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起，諸多企業展開職能導入，但受限於對職能之認識、瞭解或是經費問題，仍以外商或營業額大於150億以上之大型企業為主(楊尊恩、林文政，2003)，中小企業不論在人力資源人員之素質、企業主的支持或相關預算方面皆有所限制，尚未有特別成功之職能導入個案。然而，隨著前述大環境之變動，大企業逐漸失去規模優勢，中小企業若能持續強化組織核心能力與競爭力，亦可具備與大企業抗衡之能耐。 藉由美妝零售業之T公司為個案公司，研究其核心職能發展與員工工作績效之關係，進一步探討如何應用核心職能至其他人力資源活動上，達到組織整體人員素質提升與強化組織內部能力之效，同時亦可以此個案為學習範本，提供其他中小企業做為職能導入之參考。 本研究針對個案公司之七項核心職能建置問卷量表，並以其台灣區員工為調查對象，受測者採自評方式填答，接著進一步探討核心職能與工作績效之關係。研究結果如下： 一、發展出個案公司七項核心職能量表與對應之行為指標。 二、七項核心職能中「創新靈活性」職能與工作績效有正相關。 三、「創新靈活性」職能對工作績效有顯著預測力。 四、「信任與團隊合作」及「真實醇美」職能與工作績效關係之強度將受到年齡變數影響。 五、「信任與團隊合作」職能與工作績效關係之強度將受到產業工作經驗變數影響。

学位プログラム名: 京都大学大学院思修館 /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総合学術) / 甲第24761号 / 総総博第26号 / 新制||総総||5(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総合生存学館総合生存学専攻 / (主査)教授 積山 薫, 准教授 森口 佑介, 教授 齋藤 敬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文的研究目的第一是釐清能源在國際關係領域的相關議題：能源安全、能源地緣政治與對外能源政策等子議題的異同，從概念演變到局勢發展，以及個別國家的政策與成效；第二點是耙梳、彙整冷戰結束後，俄羅斯與歐洲（包括歐洲各國與歐洲聯盟）奠基於能源資源貿易關係上面一層的互賴關係，以及潛在的不穩定與衝突因素，藉由理解這個雙邊關係的發展與其未來的可能性，得以提供可能的預測與參考價值。 首先第一章是緒論，目的是解釋本文的章節架構；在第二章解釋能源安全理論與俄羅斯能源產業發展狀況；在第三章則以俄羅斯的角度看待它與前共產陣營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第四章的主要內容則是以歐盟的角度出發，檢視歐盟與外方伙伴的互動協商過程。第五章的總結則評估雙方在能源與對外政策立場上的各自立場作為本文的結束。國家與國營能源公司是本文中最基本且主要的行為者，藉由評估他們在未來的發展方向，以及回顧過往的政策（能源政策與對外政策）成效與互動過程做為總結。 本文研究發現，鋪設能源管線、購買基礎設施的產權、以及開放油氣探勘權限等商業行為，在國家與國際組織的層級上成為地緣政治的槓桿，其結果是歐洲與歐亞大陸的能源市場整合成為一體，並在能源地緣政治上產生兩極對立體系。

中共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發展，能源需求高漲。自 1993 年成為石油淨進口國，石油消費量不斷擴大，產量卻無法大幅提升，石油供給不足的缺口正逐步擴大，對進口原油的依賴成為中共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因此中共試圖以國有石油企業「走出去」到海外投資的能源外交政策，以達成供應安全、油源多元化目標。 本文以政治經濟途徑分析中共能源外交政策的發展，探討中共政府如何形成側重能源供應面的石油戰略，何以藉由國有石油企業海外投資做為政策工具，而發展出來的能源外交政策。如何推動能源外交政策以保證石油供應安全？中共能源外交活動究竟取得什麼樣的成果？又將面臨多大的挑戰？透過這幾個研究問題的驗證，本文認為中共能源外交活動以國家安全為主軸，以政府力量扶持三大石油企業海外投資活動，在某種程度上是代表國家力量的擴張，儼然成為國際能源體系不安全的因素，導致無法確保石油供應安全。未來中共能源安全策略雖仍以國家安全、經濟民族主義為基調，但可預見中共將更加積極參與國際能源貿易活動與國際能源組織，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能源外交政策。 關 鍵 詞：能源、能源安全、石油安全、中共外交、能源外交 英文關鍵詞：Energy, Energy Security, Oil Security, China's Foreign Policy , Energy Foreign Policy

企業的核心競爭優勢是一個建立在企業的核心資源基礎上，包括技術、管理、文化、專利、產業累積知識等，一個整體綜合的優勢，最後反應該企業在市場上經營的結果。企業要先確認自己相對於市場的競爭優勢是什麼，因為長久不斷累積耕耘該領域，企業會比競爭者或新進者擁有更多的學習經驗，擁有更多專業知識，時間一久企業就會把競爭者甩在後頭，獨家擁有最佳的該領域競爭優勢，更讓企業在經營過程會形成不容易被競爭者與新進者模仿、並帶來超額利潤的獨特能力。本研究是藉由理論架構工具來盤點個案公司的競爭優勢構面，為其盤點哪些是有價值性資源、獨特於競爭對手的能力、能力組合成能耐與擁有動態思維行動去適應環境的能力等，為個案公司整理出企業之所以能夠持續保有競爭優勢構面組成。再審視個案公司新製程產品事業策略利用到既有核心競爭優勢的程度高低與個案公司經營績效的關係，提出討論與建議。 / The enterprise’s core Competitive Advantage (CA as the short form shown below) is based on the core resources of an enterprise, these resources are turned to be as the technologies, management, culture, patents, market’s cumulated knowledges and etc., it’s a kind of comprehensive advantages to be reflected on the enterprise’s excellence performance in the market. However, it’s to be to make sure before heading to the market for what the advantages the enterprise will bring to the market and to take a persistent, consecutive and a long-term engagement in the market, it may acquire a lot more of experiences 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n the competitors or new comers who may fall much behind, and it becomes the sole leader in the market as it’s surely that the enterprise has core CAs with distinctive and in-imitated phenomenon and bring descent high revenue and profit in the long run after that. This paper is to take a constructive theoretical tool to check the composition of CAs inside the case company to distinguish from what are the value resources, distinctive capabilities, collective core competences and dynamic capability to adapt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 to explain how the case company keep its sustainably CAs in the market. Furthermore, how the existed CAs were used and involved in the new product during the development and what’s the performance comparison according to CAs’ involvement.

全球能源消費大國之中，日本的低能源蘊藏量以及高能源利用率常引起多方研究。本文從蒐集並整理日本戰後至2011年間的能源政策、比較311前後兩個執政黨（民主黨、自民黨）的能源政策立場，到探究日本於311後能源政策轉折的方向及原因、並且進一步推敲出日本的能源治理模式。因此發現，日本在二戰之後就開始運用一系列的政策手段與能源市場干預途徑，突破低能源蘊藏量之先天不利條件，達到高能源利用率之後天技術優勢所創造的經濟成長。而當日本經歷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震災後，政府更強烈介入能源市場，希望進行能源結構的轉型，使得日本得以維持能源高自主率與溫室氣體低排放率的目標。本文因此結論，日本雖然身為能源匱乏國，但是它的能源政策充分體現出了國家介入能源市場由上而下治理模式的特性，使得日本得以突破能源約束，在諸多能源不利之條件下開創了近半世紀的經濟高度發展期。此外，本文亦結論日本於全球能源治理的角色可以歸納為三：（1）全球溫室氣體減量暨全球能源安全提升的追隨者；（2）區域性能源合作的示範者；（3）全球核能安全建立的示範者等三種角色。 / Japan is noted for its low energy endowment but high energy efficiency among the global top energy consuming nations. In this study, collection of the past Japanese energy policies from 1945 to 2011, comparison of the political stances on the energy strategies between the two Japanese ruling parties,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investigation on factors causing a change of Japan’s energy policy post Fukushima contributed to outlining the pattern of Japan’s energy governance. This study found that Japan’s intervening in its the post-war domestic energy market by means of a string of policy instruments has successfully made Japan overcome the predicament of high energy demands out of low energy reserves, further achieve the edge of high energy efficiency, and therefore create its outstanding economic growth. Nevertheless, after experiencing another energy predicament post Fukushima, Japan made more effort on the intervention into its energy market to transform its domestic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with a view to maintaining high energy self-sufficient rates and low GHGs emissions. To conclude, although Japan is a nation of insufficient energy resources, its energy policies reveal the trait that the state intervenes in the energy market by the top-down governance approach to make its way to break through the energy constraints, creating a nearly half-century’s economic prosperity. Besides, we also conclude that Japan plays three major roles in the domain of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1. a follower of global GHGs emission abatement and global energy security enhancement, 2. a demonstrator on reg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and, 3. a model of building global nuclear power safety.

電動汽車產業是近年來發展的新興產業，這個產業的發展，代表了全球開始省思長期使用石化燃料，對我們生存的環境，產生的諸多嚴重不良影響，空氣品質的汙染，有毒氣體的排放，尤其因大量二氧化碳的產生所造成的地球溫室效應所引發的全球氣候急遽變遷的問題，是我們全體人類不能逃避且必須正視的課題。另外，對石化燃料永續性的疑慮，也是引發全球各個先進國家亟欲尋求解決方案的原因，新能源或再生能源的開發，結合其潔淨且永續的特質，將對任何一個國家的未來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而電動汽車產業，正是再生能源應用上最直接且最有價值的範例。 雖然，再生能源發電，無論是太陽能發電亦或是風力發電，有其潔淨與永續性的優點，但是，其分散、間歇性、無法預測且不穩定的發電特質，造成再生能源發電，在實際應用上產生問題。尤其當再生能源發電與傳統電力系統整合使用時，其發電率不穩定的特性，將對既有電力系統造成嚴重的影響。此時，電動汽車產業適時的提供了解決方案，使再生能源發電在未來，得以順利地與傳統電力系統一起進行商業運轉。 由於電動汽車產業為新興產業，因而發展出新的產業價值鏈，也造就了許多傳統汽車產業價值鏈的涉外企業，有機會涉入汽車產業領域，尤其是與機電工業相關的企業，挾其在機電工業所厚植的核心能力，使其擁有相對的競爭優勢。又因為電動汽車與再生能源在商業應用上的關聯性，使得與電力產業相關的企業，亦有機會跨足到電動汽車這個新興產業內，尋求業務發展的機會。 中國政府已從電動汽車產業訂定其國家發展策略，以其與美日歐等先進國家在電動汽車產業上，接近齊頭發展的位置，與擁有廣大的汽車市場為其發展的後盾，期望能在短時間內，取得電動汽車產業的世界領導地位。而有鑑於對能源需求的迫切性，以及對未來能源取得的風險管理，再生能源的開發與在產業上的應用，也成為中國政府能源政策的重要議題。 身為全球重要的機電工業與電力產業供應商之一的西門子企業集團，以其在發電、再生能源、輸配電、終端電力應用、電動驅動、以及通訊與資訊科技等領域所累積的核心能力與經驗，也積極地朝電動汽車產業，尋找未來的策略定位與發展方向。該企業已訂定了其在電動汽車產業的商業模式，與應厚植的核心能力，並實際參與諸多相關的產業計畫，目的是為了培養並累積其產業經驗。 本論文將以個案研討的方式，以中國政府以及西門子企業集團發展電動汽車為背景，探討電動汽車新興產業，其產業結構、價值鏈、商業模式、其未來的成長動能與發展契機、以及西門子企業集團所發展的電動汽車產業商業模式在中國市場上的應用。

本研究以修改傳統 模型為出發點，探討基金經理人所具備的動態行為特質。傳統模型重點主要放在經理人對於市場報酬率走勢的預期，並未考慮到其對市場未來波動性走勢的預期能力。因此本文認為有失偏頗。故研究方法即加入波動擇時能力特質進入模型，希望能強化傳統模型的擇時能力表現，以更完整地建立有關經理人擇時能力的資訊。 本研究採用三十支國內股票型共同基金為研究樣本。研究期間為2001//7/1~2005/6/30四年。利用日資料方法來補捉基金經理人每日動態特質，並且建立了隨機投資組合作為比較基準點，期望能更客觀的分析經理人是否具備優良從事交易策略的能力。 研究結果發現，研究樣本的基金經理人，以三因子或單因子模型分析，多數經理人具備波動擇時能力，但是報酬擇時能力並不顯著。這說明國內共同基金經理人在面對股市的未來報酬高度不確定性，會重視高波動所帶來的高風險。故會在未來走勢高波動時，適時的減少市場風險曝露及投資部位。 另外，研究結果也發現，當模型中異常報酬考慮到市場上波動時，基金經理人波動選股能力係數並不顯著，故無法說明其會隨著市場波動性改變，而運用選股能力強化績效，創造基金異常報酬。

研究智慧資本領域的學者認為，智慧資本是組織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而且也會影響組織績效（智慧資本愈高，其組織績效愈好）。但是，智慧資本與創新績效之間是否存在有正向關係，卻值得進一步探討。本研究認為，在動態環境下，智慧資本觀點並無法適當地解釋，為何組織有能力回應快速變動的外在環境，以產生較好的創新績效。智慧資本領域的學者與專家鮮少對「『靜態的』智慧資本」與「『動態的』運用智慧資本能力」進行區辨；而本研究認為這是兩種不相同的概念。本研究目的即希望瞭解研發團隊「運用」智慧資本對其創新績效的影響。 另一方面，為了解釋為何某些企業在快速變動與無法預期的市場中依然可以保有其競爭優勢，某些學者擴張資源基礎觀點到動態市場中，並提出「動態能耐」觀點（Teece, Pisano, and Shuen, 1997）。本研究主張，研發團隊的動態能耐除了直接影響創新績效之外，也是其「運用」智慧資本的關鍵因素。動態能耐對組織績效與創新績效的關連，雖有學者著墨；但，其實證研究並不多見，有待相關學者提出更多的貢獻。再則，動態能耐是一複雜的概念，若要對其進行衡量，應該要進一步釐清該構念，甚至建構適合的衡量指標，提出較為完整的、且符合信度與效度的衡量量表，方能正確地衡量動態能耐。 本研究同時採用質化與量化的研究方法。質性研究是從動態能耐相關文獻出發，在釐清各個學者對動態能耐的定義後，萃取出動態能耐之不同構面與架構，再經由各項假說之推演，提出本論文之初步研究架構。之後，選取N大學無線奈米生醫研究團隊為個案，深入瞭解該團隊兩項突破式創新計畫，分別是「抗SARS一號」與「無線奈米生醫感測晶片」研發計畫，用以觀察該團隊如何回應變動的外在環境，來說明智慧資本與研發團隊的動態能耐對其創新績效的影響。透過不同階段的觀察，進行分析與歸納，並找出其共同的特性，以瞭解本研究架構的初步解釋力，並進一步依個案研究的新發現修正各項假說，最後提出本研究之實證研究架構。 在量化研究方面，首先，為了能精確地衡量動態能耐概念，本研究依照Hinkin（1998）量表發展步驟，以五階段三個樣本群來發展動態能耐的衡量量表。其次，在發展出符合信度、內容效度、模型適配度、收斂效度、鑑別效度的動態能耐衡量量表後，以第三群樣本進行本研究之假說檢定，以確認智慧資本與研發團隊的動態能耐對其創新績效的影響關係。 研究發現，動態能耐是一個多面向多層次構念，可以以三構面八因子共19題項的問卷來衡量，三構面是指結合能耐、吸收能耐與彈性。在假說檢定部分，本研究共提出9項假說，結果有7項假說受到支持，另有2項假說未獲得支持。結果驗證本研究的主要論點，亦即智慧資本對研發團隊創新績效的影響並不顯著；而研發團隊如何運用智慧資本的能耐（亦即動態能耐），顯著地影響其創新績效。此外本研究發現，結合能耐是中介變項，它完全中介了吸收能耐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吸收能耐也是中介變項，它完全中介了人力資本以及關係資本對結合能耐的影響；而彈性則是交互變項，它會正向地強化各項智慧資本對吸收能耐的影響。最後，本研究也得到兩項特別的觀察，一是，具有動態能耐的研發團隊在研發能量提升上的兩種向度，二是，它是一種「彈性球體」的組織型態，方得以快速地回應外在環境的改變。 / The scholars who studied the field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IC) argued that IC was the main source of 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Besides, they thought that the better the IC a company has, the better the business can have the ability to generate innovative performance.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C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 needs to be explored further, because of being inconsistent with some practical cases. This research proposed that the view of IC could not explain appropriately why organizations could generate better innovative performance in the dynamic environment. Besides, the scholars who studied IC seldom distinguished “static IC” from “dynamic ability for utilizing IC”. Whereas, this research proposed that these two constructs were different concepts, and would lik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utilizing IC on innovative performance. On the other hand, in order to explain why some enterprises could keep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rapidly changing environment, some scholars proposed the viewpoints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DCs).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it has a directly significant effect of DCs on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nd DCs are the critical factors for utilizing IC.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hat DCs are complex constructs. Therefore, we should clarify these constructs and provide an appropriate measurement tool with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f we would like to measure them. This research adopte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es simultaneously to demonstrate these arguments. After clarifying the definition of DCs and extracting the components of DCs from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research deduced several hypotheses and formed the research framework. This research selected the research team of N University for developing wireless nano-bio systems as a case, and thoroughly explored two of its radically innovative projects, including Anti-SARS R&D project and sensor chip for wireless nano-biotach R&D project. Through observing their response to the rapidly changing external environment, this research illustrated the impact of IC and DCs of R&D team on its innovative performance. By the two-stage observation, analysis and induction of this case, we could understand the preliminary power in explaining this research model, and amend the hypotheses. As for quantitative research, first, according to the scale developing steps, suggested by Hinkin (1998), this research developed the measurement tool of DCs with five stages and three samples to measure the concept of DCs precisely. Secondly, after developing the measurement scale of DCs, which surpassed the acceptable level for reliability, content validity, goodness of fit, convergent validity and discriminate validity, this research utilized the third sample testing the hypotheses to confirm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IC, DCs,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 of the R&D team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cept of DCs is a multi-level and multi-dimension construct, which is composed of combinative capabilities,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flexibility. In addition, it can be measured by three-dimension and eight-factor scale with nineteen items. As for the hypothesis testing, there were nine hypotheses in this research. Seven of them were supported, however, two of them were not supported. The results confirmed the main arguments of this research. That is, it doesn’t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f IC on R&D team’s innovative performance. However, it doe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f DCs on R&D team’s innovative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binative capabilities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are mediators. The combinative capabilities fully mediated the effect of absorptive capacity on innovative performance.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also fully mediated the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 and relationship capital on the combinative capabilities. Meanwhi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lexibility is a moderator, which enhance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ICs on absorptive capacity. Finally, this research got two special observations. First, there are two dimensions of R&D energy promotion for R&D teams with DCs. Secondly, it is a type of “flexible sphere organization” for the R&D teams with DCs, so that they can respond to the rapidly changing external environment.

能源的議題牽繫人類文明的發展，在開發與運用的同時，也伴隨相當的代價。當代所因應發展的新能源經濟，在全球範圍內希冀提供人類前進的方案。 在新能源經濟的浪潮中，三個主要支柱分別是可再生能源，智慧電網與智慧家庭，以及電動車。我們解構產業的組成與價值鏈，分析產業的發展現況，並探究可行的技術運用與商業模式。 最終希望結合我們所擅長的資訊科技，在經濟層面為這片土地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