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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建構--六朝筆記小說中的譙國龍亢桓氏人物書寫研究 / Hero Construction: A Study of Writing of Qiao Gua Long Kang the Huans Member in Anecdotal Novel of Six Dynasty

葉柏奕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文的研究東晉時的士族--譙國龍亢桓氏家族人物,探討六朝筆記小說是用特殊書寫方式,來描繪這一個歷史上的世家大族。本文以六朝時期的志人、志怪小說,以及正史〈五行志〉的讖緯紀錄作為使用文獻,透過文本細讀等方法,對桓氏人物進行分析研究。「英雄」是本文設定的一個觀察點,探討深具英雄色彩的桓氏人物,小說以什麼樣特殊的書寫方式,建構、揭示、描繪著此人物群體。最後也呈顯出,於東晉、南朝時局之下的英雄觀,政治環境丕變的影響之下,與漢、魏時期的英雄觀有顯著的不同,即是從個人的英雄轉變到家族的英雄,這一個文化現象的演變脈絡。 譙國龍亢桓氏家族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群體,東漢初年,第一世桓榮以儒學傳家,此後五代顯於東漢當朝。第六世桓範因高平陵事件罹難,桓氏家族淪為刑家,此後二世不顯。到了九世桓彝,積極與東晉初期重要人物周旋,在晉室渡江後初步建立家族聲望。十世桓溫,以天生的英雄氣息,領導家族縱橫東晉中期政局,權傾一時幾近問鼎皇位。桓溫死後,其弟桓沖維繫著家族聲望,並順利讓桓溫之子桓玄接掌家族事業。十一世桓玄,是具有文、武雙美的英雄人物,趁著機運與膽識,篡奪了東晉的政權,然而在位後德行不修,百日而敗亡,也為桓氏家族帶來了滅亡的命運。桓氏家族從東漢的儒學家族,到曹魏成為刑家,東晉初、中期為寒門武人家族,最後到了東晉末期,終於成為高門士族,體現了中國歷史上世族演進的軌跡。 桓溫具有天生的英雄氣息,我們從他的外貌特質,即可看出他的英姿。桓溫對樗蒲特別地喜好,這種具有風險的賭博遊戲,也顯示出桓溫個人的冒險者特質與行事風格:喜好冒險犯難,又不盲目地衝鋒陷陣。他與東晉貴族名士的交遊,兩者之間的衝突,都顯示了時代對桓溫英雄氣質的抵抗與否定。此外,桓溫的英雄特質,也可與歷史上的英雄人物互相比擬。我們從姿貌、遊戲、交遊與比較這四個方面著手,可以建構出桓溫的武人英雄樣貌,但小說故事也不斷透露出,桓溫的武人英雄,基本上是被時代所抗拒的,這就帶出了小說建構與解構的二重書寫筆法:小說故事一方面可以建構桓溫的英雄樣貌,另一方面也可以解構、否定著桓溫的英雄形象。 桓玄自幼就是一個神童式的孩童,他繼承了良好的家世背景,自己也是個文武雙美的英雄人物。但是在位後的德行不修,加上日後政治上的失敗,使得後來的正史與志怪小說,對他的評論是一片撻伐,但是基於桓玄優秀的才能,所以他呈現出的是一種失敗英雄的樣貌。除此之外,《世說新語》記載了許多桓玄在文學、玄學、書畫藝術方面的風流韻事,以正面的書寫方式建構出桓玄「文人英雄」的樣貌,因此桓玄與桓溫相比,英雄面貌較為複雜,呈現了「失敗英雄」與「文人英雄」兩種英雄面相。 桓氏家族的其他重要人物,如桓彝,他利用人倫品鑒的長才,在東晉初期的政局中有一席之地。桓沖是桓溫最賞賜的弟弟,基於性格上的溫和沈穩,也影響到了他的施政風格較為和緩,不如桓溫積極猛烈。桓沖也帶領家族回到荊州故地,成功地維繫、延續了家族的產業與聲望。桓豁、桓石虔、桓振、桓謙,他們勇武戰鬥的精神,支撐著整個家族事業,是桓溫、桓玄兩個家族中的主要人物之外,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 桓氏家族人物,在歷史論述與小說書寫當中,呈現了諸多的差異點,如《世說新語》中,就對桓溫與桓玄有很大落差的書寫。這種現象與小說文本的立場相關,劉宋時,沒落士族為緬懷往日士族的榮景,就寫出了《世說新語》這部歌頌士族美好的著作,因此對寒門武人的桓溫,與高門士族的桓玄,就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書寫面貌。志怪則站在史書的立場,對桓玄大加撻伐。英雄觀念演變到了六朝,與士族政治緊密的扣合,成為了家族式的英雄觀。一個英雄人物無法單獨縱橫當代,必須凝聚、統合整個家族的力量,才能與其他門閥士族抗衡,我們在六朝時的各種文獻裡,看到了桓氏人物,呼應著這一英雄觀念,不斷地與時代風氣戰鬥與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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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亞游牧民族英雄史詩與民族認同 / Inner Asian nomadic heroic epics and ethnic identity

唐霓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學者們很早已經發現,北亞游牧民族的英雄史詩之間有其相似點,它們在題材、情節、結構、主題與人物上顯露同樣的特徵,原因應該是這些民族顯著相似的游牧文化。雖然內陸亞洲有不同的民族,但是我在本論文中會一起討論這些民族的英雄史詩,因為它們都是一個獨立的文化地區的產品,有其相似性。 筆者在本論文中要提到的幾個重要的問題是:英雄史詩的意義何在?英雄史詩為何可成為國族打造的重要工具?英雄史詩對民族認同為何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建造民族認同時,政治與文化精英如何運用史詩? 透過介紹何謂史詩、英雄史詩、英雄史詩的分類以及它們保留的文化部份及內容,本論文要討論的是北亞游牧民族英雄史詩在建立與打造民族與國族認同上的位置、角色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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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韓始祖及英雄神話研究

全炳澤, QUAN,BING-ZE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論文以「中韓始祖及英雄神話研究」為題。其研究目的是藉中韓古神話的研究與比較,考察兩國始祖及英雄神話具有什么樣的意義,從神話的內容來看古代先民的聖事、創業,繼而了解古代東方兩民族的思想及其生活情境。經由不同民族的神話研究,可以考察其相互的關系。資料不源則以中國先秦以前的神話資料與韓國高麗、朝鮮的神話資料為主;諸如中國的山海經、楚辭;莊子、墨子、淮南子、列子等諸子;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等史書。韓國部分則有三國史記、三國遺事、高麗史、世宗實 錄等史書;及帝王韻記、東明王篇等史詩。在研究方法上采諸神話學者的理論,研究神話的意義,并及於歷史學、人類學、民俗學、宗教學、考古學等諸相關學科,因此可以說是一個多學科的總體性研究。 中韓古神話不像希臘、北歐神話的內容豐富、并有體系。中國古神話材料零星片斷、錯綜復雜,既使同類事件或事慫,在不同的文獻中就有不同內容的記載;而且不易建立比較完整的系統。韓國的神話也有同一情況,其內容極為簡略,神話記載的文獻有限,更重要的是神話所發生的時間與神話被記錄的時間有所差異。兩者之間間隔太遠。但是從現存的中韓古籍里,仍然可以推考有關中韓始祖及英雄的聖事、聖業。本論文就在這一種情況之下,先討論中韓神話的部分特殊性的問題,即神話的演變。 中韓的始祖神話中,具有代表性的檀君神話可與炎、黃帝神話做一分析研究,發現這些神話同屬於太陽神話。中韓兩國民族在上古時代,皆有崇拜天神、太陽的習俗。 在比較神話學上,對兩國英雄神話的討論,應注意英雄所表達的精神和它的意義。其次敘述韓國的朱蒙、昔脫解,在韓國神話里,都屬經歷試煉后成為英雄的故事。 中國古神話中,則有夸父、精衛表現出征服自然的精神。刑天、蚩尤、共工的神話也呈現出原始社會對自然反抗的精神;治水的 、禹;射后手羿的神話,也年射地反映先民克服自然災害的祈願,象征人類對神權的挑戰。 透過始祖神話的研究,可以發現始祖神話所表達的思想,使后人具有一種自豪感,進而成為一個民族的文化、思想的背景。因此在研究、比較中韓古神話的課題中,可以進一步探索其文化面貌。 古神話中的英雄故事成為一個民族的共同財產后,對后世的文學有深刻的影響,而英雄的精神也不斷地流傳於后人的心目中,成為一個民族的精神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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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史詩的結構與流傳-以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三大英雄史詩為中心 / The Structure and Diffusion of Hero-epic - The Three Great Hero- epic of Minority Ethnic Literature in China

黃季平, Huang, Chi Ping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論文在結構上,除去「緒論」與「結論」外,「本論」共分成五章。第一章「三大英雄史詩的產生及其內容」,第二章「三大英雄史詩的情節類型」,第三章「三大英雄史詩生存的社會背景」,第四章「三大英雄史詩的流傳」,第五章「從比較文學看三大英雄史詩」。   第一章,是對「三大英雄史詩」作一個整體性的論述。英雄史詩與民族的關係不但非常密切,而且能成為該民族文學的活水源頭與象徵,變成後期文學攫取養分的精神寶庫。本論文以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裡最具代表性的「三大英雄史詩」《格薩爾》、《江格爾》、《瑪納斯》為對象,它們比諸世界上其他民族的英雄史詩雖然內容相同(歌頌英雄的戰績),但是在類型上卻有很大的不同(已定型或仍在繼續生長)。了解「三大英雄史詩」的形成、發展、茁壯、消退,將會讓我們更清楚「英雄史詩」在民族文學史以至於世界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對英雄史詩的整體了解之後,我們進入英雄史詩的內部結構。「三大英雄史詩」作品內容都有大同小異的情節,經過比較和分析,可以找出相對固定的情節,也就是所謂的「情節板塊」。本論文大膽使用「板塊」這個概念,整理出《格薩爾》板塊13個、《江格爾》板塊10個、《瑪納斯》板塊20個。由於英雄史詩的情節大多是相對固定的「板塊」構成。歌手按一定的情節模式構造的「板塊」,以不同的方式連接拼綴起來,加上藝術的加工和個人的即興發揮,一個個完整的故事便千姿百態地呈現出來。因此只要掌握「情節板塊」,不管史詩故事如何的離奇怪異,都可以輕易指出它的故事結構。本論文第二章利用「板塊」來分析比較「三大英雄史詩」,這應該是「三大英雄史詩」結構分析的研究裡較為突出並呈現整貌的一坎。   透過英雄史詩作品的結構掌握到英雄史詩的內部之後,第三章是探討英雄史詩的生存的社會環境。宗教與娛樂的社會功能,是英雄史詩能夠廣泛流傳的重要條件,透過了解這兩項重要的條件,我們才能進一步知道英雄史詩能夠生存的背景環境。 第四章「三大英雄史詩」的流傳,本論文從四個方面下手,即「三大英雄史詩」的演唱環境、說唱藝人的傳承、書面版本的傳播、以及「三大英雄史詩」的跨族流傳現象。整章完全環繞「流傳」這個主題,從各種不同的面向,討論「三大英雄史詩」的傳播過程。因為藝人傳承在過去是比較被忽略的,而「三大英雄史詩」的版本也過於繁瑣散亂,無法理出頭緒,所以本章較費心力是在整理藝人傳承的發展以及書面版本的匯整。   本論文對「三大英雄史詩」的了解是先從外在大環境的分析開始,然後深入史詩內部結構剖析,再回到「三大英雄史詩」的生存環境,探討史詩的社會功能而明自「三大英雄史詩」的流傳現象。最後一章則從比較文學的角度來探討,「三大英雄史詩」的地位與影響力。   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而言,精華之所在是「民間文學」,而「民間文學」燦爛耀眼的地方在「史詩」,史詩則以「三大英雄史詩」聞名。反過來說,研究「三大英雄史詩」正是採擷到史詩的粹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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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八俠研究

崔雅慧, Tsui Ya Hsui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江南八俠多數是歷史上斑斑可考的人物,周潯、路民瞻、呂元是詩畫名家;甘鳳池則是武術名家,而且自認具有將帥之材。甘鳳池在《清史稿》中有傳,周潯在相關方志和江南案相關資料中,也都有記載;呂四娘雖然不能確知是否存在,但被依附為父親或祖父的呂留良是《大義覺迷錄》案的重要人物。從現有傳記資料看來,如果周潯、甘鳳池、呂四娘、路民瞻、曹仁父、白泰官、呂元等人曾經是一個群體,那麼這個群體中,周潯、甘鳳池和呂四娘等三位成員可能都在盛年,白泰官和呂元可能是中年,路民瞻和曹仁父可能已經是老年,而這個群體的全盛時期應該在康熙中期。但相關諸文本中所言,以康熙晚年至雍正年間為主,且設定周潯為老年的情節,恐怕與歷史不甚相合;也就是說,如果創作者設定時間背景在康熙晚年至雍正年間,依照現有歷史資料看來,曹仁父很可能已不在人世,白泰官、呂元和路民瞻應該已是耄耋之年,周潯、甘鳳池和張雲如已經步入中老年,呂四娘則可能是一位少婦。其次,江南八俠絕不是好勇鬥狠、有勇無謀的莽夫,不是拿武藝招搖的演員,也不是一般的土匪。八俠不會像土匪一樣燒殺擄掠,相反的,他們是有智識、有胸襟、有思考和判斷能力的知識分子,他們是有意識地做自己要做的事。他們不但有理想有抱負,而且絕不會讓自己落於土匪行徑。正因為八俠是有意識地為理想而努力奮鬥,當理想無法實現或困難重重時,他們必將因此極為鬱悶、無聊、悲憤難平。   江南八俠在文本中的形象,大致可以陸士諤《八大劍俠傳》為界,分為江湖異人時期和民族英雄時期。在江湖異人時期,由於俠客們負有異於常人的武藝,難免會有人在需要幫忙時主動上門請求,這就像文筆好的人會有需要代筆者上門請託一樣地合乎邏輯。透過武術高低來定社會地位是後來武俠小說中,所謂江湖的重要原則,也是習武者成功與否、自我實現與否的準則。維護治安、為鄉里除惡則是習武者能否被視為俠客的重要標準。今日武俠小說中常見之基本的行走江湖原則之一──學武之人,尤其還學到天下知名,就不能不為民除害,至少必須照顧桑梓、造福鄉里;學武之人,如果到天下知名的習武者家附近作案,則無異是向其挑戰,以及透過比武試藝訂定社會地位的部分,早在清末民初的此時就已奠基。   民族英雄時期的作品,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以長篇形式為主。由於篇幅足夠,並且為貫串長篇作品,使結構更為謹嚴,創作者在俠客的習武與成長經歷、不斷地行俠仗義和遊歷過程,以及俠客的內心世界與感情歸宿方面,較江湖異人時期著墨更多。另外,創作者在主張反清時,如何避免流於「為反對而反對」的膚淺內涵非常重要,成長經歷與反清的關係,就是創作者使用的方法之一。另外,在江湖異人時期還只是簡單的男俠勝女俠後,就把女俠娶回家,到了民族英雄時期,因為女俠的出現,在剛猛的打鬥場面中插入纏綿的言情片段已不只是調節文氣,而是正視俠客如同常人一般必備七情六慾,並借兒女之情表現俠客的內心世界,使俠客的形象更趨完整。大俠們的最高理想不再只是建功立業或爭得天下第一,而是人格的自我完善或生命價值的自我實現。   由於江南八俠活躍的時期主要在康、雍、乾時期,這段時間內的幾個歷史公案都成為文本中,江南八俠不可避免的重要經歷;這在民族英雄時期的文本特別明顯。尤其創作者喜歡以雍正奪嫡案、年羹堯案、查嗣庭案、《大義覺迷錄》案、呂留良案,做為醜化雍正的工具;以查嗣庭案中的「維民所止」附會為雍正死時無頭的預言;以《大義覺迷錄》案強調雍正思慮謹嚴,行事周詳;以呂留良案中呂家的抄家滅族之慘,為雍正暴卒提出解釋(或說揣測?)──呂家遺孤呂四娘刺殺雍正。   雖然江南八俠與真實歷史之間關係密切,但小說畢竟與歷史不同,武俠小說只是依附在歷史上的某一個定點,以真實歷史為背景,虛構一個江湖世界。如果將江南八俠相關諸文本放在江湖世界的特徵:「與官府世界分庭抗禮,互不干涉內政」、「俠客活動的非組織化」和「高度倫理化的社會格局」,和江湖世界構成的四大要素:「江湖人」、「江湖土」、「江湖事」和「江湖道」下檢視,《雍正與年羹堯──新血滴子》以前的江湖世界固然不像俠義小說如《水滸傳》、〈趙太祖千里送京娘〉那麼寫實,但也沒有像今日武俠小說中的那麼完整。雖然江南八俠自有獨立的群體、價值觀和生活,而反清復明也是整個群體的大目標,但不論是行俠仗義或殺雍正,諸俠的活動基本上都是個人游擊式的、非組織化的,主要以個人意志和力量來對抗江湖的風波險惡。門派組織也只是學習的過程和源頭,既不能成為獨立於官府社會外之江湖世界的重要組織力,也還不具有約束習武者的重要規範。   藉由對江南八俠的研究,不但有助於了解歷史事實與小說虛構之間的關係,也有助於了解清代以降之武俠小說發展軌跡。另外,清末民初的社會文化為仗武行俠小說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而時人重視的行為和價值如:捨生取義、利國利民、尚武精神、擔當精神、反體制、具有原始血氣、相信非理性手段、暗殺……等,也都體現在江南八俠相關諸文本中。換言之,我們無須遍讀清末民初以降,超過一千種的仗武行俠小說作品,只要從江南八俠相關諸文本中就可以看到當時社會文化的縮影,這正是通俗文學的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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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外來政權現象-從政治權威的角度分析

閻亢宗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對於「外來政權」的研究,首先遇到的難題是如何避免各自以褊狹角度詮釋的困境,為超脫此一困境,最適宜的作法是採取不同立場者都可以接受的觀點,這是本文採用政治權威途徑研究「外來政權」現象的主要原因。這一方面,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對於政治權威演進的描述,提供了有用的切入點,鄂蘭指出「政治權威」觀念起源自柏拉圖(Plato),到古羅馬時期到達概念上的完全發展,但迄馬基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權威概念卻出現詮釋上的改變,這個過程給與「外來政權」研究一個有用的啟發。 柏拉圖洞穴論是古希臘權威觀念最充份的說明,他對Idea的置重,及如何將Idea引入洞穴過程的敘述,無異是對外來意識形態進入本土社群遭遇的狀況,及如何克服此一困境的描述,從柏拉圖的進路中,顯示Idea外來意識形態具有靜止性、回溯性與統一性,而要完成外來意識形態在本土社群生根的轉化,最重要的媒介是一個以哲君領導的政權,這個政權就是「外來政權」。為了鞏固政權,柏拉圖主張從教育著手,並利用政治神話強化階級統治,但柏拉圖晚年重新發現法律的整合功能,法律因此也成為外來意識型態統治的有用工具。 相對於外來政權參照對象的柏拉圖,馬基維里則是對於古典傳統與外來意識進行反叛,馬基維里代表的是「本土政權」的觀點,他要創建新的國家,開創新的歷史,也就是將國家視為最高價質的「國家理性」,他將建國與治國重責大任交給了新君主和創建者,但這兩種不同的角色卻可能引發矛盾與衝突。在建國階段,馬基維里雖然訴求除舊佈新式的恐怖統治,但在治國階段,他卻主張共和政體,由此也凸顯出政治的自主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馬基維里對外來意識形態的利用,顯示與外來政權的鬥爭並非只有零和的結局。 柏拉圖與馬基維里的進路,提供台灣「外來政權」現象極有啟發性的反思,包括:一、無論是外來政權或是本土政權的歷史觀都是製造出來的;二、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互動可以產生正面效果;三、外來政權與本土政權都有英雄崇拜的心理;四、主體性的追求應以個體自主作為國家主體的前提;五、外來與本土的對立造成了一國之內的兩個國家。上述五點正是台灣「外來政權」現象的問題所在。歸結而言,無論外來或本土政權皆只關注「誰來統治」的問題,這一方面,霍布斯對「外來政權」角色的特殊界定與對個體價值的重視等見解,或許提供了可望解決此一困境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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