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是探討中共目前社會上，因為經濟改革所引起的官員貪污腐化，利用職權經商 牟取暴利的現象，除了探討問題產生之制度結構的根本因素外，亦對於人為因素加以 分析。本文的研究方法以歸納分析法為主。整篇論文共分五章約七萬五千字。各章內 容概要如下： 第一章：導論，討論研究動機及研究方法和範圍。 第二章：從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來探討中共壟斷權力的理論基礎，並且對於 中共幹部人員之選拔制度，及對幹部監督制衡的能力的措施作論述，以實際了解幹部 官僚作風盛行的根本原因。另外亦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來分析改革和貪污腐化兩者之間 的關聯性。 第三章：從經濟體制的層面來探討官倒問題產生的經濟因素，中共一向是實行高度集 權的中央計劃經濟，但在進行改革時運用市場經濟的手段來刺激生產效益，在這兩種 不同的經濟制度未能充分配合的情形下，使經濟的運行產生了結構性的偏差，形成官 員以權謀私的缺失而產生官倒問題的現象進行結構性分析。 第四章：對於官倒問題作一個全面性的分析，從價格制度及物品流通的弊端及人為因 素來探討官倒問題產生的短程因素，另外亦對於當前中共社會及中共政權因官倒問題 所產生的影響進行評估。 第五章：結論。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共產黨人宣稱經由世界革命手段，所想要達到的社會。 但廿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實踐的結果卻是和馬克思的理想大相逕庭。 本論文的重點在分析：共產黨人一貫的信念，是世界革命的手段建立一個紅色「天堂 」，但其完成目的的手段都是彈性多變的。「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不因手段的變化 ，影響目的的達成」，這就是共產黨人不變的宗旨。 本論文全文約十二萬字，除導論和結論外，共分七章二十四節，討論範圍以蘇共為主 中共為輔，並及於其他共產主義運動。 第一章討論馬克思的階級理論。 第二章分別敘述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革命思想。 第三章分析十分之一主義世界革命的真正本質，由此明白馬克思的理想在共產黨實踐 下，已成為一遙不可及的烏托邦。 第四章從實際政策層次上，討論共產主義世界革命觀的演變。 第五章敘述共產帝國的形成及其擴張，並論述共產帝國成長的原因。 第六章分析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由一元領導中心蛻化為多元中心的現象。 第七章針對全文做一總結。

現代俄國的形成，原係奠基於十九世紀，而十九世紀的俄國，是俄國史上劇變的時代 ，在這個劇變的時代中，扮演著中流砥柱的角色者，則是一群「知識階級」，他們懷 抱著狂熱的理想，無私無我的精神，獻身於國家民族的前途，處於落後的俄國，在西 方文化的衝擊下，他們如何覺醒？如何使俄國的歷史發展，走向革命的道路呢？赫爾 岑 (Alexander Herzen,1812--1870)身為「知識階級」的成員之一，透過他的研究， 至少可以瞭解一個思想家、知識份子，他如何尋求俄國的前途，處在保守落後的俄國 ，與自由進步的西方文化之間，他如何調適自己，這是本論文的重心。全書共分五章 ，第一章介紹「知識階級」在近代俄國史上的地位，分析其產生的背景，係源自彼得 大帝以來的西化運動，近百年來西化的結果，並未使俄國成為西方文明圈內的一份子 ，西化運動僅止於生活習俗學術思想的引進，政治社會制度並未因西化而改變，逐形 成整個西化運動的神貌分離現象，而且西化運動的推廣，局限於上層階級，佔總人口 百分之九十左右的農民，無視於西化的潮流，仍生活在傳統的俄國中。因上述的因素 ，乃有「知識階級」的出現。至於「知識階級」的成長，依其出身、思想和時代背景 ，可分為三代，即父子孫三代。第二章開始進入主題，赫爾岑的一生，可以一八四八 年作為分水嶺，在此之前，他視西方為俄國的希望。早熟的童年在十二月黨革命的啟 蒙下，而有政治意識的覺醒，在大學時代，組織革命小組--「赫爾岑小組」 (Herzen ，s circle) ，研讀禁書與討論政治社會問題，因尼古拉一世的專制保守，「1834-- 1842」。近八年的放逐生涯，實貴的青春耗費在無意義的案牘中 (事實上，除了精神 的苦悶外，赫爾岑在放逐地並未喪失自由,擔任文職工作 )，令其思想僧趨急進,反對 專制的心志益加堅定。一八四二年，回到莫斯科後，投入西北派與斯拉夫派的論戰中 ，在其中，他採取中立的態度，不過基本上來說，西方的一切是他所嚮往的，俄國的 希望在西方，這是他離開俄國之前的信念，因此而有一八四七年初，自我放逐時代的 開始，奔向西方找尋樂土。第三章即是敘述赫爾岑的自我放逐時代。當他親身投入西 方社會後，目睹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風潮，慘烈的屠殺流血，頹廢與罪惡的現象，赫 爾岑的西方樂土為之破減，他開始加歸俄國，從傳統中找尋未來的藍圖，農村式的社 會主義即在這種背景下孕育誕生。為喚醒他的同胞，宣揚其革命的思想，他在倫敦創 辨「北極星」(Polar Star,1855--69)和「鐘聲」(The Bell,1857--67)等雜誌，秘密 運入俄國，在文化思想界造成轟動(「鐘聲」雜誌)，尤其廣受年輕人歡迎，至一八六 一年農奴解放法令頒布，「鐘聲」雜誌支持農奴解放，且頌揚之，立場亦轉趨溫和和 ，引起急進派青年不滿，又因支持波蘭的革命，觸怒了俄國人的民族主義，「鐘聲」 雜誌銷路驟降，赫爾岑的影響力亦漸消失。第四章介紹赫爾岑的農村式社會主義，他 的農村式社會主義源自斯拉夫派的理論--村社制度(mir),他認為唯有採取農村式的社 會主義，方能避免西方資本主義的弊端，超越資本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世界。第 五章結論，評述赫爾岑一生及思想。

1987年政府宣布解嚴之前，威權黨國機器藉由土地改革、侍從主義、統合架構的治理機制完全壓抑了市民社會茁長的空間。19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國內外主客環境的鉅幅變遷，使政府對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支配力呈現了鬆動的情況，並導致威權轉型與政治解嚴的結果。從自主性、影響力和公共性等指標觀察市民社會的發展，發現此時台灣市民社會乃有趨於活絡的現象。 分析台灣市民社會在1980年代蓬勃的原因，在外部因素方面，有美國「中國政策」的調整、美國對台灣人權狀況的關心、中共改革開放的壓力，和台灣在國際體系中屬於「半邊陲」國家的特性；在內部因素方面，則有政治反對力量的參與、就業型態的改變、教育程度的提昇、經濟型態與所得消費的改變、人口結構的變化，以及外來文化的刺激等，而另一不可忽視的因素，則是社會上新興中產階級的形成。 在政府威權轉型的過渡期間，因為市民社會帶領民眾衝撞黨國體制的經驗，使民眾從僅能接受統治的順民蛻變成為積極參與的市民。再者，隨著市民社會組織質與量的發展，它們無論是在公共議題倡導、公部門運作的監督、行政人才的儲備，或是積極的取代政府職能上，都呈現出其對台灣民主化的重要貢獻。 在台灣現今正歷經民主鞏固之際，而市民社會組織影響的範圍大體上只侷限在特定或單一的法令政策，對於全民層次或整體社會的影響力，反不如政府輪替之前而呈現出停滯甚至微弱的情況。總之，當前的市民社會在社會自由和社會福利的領域裡，已然呈現出它具體的貢獻，而在民主深化和鞏固的課題上，則仍留待未來的努力。

本研究透過行政院主計處民國八十年製造業抽樣調查資料庫，探討台灣地區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在不同產業（非金屬製品業、金屬製品業及電力電子業）下知識工作者與組織績效之關聯性，並針對知識工作者之性別與組織績效的關聯性進行探索性的研究。 本研究在知識工作者與組織績效的關聯性部分，根據文獻資料提出了二個假設，其分別為： 假設1：知識工作者占全體員工的比例與組織績效呈正相關。 假設2：在製造業，專門技術人員占全體員工的比例與組織績效呈正相關。 而資料驗證的結果得知： 1. 知識工作者與組織績效的關係，在金屬製品業的中小企業及非金屬製品業的大型企業皆呈顯著的負相關，而根據進一步的瞭解，此與組織的年齡及規模有關。 2. 在組織擁有較多知識的專門技術人員，其與組織績效的關係只有在電力電子業的大型企業中呈現顯著之正相關，此應與該產業的技術需求性及對研發的投入程度有關。 而在知識工作者的性別與組織績效的探索性研究上，其研究結果有部份呈現顯著，有部份則否，至於為何會有這樣之結果，在本研究中並未進行更深入的探討，相信後續學者在從事相關之研究時，應能有更深入的解說。 / The Two primary purposes of this study is: firstly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nowledge workers and the firm performance under different firm size and industries through the database that was constructed using sampling survey by the auditing department of Executive Yuan in 1991; secondly, conducting exploratory research to study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gender of knowledge workers and the firm performance. This study proposed two hypotheses regard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knowledge workers and firm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Ø Hypothesis one: Positive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the proportion of knowledge workers and the firm performance. Ø Hypothesis two: Positive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the proportion of technical experts and the firm performance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revealed that: 1.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the knowledge workers and the firm performance in small- and medium-scaled companies of the metal products industry. Furthe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bove finding could be related to the age and the scale of the company. 2. An organization that has technical experts with more knowledge could achieve better performance. However, this positive correlation is mostly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only in the companies with larger scale in the electronic industry. The requirement of advance technology and the degree of investment in R&D could partly explain this finding. The exploratory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gender of knowledge workers and the firm performance present partly significant results and some results were not. Further discussion is not included in the study to offer explanation for the above observation. Hopefully, other researchers could conduct more detailed study regarding this aspect in the future.

本文主旨在於討論政府的政策對於階級流通跟社會福利的影響。我們設計了一個簡單的階級流通的模型模型，在模型當中，我們想像社會上面的人都得要參加「職業考試」來決定個人的職業，如果通過考試，則可以得到比較高薪水的工作，反之，則只能得到薪資比較低的工作。在模型中，我們分析義務教育與所得重分配這兩種不同廣被使用的促進階級流通的政策下，分別對於社會福利所帶來的影響。 在模型當中，我們發現到的是，政策會產生兩種影響，第一種是縮短貧富差距的影響，第二種則是政策會讓家庭中小孩子受到的教育增加的影響，政策透過這兩種效果會影響社會上面的階級流通。而縮短貧富差距的效果要成立，有兩個條件：1. 這社會高資質的下一代，會是高資質的機率比其他低資質的小孩大；2. 這社會上面得要是有很多低資質的人處在比較高的社會階層。另外一部份，增加教育的效果要發生，也有兩個條件：1. 家長對於小孩教育的所得份額得要小於一；2. 高資質的能力得要夠高。唯有在上面的條件成立之下，政府政策所帶來的這些效果才會發生，並且也才有辦法影響社會階級流通跟社會福利。 而在不同政策下，所得重分配上，只會有縮短貧富差距的效果，在義務教育下，則是兩種效果都可能發生。也因此，本文認為，如義務教育或所得移轉之類的政府政策，並非一定有效，得要在如上述條件成立之下，才會發生階級流通的效果。 /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fi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obility and policies which government execute. In this article, I discuss two policies: income transfer and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article, I construct a model where people have to take a “occupation test” to decide what job they can obtain. If people’s scores are larger thanminimumscore, they will pass the test. If they pass the test, they will obtain a job with more earnings. If not, they will obtain a job with lower earnings. Scores of people is affected by their innate ability, family background, and levels of education. Furthermore, I set that if one’s parents are talented, then one is more likely to be a talented one than people with untalented parents and I call this advantage of people with talented parents“advantage of ability inheritance”. Moreover, levels of education is positive related to their parental income. I find that these policies raisemobility by two effects: one effect is reduction of income gap and another one is net increasing of children’s education. Moreover, I find that when the government executes income transfer, only effect fromreduction of income gapmay work. However, upon execut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two effects may both work. In addition, I find the keys for reduction of income gap to work are (1) the advantage of ability inheritance and (2) the amounts of untalented people who pass the test before executing policy. Moreover, the key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are (1) income share of children’s utility and (2) ability of talented people.

本研究主要探討近年來大量的女性婚姻移民隨著全球化浪潮進入我國，在遭逢我國國族建構的互動過程中，其公民身份與權利如何的受到對待與回應。本研究探討的焦點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著重在大陸及東南亞配偶在Marshall的三種公民權—市民權、社會權、政治權分類下，所受到國家法令規範的限制，並比較兩者的差異；第二部份著重在以多元文化主義的女性主義觀點分析種族、階級、國族與性別四種因素如何影響著婚姻移民的公民權行使，女性婚姻移民如何跳脫出公民權本質與運作上所帶來的阻礙，並比較現階段大陸及東南亞配偶在公民權實踐上的差異。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從相關移民法令、公報、報章媒體等次級資料加以分析整理現階段女性婚姻移民在法令上的保障與限制；另一方面，以深度訪談的方式，對移盟與沒錢盟的主要幹部進行面對面訪談，以進一步了解女性婚姻移民的現實處境，及移民團體對政府移民政策的批判。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目前的法令規範上，大陸配偶所受到的限制較東南亞配偶嚴苛；在阻礙因素上，由於個人地位與角色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使得女性婚姻移民落入國族與性別的交互壓迫與歧視循環中，而無法享有平等的公民權；此外，來自國族的影響對大陸配偶的公民權限制較大，種族歧視則對東南亞配偶的公民權限制較大，性別及階級歧視則同時限制了大陸及東南亞配偶的部份公民權。

本文的寫作，主要有兩個目的，其一是企圖透過黑格爾與青年馬克思兩人對於政治國家、市民社會與私有財產等概念的論述，來描繪現代社會的基本圖像，以及說明現代人生活於其中所可能面臨的困境；其二是希望藉由對於青年馬克思「社會革命」概念的探討，釐清革命作為一種政治行動，是否有可能克服異化勞動的困境，而重構符合人類本質的社會生活。 無論是黑格爾或是青年馬克思，皆認為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的二元對立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並且不約而同地以市民社會做為論述的重心，另外，私有財產在市民社會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是倍受兩人關注的焦點。市民社會不完美且終將趨於崩解，同為兩人所詬病，但是青年馬克思顯然無法認同黑格爾關於倫理國家整合市民社會的理論，進而提出了無產階紡社會革命的主張。 青年馬克思認為異化勞動才是問題之所在，而黑格爾的主張，仍侷限於政治革命的範疇，根本無法撼搖異化勞動所形成的異化社會，而注定落得失敗的結局，因而要求無產階級進行社會革命，用最基進的政治行動來突破異化勞動對於人類社會生活的宰制，以建構真正自由的社會生活。 在本文的最後，筆者對於青年馬克思的主張進行反省。社會革命的概念，馬克思未能進一步將其落實到法律制度的層面，殊為可惜。黑格爾肯定市民社會是主觀性自由的開展，馬克思企圖打破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約二元對立，卻難以兼顧主觀性自由對於現代社會生活的重要性，可謂遺憾。

電影《購物狂的異想世界》中麗貝卡的消費情境揭示當代消費者追求時尚以表達自我認同的普遍現象。不同於社會學傳統將時尚現象貶抑為脫序行為的輕視，本研究欲探討消費社會中的時尚實作，再思「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的古典問題。本研究基於Benjamin對時尚的現代性考察，假設新社會秩序的理論模型為「消費社會=時尚+拜物教性質」。據此假說，本研究主張兩大論點：首先，消費社會中的時尚實作是一種社會模控機制，具有穩定社會秩序的功能。其次，有別於拜物教的常識與科學認識，物神實際上扮演著社會秩序的中介角色。 本研究的具體分析目標有三：第一，釐清Simmel、Bourdieu、Bauman時尚社會學的理論意涵以便確立分析框架，並進而指出三者錯失的社會場景。第二，將時尚社會學常用的「階級性」和「個體性」這兩個分析概念操作化，並從社會歷史到個人心理的經驗現象層面漸次闡明消費社會中「拚行頭」和「風格穿搭」的時尚實作。第三，重新梳理「原始社會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與「精神分析戀物癖」的概念歷史，並將此概念組應用到時尚現象中進行拜物教性質的詮釋。承上述，研究結果發現，消費社會的秩序已脫離社會契約論與社會互動論等觀點，改以物神誘惑時尚主體的新形式進行社會整合。換句話說，消費者在時尚遊戲中同時扮演主人與奴隸的矛盾角色；不過，本研究最終又提問拜物教作為政治策略的可能性，以便為將來的研究提供方向。 / In the film Confessions of a Shopaholic, Rebecca is addicted to the overconsumption of fashionable clothes and shoes. Her singular case reveals an universal phenomenon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in which consumers pursue fashion as an expression of self-identity. In counter to the conventional sociological dismissal of fashion to individual anomic behaviors, this thesis seeks to explore the logic of practice of fashion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with an aim to rethink the classical question of social order. After being initiated into Benjamin's enchanting world of fashion, the thesis hypothesize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new social order which may be formulated as "Consumer society = Fashion + Property of Fetishism". Based on this hypothesis, the thesis puts forward two lines of arguments. Above all, practices of fashion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cybernetic control in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order. Subsequently, the notion of fetish should be severed from conceptions of substance or subject prevalent in commonsense as well as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and reconceived as playing a medating role in the structuring and restructuring of society. The thesis is organized around three objects of analysis. First,we clarify dominant sociological accounts of fashion in the works of Simmel, Bourdieu and Bauman to outlin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whilst questioning the social-historical scenes thos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have possibly missed. Second, we operationalize the analytical notions of "social class" and "individuality" within social settings of fashion known as "dress to compete" and "dress in style", and then expound these widespread empirical phenomena of fashion by means of social history as well as individual psychology. Third, we review the conceptual development of "primitive fetishism ", "commodity fetishism" and "sexual fetishism" in relevant intellectual histories, and then apply the conceptual triad to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fash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 imbued with the practical property of fetishism. As a result, the thesis finds that the question of order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is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what the proponents of social contract and symbolic interaction have usually conceived. Instead, contemporary society mobilizes various mechanisms of fetishism to seduce consumer subjects so that they can actively contribute to social integration. In other words, a consumer is both master and slave in the game of fashion; nevertheless, this thesis ponders on the final possibility of fetishism as a political strategy, a heuristic question which might lead to future research.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