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商業競爭全球化與資訊科技的進步，知識管理也成為各大企業欲保有長期競爭優勢必要的策略。過去許多文獻指出，外派人員為組織學習不可或缺的要角，其在外派任務所獲取的知識與經驗，不僅有助於企業管理全球化的營運規模，也可針對地區性差異擬定最適策略，但文獻中也指出，多數企業依然無法妥善利用這些投入大筆資金所換取而來的資源。 近年來，國內外陸續有學者將外派領域的探討焦點由適應問題等延伸至知識移轉的績效與相關影響因素，但研究範圍多以國內母公司將知識移轉至海外子公司為主，對於從海外子公司移轉回國內母公司的外派或回任知識的相關研究相當少。 至今，知識移轉方面的議題仍屬於探索式的研究，質化研究相當有限，故本研究選擇以兩位外派人員與一位回任人員做為個案探討對象，將國內母公司定義為知識接收者，海外子公司為知識教授者，探討兩者之間的知識移轉概況與影響因素。 本研究發現，就個人層面而言，教授者的教授能力、教授動機是知識是否能成功移轉的第一步。過去學者將教授能力分為位階權力與專業能力並個別探討，但本研究發現此兩者間有相輔相成的綜效存在，隨著外派資歷的累積，可促進教授者的教授能力。不過位階權力要能發揮，還需該職務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組織才有知識移轉的需求。除了教授者被動的提供知識外，強烈的分享動機則可促使知識移轉主動地發生，倘若教授者與接受者間有良好的關係，更可促進教授者的動機。 但成功的知識移轉還需仰賴接受者能否確實將所學內化並善加利用，故接受者的學習意願、吸收能力、過往經驗的豐富程度與跨文化經驗等都會影響其內化程度。 就組織層面而言，母公司的技術保護策略會降低知識回傳的可能性，但當母公司與子公司間的營運項目差異愈大，甚至呈現互補式的分工，則知識交流會愈趨頻繁。此外，當海外營運據點在組織架構中的策略重要性越高時，母公司對該營運據點也就越關切，越可促使知識移轉的發生。

認知語意學替不同語言多義詞的語意關係提供了精闢的解釋。中文裡「出」字使用頻率高（中研院平衡語料庫出現近三萬次），語意類型多樣（國語日報字典中列舉十多個意義），卻鮮少人研究。本研究以認知語意學的角度出發，利用圖像模組 (image schema) 建立中文多義詞「出」的語意框架 (semantic frame)，認為不同的觀點 (perspective) 可分析「出」字的不同語意，並以語意的譬喻延伸 (metaphorical extension) 將不同範疇的語意連結起來，解釋「出」字語意的多樣性。 /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meaning relatedness of the Mandarin polysemous word chu from a cognitive approach. Theories of cognitive semantics provide a plausible account for polysemous words since a cognitive approach in analyzing language benefits the discovery of conceptual frameworks underlying complex linguistic expressions. To add another piece of empirical evidence,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Mandarin polysemous word chu, which is highly productive and which exhibits extreme complexity in terms of its senses. An image schema for chu is proposed as its semantic framework 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re considered to account for the multiple senses of chu. Furthermore, metaphorical extension is detectable in the meaning shifts of chu as well.

本研究旨在瞭解青少年自我中心與偏差行為之現況，並探討青少年家庭關係、同儕關係、學校關係、自我中心、認知曲解與偏差行為之間的關係。本研究使用「想像觀眾量表」、「個人神話量表」、「認知曲解量表」、「父母關係量表」、「同儕關係量表」、「學校關係量表」與「偏差行為量表」作為研究工具，並以在學國中、高中與少年輔育院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實得樣本364人，男生213人，女生151人）進行調查。調查結果分別採用描述統計、t 考驗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積差相關、多元逐步迴歸與徑路分析等統計方法加以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男生比起女生在「個人神話不可毀滅性」、「認知曲解」、「負向父母關係」與「學校疏離關係」來得高，但女生在「自我揭露同儕關係」則比男生來得高。 二、高年級學生在「印象整飾想像觀眾」、「自我揭露同儕關係」與「學校疏離關係」比起低年級學生來得高。 三、「正向父母關係」與「偏差行為」兩者與性別及年級之間存在著交互作用。高年級的女生比起高年級的男生有較多的「正向父母關係」，但「偏差行為」則較少。就男生來說，高年級男生比起低年級男生有較少的「正向父母關係」，較多的「偏差行為」；就女生來說，高年級的女生比起低年級的女生則有較多的「正向父母關係」。 四、犯罪組比起正常組有較多的「個人神話全能性」、「認知曲解」與「偏差行為」，但在「個人神話高人一等獨特性」、「正向同儕關係」與「自我揭露同儕關係」則比正常組少。 五、對「認知曲解」的解釋上，社會變項比起自我中心變項可以解釋更多的變異。 六、「認知曲解」變項可以解釋「內隱行偏差行為」較多的變異，但對「外顯型偏差行為」的解釋，「認知曲解」變項則不如「社會變項」與「自我中心變項」的解釋來得多。 七、整體來說，「父母關係」、「同儕關係」、「學校關係」、「自我中心」與「認知曲解」可用以預測偏差行為的發生。 基於以上的研究結果，本研究針對教育與輔導實務工作提出建議，以作為未來教育、輔導與研究在執行上之參考。

中日全面戰爭及冷戰前期中共與日本的對峙造成了「中」日之間戰爭處理問題的懸而未決，也是當前「中」日間歷史問題的根源。歷史記憶引發中共與日本之間的互不信任及錯誤認知的發生，儘管有著共同合作的需求及意願，但隨著對外在安全環境評估以及安全戰略的轉變，中共與日本開始將對方視為國家安全的威脅，競相發展更快速、更大範圍的反擊能力嚇阻對方，意圖逼使對方讓步成為「懦夫」以保障國家利益，從而進一步相互刺激，形成了「中」日之間的安全困境。美國的介入及美日安全同盟關係的加強，一方面造成了「中」日間歷史問題的形成以及安全困境的難以緩和，但美國的強大嚇阻力也發揮了令中共投鼠忌器、甚至讓中共有意藉助美國之力穩定現狀的效果，使得安全困境仍處於可控制的程度，中共與日本間的安全戰略關係也呈現出競爭與合作並存的「競合」局面，一方面推動了亞太地區安全合作的發展，但雙方對領導地位的競爭卻也阻礙了合作程度的進一步提升。

公營銀行原為我國金融體系之主軸，隨著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的推動，民營化遂成為公營銀行不得不面對的進程。揆諸國內外民營化經驗，主導民營化成效之關鍵，乃為員工問題。基於保障員工權益，員工對民營化之認知與態度，乃是應予關注的核心議題，亦為管理決策的重要參考。惟，相關實證研究對公營銀行較少涉及，爰有深入探討之必要。本研究目的即在探討公營銀行員工對民營化之認知與態度，以及員工屬性、認知與態度間之差異性與關聯性，俾做為管理決策之參考。本研究透過問卷，針對臺灣土地銀行員工進行調查，並採用敘述性統計、t檢定、卡方檢定及集群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發現，部分員工屬性，對於民營化之認知或態度，有顯著性影響；其次，部分民營化認知構面，會影響民營化之態度；此外，民營化認知傾向不同的員工，在部分員工屬性或民營化態度上，有顯著性差異。

激烈的市場競爭突顯了知識的重要性，企業透過知識的創造而不斷追求創新，為了使知識得以具有生產力，因此使得知識的分享日漸受到各方的關注。組織的知識存在於企業的員工中，而人們願意分享彼此擁有知識的基礎在於互相的信任，人們彼此的信任，可降低了人際之間知識分享的障礙，因此本研究欲討論信任、知識分享以及夠透過知識分享所帶來創新表現，此三者關聯性的研究。除此之外，本研究要研究的第二個問題是知識分享在信任對創新績效的影響上，是否扮演中介變數的角色。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分為兩個研究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以個人為研究對象，討論信任與知識分享之關係；第二個層次則以研究單位作為研究對像，討論信任、知識分享以創新績效三者之關聯性。 最後結果發現，在個人研究層次時，組織內跨部門的知識分享受到主管信任、同事信任、策略信任以及組織程序正義的影響；而團隊內的知識分享則受到同事信任、策略信任以及同仁對於組織誠信的影響。 在以部門作為研究層次，討論信任、知識分享以創新績效三者關聯性的結果時，信任對創新績效的影響以及知識分享對創新績效的影響，皆未有正向的影響，並不支持本研究之假設。 而在討論知識分享在信任對創新績效的影響效果上，是否扮演中介變數的角色，本研究最後之研究成果為部分支持。

曾被世界譽為經濟奇蹟的台灣，正面臨一個全新的轉折點。近鄰中國大陸的開放與崛起產生巨大的磁吸作用；與同屬亞洲四小龍的其他三國相比，我國近年來的經濟表現亦相形失色。全球化是新世紀不可逆轉的潮流，我們只有在「適者生存」或「不適者淘汰」兩者中選擇一項。面對全球化所帶來日益競爭的商業環境，正視我們過去在土地、勞力上所擁有的相對優勢已經不復存在，思考台灣未來經濟發展的出路與策略，『創新』已經成為企業要在國際級殺戮戰場中脫穎而出所必須選擇的路。 然而，創新力是一種無形的能力與知識，想要建構此一能力，首先必須能夠加以客觀且準確的衡量，因此企業創新力衡量指標的建立便有其必要性。本研究衡量『企業之創新能力』，探討企業創新能力可能的衡量構面與這些構面之間的相互關係。此外，本研究亦剖析『企業創新認知程度對於其創新能力的影響』，以及『企業創新能力最後對於企業經營績效所造成的影響』。由於企業每一個成功的創新與對企業經營成果的影響，必然存在有時間上的落差，因此我們在實證研究時也分別做了兩階段的研究加以衡量。 本研究前段部分採用政治大學『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與《商業周刊》合作的創新模範企業調查資料，得到樣本企業於二００三年時、其企業創新力的表現情形（此處的『企業創新力』係以「企業創新的狀態」為範圍，是對企業在某一時點上之創新成果的衡量與盤點）；並於後段研究進一步追蹤樣本中之上市公司於一年後的經營績效表現，皆獲致相當肯定與正確的實證效果。 本研究使用套裝軟體SPSS執行統計分析，得以下實證結果。首先，研究結果顯示企業對創新的認知程度與其在創新行為面的表現具有正向相關；其次，企業在創新行為面的表現與其在創新結果面的表現具有正向相關；此外，企業在整體之創新能力上的表現與其經營績效之表現也具有正向相關；另一方面，企業對創新的認知程度與企業整體之創新能力表現具有正向相關。然而，在實證結果中，並沒有發現企業在創新結果面的表現與其經營績效之表現具有正向相關，因此本研究亦在結論部分加以討論其可能原因與代表之意義。 / Taiwan is facing a turning point in terms of its economy. On one hand, neighbor China’s deregulation has a magnetic effect on FDI in the region. On the other hand, Taiwan’s rates of economic growth were stagnant comparing to the other three members of “the Four Tigers of Asia.” Confronting the situation that we have been losing our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cheap labor force and low production costs, we must choose innovation as our main strategy in order to succeed in the global business arena in the following days. Nevertheless,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approach to innovation regarding its intangible property. To establish innovation competence, enterprises first have to figure out how to measure their innovation ability objectively and accurately. Therefore, it is very crucial to build up a methodology and appraisal indexes to get the measure of companies’ innovation ability as the first step. The research is to probe the firm-leve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pplying the statistical method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ssue of innovation firm performance in Taiwanese companies. Our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 between a company’s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2003 and its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 2004. Discoveries from research are as follows：First, a company’s sense of innovation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its innovation capability. Second, a company’s innovation capability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its financial performance with one-year time lag. The last, a company’s technology innovation ability, process innovation ability and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ability have some correlations with its product innovation ability and strategy innovation ability.

文建會所推動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是行政院「挑戰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之一，工藝產業也列名其中，以文化創意的角度看待工藝產業，乃是將工藝產業傳統綿延下來的文化累積與涵養，以創意重新整合，讓工藝產業走創意的路，尋文化的根。 文化型企業在經營管理上常面臨到「質」與「量」的衝突，創作者重視作品的「質」，和管理者看中業績的「量」，往往取得天平兩端平衡的困難課題，設計單位與其他單位的組織溝通顯得相當重要，要如何將一件件有如藝術作品的工藝品能夠量化，需要設計、研發、製造部門間通力合作，共同解決問題。 然而過去的研究大多放在工業設計與其他組織當中其他單位的互動，而較少討論工藝產業中的設計。因此本研究以此塊領域作為研究之基本方向，以個案研究方法，針對台灣工藝產業廠商，探討設計單位與其他單位的互動，如何藉由這樣的互動，創造組織知識。 本研究發現如下： 壹、 組織特性 1. 在工藝產業中，設計是建立差異化的關鍵因素，企業品牌風格經由設計理念傳達給消費大眾，讓設計成為最好的品牌識別。 2. 工藝產業，管理者的領導風格影響了整個企業文化精神。越願意給予設計師自由發揮空間的企業，則越能夠創造出繽紛多元的品牌風貌；不願意讓底下人員發揮的企業，則是強調個人的創作特色，但相對的企業風險也比較高。 3. 越願意給予設計師自由發揮空間的企業，則越能夠創造出繽紛多元的品牌風貌；不願意讓底下人員發揮的企業，則是強調個人的創作特色，但相對的企業風險也比較高。 貳、 新產品開發過程中，設計單位與其他單位組織溝通 1. 設計與研發溝通大多利用會議或共同工作（co-work）形式，以處理材料方面的問題。 2. 設計與製造單位合作關係最為緊密，設計的創新，背後需要工藝深度的支持，設計師藉由設計圖將理念傳達給藝匠，藝匠利用「原型」與設計師溝通。必須要緊密的溝通與協調，才能創作出一件件美麗的作品 3. 設計單位與製造單位必須學習瞭解彼此的語言，才能更進一步的溝通，甚至有些設計師本身就是藝匠出身。這些A型設計師，在設計上有工藝深度的支持，更能夠將無限奔放的創意，落實在作品當中。 4. 工藝產業相當重視工藝深度的培養，目前台灣的工藝廠商開始重視藝匠的培育，但大多著重在公司內部的訓練，北歐的Georg Jensen卻是結合學校教育與企業內部的資源，更有系統地栽培工藝匠師。 5. 設計與行銷間互動是否密切，需端看產品屬性定位，若定位在藝術品與精品方面，則互動性較弱；若定位於生活工藝產業，則需符合消費者需求，則與行銷間的互動較強。 6. 工藝產業中設計與製造間的連結最為緊密，研發單位次之，而行銷單位，則需看不同企業定位，連結強弱有所不同。 參、 組織知識創造與流通 1. 在產品開發過程中，設計與研發、製造單位有相當緊密的互動與溝通，傾向以「整合性問題解決模式」，以求在材料研發、工藝技法上有所突破，讓設計天馬行空的創意得以落實。 2. 藉由知識創造螺旋，讓企業得以不斷地自我突破，追求技法、材料上的精進，往未知的領域探索，成為企業的核心能耐。 知識的擴散與流通-共同化：師徒制的培訓，讓工藝技法得以深耕於組織內部。 知識的擴散與流通-結合：藉由企業的品牌理念，帶動整體設計概念以及公司文化 知識的擴散與流通-內化：產品開發過程，設計與製造、行銷透過共同合作，創造組織知識

產業升級、經濟體改革，成為台灣近年來不斷努力之方向。所以，企業未來的競爭力取決於我們能多快從「投資驅動」型經濟，轉型成為「創新驅動」型經濟；能多快從「製造優勢」的產業能力，延伸到「創新優勢」的產業能力。但是，台灣從代工製造之思考模式轉型成具有豐沛創意、美學與風格意涵之創新驅動經濟，並非一夕之間就能達到。 台灣要轉型為創意經濟，必須跨入同時強調理性、感性的創意社會，工作者必須享有活潑、多元、強調風格與創意的生活形態，創新與美感的能量才能在工作中展現出來。另外，從消費環境變化的角度觀察，目前全球以及台灣都已逐漸進入後現代消費時期，在商品化繁盛的消費社會中，消費者購物將日趨以自身社會認定及追尋感性文化的符號價值為主。 根據學者說法，具創造力的組織創新需要有適宜的情境配合，包含創新意圖、領導人角色，以及組織構形、組織氣候等；而根據本研究對體驗型企業個案之初步瞭解，領導者及組織創新意圖對組織知識創造與經營相當重要，故本研究希望能透過對體驗型企業之觀察與分析，瞭解其領導人帶領組織探索新知識之情形，以及組織知識創造平台運作特色，推導出不同創新表現之下之知識創造活動與組織創新情境特色。

「對價衡平原則」及「最大誠信原則」乃保險制度存立之基石，保險法第64條據實說明義務之根本精神即源自此二原則，藉由課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詳實提供與該保險有關的事實資料的義務，以作為保險人判斷的依據，使保險人所承擔之風險與所收取之保險費相當，然實務上有多件案例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在當初訂立保險契約時，未據實說明，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後，要保人或受益人故意不通知保險公司，待至契約訂立後二年除斥期間經過，保險公司已無法依保險法第64條解除契約始通知保險公司，實重大違背「對價衡平原則」及「最大誠信原則」，而嚴重動搖保險制度之存立；惟「除斥期間」之訂立乃係基於追求法律關係早日確定，避免權利人消極行使權利讓法律關係懸而未決，是以，於保險法第64條針對保險人之解除契約權，「除斥期間」亦為一重要且不可或缺之限制。故如何在「除斥期間」之限制下有效解決此問題，乃本文研究之目的，盼能藉由本研究定紛止爭，更進而達到維護保險制度存立之目的。 本文嘗試先就保險法第64條據實說明義務之要件、規範架構加以介紹，再從我國實務判決為出發點，探討如何在現行法的架構下解決問題。本文以為，保險金請求權人故意拖延至除斥期間屆滿始請求保險給付之情形，雖得透過目的性限縮保險法第64條、民法第92條、民法第148條及民法第184條加以解決，惟在實務上，仍尚未成為定論，雖有少數判決肯認得援引部分前揭條文，然目前僅為少數見解，可能無法對於惡意之保險金請求權人產生遏止效果或警惕作用，尚須透過實務上保險公司的積極防範措施或修法加以解決。故本文最後一章以立法論的角度觀察，探討是否得藉由外國立法例之借鏡，在立法上根本解決本研究問題。首先將介紹各國之立法例，再來加以比較分析他國與我國立法之異同，再就我國之立法提出修正建議。本文認為在現行法架構下、保險公司實際操作面向下皆無法真正解決此問題，根本解決之道仍應係對現行法加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