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主要探討我國目前對公、私立大學所為的學雜費管制之法律基礎、管制目的、司法救濟程序及相關管制法律規範之合憲性等法律問題。本論文係從我國大學學雜費管制方式之流變、管制規範之立法背景與目的等議題出發，再探討現行對大學之學雜費管制措施中，相關的法制架構與行為定性，並具體分析我國學雜費現行管制規範將侵害大學何種基本權利及大學對此可採行的司法救濟程序，最後則檢討目前大學學雜費管制規範之合憲性。 本論文認為，未來我國不應對公、私立大學仍為相同之學雜費管制措施。於公立大學，國家固然可對之為學雜費管制，惟仍應實際考慮各大學間不同之成本支出因素，不應僅以統一數值（例如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年增率等數值）作為大學調整學雜費數額之參考標準。而於私立大學，如其可不依靠國家之財政補助而能獨力辦學，國家即不應再對之有任何學雜費管制措施（例如規定調整幅度上限或得否調整學雜費等措施），否則即有違比例原則，應屬違憲。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20857号 / 法博第214号 / 新制||法||162(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濵本 正太郎, 教授 淺田 正彦, 教授 酒井 啓亘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21512号 / 法博第229号 / 新制||法||165(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川濵 昇, 教授 北村 雅史, 教授 愛知 靖之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隨著資訊技術之快速發展及受到金融交易全球化之影響，在營運模式及法令遵循之需求下，使得銀行業將客戶個人資料跨境傳輸至其他國家之公務或非公務機關所產生之資料保護或對資訊隱私權衝擊等議題漸增。為調和不同國家間對於個人資料保護文化及規範程度之差異，各國及各國際組織間均致力於如何在不影響商業交易需要、個人資料隱私安全及資訊自由流通之前提下，經由適當法律規範對於資料管理者國際傳輸個人資料之行為，予以適當控管。 隱私權之概念雖起源於美國，惟現行各國對於個人資料國際傳輸保護規範仍以歐盟委員會於1995年發布之個人資料隱私保護指令（Directive 95/46/EC）最為重要且影響層面較大。在歐盟指令仍須各會員國將其轉化為國內法，始得有效執行之前提下，本研究以金融服務產業發展較為領先之國家—英國，以英國銀行業適用之個人資料國際傳輸保護規範為研究主題，所涉法規包括：歐盟指令、英國1998年資料保護法（Data Protection Act, DPA）及英國金融服務業適用之相關規範等。 研究結果發現，英國1998年資料保護法在參照歐盟指令之相關規範下，對於資料管理者將個人資料國際傳輸已訂有相關限制規定及如何符合相關豁免規定之作業流程及評估程序，英國專責資料保護之監理機關（資訊自由及保護委員會），並已依據歐盟指令，發布規定授權英國企業得採用標準契約範本及經其個案核准採用共同約束條款，顯示英國對於國際傳輸之個人資料已有一定程度之保障。惟如同歐盟委員會之研究報告所述，英國相對於歐盟其他會員國，並未將國際傳輸規範明訂於資料保護法之本文，對於當事人資訊隱私權保護之法律位階，仍有待加強。 不同於我國係於銀行法明定銀行對客戶資料之保密義務，英國法院認為銀行對於客戶資料之保密責任，原始存在於銀行與客戶間之契約。惟英國與我國相同於金融相關法令中僅針對銀行境外委外所涉之國際傳輸訂有相關監理規範（包括境外委外事先申請核准、申請程序及應檢附之文件），以透過銀行與委外服務供應商之委外契約，確保金融監理機關能跨國有效行使其監理權限，保護當事人之權益，至於銀行因非委外事項，將客戶資料跨境傳輸至其他國家時，仍應回歸適用資料保護法有關國際傳輸之相關規定。 本研究最後就我國與英國對於個人資料國際傳輸相關保護規範之比較結果發現，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雖已於99年修正發布（新個資法），但對於國際傳輸之限制規定，修法後雖已明定國際傳輸之定義及加重非公務機關違反國際傳輸規定之罰則，惟未修正其實質規範內容，仍僅授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非公務機關有第21條所列四項情形之一時，得限制其進行國際傳輸。在新個資法下，非公務機關對於個人資料之國際傳輸，已無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並取得執照，雖有利於資料之國際流通，惟為保護當事人個人資料於傳輸後之安全，我國是否尚須其他配套措施，以落實個人資料於國際傳輸層面之保障，值得深思。 本研究對於我國銀行業國際傳輸個人資料保護規範之主要建議，包括（1）宜透過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被監理機構之監理及其與相關公益團體間之合作，以強化各界對於個人資料保護之重視，（2）國際傳輸之限制規定應予細緻化，並透過產業自治逐步達成個人資料保護之目的，（3）金融監理機關宜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修正，訂定銀行業國際傳輸之作業規範，（4）宜透過租稅合作協定，在不違反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及銀行法之原則下，協助我國金融機構解決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之實施，衍生對於個人財務資訊隱私權及跨境傳輸個人資料保護之問題。

我國向以「美食王國」享譽國際，各種美食不但曾為國人共同驕傲，亦帶來大量觀光人潮與經濟收入。未料，2011年5月「塑化劑事件」揭開我國食安風暴之黑幕，此後毒澱粉事件、黑心油事件等一連串黑心事件爆發，不但使國人對政府食品安全行政管制失去信心，亦讓我國美食商譽嚴重受創。 政府雖於每次食安事件爆發後，隨即召開相應之各種食安會議，提出相關管制改革措施；更透過數次修改食安法，不斷提高對違反法規黑心食品相關業者之罰則。然而食安事件仍不斷爆發，黑心食品不但數量未曾減少，反而製造、加工方法更趨黑心；顯示我國食品安全行政管制完全失靈，傳統法執行制度陷入困境，亟需改革。 我國食安法於2013年6月進行重大修正，此次修正納入以預防原則為前提之風險分析模式，風險分析模式係由歐盟開始發展，主要包括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及風險溝通。我國雖擬納入風險分析模式革新食品安全管制，惟食安法似僅將核心置於風險評估之制度設計，有關風險管理措施著墨不多，風險溝通更是付之闕如。因此，修法2年多以來，食品安全仍未能有效管制，食安事件爆發後，更是主管機關手忙腳亂，消費者人心惶惶。 有鑑於傳統法執行制度陷入困境，無法完成食安管制之任務，食安法除納入風險分析模式外，尚設立三級管理機制，亦即採取公私協力與自主規制之手段，主要透過業者自我管理、建立通報系統等措施強化食安管制。藉由與私部門之合作，固可提高食安管制之專業與效率，惟因我國未能體察社會民情與企業文化之差異，徒使自主規制成為政府卸責之藉口，有待進一步檢討。 因此，我國應就食品安全管制應就立法政策、風險分析及供應鏈管制等三方面，徹底檢討並提出解決辦法。 / In Taiwan, “Delicious Food” is well known world wide, and is one of the most proud of issue for Taiwanese. Small eats, and a lot of them, are the big things in Taiwan, and attracted a lot of tourists and brought a favorable income. Unfortunately, the Taiwan food scandal was started by the overuse one of plasticizer as a clouding agent in numerous food and beverage. It followed by “Toxic starch” and “Evil oil event”, which led to lose confidence and ruin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of food safety to Taiwan government. Furthermore, there was a huge impact on Taiwan delicious food goodwill in the world. After uncovered each food scandal, Taiwan government tried to organize numerous food safety conferences, and has taken measures to restrain food safety regulation. In addition to food safety law revision, the penalty provision has been enhanced for unscrupulous vendors of food industry. However, food scandal is keeping on going, and the events are increasing in numbers these years. The food manufacturing and refining processes has become more evil. It means that food safety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is run out of order, and the traditional law enforcement has faced the difficulty in this changing era. Since June 2013, food safety law revision included the brand new “Risk Analysis” model into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concept. Risk analysis started over by European Union (EU), which is a politico-economic union of 28 member states that are located primarily in Europe. “Risk Analysis” model has three components, including risk evaluation, risk management and risk communication. In Taiwan, we have already taken “Risk Analysis” model on board for the innovation of food safety regulation, but Food Safety Law focused in the accounting system design of risk evaluation. There is only few in the risk management, and no statements in risk communication. Two years after food safety law revision, we still found the administration office has difficulty in facing the new food scandal, and the general populations are still worry about food safety issue. In order to reform the traditional law enforcement in food safety, the Act Governing Food Safety and Sanitation Taiwan included the risk analysis model first. Furthermore, in Taiwan’s food safety regime, the three-tier quality control system refers to self-management by food businesses, testing by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and inspections by the government. It means that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 and self-regulation become a part of new regulation system.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FDA) and private industrial association,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efficiency of food safety regulation will be enhanced, but this kind of cooperation might be become the reasons of shirk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ment. Further investigation is mandatory.

為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伴隨的污染問題，常可見到政府和私部門一同投入防治工作，Pearce and Palmer (2001) 發現OECD國家隨著經濟成長，政府逐步提高公共防治支出，而且各個國家私部門的防治投入仍然佔有相當比重。Seldon and Song (1994)、Antle and Heidebrink (1995) 和Komen et al. (1997) 等實證文獻曾提出「倒U字型」EKC成立的原因可能來自環境財為奢侈財，使得經濟成長過程中公共防治投入快速增加，污染才會逐步減少。雖然Pearce and Palmer (2001) 實證OECD國家公共防治投入的所得彈性確實大於1，可是Kriström and Riera (1996) 發現許多國家對環境品質改善之願付價值的所得需求彈性值介於0到1之間，環境品質實為正常財而非奢侈財。鑒於相關實證資料的矛盾，本文從政府公共防治決策過程，了解環境品質所得需求彈性與公共防治投入所得彈性大於1的關聯，以連結環境品質所得需求彈性與EKC成立的關聯。本文證明無需奢侈財的偏好條件，而僅需環境品質偏好為正常財，以及防治技術滿足規模報酬遞增或固定，平均所得提高，消費者對環境品質的主觀願付價格高於客觀代價，模型預期政府將不斷提高防治費率，平均所得水準和防治費率同步增加，公共防治投入的所得彈性必定大於1，污染量終會減少並趨向於零。 實證研究指出並非所有種類污染物的污染水準與平均所得關係，一定呈現「倒U字型」關係，而過去理論模型單從消費者對於環境品質偏好條件，或是單從污染物防治技術是否具備規模報酬遞增，仍不能完全解釋不同污染物與所得關係的差異性。本文強調必須將經濟成長帶動所得分配變化對污染的間接效果納入，有助於釐清不同種類污染物與所得關係的差異性。首先，所得分配固定不變而平均所得提高，只要滿足環境品質偏好為正常財，以及防治技術滿足規模報酬遞增或固定，平均所得對污染的直接效果為「倒U字型」。再則平均所得固定不變時，只要消費者對環境品質的偏好為正常財(而非奢侈財)，所得分配改善，經由多數決投票決定均衡費率反而調降，污染隨之增加。考量高所得國家經濟成長帶動所得分配改善 (即顧志耐曲線存在) 的間接效果，不同污染物面對相同的所得分配變化，唯一的差異僅是防治技術的不同。防治技術之規模報酬遞增並不保證平均所得對污染的淨效果為「倒U字型」，而必須該污染物防治技術之規模報酬指數很高，直接效果大到足以抵銷間接效果，淨效果才可能為「倒U字型」。 另外，本文探討為何世界各國普遍有公私部門同時投入防治的現象，以及研究公共防治支出對私人防治投入產生排擠或排入效果的機制。模型發現無論政府和私部門的防治要素是否為互補要素 (complementary inputs) ，政府和私部門的最適防治投資都不為零。假若私部門增加設備無關乎提升公共防治設備之效能，公共防治增加，將對私人投資產生排擠效果。假若私部門增加設備可以提升公共防治設備之效能，公共防治對私部門防治投資可能產生排擠效果或排入效果，端看該國對於環境品質的重視程度。 政府環境政策制定與私部門防治投資決策的互動息息相關，環境政策的成效實有賴私部門是否願意配合投入防治設備。一旦公共支出對私人投資具排入效果，政府傾向事前宣布較高費率，期望刺激私人投入防治，待事後私人已經投入防治設備，政府則有誘因調降費率。反之，假若公共支出對私人投資具排擠效果，則政府傾向事後再調高費率。只要政府落實事前宣布政策，在符合實證支持的技術條件，污染與平均所得的關係為「倒U字型」的環境顧志耐曲線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以下簡稱EKC) ，若缺乏機制督促政府落實事前宣布政策，且消費者理性預期政府背離意向，當動態一致性 (dynamically consistent) 費率低於事前宣布政策的費率，則執行動態一致性費率所對應的EKC將高於政府確實執行事前政策之EKC；若動態一致性費率高於事前宣布的費率，環境政策的動態不一致反而使得EKC降低。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專家、學者出面預測中國大陸即將崩潰，只是實際情況的發展似乎與他們的預期有所出入。換言之，儘管中國大陸目前有許多問題，但是尚未有證據顯示，這些問題在短期內可能引發重大危機。 中國大陸曾經被視為約十年會有一個週期的政治危機週期，上次危機發生在一九八九年，在時序進入二○○五年之後，似乎已逐漸脫離危機週期的規律。 任何國家都可能發生各式各樣的危機，危機的結果卻不見得會帶來崩潰，其關鍵在於國家與社會如何面對及應付危機，雙方關係究竟在危機前後是如何彼此定位？ 以天安門民主運動事件為例，在事件發生之前，中國大陸正面臨自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通貨膨脹。 然而危機的結果是以軍隊鎮壓收場，使得中國大陸社會運動就此陷於沉寂之中，晚近社會抗議事件雖然有增加的趨勢，但距離真正形成持續性的社會運動尚遠。 由此可知，政權出現正當性危機進而使得社會自主性增加，就必須具備兩項條件：一是引發正當性危機的事件出現；二是正當性危機出現後，社會力量興起與各方政治勢力透過妥協安排後，增加其本身的自由性。 本研究的目的要解答的問題是「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大陸國家能力與社會自主性的關係」，此外社會力量之興起及政治勢力會否妥協，牽涉到各種菁英及一舨民眾對政治的態度問題，故本文亦藉用政治文化的研究途徑來探討國家能力與社會自主性之關係。

本文擬以明代大禮議事件，作為研究嘉靖朝政治文化的切入點，試圖透過名分禮秩的角度去分析大禮議牽涉的「七爭」 、頒佈《明倫大典》 及國家禮制變革三方面，找出政治權力、儒家經典詮釋及國家禮制三者的關係，以瞭解嘉靖朝的政治文化有何變化。本文提出的問題如下： 一是嘉靖君臣如何透過經典再詮釋的方式，建構人情論的理論體系，說服士人接受「大禮議」的結果，而嘉靖君臣又如何逐步變易國家禮制，證明政權的正當性基礎，完成皇權重塑的目標。並且觀察後來隆慶朝至崇禎朝的歷朝皇帝如何處理睿宗獻皇帝的祧遷問題，回過頭來證明嘉靖皇帝是否成功地建立了自身世系的正當性。二是嘉靖君臣面臨公私衝突時將會如何抉擇，這些抉擇又會使嘉靖君臣關係與權力分配原則產生何種變化，從而觀察權力核心中的政治人物如何去界定自己在團體中的地位、擁有的職權範圍與政治結構中的既有限制。並且探討大禮議將如何影響嘉靖朝各種團體的人際關係、權力結構及政治生態，從而討論嘉靖皇帝如何能成功箝制士人對大禮議的不滿輿論，探討皇權伸入官僚體系的政治效應。三是大禮議的結果將使名分禮秩出現何種危機，而名分禮秩的危機又會使嘉靖朝造成何種政治效應。再從名分禮秩的意義去討論皇權究竟要作為包括廣大臣民在內的公共中心，還是作為保證皇帝個人私利的手段呢？一旦皇權的公共性質隱晦不明時，將對整個社會秩序造成什麼樣的後果。並且探索士人們如何依循政治權力、社會經濟與思想文化的變化，藉由儒家傳統經典再詮釋的方式，力圖讓名分禮秩回歸「合禮」的軌道，從而限制皇權的範圍，讓政治秩序與社會秩序回復合理的安排。

隨著網路科技的發展，網路垃圾郵件的總量亦隨之快速成長，成為全球網路使用者的共同夢魘。目前大多數的國家均有以立法方式作為管制依據。然而，就憲法人權保障的觀點而言，相關立法是否能合於憲法原理原則的檢視？是否已逾越其界線？仍有待進一步商榷。 是以，本文分別從「比較法論」以及「人權保障論」二大部分出發。一方面藉著比較觀察各國立法，並作為我國立法參考借鏡；另一方面則從憲法的觀點，特別是基本權利的保障出發，分別從商業言論自由的觀點、秘密通訊自由的觀點與隱私權的觀點探討。就商業言論自由的觀點而言，將首先探究商業言論自由的意涵與憲法上的發展比較，再分別就美國法制與我國法制探討相關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法制是否對於發信者的商業言論自由形成過度的限制。就秘密通訊自由的觀點而言，除了將說明秘密通訊自由在通訊服務自由化的時代，在憲法上具有的時代意義之外，亦將討論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法制當中可能涉及干涉人民秘密通訊自由的制度與通訊服務提供業者攔截阻擋商業電子郵件的手法對秘密通訊自由的影響，另並試就我國立法參考最多的日本法制進行比較與分析。就隱私權的觀點而言，除了說明隱私權在憲法上的意義外，將討論重心置於在濫發商業電子郵件的行為對於收信者隱私權侵害的態樣，是否已能藉由現行的法制找到保障依據，另外則是討論我國濫發商業電子郵件法制對於隱私權的保障是否充分；最後則是嘗試就論者提出的商業電子郵件法制規範對於發信者的「網路匿名」侵害的見解，進行評論。 最後則提出結論，說明研究發現以及對我國規範之建議與未來展望。

學校教育為國家培養人才庫最具組織成效之社會系統，而學校教育目前亦成為輿論批評最為強烈之教育體系。本論文嘗試以法學為經，以經濟學、公共行政學、教育學等為緯，針對近年受新自由主義影響所開展之行政改革理念，進而觸及之公立國民學校法制改革課題，主要係以公部門及私部門有互相合作、共創雙贏之可能性為觀點，討論民間參與國民教育興辦之最新合作模式。 公立學校之改造模式，在教育改革之理論與實際均有多元發展，但美國特許學校制度則為近年獲聯邦及多數州支持之新法制，且特許學校被評價為公立學校成功之改造類型。該制度主要係透過解除法令管制手段，容許主管機關以特許使私人參與公立學校辦學，辦學者可透過引進專家、競爭觀念、自主、選擇及績效責任等機制，形成獨立性高之新型公立學校教育體制，賦予此類學校展現更具多元化及創造性之辦學環境，其亦屬廣義公立學校委託私人經營模式之一。本論文借重美國成功發展之特許學校法制及實際辦學經驗，期待我國學界及教育主管機關於積極繼受此法制之同時，亦得深切體認我國自身之教育環境與文化背景，建立適合本土教育之制度，並更兼顧教育之卓越與公平。 本文之法學分析途徑，除藉由比較法之觀察外，並以我國憲法及行政法規範體系作為論述基礎，試圖開發我國國民教育法及特許學校法制之原理原則，以作為目前相關立法草案之參考，及期望有助於我國相關類型學校興辦之完善。 / A Charter School’s Research of Law Institutions in None-Governmental Participant in Education School education is an organized social system for nations human resource cultivation, which has becomes the most fiercely criticism in present though. Besides, the ideal of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latest New Liberalism, has been approached the debate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public school in consequences. So, our thesis applied some methodologies such as laws, economics, public administrations, pedagogies and some other knowledge domains, primary focusing o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collaboration issues, enabling to create a win-win outcome as prospect, and discussing the latest cooperation model for non-governmental participant in education. In fact, public school transformation model in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educational reform is already advanced. However, American Charter School System, appraised as a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al type of public school, is supported by new law institutions of Federal and many other states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its decretal deregulation may permit competent authority’s establishers who privately participate in public school establishment with “brain-gaining” experts, competitive concept, independence, selection, accountability and other mechanisms by using Charter. Therefore, a new typical educational system conferred the environment school establishment in more plural and creative way is arised. Our thesis adduced from a successful establishment of American Charter School’s experience before acdemic fields and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education implementing the law institutions.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consider the difference of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or culture background, selecting the appropriate pedagogy for country is the first priority we expected. Finally, as a reference for related legislation and expectation to support school establishment, we are not only using a comparison method for extensional observation, but also trying to develop a pattern for nations’ pedagogy and Charter School institution. Keywords: Charter School, Nations Education, non-government education, public school, New Liberalism, Cooperated Nations,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the third route, educational reform, transformation of organizing, deregulation, Privatization, parents’ educational right, parents’ right to choose, elasticity, plural principle, neutrality principle, relenting principle, municipal governance, administrative contract, performance doctr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