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的發達與否代表一個國家國力的強弱，故欲使我國達已開發國家之林，提昇整個工業或產業的升級，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近年來，政府致力於發展新的高科技產業，同時，對於傳統工業也以獎勵或鼓勵技術升級的方式，以提昇整體產業競爭力。其中包含了所謂"傳統工業技術升級計畫"。 　　所以，本文欲藉助對數線型模式，針對"傳統工業技術升級計畫"，來建構及解釋一些模式，並提出建議，以期傳統工業升級計畫，能更符合每個產業的要求。 / Modernization of Industry represents the powerfulness of a country. It'surgent to upgrade the inndustry, so that our country become a developed country.The government has been making every effort on new hi-tech industries lately,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also provide different incentives to upgradethe tradional industries. This way would increas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ourone of the incentives is that the government provided the so called "Conventionalindustries upgrading program" 　　In this paper, we use loglinear models to analyze the data given by those companies that participated "Conventional industries upgrading program". Based on the models, we shall make some suggestions and conclusions.

臺灣已經成為一個富裕的消費社會。隨著經濟能力的普遍提升，文化產品的消費不再只取決於個人的經濟能力。本研究由質疑三種傳統以經濟特性為主的階級指標談起，並根據P.Bourdieu的階級理論建立起第四種文化的階級指標，認為除了經濟因素的考量外，也必須加上個人文化資本的評估，並將這樣的階級觀討論古典音樂文化產品的消費。 　　消費高級文化產品向來具有社會區辨的符號性功能；近來受到科技變遷、大眾媒介和市場經濟出現的影響，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趨勢擴展至文化領域，文化層級呈現模糊的狀態。這種同時來自生產和文化層級的變化影響了階級和文化消費之間的關係，特別是以消費做為階級社會區辨的展示。 　　針對這種現象，本研究採取政經、歷史分析和深度訪談加以討論，認為有錢並不一定就會有文化，文化消費同時需要購買能力和鑑賞能力，要討論階級和文化消費的關係必須採行文化階級指標的新階級觀；同時類似像古典音樂之流的高級文化仍舊被多數人視為社會區辨的標的，只是不應淪為假意的模仿。

本研究旨在探究將語言功能教學納入華語教學中之可行性，並選取華語稱謂語作為研究之對象。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以及訪談做為研究工具，有效問卷共計24份，透過問卷調取語料及配合訪談，進一步分析華語母語者在不同情境下對於稱謂語的擇用是否有規律可循。問卷調查以場合正式性、熟悉程度、階級、輩分與性別五項社會因素為主，檢測此五項社會因素個別如何宰制其對華語稱謂語的擇用，當其交乘時又會如何相互牽制與競爭。 　　經過研究實施與資料分析，在35個稱謂語中，只有7種形式使用頻率較高，包括「（名字　你）」、「您」、「職稱（｛你，您｝）」、「姓氏＋職稱（｛你，您｝）」、「（姓氏）職稱（｛你，您｝）」、「姓氏＋先生（｛你，您｝）」、「全名＋你」。在社會變相方面，發現性別對稱謂語的擇用不具顯著影響力。因此就場合正式性、熟悉程度、階級與輩分四項社會因素進行分析，歸結研究結果如下：（一）受試者在公開場合與私底下之首選均為併式「（名字　你）」。研究結果顯示場合正式性的高低對首選的指稱形式的選擇並無直接影響。換言之，場合正式性對於稱謂語不具識別性。（二）在很熟、不大熟與不認識三種情形下，「名字」或「你」使用頻率均很高，凸顯現在社會價值體系的走向仍偏向協和關係，且其已超越權勢的強度。因此，當需要標示社會差距時會使用「職稱」。換言之，熟悉程度對於稱謂語的擇用具影響力，並依此分列為兩大系統，以「名字」與「你」指稱熟悉度高的對象，以「職稱」指稱熟悉度低的對象。（三）指涉對象為上司時多選用有「職稱」者；指涉同事與下屬則偏向使用「（名字　你）」；「您」則少用於指涉下屬。另外，原先假設「階級」可分為上司、同事與下屬三種程度，然根據調查結果可重新切割為「上司」以及「非上司」（即同事與下屬）兩階即可。（四）在對象輩分高於自己的情況下傾向以「職稱」標示雙方社會距離，而在面對平輩或是晚輩時則不適用。選用「您」的情形在面對長輩或是平輩時較為頻繁，對晚輩則不使用。「名字」以及「你」的稱謂指涉則不分輩分高低，顯示這兩種語言形式基本上不受到輩分高低的控制。（五）綜合以上，發現四項社會因素個別對稱謂語之影響力的優先順序為：｛熟悉程度，階級｝＞輩分＞場合正式性；交乘考量時，對稱謂語之影響力的優先順序為：熟悉程度＞階級＞輩分＞場合正式性。無論是對於單獨或複合的稱謂形式，熟悉程度與階級的宰制均較強，影響力皆較大；而輩分與場合正式性的宰制較弱，影響力不明顯，可見與聽話者之間的關係才是主宰稱謂語擇用的主因。 　　最後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對華語教學提出相關建議，並提出語言功能教學在華語教學實務上的應用與設計，希望能夠培養學習者建立對語言功能的意識與認識以及語言結構的使用能力，提升華語學習者的學習成效，達成語碼形式的正確性與使用之適切性兼具的成功溝通。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Education

俗稱「大巨蛋」的臺北文化體育園區，自1990年代起出現於媒體報導中，市府於2000年定案落址松山菸廠，並在2006年與遠雄簽約以BOT興建大巨蛋。2014年11月市長選舉，柯文哲以無黨籍的身份踏入政壇，打破國民黨十六年的臺北市政府執政，上任後開始清查包括大巨蛋等「五大案」。不同政權對於大巨蛋的論述有不同策略，本研究透過都市政治的概念，剖析國民黨市府時代與柯文哲市府時代兩個政權，如何透過傳統媒體以及社群媒體形塑各自的大巨蛋形象。根據Stone（1993）以美國都市政權分析所提出的四種類型為基礎，本研究者聚焦在兩個政權的主要治理任務、選擇性誘因、所需資源等之論述。透過對於新聞報導、社群媒體貼文、官方新聞稿與官方網站的質化論述分析與量化內容分析，探討國民黨市府與柯文哲市府之都市治理聯盟的論述特徵與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國民黨市府治理聯盟偏向發展型政權，其論述特徵圍繞著體育發展為核心，包括將大巨蛋與國際大型運動賽事與國力象徵等概念連結，政治與商業合作開發，以及多功能用途場館來召喚市民支持。柯文哲市府治理聯盟的論述則偏向中產階級進步型、也具備臺灣在地特色的「程序主義型政權」，其論述圍繞著程序的重要性，強調都市計劃中法律程序及透明的重要性。兩者相較，國民黨市府論述著力於國家與體育發展，與資本關係較為緊密，柯文哲市府論述則連結中產階級價值以及市政的公民參與。但兩者皆忽略社會中環境保護的聲音，以及大型運動場館帶給城市的潛在負擔。本研究試圖在兩股政治勢力消長的動態演變中，分析此一期間都市政權對大巨蛋開發案的媒體論述轉變，藉由大型運動場館的再現建構，來反映出臺北的都市政治的意識形態爭霸過程，並重新反思大型運動場館建設之於城市與公民的意義。 / The project of Taipei Dome Complex (known as ‘’Taipei Dome’’) has been revealed in the media since 1990s. It settled in Song Shan Tobacco Factory in 2000 and later signed with a BOT (Build–operate–transfer) contract between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nd Farglory Group. In November 2014, the mayor-elect Wen-je Ko, a non-party politician, ended 16 years of KMT rule in Taipei and committed to investigate so-called "Five Scandals”—the Taipei Dome, the Taipei Twin Tower, the Song Sh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the Syntrend Digital Park, and MeHas City. As the discursive strategies in the issue of Taipei Dome were different among regimes, this study is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use of mass media and social media in construting particular images of this large-scale sport stadium in the constructing process by Taipei City Government under different mayors. This study focues on the main governance tasks—the selective incentives, the resources needed as the analysis structure of the two regimes—which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ut four types of America urban politics in Stone (1993). Through qualit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on various sources—including news reports, posts in social media, documents on official websites—this study study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of discursive strategies and struggles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Ko municipal government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regimes. The KMT government favored the ideology of “development regimes” to mobilize the supports from citizens, which usually linked the Taipei Dome with the concept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such as the importance of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sporting events, the symbolic national power, the close coopo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and the multifunctions of the Dome. Compared with the precedent regime, the Ko government has been inclined to the ideology of “middle class progressive regimes,” while also demonstrated a certain degree of “procedualism” under the particula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exts in Taiwan. The discursive strategy of Ko governmen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legal procedure and transparacy in the urban plan and policy. In sum, the KMT government had a strong connection with corporations and highlighted the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 and sporting development, while the Ko government has shown a connection with the middle class and attempted to involve civic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making. However, both city governments ignored the voice of environmental movement and the potential harm of large-scale sport stadium to the societ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discursive struggle of Taipei Dome in the media represeantions between the two regimes and therefore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s of large-scale sport stadium on the urban development and citizens.

個人的價值觀是個體與社會交互作用下的產物。個人在社會化歷程中獲得特定價值觀 ，也會將個人價值觀表現於行為層次而影響他人。 美國社會學家 Melvin Kohn 認為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價值觀，透過教養而有傳承的結 果。並且進一步發現，社會階級（ Social Class ）與價值觀念間，有顯著的相關存 在。他認為社經階級較高的中產階級，由於工作上需要較多的創新，獨立判斷，人際 關系處理能力及主動性；所以，易形成自我導向價值觀。反之，社經地位較低的勞工 階級因其工作性質只需較多的規律性、重覆、被動性，則易形成服從性價值觀。不同 社經地位的家庭中的子女，則會受到父母價值觀的影響而形成與父母相似的價值觀念 。 本研究由 Kohn 的理論出發；由於 Kohn 的理論主要以職業做為社會階級與價值觀之 間的橋樑，所以職業本身成為 Kohn 理論中最主要的一個概念。由於本研究考慮將價 值觀與工作概念聯結，故採用 D.E.Super 的「工作價值觀念」為價值觀測試的主題 。Spuer 的工作價值觀可分為內在工作價值 （ Intrinsic Work Valuew ）及外在工 作價值（ Extrinsic Work Value ）。其與 Kohn 後期研究中，不同社會階級因為價 值觀而衍生出的社會經濟地位較高者,選擇工作時較注重內在特性,而社經地位較低者 較注重外在特性相當吻合。由此可知，個人社經地位的差異, 造成工作價值觀念的不 同。 由於價值觀念透過教養而傳承，國內外多項研究結果也顯示社經地位不同，使父母管 教方式因而有異。故本研究加入父母管教方式為中介變項，探討父母社經地位、管教 方式與子女工作價值觀之關聯。 問卷訪問本研究所採用之資料蒐集方法。主要以台北市教育局77學年度各公私立高中 （職）一年級學生為母體，根據學校性質，以分層比例抽樣本進行問卷調查。 目前台灣社會正面臨轉型期, 同時受到傳統價值及外來價值的衝擊。父母的社經地位 對子女價值觀的影響是否如Kohn的理論所述的, 是本研究目的之一。此外，本研究試 圖探討父母管教態度對子女工作價值觀念的影響，這也是Kohn未加以闡述的, 乃研究 目的之二。而父母社經地位如何透過管教方式對子女價值觀產生影響，是研究目的之 三。 故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結果為： 1.父母社經地位不, 管教方式因而不同。 2.父母社經地位不同, 子女的工作價值觀亦不相同。 3.父母管教方式之差異, 造成子女工作價值觀之不同。 4.父母之教育及職業對子女之工作價值觀有相當之影響, 其中職業地位之影響高於教 育。 5.母親之教育程度對子女工作價值觀之影響高於父親教育, 乃因母親與子女的接觸較 為灖切。 6.父母之社經地位不同,透過管教方式, 對子女的工作價值觀念產生不同的影響。

由於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誤解，馬克思的哲學往往被視為一種「經濟決定論」的主張--經濟決定了社會、文化與政治等一切其他領域；此一誤解之必然結果是：「馬克思的國家學說」也被當作國家理論中最典型的「工具主義」--國家是資產階級用來進行階級宰制的工具。為了釐清這點，本論文之作者嘗試性地自「歷史社會學」的角度切入，說明馬克思的研究進路 其實與當代一般歷史社會學學者的研究進路無異，都是自歷史傳承與社會脈絡等眾多複雜的面向來了解「國家自主是否自主」的多種可能性：國家既不是現代資產階級手中的簡單工具，也不是能夠完全獨立於社會之外的政治實體。其次，自馬克思國家學說本身的哲學基礎，即所謂「歷史唯物論」看來，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也非單向決定的因果關係，而是呈現著 多種不同面向的辯證互動關係，因此也造成了馬克思有關國家自主性的學說中之兩種不同論述：「寄生性國家」與「工具性國家」。本文從馬克思論國家的本質、起源及其與社會的關係開始說起，再逐步論及「寄生性國家」與「工具性國家」這兩種論述中的各種「國家」類型，包括「東方專制主義」、「專制君主制」、「波拿巴主義的國家」、「工具國家在英國 」以及「工具性的國家在法國」等，可以說完整地梳理出馬克思國家學說的發展脈絡，並充分說明它其實就是一種有關國家的歷史社會學。 目 錄 第一章 序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002 一之一：國家研究的歷史發展………………………………………002 一之二：馬克思主義與國家研究……………………………………005 第二節 論題形成的脈絡…………………………………010 二之一：馬克思論「寄生性國家」與「工具性國家」………………011 二之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與國家研究…………………………019 第三節 研究進路的問題…………………………………025 三之一：歷史社會學的研究進路與國家研究………………………026 三之二：馬克思與「以國家為中心」的國家研究進路………………035 第四節 論述架構與研究限制…………………………041 四之一：論述架構……………………………………………………040 四之二：研究限制……………………………………………………047 第二章 歷史唯物論與國家 第一節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058 一之一：歷史唯物論與「經濟決定論」………………………………058 一之二：歷史唯物論與整體性觀點…………………………………063 第二節 馬克思論述人類歷史的發展………………072 二之一：分工、所有制與歷史………………………………073 二之二：國家自主性與國家的形式…………………………………080 第三節 小結…………………………………………………085 第三章 寄生性國家 第一節 東方專制主義的社會經濟基礎……………089 一之一：東方專制主義與「亞細亞生產模式」的概念………………089 一之二：東方專制主義國家自主性的形成…………………………095 第二節 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中的專制君主制…100 二之一：專制君主制的歷史背景……………………………………100 二之二：專制君主制中的階級關係與國家自主性…………………105 第三節 波拿巴主義與法國歷史………………………110 三之一：法國歷史中的國家傳統……………………………………110 三之二：波拿巴主義的階級、意識形態因素與國家自主性………116 第四節 小結…………………………………………………122 第四章 工具性國家 第一節 資產階級與工具性國家………………………127 一之一：資產階級的形成……………………………………………127 一之二：資產階級與工具性的現代國家……………………………132 第二節 工具性國家在英國與法國…………………138 二之一：英國資產階級工具性國家的形成…………………………138 二之二：法國資產階級工具性國家的形成…………………………143 第三節 小結…………………………………………………148 第五章 總結與評估 參考文獻…………………………………………………………154 人名索引…………………………………………………………163 主題索引…………………………………………………………170 / For many decades, Marxian philosophy was usually misunderstood as a doctrine that is primarily "economically determinstic", ie., economy determines the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pheres. What is the corollary of this misunderstanding is that Marxian Doctrines on the State ha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types of Instrumentalism among the theories of the state and that state is the instrument of class domination in the hands of the capitalists. In order to clarify this long-term misunderstanding, the author of this thesis try to find his revelation i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to demonstrate the Marxian approaches to the state is no different from the approaches of many Historical Sociologists. Historical Sociology has shown its constant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diverse possibilities of state aut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social context. According to this viewpoint, state is neither the simple instrument in the hands of the capitalists, nor a political entity that can be totally isolated from the society. Secondly, in the light of Marxia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economy is not an one-way causation. A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the Marxian doctrines of the stat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kes it clear that politics and economy are mutually and dialectically interactive, and this vigorous interaction provides us the two possible doctrines of the state, that is, parasite state and instrumentalist state. This thesis started from the formulations of the nature, origin of the state and its relations to the society, then the author gradually focus upon a "typology" of the state which can be shown in the two Marxian state doctrines, these types including "Oriental Despotism", "Absolutism", "Bonapartism", "Instrumentalist State in England", and "Instrumentalist State in France". The author not only gave an overall expos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an doctrines of the state, he also sufficiently proved that the doctrines constitute in fact some kind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the state.

自一九八九年起，民主化浪潮陸續於世界各地發生，且愈演愈烈，但中共卻無視這股時代巨流，執意走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將對之民主轉變的期望視為是「和平演變」的陰謀，並強調中共國情迥異，展開前所未見的大規模反「和平演變」運動，極力避免步上前蘇聯、東歐國家被演變的後塵。 　　本文欲探討的主題即，什麼因素使中共能免民主潮流衝擊於一時？中共如何詮釋「和平演變」戰略的內涵？中共面對「和平演變」時，所採取的反制策略為何？中共因應「和平演變」的措施能否在目前全球生態丕變的環境下持續奏效？ 　　本論文共分為六章，各章內容概要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及目的、研究方法及架構、研究範圍及限制。 　　第二章則於檢視中共反「和平演變」之內涵前，先探討中共對「和平演變」的看法，包括「和平演變」的產生背景、定義及施行目標、發展過程及施行手段。 　　第三、四、五三章分別論述中共三個反變時期，分別為毛澤東時期、鄧小平前後時期等，並以反變的背景、措施及成效等三個要素作為此三章的論述架構。 　　第三章說明中共反變運動最初形成的內外背景，反變的種種措施，以及毛澤東錯估當時各種情勢與反變結合後所造成的不良後果。 　　第四章則突出鄧小平掌權後，中共反變大環境有所變動，使得此時的反變必須在改革開放之下進行。 　　第五章敘述中共鎮壓民運的戲劇性發展，使反變與「和平演變」之互動進入另一個新的階段，並闡述中共反變運動時馳時張之緣故。 　　第六章首先對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反變內容及成效作一初步的比較，次則指出中共反變目前所處的兩難境地，最後則展望許家屯及海內外學人所提出的「和平演進」論及「新權威主義」設計，在可見未來是否能為中共當局採納，而採用後的結果又為何？本文並以此章作為整篇論文之結論。

本文探討的主題是：在一個龐大嚴密，涉及大量組織成員且依據上命下從的指令原則建構的組織中，若組織領導者對組織發布違法命令，該違法命令透過組織內部的階級結構傳遞至組織執行機關，當執行機關中的組織成員不法且有責地實現該違法命令時，發布違法命令的組織領導者對於命令執行者所實行的犯罪在刑法上應如何負責？ 儘管在我國可能適用共謀共同正犯或實行共同正犯解決此問題，但共同正犯模式未必是較好的歸責類型。在比較法上，德國所發展的組織支配概念（Organisationsherrschaft）則企圖將組織領導者論以間接正犯。雖然組織支配概念在細部內容及適用範圍上有高度爭議，但有必要將該概念引介至我國。本論文先對組織支配概念在德國的起源與發展作介紹，其次藉由分析德國文獻對組織支配概念的批評嘗試找出組織支配概念的支配結構，最後再利用該結構具體化組織支配的適用要素及範圍。結論上認為組織支配是一種有別於強制及錯誤支配的獨立間接正犯類型，其適用範圍主要是不法國家權力機器以及部分犯罪組織，經濟性企業體只有在例外情形才能適用組織支配將企業負責人論以間接正犯。

本文以批判性觀點分析1990-2010年間，台灣小說中同志/跨性別書寫的性別、家庭、國族、地域、階級與敘事策略的發展和變化。從台灣底層性別弱勢的角度出發，批判全球化與文化帝國霸權所主導的現代性論述，搓破其光明的假象，並以中南部/鄉土/底層等多重弱勢的邊緣觀點出發，結合古典男色/跨性別傳統的美學再造，反省現階段同志/跨性別研究以西方基進論述和台北/都會/中產階級為中心的研究傾向。更進一步從同志/跨性別的家國想像中，翻轉台灣當前由上而下，由異性戀家國意識形態和「四大族群」論述所主導的台灣國族想像框架，企圖建構一套由下而上、由個體性別情感的角度出發所重構的國族想像藍圖，並發展兼具台灣歷史脈絡、文化特性與底層觀點的「第三-現代-性」理論基礎。 我認為作為一個研究者不僅要如史碧娃克（Spivak）一樣扣問「從屬階級能發聲嗎？」讓被歷史大敘述所淹沒的底層階級能夠出現，更要反省種種再現與代言的倫理課題。本文認為從1990年中期開始，由學院菁英、運動論述所主導的台灣同志/跨性別論述，隱藏了以西方為尚的「進步」史觀迷思，忽略台灣在地的文化脈絡與性別觀點，導致底層本土的同志/跨性別主體有被隱沒的傾向。因此，本論文重新挖掘在小說中被長期忽略的底層同志/跨性別人物，不僅檢視其在性別/階級/地域/家國結構下的困境，更關注其因內部歧視而被多重邊緣化的處境和現象。 本文並主張同志/跨性別論述應改變過去對於家國體制疏離的態度，以更積極的方式介入家國論述，一方面可以藉由同志/跨性別的多元觀點對家國論述與體制進行改造，另一方面更須突破同志/跨性別族群與家國體制之間，長期切割或二元對立的關係與迷思，正視許多底層同志/跨性別也渴望有「家」有「國」的心理需求與現實需要，重新思索性別弱勢族群與現代性家國體制交鋒或接軌的種種可能。同志/跨性別等「第三性」族群與台灣「現代性家國體制」交錯的發展狀態，本文稱為「第三-現代-性」。 在兩者的交錯之中，我認為尤其需要注意小說敘事策略與形式的轉變，因為小說的政治性與敘事形態無法切割。本論文將透過不同階段同志/跨性別書寫對於家國想像與敘事的轉變，論證小說人物的性別、情慾等身分差異乃是其國族認同形塑的重要部分。我認為1990年代初期《失聲畫眉》這本鄉土小說中的女同志書寫及其所引發的論爭，乃是同志/跨性別主體和台灣國族論述在公領域正面交鋒之始，反映出當年台灣的鄉土、國族論述在「逝去的鄉土」與「消失的國家」中所存在的雙重焦慮。此階段同志/跨性別的底層飄浪狀態，讓1990年代中晚期崛起的新世代作家對台灣社會充滿「遲到的酷兒現代性」焦慮與疑慮，因而掀起一波創作潮與出走潮，尤以歐美為中心構築「異國烏托邦」。這些小說將西方論述與家國認同相互結合、發展，並達到高峰，卻也埋下了種種異國大夢操演的破綻。 於此同時，我認為還有一股「轉向東方」的同志/跨性別書寫潮流也悄悄興起，開啟另類的亞洲視野、海洋思考與東方時間觀，並重拾中國傳統戲曲與古典小說的資源，以男色傳統和「擬說書體」重構跨性別與台灣國族寓言的多重關係。在本世紀新的十年中，同志/跨性別書寫不僅有回歸鄉土的趨勢，更對於在全球化時代中，快速變遷的人我界線、情慾關係提出反思，以本土的底層觀點修正了西方解放論述的不足，建立新的倫理景觀。本研究透過橫跨二十年的小說，分析同志/跨性別書寫在家國想像中的轉變與突破，在放眼跨國移動與全球化現象的同時，也結合底層弱勢與南部觀點，打開同志/跨性別本土論述的空間，連結台灣鄉土、國族想像與同志/跨性別研究的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