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利用個案研究方式探討我國目前有關研發階段生物科技事業的上市（櫃）制度，並提出相關建言。按我國生物科技事業在台灣的產業間屬新興策略產業，由國家政府獎勵設立發展。資本市場是鼓勵生物科技事業發展的主要平台之一，過去台灣高科技產業所以能夠成為全球製造重鎮，資本市場功不可沒。我國若能夠建構合理有效的上市（櫃）制度，將有助於我國推動生物科技事業之發展。本研究擬採個案研究，主要係研發階段生物科技事業上市（櫃）的案例不多，尋找並利用一個具代表性的個案，將有助於瞭解，我國生物科技事業在台灣申請上市（櫃）的相關問題，以及資本市場對這項產業的助益

本論文共一冊，六章十三節，約六萬字左右。研究目的，主要係探討在未來科技發展 下，公司、產業、政府及研究機構四個層次上所擬採取的有效因應之措施（提高生產 之途徑）及其各項措施配合之程度。以之作為政府有關當局擬定未來產業政策，業者 制定製造科技策略之參考： 研究範圍：為配合國內生產自動化之進行及時間、經費上之限制，本研究之範圍限於 ぇ國內工具機製造廠商因應機電合一技術發展之措施え政府及國內機械工業研究機構 與公會等因應機電合一技術發展之措施。 研究方法：採用分析層級程序法。 研究步驟：主要係分兩階段進行ぇ於74年4 月份邀請政府決策單位，研究推廣訓練單 位、學者、工會與工目機業者舉行座談會，以建立本研究之主要層級え於74年5 月份 秉承第一部分所建立之層級製作成問卷，進行實地評估之工作。

近年眾多的台商企業至中國大陸進行投資活動，利用兩岸互補優勢，降低成本耗費，進一步提高價值創造。而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持續進步，使企業在不同國境、區域營運時，仍可維持良好的資訊流傳遞，除能增進不同據點之間的溝通效率與互動效益，並能整合跨地區的價值活動，使作業流程更加省時、順暢。因此台商在兩岸間營運，若能善用IT的便利性與整合性，勢必能夠提升營運效率、減少不必要成本。為達成「台灣接單、大陸生產、全球運籌、世界品牌」目標，IT正扮演著一個關鍵的致能（enabling）角色。 在本研究中以個案研究方法探討五家台灣企業的跨兩岸分工模式，再提出適用的資訊科技架構作為分析框架，探討跨兩岸資訊科技應用情形，並分析外在環境異質性對跨兩岸資訊科技應用的影響。研究發現包括：台商企業在兩岸間營運多以一般水平分工模式為主，皆存在企業功能分工現象，使兩岸據點間產生大量溝通、協調與合作需求，需以IT進行輔助；IT相關決策多由台灣總公司IT部門主導，各據點電子化程度差異不大；應用系統或資料伺服器可分置兩岸或集中在台灣總公司；選擇委外廠商推動跨兩岸資訊科技應用時，多考慮與台商或外商合作，尚未有與中國大陸當地業者合作的情況；多選擇統一使用繁體中文，以減少資料格式或名詞定義不一致的問題；中國大陸據點多設有IT部門，但僅負責日常維護與問題回報工作，IT主管皆為台灣所派遣，其他則聘用當地人才；兩岸IT人員存有部份差異，需採取不同管理方式與風格因應；「網路通訊」、「安全機制」與「人員」為較關鍵的要素；兩岸政府政策與法令制度、社會文化與習慣差異，對跨兩岸資訊科技應用有較顯著的影響。本研究亦探討台商在跨兩岸資訊科技應用所遭遇的挑戰，並提出適當建議，其後則針對過往相關研究進行異同比較。 期望本研究產生之研究結果，可提供學術界與實務界對此議題有更深入的瞭解。對已進行跨兩岸分工營運、或即將採取此方式的台商企業，則盼能提供決策者些許建議與參考價值。

摘 要 奈米科技目前被世界各先進國家視為是二十一世紀產業發展的最大驅動力,美國預測未來10到15年內奈米產業產品市場規模將達到美金一兆元,所以美國、日本、歐盟、等先進國家從1997年開始就編列數億美元作為研究經費,並逐年增加研究預算,2001年中國大陸及我國亦開始加以重視並編列研究經費,我國從2003年開始至2008年期間更預定編列總計約新台幣231億元之研究經費成立奈米科技國家型計畫投入研究,其研究成果勢將直接影響國內未來奈米產業之發展及國內相關產業之國際競爭力,並對國內未來經濟成長產生具體影響及貢獻。 奈米科技可應用涵蓋產業範圍極廣,從化工、材料、量測、紡織、能源等傳統產業,到資訊、電子、通訊、儲存、光電、平面顯示器、生技等高科技產業都與奈米科技互相關連,值此奈米科技萌芽階段,我國應及早投入研發具有創新價值的奈米技術,並加速部署奈米科技相關專利與智慧財產權等無形資產,以縮短未來與先進國家奈米產業發展之差距。我國能否創造未來奈米產業競爭優勢,與產業發展策略息息相關,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我國奈米科技產業發展策略,對國內奈米產業發展建立建議性發展方向,只有能充份整合國內產、官、學、研各界共識及意見並整合上、中、下游力量的發展策略,才能建立未來奈米產業所需之技術平台,既能結合我國過去累積的各項傳統產業群聚優勢,又可開創新興產業,以創造另一個更具競爭力與更高附加價值的全方位知識型產業。 / Abstract Nanotechnology has become a princip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in the 21st century. USA forecast that the future market for Nanotechnology industry will reach the scale of $1 trillion US dollars. Lead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uch as USA, Japan, and European Union have invested billions of US dollars for the R&D expenses of Nanotechnology since 1997 and are increasing the budgets each year. Taiwan government has also planned the national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with budgets of NT dollars $23.1 Billion from 2003 to 2008.The research results will influence the future nanotech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related industries of our country and will contribute to the future economic growth of Taiwan. Nanotechnology can be applied to various kinds of industries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ies such as chemistry, material, surveying, textile and energy industries to high-tech industries such as information, electronic, storage, photoelectric, and display industries. At the early stage of Nanotechnology, we should invest to research the nanotech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map out the patent and intelligence properties to shorten the difference of our Nanotechnology industry achievement to that of leading countries. Whether we can creat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notechnology industry or not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Nanotechnology industr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our country, and to conclude some suggestions for its developing directi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hould integrate the opinions among government policy makers, industries, academic circl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establish the technology platform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Nanotechnology industry.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hould interconnect the cluster advantage of our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create emerging industries to establish a more competitive strength and high economic value of knowledge-based industry for Taiwan.

我國政府在近二十年大力推展生物技術產業，除了長期投入資金鼓勵國內學者從事研究發展之外，也持續進行產業技術升級與轉型等措施，並積極推動國內相關產業之投資與整合，促使生物技術加速發展。但目前對於生物科技之關注，多集中於技術層面與國家競爭力的探討，對於人力資源管理方面之文獻與相關研究，卻付之闕如。事實上，跟一般傳統高科技產業相比，生物科技產業對於人才方面不但重視，而且甚至可說人才是整個生技公司的命脈。故生物科技產業應如何獲得其所需求的人才，並施以適當的人力資源管理，即顯得格外重要。 本研究首先對有關人力資源管理和生物科技產業之定義與特質的各種國內外文獻、專家學者意見，作一分析、比較、整理。再參考高科技產業人力資源管理之特性，歸納出我國生物科技產業人力資源管理之特性。另外，探討勞動基準法對我國生物科技產業之人力資源管理是否造成影響，及有無適用上之問題。並以實證訪談的方式加以應證之。 透過次級資料的蒐集及深度訪談我國四家生物科技業者，並以此四家生物科技業者為個案分析對象，本研究認為我國生物科技產業人力資源管理之特性如下：1、重視教育訓練；2、強調因材施教；3、重視員工忠誠度；4、重視產學合作；5、重視人才的經歷；6、強調英語能力；7、業務人才需要高學歷；8、需對員工加以激勵；9、重視自主性管理等。

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科技日新月異要求企業必須擁有能技術創新的能力，以加快成果轉化，縮短生產週期。而國家科學研究主要來自於大學，正因如此的情況，使的企業與大學之間的互動合作關係越來越重要。 也是大學不再只是培養人才的地方，科技的研發與創新也越來越被凸顯，所以。大學能否把科學技術與生產實踐結合起來，能否把提高技術水平與創造經濟效益結合起來，是衡量一所大學辦的如何的重要指標之一。 大學除了保持基礎研究的基本水準之外，還需要考量優先及實用的領域研究，以配合國家競爭力發展，及新科技的迅速發展。需要考量如何將研究成果轉化為新技術將大學所研究成果，及時的化為實用性的產品與技術。大學若能和產業互惠互利，使得教學、科研、生產三者相互協調發展。提高知識訊息的開創、轉化、傳播和應用，將能帶動科技和經濟的迅速發展。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主要在瞭解：1、中國大陸在產學合作進行過程中，政策的影響為何？政策應如何施行（輔助）何種措施，以提升產學合作互動？2、中國大陸大學的科技開發部，在產學合作的推動上，主要的功用與功能為何？又該輔助何種措施提高教授與企業的交流互動？3、中國大陸大學在產學合作中，智慧財產權與成果是如何規定與分配？4、資產經營管理公司（內含校辦企業、科技園）與中國大陸的大學之間關係為何？又是如何互動的？ 本研究研究方法採用個案研究法與質性化研究法，實際深度訪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等三所大學，透過訪談大學在產學合作執行的人員、學校的研發處，配合相關次級資料蒐集與整理。瞭解實際運作過程中，並獲得以下結論： 一、 中國大陸政策的頒佈與資金補助，對於產學合作的影響效果顯著，每年的國家的重大計劃研究方向對於學校研究亦有影響。大學產學合作除了受中央政府政策影響之外，各地區的省市政府補助與政策也有很大的影響力。 二、 中國大陸大學在老師績效評量上，以論文創新與論文數量為主要評判標準，目前對於產學合作成效只保持支持態度，但未加入績效考核之中。大學對於校內教師的就成果與技術發展，直接影響產學合作推動力，因為瞭解校內教師的成果與技術，在企業推廣中是很重要的關鍵。 三、 中國大陸大學制訂各校科技政策，以中央發佈的國家科技政策及省市政府制訂的科技政策為指標與引導，進而達到相同依歸的目的。大學的產學合作的成效，也會受到大學本身的背景影響，因為校內的學院種類會影響與企業相關的程度。 四、 中國大陸大學的科技開發部，主要是幫教師建立與企業間的溝通橋樑，替教授找產業化的出入、替企業解決技術上的問題。並且參與簽訂合同、申請國家與地方政府基金等項目。 五、 產學合作中，成果分配的多寡與智慧財產權的分配會直接影響產學合作的效益，老師參與動機受成果分配影響，所以中國大陸大學一般都會給予老師很大的使用權利金空間，提高老師參與產學合作動機。智慧財產權的分配，會攸關學校與企業互動的動機，為使學校能有效使用研究技術，凡是屬於學校職務發明，智慧財產權皆歸屬學校。 六、 校辦企業改制後由資產經營管理公司負責管理，而大學不再直接管理校辦企業，也不為企業的直接股東，但大學為資產經營管理公司的最大的股東，而資產經營管理公司為校辦企業的股東，以這樣的管理方式免除大學承擔企業風險，且資產經營管理公司中的高層大多由大學派人擔任。

從歷史觀點來分析，當一項專屬科技可促成企業以嶄新且更有效率的方式營運，並創造其競爭優勢且獲得巨大利益，便會造成競爭者競相模仿，進而導致市場廣泛的變化，但也使得此項科技變成共有和標準化的商品化資源，成為一種架構科技，而企業便無法從架構科技上建立策略優勢。如同鐵路、電報、電力與高速公路等過去的架構科技相同，資訊科技也漸漸地成為共有和標準化的商品化資源，成為新的架構科技。但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已商品化的資訊科技只是企業建立資訊科技資源的一部份，企業仍可藉由有效率地運用、人力資源的搭配或與後端流程的整合，來創造企業的競爭優勢。而本研究是從專屬科技與架構科技的觀點出發，藉由對Google案例的分析，來歸納了解專屬科技與架構科技是如何搭配與互動，進而創造價值並獲取價值。 自網際網路解除商業使用限制以來，運用網際網路以嶄新且更有效率的方式營運的企業便不斷地增加，網際網路也儼然成為一新的架構科技。而成立於1998年Google以專屬的搜尋引擎技術，建構在網際網路的架構科技上，因其卓越的搜尋技術成為了網際網路上最受歡迎的搜尋引擎。Google的搜尋引擎為網際網路使用者創造了價值，卻無法因此而獲取價值，但藉由搜尋與線上廣告的結合使得Google持續創造大量的營收與獲利，而成為廿一世紀初最成功的企業之一。 藉由個案的分析與歸納，本研究獲得下列命題： 1. 架構科技為專屬科技提供價值創造的環境，也為專屬科技帶來潛在的資源與市場。當架構科技的使用者愈多時，專屬科技所能獲得的潛在資源與市場規模也愈大。而當專屬科技能提供給架構科技使用者愈多價值時，也能為架構科技帶來愈多使用者。 2. 架構科技與專屬科技可增加彼此在使用者心中的價值，其為互補性關係。當專屬與架構科技間的互補程度愈高時，表示其所創造的價值愈高。 3. 專屬科技可能必須結合其他建構於架構科技上的互補專屬科技，才能從所創造的價值中獲取價值。當專屬科技的不可取代性愈高時，其所獲取的價值愈高。 4. 使用專屬科技建構系統時，需要搭配利用其他互補科技，當利用的架構科技愈多時，其系統成本愈低，彈性愈高。

資訊科技被視為是組織提昇競爭力的最佳工具，但龐大金額的資訊科技究竟帶給企業何種貢獻，成為許多企業主管心中的最大疑問。資訊科技對組織的貢獻，或稱為資訊科技的「企業價值」﹐國內外學者多從資訊科技投資與組織財務狀況進行探討。本研究認為除了資訊科技投資外，其他如資訊科技管理流程、資訊科技管理風氣、資訊資源管理等資訊科技的管理，對資訊科技的「企業價值」具極大的影響力。另一方面，除了財務性指標外，非財務性指標性也是極重要的組織績效指標。本研究以問卷進行資料的收集、以統計方法進行資料的分析。結果發現：除了決策／溝通支援能力、電腦普及程度兩項投資因素外，資訊科技投資與組織非財務績效間的關係並不顯著；而資訊科技管理活動與組織非財務績效間的相關性則十分的顯著。而資訊科技管理與組織財務績效的關係並不是十分顯著，其中資訊科技管理投資與組織的獲利能力呈負向的關係，而與組織的成長力則呈正向的關係。資訊科技的效益主要來自於各項資訊科技活動之管理，而非投資金額的大小；而且資訊科技對組織旳未來成長會有所助益，但其效益常需要一時間才能顯現。

本文的目的在於，藉由參照Foucault的觀點以探討資訊時代的科技/權力問題，並且試圖將黑客精神置於“逾越”的關鍵位置上，藉以討論其逾越的可能與不可能。首先，本文從一個較為抽象的層次出發，藉由Heidegger的技術觀與Foucault的權力觀之討論，提出一種科技/權力的觀點。本文認為在Heidegger對於現代科技的分析，以及在Foucault對於知識/權力關係的看法中，他們都描繪著一種人們深陷於其中的被限定(limited)關係，是故，本文認為可以藉由Foucault的權力觀來探討潛在於科技之中的權力作用。接著，本文藉由Jordan的討論，使得科技/權力的概念在更具體的分析層次上成為可能。簡言之，Jordan認為當各種科技被發明、製造出來時，它的設計實際上是被嵌入各種既有的價值規範，故進而便在使用者之間形成權力關係的網絡。 討論完科技/權力的基礎概念之後，本文選擇了網路空間(cyberspace)此一領域藉以更深入地分析科技/權力之運作形式。本文藉由三個討論的問題，來分析網路空間中的科技/權力作用：這三個問題可以簡略地陳述為：1)誰來決定？或如何決定？2)便利=控制？3)檢查！確定的個體？在討論中，本文認為，一種“確定性的控制”做為價值理念持續地藉由網路空間資訊科技的普及而滲透著，藉由各種形式，它運作出科技/權力的常規化效果，並藉以區分、形成優劣勢的權力關係。此外，確定性控制同時也表現在資訊科技強大的監看能力上，這樣的監看在今天已使得全然的可見性徹底地降臨在個體的身上。最後，不僅是因為確定性控制的價值取向形成了優劣勢的權力關係，經由監看科技的中介，更形成了觀看與被觀看的不對等地位。 藉由Foucault的觀點所形成的三個提問，我們描繪出網路空間中科技/權力作用的圖像，面對這樣的科技/權力作用，Foucault所謂的逾越如何可能？最後，本文將此一問題的討論置放在黑客的身上。本文試圖探問，具有著自由、熱情的天性的黑客們是否有實踐逾越的可能性？從對於黑客歷史的考察中，本文發現這是一部持續地在為自由而戰鬥的歷史。但這並不意味著黑客便已然實踐了對於科技/權力的逾越，至少現在仍未如此。至於黑客是否具有逾越的可能性？本文以為這答案並不是單一的，一方面，本文相信黑客們的自由精神確實是逾越科技/權力的重要條件，且他們仍持續地在戰鬥著，若是從對於加諸於黑客自身的科技/權力界線之逾越來看，黑客們大有可為；但另一方面，若從逾越做為人類集體之事業來看，要說黑客有能力獨力地將其推廣、傳散，便似乎是種過於樂觀的期待。而我們或許需要的是其他更多參與的力量。 / In this thesi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inquire the questions about technologies/power in the informational age through referring to Foucault, and to place the crucial importance on the spirit of Hackers for Foucault’s practice of transgression. In the first place, the author addresses the idea of technologies/power which is shaped in the synthesis of Heidegger’s notion of technology and Foucault’s notion of knowledge/power. They similarly depict human relations as limited ones. Following that the author expounds how the idea of technologies/power is possible on the concrete level through adopting Jordan’s discussion. In a word, Jordan addresses that the technologies have been embedded some kinds of values in them as soon as they were produced. After addressing the essential idea of technologies/power, the author chooses the cyberspace to analyze the operation of technologies/power in depth. There are three questions inquired here. 1) Who decides? Or how to decide? 2) Convenience = Control? 3) Examination! Determinate individuals? In these discussions, the author claims that a value of “determinate control” has penetrated the cyberspace through the technological dependence of individuals. By many ways, the technologies/power in cyberspace operates the effect of normalization so as to discriminate the power relations. In the end, the author discusses how the practice of Foucault’s transgression is possible in this network of technologies/power. Referring to Foucault’s ontology of presence and expectation of special intellectuals, the author places crucial importance on the spirit of Hackers. But the author also claims that although the history of Hackers is really a struggle process toward more freedom, we still have not seen the practice of transgression yet. And maybe what we need is more participation of others in the future.

本研究旨在了解新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教師科技素養與創新教學之現況，並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下校長科技領導、教師科技素養與創新教學的差異情形，進而探討此三者之間之結構關係，以了解校長科技領導、教師科技素養對創新教學之影響性。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抽取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51所，共638位教師進行問卷調查，回收有效問卷共631份。問卷資料分別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式（SEM）進行統計與分析。 本研究獲得之結論如下： 一、新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教師科技素養與創新教學現況良好。 二、中小型規模、地處偏遠與歷史較久之學校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的程度較高。 三、兼任行政職務與學歷較高之男性教師科技素養程度較高。 四、學校歷史較久之教師科技素養程度較高。 五、教師兼主任、學歷較高與年資較深之男性教師創新教學程度較高。 六、學校歷史較久之中型學校教師創新教學程度較高。 七、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對教師科技素養與創新教學均有正向的影響。 最後，依據研究結論提出建議，俾供教育行政機關、國民小學校長以及未來研究做為參考。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New Taipei City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teachers’ technology literacy, and innovative instruction, and further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teachers’ technology literacy, and innovative instruction under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Moreover, it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three issues, and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technology literacy on innovative instruction.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638 teachers from 51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in New Taipei City, and retrieved 631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one-way ANOVA,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The current conditions for New Taipei City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teachers’ technology literacy, and innovative instruction are good. 2.Teachers at mid-sized and small elementary schools in remote areas with longer histories perceive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to a greater extent. 3.Male teachers who also have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ies and have higher education that have higher technology literacy. 4.Teachers in schools with longer histories have higher technology literacy. 5.Male teachers who are also directors, with higher education and more teaching experience have higher innovative instruction. 6.Teachers at mid-sized schools with longer histories have higher innovative instruction. 7.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eachers’ technology literacy, and innovative instruction. Finally,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in order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and future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