造分立後專業代工與設計的蓬勃發展，再一直演變到現階段，IC設計的價值單元漸趨複雜，廠商所從事的價值活動也越來越多元，整個產業的重心不斷的改變，每一個價值單元隨著時間的推移也都有不同的面貌。 二、產業垂直分工體系 台灣IC產業最大的特色，即在於產業垂直分工的體系。相較於其他國家以IDM為主的經營型態，台灣IC產業分工細密，產業價值鏈中每個價值單元均有專業的業者來從事服務，與IDM相較，在經營上比較有彈性，而各個價值活動間的介面問題，也由於台灣產業體系完整且廠商眾多而得到解決。 三、廠商的轉型 隨著產業的發展、環境的變化，許多廠商會在某些時點改變原本的經營型態，最具代表性的即是聯電由IDM轉型為專業晶圓代工，以及矽統由設計業者轉型為IDM。

高科技產業的特性為資本密集、技術密集與人才密集，產品生命週期較為短。在面臨全球化的競爭挑戰時，面對的壓力遠高於傳統產業。因此如何提昇台灣高科技產業得的水準和強化產業競爭力，實為當今台灣廠商與政府應面對的重要問題。 LCD產業相關技術發展已近成熟，加上台灣為全球筆記型電腦及PC監視器的生產重鎮，具有不得不進入LCD產業的壓力。此外，液晶顯示技術的發展也帶動其他電子產品的創新，範圍涵蓋了資訊、通訊及消費性電子商品等。LCD具有輕薄、省電、無輻射、不佔空間及可攜性等優勢，隨著多元化應用的推廣及技術的發展，產業整體市場規模將急遽成長。 高科技產業如LCD產業，對於國內相關產業的關鍵零組件自主性與促進產業升級都有重大的影響。在面對日本及韓國強烈的競爭下，台灣廠商如何在LCD產業的全世界市場領域中建立競爭優勢，找到適當定位，是一個值得討論的重要課題。 本研究以產業經濟學的產業結構-廠商行為-績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S-C-P)理論，為主要的分析架構，再配合Porter的五力分析架構，價值鏈分析和國家優勢競爭之鑽石模型概念分析台灣的LCD產業。希望透過研究的過程，找出一套適用於LCD產業的產業分析架構。在實務上希望能夠作為業者擬定企業競爭策略及政府擬定產業政策的參考。由於本研究有其研究的限制，本文也開列出後續研究的建議，希望提供後者更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美國於過去30至40年來，女性勞動參與率大幅增加，然而女性照顧小孩的時間卻仍呈現增長的趨勢；若以男性來看，也可發現照顧小孩的時間呈現穩定成長。為了探討此現象，我們進而搜集父母照顧小孩的相關資料，發現父母照顧小孩時間與教育程度的報酬率有關，故想研究父母照顧小孩時間與一個地區產業結構之相關性。在本文中，我們針對一個地區的勞力密集程度與父母教育小孩時間進行分析，而著重於體力的探討是因為本文假設從事體力密集的工作者較不具區域遷徙性，進而討論此特性對於父母照顧小孩的時間影響為何。 本研究的貢獻，在於以美國的州別為單位，利用不同職業所使用的勞力程度與其在各州分佈的比例，形成州與州之間產業結構的差異，並深入分析此差異對於父母照顧小孩時間的影響。由實證結果可發現，勞力密集程度與父母照顧小孩時間呈現負相關，且對於不同性別小孩的照顧時間並無顯著差異，表示父母對於不同性別小孩的重視程度相當。此外，教育程度不同的父母親，照顧小孩時間的差異性不大，表示產業結構的差異為全面性的影響，不因父母教育程度的不同而有所改變。最後，父母減少照顧小孩的時間主要來自於教育及接送時間，且對於0至11歲的小孩影響最大，表示勞力密集程度越高，使得父母對於小孩的人力資本投資自幼較不那麼重視。 / In the United States,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pidly rises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however, the amount of time women spent with children increases as well. On the other hand, man’s time with children has the same trend as women. For finding potential explanations of parents’ childcare time increased, we collect related literatures on this issue. It reveals that increasing time may be a response to a return on parents’ education. Here, we claim the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hildcare tim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We take physical factors to defin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at we assume labor-intensive workers are less mobile across regions. We discuss this assumption would impact on the parents’ childcare time. We estimate difference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between states in America and discuss this effect on parents’ childcare time. By several empirical results, we summarize that (a) there i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intensive levels and childcare time, (b) the sex of children and parents’ education degree would not affect empirical results, (c) decreasing childcare time of parents comes from educational time and travel time, and (d) the drop in childcare time wa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among those children ranges from 0 to 11. This conclusion implies that parents neglect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天津經過百年來的努力發展，以及改革開放後濱海新區在「十一五規劃」被納入國家發展戰略，不但成為中國大陸高收入的城市，亦是眾多外資亟欲前往的投資地點。從天津三級產業結構的觀察，可以發現雖然目前天津的第二、三級產業的分布仍與先進國家有所落差，但整體來說，仍是逐漸從二三一的產業結構往三二一的產業結構發展。但1997年至2006年仍發生工業化現象，即工業部門產值比重增加。這段時間亦伴隨產業升級，使得產業結構從消費財產業轉成為資本財產業。由政策上觀察，此結果主要與天津濱海新區的發展關係最密切。 從本研究的ARDL時間序列模型的估計中發現，造成天津工業化的最主要因素為資本勞動比的提升與貿易依存度的增加，而造成產業升級的主要因素則為外資與財政的科技支出。天津政府在經濟迅速發展的條件下，調節產業結構的均衡發展亦是重要任務，使得天津以及中國大陸其他城市能夠早日進入已開發國家的產業結構模式。 / After centuries of efforts to develop and the Binhai New Area being writing into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after reform and open-up, Tianjin has not only become the high-income cities in mainland China, but also a location that many foreign investment is anxious to go. According to the observation of Thric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ianjin, there is a big gap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Tianjin’s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with compared with other advanced countries. However, on the whole, there is still a gradual shift from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wo-three-one to three-two-one. From 1997 to 2006, there is still a phenomenon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Tianjin, which means that the percentage of secondary industry increasing the whole industrial sectors’ GDP. It’s also accompanied with industrial upgrading, which means that industrial structure will turn from consumer goods industries to capital property industries. From the prospect of policy, this result is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By using ARDL time series model, this study estimates found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of Tianjin industrialization was the capital-labor ratio improvement and the increase of trade dependence. The main factor of causing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was th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finance spending on technology. Under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djus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for balanced development is also Tianjin Government’s important task that could help Tianjin and other cities in mainland China as early as possible to enter the mode of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 industrial structure.

PVC產業為台灣歷史上最為悠久的產業之一，可說是造就台灣經濟起飛的始祖，然而有關此產業的研究，由於台灣早期並不甚重視產業分析，所以或偶有偏行銷與財務方面的、或偶有偏製造與研發方面的，可是對於「全面、且縱貫性」的PVC產業研究卻絲毫沒有，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有鑑於此，研究者決定以此產業做為本次研究的標的，企圖對台灣的聚氯乙烯產業做一全面性、且長達四十年以上的縱貫性分析。 然而若是從企業管理的立場出發，一份好的產業研究或產業分析必須是對企業具有實質的「決策指導」作用才有價值。不過由於「傳統的產業分析架構」大多來自於個體經濟學的領域，所在的觀點是站在政府以及社會大眾的立場，來確保各個產業自由開放的程度、以及幫助市場機能自然運作，對於廠商在進行策略決策的方面卻無太大的指導作用。有鑑於此，研究者乃採用司徒達賢(2001)的「產業矩陣分析法」做為此次分析台灣PVC產業的架構工具，希望能藉由此分析架構的三項特質—「系統化、細緻周延、以及能與策略決策間緊密配合」，讓讀者可以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觀看台灣的PVC產業，並且做為提供給後續PVC產業研究者一個產業分析架構的參考和改進依據。 簡而言之，本研究的目的有三：1.以一個更為完整的方式報導台灣PVC產業趨勢的變動，希望藉此能提供人們一個深入檢視台灣PVC產業的機會。2.以實例展示「產業矩陣分析法」的三大特性—系統化、細緻周延、以及能與策略決策間緊密相連。3.希望藉由本研究，讓國內的產業分析專家對「產業矩陣分析法」能有更多的認識，進而引起共鳴。 為了達成上述目的，研究者廣為蒐集有關台灣PVC產業的相關報章雜誌、研究資料、企業刊物、並輔以部份的訪談，以將所獲得的資料逐漸填入產業矩陣裡相對應的策略點中，最後再進一步地展示此一分析架構的應用方式，證明(說明)此分析方法的三項特質。 而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結論如下所示： 一、在產業環境變遷方面 (一)環保與能源節約意識逐漸抬頭，使得製程方式亦不得不跟著改變。 (二)PVC業廠商的競爭，逐漸從區域性轉為國際性。 (三)產業中，「製程的研發」以及「售後(技術)服務」等的價值單元逐漸顯得重要。 (四)在台灣與大陸兩地的政府對PVC產業的政策都有所改變之下，台灣的PVC業者有逐漸轉往大陸投資的傾向。 (五)PVC業者為了擴展與生存，乃逐步地向上下游進行整合。 (六)產業中，企業逐漸地建立大型的倉儲、運輸與轉運站。 二、在產業特性的方面 (一)「政府政策」、「民眾的環保意識」、以及「可獲得的工業用土地的多寡」對此產業的發展具有頗大的影響。 (二)從產業分析模組的角度來看，台灣與大陸的PVC業都屬於「高進入障礙」、「高集中度」的產業，然而當台灣PVC業位於產業生命週期的「衰退期」時，大陸PVC業仍位於產業生命週期中的「成長期」的階段。 (三)從產業類型劃分的角度來看，PVC產業屬於「資本密集」的產業。 三、在未來趨勢的方面 (一)PVC樹脂的價格會有逐漸趨於國際水平一致的現象。 (二)PVC業者必將擴大對資訊系統的應用，以降低因地區介面而產生的協調、溝通、與運銷方面的成本。 (三)在未來數年之內，大陸仍將成為世界各國PVC業者最大的爭食市場，而台灣目前仍因與大陸有較相近的語言、文化、和風俗民情而尚有進入優勢。 四、在展示產業矩陣分析法之特性的方面 (一)本研究展示了「產業矩陣分析法」系統化、細緻周延、能與策略決策間緊密配合之三大特性，也證明了產業矩陣在做為紀錄甚至分析產業趨勢方面的構想，是可行的。 (二)本研究展示了在不同的階段，每項價值單元在策略上的相對重要程度也會有所不同。

反托拉斯法所規範的層面，大致可將之歸納為結構面(marketstructure)與行為面(Conduct)。前者主要規範獨占、寡占及主要廠商(Dominant Firms)與廠商結合（合併）所形成的市場結構；後者則規範諸多廠商水平的合作行為與垂直限制交易行為。本文之目的，即在探討美國法上，如何致力於「競爭性結構」的規範制度與執行方法，以做為我國公平交易法執法及修法上的參考。研究發現以下各點：1.規模經濟的考量與廠商合併的運作，可謂美國產業結構形成的重要因素。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政府介入程度頗深，寡占與獨占事業多為法令造成。就我國實證而言，發現結構、行為、績效三者間具有高度相關，而競爭性之結構亦較能帶來整體績效最大。我國公平法目前對獨佔及寡占事業僅規範行為面，對建立公平競爭秩序成效恐屬有限；蓋就市場結構之控制而言，在我國多為中小企業之情勢下，獨佔、寡占之問題較諸結合，更為嚴重，在此特殊產業結構背景下，欲建立一真正具競爭性之環境，應自市場結構面(market structure)著手，可考慮賦予我國公平會或法院類似聯邦法院所具之衡平權，使公平會得將濫用市場力量的寡占、獨占事業解體(dissolution)或分割獨占公司之資產以建立另一與之競爭的實體等權限，以重建競爭結構，以建立競爭秩序。2.經濟理論與工具應妥善運用，以符立法本旨，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及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均設有經濟分析專責單位，我國公平會亦宜指定專責單位，加強產業發展之研究並負責經濟分析事宜，俾針對業務單位進行個案所需，提供相關經濟分析協助。3.美國在規範結合行為方面，係以訂定指導準則方式為之，此法無論對執法機關或事業而言，皆有遵循之標準，避免雙方在執法及適法上產生不確定性之困擾。我國可參考之。4.近來我國貿易自由化進展迅速，企業經營環境已隨著大幅改變,競爭法的實施（如「市場」之定義等）應考量此一因素，才不會失之偏頗，造成國內產業不利損失。附錄：限制營業競爭行為與國際經濟的關係

電動汽車產業是近年來發展的新興產業，這個產業的發展，代表了全球開始省思長期使用石化燃料，對我們生存的環境，產生的諸多嚴重不良影響，空氣品質的汙染，有毒氣體的排放，尤其因大量二氧化碳的產生所造成的地球溫室效應所引發的全球氣候急遽變遷的問題，是我們全體人類不能逃避且必須正視的課題。另外，對石化燃料永續性的疑慮，也是引發全球各個先進國家亟欲尋求解決方案的原因，新能源或再生能源的開發，結合其潔淨且永續的特質，將對任何一個國家的未來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而電動汽車產業，正是再生能源應用上最直接且最有價值的範例。 雖然，再生能源發電，無論是太陽能發電亦或是風力發電，有其潔淨與永續性的優點，但是，其分散、間歇性、無法預測且不穩定的發電特質，造成再生能源發電，在實際應用上產生問題。尤其當再生能源發電與傳統電力系統整合使用時，其發電率不穩定的特性，將對既有電力系統造成嚴重的影響。此時，電動汽車產業適時的提供了解決方案，使再生能源發電在未來，得以順利地與傳統電力系統一起進行商業運轉。 由於電動汽車產業為新興產業，因而發展出新的產業價值鏈，也造就了許多傳統汽車產業價值鏈的涉外企業，有機會涉入汽車產業領域，尤其是與機電工業相關的企業，挾其在機電工業所厚植的核心能力，使其擁有相對的競爭優勢。又因為電動汽車與再生能源在商業應用上的關聯性，使得與電力產業相關的企業，亦有機會跨足到電動汽車這個新興產業內，尋求業務發展的機會。 中國政府已從電動汽車產業訂定其國家發展策略，以其與美日歐等先進國家在電動汽車產業上，接近齊頭發展的位置，與擁有廣大的汽車市場為其發展的後盾，期望能在短時間內，取得電動汽車產業的世界領導地位。而有鑑於對能源需求的迫切性，以及對未來能源取得的風險管理，再生能源的開發與在產業上的應用，也成為中國政府能源政策的重要議題。 身為全球重要的機電工業與電力產業供應商之一的西門子企業集團，以其在發電、再生能源、輸配電、終端電力應用、電動驅動、以及通訊與資訊科技等領域所累積的核心能力與經驗，也積極地朝電動汽車產業，尋找未來的策略定位與發展方向。該企業已訂定了其在電動汽車產業的商業模式，與應厚植的核心能力，並實際參與諸多相關的產業計畫，目的是為了培養並累積其產業經驗。 本論文將以個案研討的方式，以中國政府以及西門子企業集團發展電動汽車為背景，探討電動汽車新興產業，其產業結構、價值鏈、商業模式、其未來的成長動能與發展契機、以及西門子企業集團所發展的電動汽車產業商業模式在中國市場上的應用。

生產者服務業其有創新與改變技術的功能，亦有調節勞力分工擴張、加強組織內部關聯的作用，由於該等功能與作用對於生產力的提昇、就業機會的創造與貿易出口量的增加均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它被視為現代生產系統中重要的部門。本研究首先以Gemmell產業成長理論探討各台北都會區產業結構的變遷，證明服務業已然成為現代生產系統中重要的部門；再以產業感應度(sensibility)、影響度(dispersion)分析生產者服務業的產業關聯，證明生產者服務業以服務生產部門為主；爾後再以組織理論(organization theory)中彈性生產(flexible production)及勞力分工(labor division)兩個向度分析生產者服務業的成長及原因，證實生產者服務業能自我創造就業及創新技術獲致成長。其後再以區位商數及成長商數交叉分析生產者服務業在台北都會區的成熟度，顯示台北縣生產者服務業呈顯著的成長然未具輸出性，成熟度較台北市弱，但因接收台北市的廠商而擴張。繼之假設生產者服務業於空間分布受到其所服務的產業影響而分布，利用兩產業間密度斜率(density gradient)的牽動關係分析生產者服務業在空間移動的現象，藉以瞭解我國在生產者服務業所應有的產業區位政策。所得的結論有二：其一，生產者服務業興製造業分布呈現互斥的情況。另外，生產者服務業與人口分布呈現移動一致的現象，亦即生產者服務業與人口的分布，呈互補性顯著的情形。最後以生產者服務業內的國際貿易業為例，分析其路網結構(network concept)後證明該業的集中與台北都會區通訊便利性及聚集經濟不可分。 /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es have the functions of innovation and reformation skills, and the functions to regulate the extens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strengthen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correlation. Since these functions are important for upgrading productivity, creating job opportunities and increasing quantity of export, they are regarded as a vital sector of modern production system. 　　First, this research tries to make use of Gemmell's Theor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study the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industries. It shows that Services Secto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ector of the whole modern production system. 　　Second,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use industrial sensbility and dispersion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es. It has proved that Service Sector is a major part of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es. 　　Third, this research employs two kinds of vector, such as flexible production from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division of labor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and factors of emergence of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y. It has proved that Producer Services Inustries can bring to creation of new job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kills. 　　Fourth, this research uses Location Quotient and Growth Quotient to crossexamine the degree of maturity of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es in Taipei Urban District. It has shown that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es in Taipei Hsian bears a distinct development but not in an output manner. The degree of maturity in Taipei Hsian is lesser than that of Taipei City. And Taipei Hsian can be expanded because of absorbing or attracting the holders of factories from Taipei City. 　　Fifth, this research assumes that in term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es are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es served by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es. By means of the linking and relations of density gradients among industries, the phenomenon spatial movement can be illustrated. It can be regarded as a proper industrial district policy of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es. 　　Two points of conclusion can be made: 1) there is a repulsion for distribution between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2)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concurrent movement between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es and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t means that they have a distinct condition of mutual compenstaion. 　　Sixth, this research tries to make International Trade as an example of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es, to analyze the network concept and prove that there are no any separations among concentration of this Industry, convenience of communication in Taipei Urban District and aggregate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