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一冊，約三萬餘字，共分四章。首章緒論，第二章建立基本架構進行分析，第三 章為實證研究，末章再綜合結論。主要目的在研究透過資產選擇行為，沖銷措施對於 經濟穩定的影響。 關於沖銷措施在不同匯率體制下的財、金政策效果，最近國內外文獻中已多有研究。 其中泰半皆以凱因斯學派的開放經濟模型為主，並將資本移動單純的視為利率之函數 而進行分析。此法之缺點在資本移動只能透過利率因素的變化才得顯現，因而局限了 資產選擇理論運用的彈性。 本文根據Argy Kouri-Porter 之資產選擇總體架構加以修正，以進行較一般化的分析 。發現不同沖銷措施下的經濟穩定情況，其關鍵必然也表現在國際支式的係數符號上 。故本文亦針對此現象之有關方程式及台灣過去沖銷政策之是否存在等問題進行實證 分析，期在沖銷政策的採行效果上能結合理論與實際資料提出有效的推論。

在探討近年來我國勞保醫療支出的急劇增加。醫療支出上漲，雖是世界各國共同的趨 勢，然此並不能代表國民的健康水準即能相對的提高。導致勞保醫療支出增加的原因 相當多，有無浪費情形存在實需加以注意。 第一章緒論，旨在說門研究動機與目的及研究範圍與資料來源。第二章敘述有關的文 獻對醫療保險的探討，知其乃本風險分擔的原則進行。第三章對我國勞保制度與勞保 各項支出加以說明，發現勞保醫療支出佔勞保總支出的比例年年上升。第四章則在於 瞭解決定醫療支出增加的因素為何，本文從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來著手。第五章以 各種統計計量模式，進一步的對勞保支出加以比較分析。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傳統的浮動匯率文獻認為浮動匯率制度能夠隔絕國外的干擾，因此最適的政策是彷彿 處一個封閉經濟之中。本文根據理性預期建立一個兩國模型，共分六章十五節，分析 中表現了國際干擾傳遞來自名目工資僵固性之本質，並且探討兩國間之最適政策行為 ──國際政策合作能使各國均蒙其利。 當各國不能採取主動有效的貨幣政策，則各國必須在政策目標中作取捨。本文亦探討 在情報不完全與情報的差異下，貨幣當局如何適當應付國內外的名目與實質干擾。 本文模型中雖有一最適外匯市場干預隔絕外來的干擾，然而加強匯率管理的程度會降 低當局影響本國經濟的能力。

本文主要在探討公私經濟部門間資源之調配狀況，及其投入與產出之關係，並進而估 計公經濟部門產出對私經濟部間投資及產出水準所產生之外部性效果。在實證模型中 ，亦引入時差變數與延變數，以估計傳遞過程的時徑。 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文獻評介。本章主畏探討排擠效困的定義與形成的因素，以 及台灣相關研究的評介。第三章、排擠效果理論模型之建立。第四章、台灣實證研究 。第五章、結論。

傳統的量適租稅之探討均著重於所得稅稅率的研究，本文主要研究當所得稅為線性時 ，首先考慮靜態時，其使社會福利極大時之最適租稅條件，其次再考慮涉及經濟成長 時其最適條件，吾人可發現靜態與動態的條件是一樣。 根據最適成長理論，使長期穩定狀態為最適的策略與使整個累積過程為最適在穩定狀 態下所採行之策略一般而言，是不相同的，故吾人建立一最適累積模型來探討最適租 稅的條件。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靜態的最適線性所得稅 第三章動態的最適線性所得稅 第四章最適累積過程中的線性所得稅 第五章結論

第一章：緒論：旨在說明討論商品貨幣制度與法定貨幣制度之原因及採用何種方法來 探討。 第二章：有關文獻的評介：區分二部門模型與北歐模型和商品貨幣與法定貨幣之有關 文獻加以簡略說明，並加以說明其缺陷。 第三章：商品貨幣模型：設立模型且加以解釋，並探討其性質，最後與有關文獻作一 比較。 第四章：法定貨幣模型：設立模型且加以解釋，並探討其性質，最後與有關文獻作一 比較。 第五章：結論：對商品貨幣和法定貨幣二模型之性質作一比較，並且依成本面、物價 穩定和所得分配三方面來討論那種貨幣制度比較優良。

在傳統經濟理論的架構中，私人部門的支出為存在私人預算限制式，即要求私人部 門的消費加上儲蓄等於可支配所得；而同樣地，在政府部門的支出行為亦存在政府 預算限制式，即亦要求政府部門的支出流量等於融通支出的來源。對於前者私人部 門預算限制的考慮一直是經濟學者所重視的課題，然而對於後者政府部門預算限制 的研究卻為人們所忽略。 本篇論文則強調在小型開於體系中考慮政府預算限制下經濟政策效果全文計分五章 ：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政府預算限制與經濟政策效果。 第三章 小型開放體系模型的設定。 第四章 各種政府政策之含義。 第五章 結論。 #2810350 #2810350

第一章緒論，分研究動機、研究重點與研究方法三部分。第二章經濟成長與就業理論 簡介，內容介紹哈羅德－－多瑪、梭羅、路易斯、費－－銳與托塔若等模型。第三章 為勞動供給之概況，內容有經濟階段之劃分、總人口之成長、十五歲以上人口之成長 、勞動力之成長及影響勞動供給因素之迴歸分析。第四章為勞動吸收之介紹，內容有 就業之概況，就業成長之概況、產出成長與勞動吸收。第五章為製造業之產出與就業 成長，內容有製造業之產出成長、製造業之就業成長、製造業勞動吸收之比較、產出 與就業之抉擇、製造業最適與實際就業成長之比較，就業結構之轉變。第六章為勞動 吸收之因素與實證研究，內容有農業成長與勞動吸收、工業部門就業成長因素之迴歸 分析。第七章為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新經濟地理模型為研究架構，針對國際資本流動與經濟聚集現象進行探討。新經濟地理利用Dixit and Stiglitz (1977)模型技巧，假設消費者具有多樣化偏好、生產技術具有廠商層次的報酬遞增、與市場結構為Chamberlin式的獨占性競爭等特徵，應用在經濟活動的空間決策問題上，建構合乎理性行為模式的一般均衡模型。 本文延伸新經濟地理模型的假設；將生產函數分為互補與替代兩種型態，並將生產要素區分為可於國際間移動的國際要素，與不能於國際間移動的國內要素兩類，並考慮各國國內要素市場的供給情況、商品市場與要素市場的相對調整速度、與生產技術中要素產出彈性等因素，對資本在國際間配置均衡與廠商在國際間生產區位選擇的影響。 利用數值方法本文研究結果發現：新經濟地理中降低國際間的貿易成本或區域間的運輸成本將促使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產生聚集的傳統命題，只是本文模型中的特例；唯有在生產要素彼此互補、各國國內要素市場供給彈性無窮大、且不引起要素價格上漲的條件下才能成立。當我們考慮更廣泛的各國國內要素市場供給條件時，國內要素供給條件將會對國際要素的移動產生制約、則上述命題不再成立。此外，我們發現國際經濟活動空間分佈上的聚集或分散，除了與各國國內要素的供給情況有關之外，尚關係到生產要素彼此之間的替代性或互補性、要素市場與商品市場彼此間的相對調整速度、與生產技術中要素產出彈性的相對大小等。因此，本文的研究指出貿易成本的高低只是影響經濟活動空間上聚集或分散的因素之一，經濟活動是否聚集或分散並無必然性，需考慮生產技術的型態、各國國內要素的供給條件、產品市場與要素市場的相對調整速度、與各國市場規模的大小與分佈等因素，彼此之間交互影響的淨效果才能看出端倪。

俄羅斯與阿根廷的經濟改革在「華盛頓共識」下揭開了序幕。1991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政治由一黨專政走向多元的民主，而經濟體制也從過去的社會主義所有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相對阿根廷則是在1983年軍政府的威權官僚統治被推翻後，開始施行民主政治。而國內的經濟也在1984年開始從過度干預的市場向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市場移動。但在兩國國內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國會及西方國際金融組織的影響為經濟改革帶來莫大的變數。因此本文旨在透過剖析國會、國家政府、和西方國際金融組織三者之間的互動與關係，分析穩定化經濟政策的產出、施行的過程、及所帶來的結果。本文也著重地探討和穩定化相互關連與影響的通貨膨脹與西方外援這兩個因素，探究權力均衡、穩定化、通貨膨脹、經濟表現、與西方外援對俄羅斯與阿根廷國家經濟轉型過程所產生的影響。 本論文主要採用國會、國家政府、與西方國際金融組織，權力均衡的研究途徑，透過選舉週期與經改週期的因素影響，探討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轉型的過程與發展。因為受到上述三邊角力的影響，穩定化(stabilization)成了國內經濟改革最主要的問題，因此本文著重在經濟改革穩定化層面的發展，及與穩定化息息相關，相互影響的因素-通貨膨脹與西方外援，提出更進一步的剖析。在這樣的架構下，本論文第一章除了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架構、章節安排外，還介紹與研究題目相關的文獻，並指出過去文獻的優缺點，以做為論文研究之基礎。第二章敘述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改革前的歷史背景，探討前蘇聯與阿根廷軍政府為之後經濟改革所留下的伏筆；第三章闡述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轉型穩定化之成效、透過國內政治週期對兩國國家領導人：葉爾欽(Boris Yeltsin)、普欽(Vladimir Putin)、阿芳辛(Raúl Alfonsín)、美能(Carlos Menem)、與德拉魯阿(Fernando De la Rua)所產生的影響為論述的焦點；第四章則論述通貨膨脹與西方外援對兩國國內經濟改革的相互影響，並指出它們在穩定化政策執行下的表現，及如何再次回歸影響到穩定化制程的發展；第五章為結論。 本論文所得到的結論是國會、國家政府、與國際金融組織的權力均衡決定了俄羅斯與阿根廷國家經濟轉型穩定化的走向，而穩定的經濟政策是帶動國家經濟成長的關鍵。目前在普欽強勢的帶領之下，俄羅斯已逐漸擺脫金融風暴的陰霾，而阿根廷在新總統基什內爾(Nestor Kirchner)的領導下，是否有辦法帶領阿根廷的經濟走向復甦與成長，還有待時間的考驗。 / Under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ussia and Argentina have started their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has led Russia from one-party dictatorship to plural democracy in politics and from socialistic ownership to free-market system in economy. In contrast in 1983, after the demolition of Argentina Military Dictatorship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regime, the country started to apply democracy. And soon, in 1984, Argentina’s economy started to move from over control market toward free individual capitalism market. However, in the economic reform process of both countries, the Parliament and Wester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have brought immense impact on their economic transitions. Therefore, this thesis is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Parliament, Government, and Wester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also to study the formulation of the economic stabilization programs,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and the conclusion. Also, in the thesis we will discuss inflation and western aid factors that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and mutual influences with the stabilization programs, so to find out the impacts and the developments brought by balance of power, stabilization, inflation,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western aid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In this thesis, we adopt the Parliament, Government, and Wester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alance of power as the research approach, through the impact of election’s cycle and economic transition’s cycle, we discuss the process and developments of Russian and Argent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Because the influences brought by above authorities, stabilization becomes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rn for countries which are performing economic transition. As so, the thesis is focused on stabilization sphere, and the factors of inflation and western aids that brought mutual influences to stabilization. Under this framework, the first chapter includes the research motives and objective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chapter arrangements,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The second chapter describes Russian and Argentina’s historical background before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we also analyze the hints left by the Soviet Union and Argentina military government. The third one, we focus on the effects of stabilization program in Russian and Argentina economic transition,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election’s cycle and both countries’ leader: Boris Yeltsin, Vladimir Putin, Raúl Alfonsín, Carlos Menem, Fernando De la Rua. The fourth chapter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among inflation and western aids with country’s economic transition, we also point out the inflation and western aids’ performances under different periods of stabilization program, and how they come back to influence the formulation of the stabilization program. The fifth one is the conclusion. We come to conclusion that th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the Parliament, Government, and Wester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ecide the tendency of Russian and Argentina’s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nd the key to bring the country economic growth is to settle a stable economic policy. Now, under Putin’s strong leadership, Russian has started to get over from the shadow of 1998 crisis. But Argentina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new president Nestor Kirchner, whether the country will be lead to a revival and growth way or not, it will still remain under the ques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