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我們的研究文獻忽視了原住民社會的失序問題：如酗酒、雛妓、少年逃學及兇殺等。本研究企業以問卷調查法和田野訪問觀察，對原住民社會之一－烏來泰雅族之少年偏差犯罪行為之盛行率、類型及因素，進行資料之收集整理分類。 這是Hirschi社會鍵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首次在本土少數民族社會之部分驗證研究，除了利用該理模式為分析架構，以問卷調查方式對烏來鄉福山、烏來與忠治三個村落少年兒童犯罪與偏差行為成因進行橫面的統計分析考驗外，並以田野訪談方式，藉助附著理論、互惠觀點與人類基本需求觀點，從社會文化歷史變遷脈絡與個案進行縱面與深度的分析探討烏來泰雅社會文化轉化的特質。 量的研究結果發現：（一）烏來泰雅少年偏行百分比雖然男性都比女性高；但與大社會相較，性別比率接近顯得很突出，介於1.2與2.7之間；女性少年吸香煙盛行率高達34.%。（二）個人重要屬性如年齡、父母社經地位與所屬村落均需透過社控機構而影響少年偏行為。家庭成員：和雙親、單親或其他家人同住少年的偏差行為平均數值差異不大，只有再生家庭的平均數值較高。（三）對社控機構認同父母與附著學校對偏行產生直接影響。偏行與父母監督及社區附著的相關性很低，與社會鍵理論的假設較為不同。（四）偏行與社會控制機構之關係不受族群認同影響，但偏行與偏行友伴高度相關。父母認同、父母監督、附著學校及附著社區等社控變項與族群認同及附著偏差同輩團體等中介變項之間未達到顯著相關。 質的研究結果發現：（一）歷史社會變遷過程：日據時代與光復後外來政治干預，部落被迫遷徏，人口流動大，族群趨向異質化，鬆動社控力量，家庭社經地位日趨低落，福山部落物質生活普遍為匱乏狀態，兒童少年為幫忙家計打工賺錢或滿足生理需求，而影響在逃學與偷竊等與生計相關之偏行發展。（二）家庭變異與社化方式變遷因素，促使親屬關係發生變質，影響孩子偏行發展。（三）變遷後的部落組織變遷鮮能提供滿足成員基本需求的互惠功能，凝聚力薄弱，社控鍊條鬆弛，並且反應在孩子偏差行為的類型的與頻率上。（四）在文化脈絡下個案之探討，發現兒童“逃家”所反應的意義有：控制自我、化解身心挫折與壓力的機制，返回自己所認同的家的一種手段，以及反應社會支持網絡薄弱。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建議如下：（一）政府在改革硏制少數民族社會之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時，能突破教育行政體系的封閉性，活用教育與其他社會資源，並兼顧原住民社會的普同性與差異性，從聚部落之社會控制力量出發，以部落來重建部落與成員的互惠機制。（二）後續研究可繼續實施本土之誇文化研究，建構出質量兼具的研究模式，俾使地區少年偏差行為之調查研究成為分析社區文化的工具之一，並藉以找出重建該社區社會控制力量的機制，以達到理論與實踐兼善目的。

本論文結構除緒論與結論外，共分為5個章。「第一章 曙光初現：傳說與聚落」。撒奇萊雅族並無像阿美族般有非常清楚從海上飄移至台灣而定居的傳說故事，但是從撒奇萊雅族的族源傳說發現撒奇萊雅族定居於奇萊平原的歷史甚為久遠，並且認為與阿美族屬同源，但是阿美族的傳說則認為撒奇萊雅族為異族，這樣的差異耐人尋味。從歷史文獻去耙梳，發現撒奇萊雅族與外來政權互動不可謂不多，其對外的互動，並非與鄰近阿美族聚落共同進行，而是有其獨立的互動模式。1878年發生的加禮宛事件，是撒奇萊雅族發展的轉捩點，其正式納編為清政府管轄領域內，也讓撒奇萊雅族散入阿美族的聚落內。撒奇萊雅族主要分佈於花蓮縣境內，從訪談來看，達固部灣Takoboan以及飽干Cipawkan為最早的聚落，其他的聚落以這兩個聚落作為遷移的來源地，雖然早期建立起許多聚落，但隨著阿美族大量的進入，並與之通婚，目前僅剩花蓮市國福里、水璉、磯崎、馬立雲等為撒奇萊雅族較為聚居之地點。 「第二章 與阿美族的共生：社會組織的形成」。有關撒奇萊雅族的社會組織，我們從其房屋型制、通婚與親屬關係以及年齡階級來探討。撒奇萊雅族目前保留的早期木造建築，可以看出受漢式建築影響甚深，但是在內部的空間配置上，仍屬於撒奇萊雅族的思維模式。不管撒奇萊雅族的聚落位於何種地理環境，其均有一致的房屋建築型制，與阿美族房屋建築有顯著的差異。從耆老的訪談裏，早期撒奇萊雅族採取民族內婚制，但是隨著民族互動頻仍，撒奇萊雅族屬於族內婚的情形甚少，多半為通婚家庭，特別是與阿美族通婚。這種通婚狀況，隨著年齡下降，情形愈加普遍，在進行家譜的調查時，會發現70歲以上屬於民族內婚，中間一代與阿美族通婚最常見，年輕一代的通婚對象則趨向多元。撒奇萊雅族的年齡階級，各聚落間皆有共通階級名稱，而阿美族則是不同的聚落會有不同的年齡階級，這是雙方有所差異之處，不過隨著與阿美族互動頻繁，也漸漸借用阿美族的年齡階級名稱。 「第三章 與阿美族的交融：祭典儀式的舉行」。本章主要討論的是撒奇萊雅族的固有祭典儀式，並提及相關的傳統宗教觀念。在第一節裡，我們根據現有的文獻以及田野紀錄，去理解撒奇萊雅族的傳統宗教體系，不過撒奇萊雅族的神祇，在阿美族裏亦有存在，指示撒奇萊雅族沒有阿美族如此多的神祇。撒奇萊雅族在儀式的進行過程，發現到會有聚落上的差異，造成這樣的差異性，似乎與人口的多寡與集中是否有關。儀式行為上無法與阿美族有明顯的差異，不過與阿美族相同的是，儀式的進行會受整個台灣社會環境的影響。撒奇萊雅族正名過程中，Palamal火神祭成為撒奇萊雅族的代表性儀式，第三節要探討的是火神祭的籌備與舉行，在籌備的過程裡，撒奇萊雅族將固有祭儀納入在紀念活動性質高的Palamal火神祭中，呈現撒奇萊雅族的文化特色。 「第四章 各自表述-撒奇萊雅族語的使用」。語言是撒奇萊雅族與阿美族區別的重要依據，也是民族意識凝聚的最重要因素。本章將探討語言學者對撒奇萊雅語的研究，說明撒奇萊雅語的特色。語言學家研究的結果，普遍認為撒奇萊雅語是阿美語的方言，但是對撒奇萊雅語從事深入的研究，發現在元音的用法以及輔音的組成上有些許差異，而中綴詞與否定詞用法上與其他阿美語方言比較有某種程度的差異，但是這種差異，就語言學的研究重點來看，並不足以認為撒奇萊雅語取得與阿美語相同的獨立語言地位。歷史學家從歷史文獻發現兩者的語言似乎有所差異，但受限於資料，無法得知差異的程度，僅記載撒奇萊雅族有其自己之語言。日治時期的民族誌調查，發現撒奇萊雅族、阿美族在詞彙上有所差異，並且記錄與比較雙方詞彙的不同。而在現時的兩群人相處情境裡，雙方仍可以區辨語言是有所差異，但不可否認的是，撒奇萊雅語受到阿美語的影響極深，很多詞彙已經轉換成阿美語。在現實生活裡，撒奇萊雅族是如何使用自己的語言，又如何受阿美語的影響是本章要作討論的。最後，族語認證對於撒奇萊雅語的保存有極大的刺激，從歷屆的族語認證已經可以看出族人如何努力保存與復振自己的語言，使得民族生命能夠繼續延續，但是參與族語認證的人仍然不多，其原因不外乎使用者少與普遍使用阿美族語，這樣的情形讓撒奇萊雅族語的保存與復振，添加許多阻力。族語的認證伴隨而來的是教材的編寫，雖然與阿美族語言相比較，面對許多挑戰，但是這種挑戰卻讓撒奇萊雅族人不斷地思索自己語言的未來性，對族語的發展有其正面的意義。 「第五章 從「我群」到「我族」：認同與認定」。正名運動前撒奇萊雅族的認同意識，一般是隱藏於阿美族的意識下。當認同自己是「Pangcah」（阿美族），卻發現自己的語言與其他阿美族人無法自在溝通，也經常受到阿美族人的訕笑與質疑，內心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為「Pangcah」。但若懷疑自己不是阿美族時，為何其他的文化特性與阿美族的相似度，比其他民族高，這是撒奇萊雅族內心存在的疑惑。當受到其他原住民族正名運動的影響，撒奇萊雅族開始顯現出與阿美族不同的民族意識。正名運動的展開，激起族人潛藏的民族意識，不過因為深受阿美族文化影響、文化特性的消失，特別是轉為使用阿美語，撒奇萊雅語掌握度不夠，自信心不足，讓撒奇萊雅族民族變更登記的人數始終處於低迷狀況。撒奇萊雅族完成民族認定是受邵族、噶瑪蘭族正名運動的影響，撒奇萊雅族的認定過程，部分學者對於行政機關進行民族認定工作的必要性，提出質疑，認為容易受政治影響。雖然民族理論或是族群認同理論在學術界仍未有一致的看法，不過就台灣原住民族的分類，仍可以提出相關的民族條件，作為民族認定的依據。撒奇萊雅族民族邊界的維繫，端看撒奇萊雅語的使用情形而定，當族語能力強烈，民族邊界就清楚，相反地，民族邊界便開始弱化，最後消失殆盡。

本文目的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探討2009年民進黨候選人周柏雅及其競選團隊在大安區立委補選過程當中，如何攫取運用哪些議題以形成競選策略，其輔選團隊內部如何評價其他重要議題，以及輔選團隊成員間對這些議題影響選舉結果之評估的異同。希望藉由本研究，能完整呈現候選人競選策略形成的動態過程，有助於對競選相關理論建構之基礎。在方法上，本文以參與觀察法、內容分析法、菁英訪談法進行研究。透過實際地參與相關競選活動與會議，不但可實地觀察政黨及競選總部在選舉過程中的運作模式，亦有助於貼近瞭解相關行為人的思考模式。同時輔以文獻分析法，整理並分析競選過程中所蒐集之二手資料，與參與觀察之所得動態地進行相互檢證對照。深入訪談法則是本研究的核心，以參與觀察及文獻分析之所得為資料，在競選過程中訪談輔選團隊之重要成員，以深入瞭解競選策略之形成過程及其對選舉結果的影響。

公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美兩國，雖然由於珍珠港事變而成為並肩作戰的國家，但 是對於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共同戰略，美國的反應，遠不及中國積極。美國由於先德後 日的基本戰略，除了繼續對華提供租借物資與空軍方面的援助，在聯合國宣言中提攜 中國名列四強之一，選派史迪威中將來華擔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參謀 長暨本戰區美軍司令，並無條件給予五億美元的貸款外，美國既未娑遣陸軍來華協同 作戰，也不曾運送大量物資援助中國。 就在美英這種重歐輕亞的態度下，緬甸終於一九四二年五月淪陷，中外唯一陸上交通 線滇緬路亦隨之斷絕。中國抗戰形勢，遂更加困難，且種下日後中美爭執的一大根源 。 一九四三年二月至六月間，蔣夫人的訪問美國白宮、國會及其主要城市，使美國上下 對於中國的情況與立場有進一步的了解。 直到一九四三年八月的魁北克會議，羅斯福與英國道相邱吉爾，始決定聯合國於擊敗 德國後十二個月內擊敗日本的原則及其初步的作戰計劃，時距美國參戰已達二十一個 月之久。美英還原則上決定縮小反攻全緬計劃為反攻北緬，並一致認為沒有同時進攻 仰光與南緬以配合北緬攻勢的必要。凡此均為美國先德後日基本戰略以及迄無協助中 國早日強大的決心之具體表徵，而且不合我出兵的先決條件。然美英仍要求我出動駐 印軍與遠征軍入緬作戰，並交由新近成立的東南亞戰區總司令英國海軍中將蒙巴頓統 籌指揮。 一九四三年十月蔣委員長在重慶黃山召集蒙巴頓、索姆維爾、史迪威、陳納德及中國 將領等討論魁北京決議案。會中決定依照委員長的提議，於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開 始反攻緬甸，並以蒙氏為總指揮。委員長並提示，聯軍必須控制孟加拉灣，同時必須 在南緬實施水陸兩棲作戰，以配合北緬攻勢，對於敵人軍力不可估計過低，印度雷多 方面國軍必須有預備隊、中印空運必須維持每月一萬噸，且不得因緬戰而減少。對於 此等條件，蒙、索兩氏均無確切的答覆或承諾。無怪乎一向力主加強美國駐華空軍力 量，並反對輕率出兵緬甸的陳納德認為，事實上黃山會議「關於緬甸之役，並沒有達 成明確的決定。」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美英三個政府首長的開羅會議，即係中國促請美國採取此等有力 行動的良機，可惜會議前美國政府雖亦早已主張日本應歸還我失土，但美國無論在政 治與軍事上都顯然重蘇輕華，故決定不將史達林決意於擊敗德國後參加對日戰爭的消 息告訴我國。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軍對我發動孤注一擲式的空前強大攻勢，此即「一號」或「華東」 攻勢。蔣主席與陳納德對日軍此一攻勢早有所悉，故曾一再向美方提出警告，然華府 與史迪威均置諸不理。其時我遠征軍已被迫入緬、華中、華南及西南等地區軍力不足 ，逐漸敗退。 一九四四年六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的奉命訪華即其著例。華氏訪華期間，蔣主席曾就 中共叛亂的事實、蘇聯侵華的野心，以及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詳加說明，並希望美 國對中共採取冷淡超然的立場，以有助於中共問題的早日解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赫爾利首度應中共之邀，前往延安時，便完全接受中共的條件，匆 促達成五項協定。其內容自非國民政府所能接受，於是提出對案。美國積極而又長期 深入的從事調停國共之爭的努力，自此揭開序幕。 美英蘇三國同盟合作的精神於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達會議期間，達到空前的高潮。 按前此美蘇已曾就蘇聯參加對日戰爭的政治條件有所商討，故至此再經羅斯福與史達 林的面議後，即達成雅爾達秘密協定。 /

班雅明在拱廊計畫中專章探討布爾喬亞室內空間概念的思想理論啟發了本論文。在資本主義盛行工業革命興起的十九世紀，室內空間成為中產階級儲存財產、保障私人安全舒適、以及抵禦外在威脅的所在，然而班雅明不僅僅質疑這種布爾喬亞室內空間的穩固，他更直接點出中產階級表面上寄託於室內空間，潛意識卻也不信任其牢靠。而我將延續班雅明的論點解讀十九世紀偵探文類中屢屢發生的室內犯罪，這樣的劇情設計事實上就是投射了偵探文類中產階級讀者對於室內空間潛在的焦慮。本論文以班雅明為基礎，使用艾徳加．愛倫坡和柯南道爾的偵探短篇小說，探討這些作品如何呈現布爾喬亞室內空間，作者如何回應室內空間的議題，以及偵探在布爾喬亞室內空間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同時從十九世紀初的艾倫波到十九世紀末的柯南道爾，我也欲探討布爾喬亞室內空間從都市化初期到都市化末期中產階級移往郊區定居的過程中所發生的轉變。本文認為，愛倫坡和柯南道爾的偵探故事中藉由顯示室內空間的危險與不穩定挑戰了傳統的布爾橋亞室內空間觀。 / Walter Benjamin’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bourgeois interior inspired this dissertation. A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itnessed capitalism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domestic interior served the bourgeoisie to store property, ensure comfort and security, and withstand the outdoor dangers. However, Benjamin not only questions the impregnability of this bourgeois interior but also directly points out the bourgeoisie’s unconscious anxiety over the interior despite their conscious confidence in it. Using Benjamin’s theory as my critical framework, I analyze the frequent occurrences of domestic crime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detective genre. This formula, I argue, projects its middle-class readers’ anxiety over the domestic space as the domestic space is repeatedly invaded and disturbed by crimes. Based on Benjamin’s theory, I use Edgar Allen Poe and Conan Doyle’s detective stories to explore how these works depict the bourgeois interior, how their authors address the issues about the bourgeois interior, and what role the detective plays, a protector or a transgressor, when involved into the invasions of the bourgeois interior. From Po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Doyle at the end, I also examine the changes of the bourgeois interior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middle class’ migration from the city center to suburbs. I argue that both Poe’s and Doyle’s detective stories challenges the ideology of bourgeois spatiality by showing the interior is unsafe and unstable against the bourgeoisie’s imagination.

臺灣礦業採掘有關的政治環境衝突往往被概念化為治理問題。也就是說，治理政策產生的衝突，是由於礦業採掘活動中「收益分配、政治參與、透明度和原住民社區的就業機會」等四個指標。然而，在治理層面忽略了原住民族長期受到邊緣化的歷史過程以及持續接受殖民的統治的治理模式，因此本文的主要論述是， 礦業採掘活動有關的政治環境衝突並非源自 “治理” 問題， 而更重要的是，此問題本身超越了現行的政治體制架構，因為國家、礦業採掘公司、原住民部落之間在土地議題上顯現出不同的本質觀點，雙方在政治體制的範圍上，以及文化、社會體系上，兩者皆沒有共同之處，而基於這一論點，本研究將對於南澳泰雅族人土地議題的奮鬥案立加以研究。 / Political-environmental conflicts related to extractive industries in Taiwan tend to be conceptualized as problems of governance. These conflicts are generated from ill-designed policies that manage the distribution of revenues from extractive industries, form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ransparency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digenous community. The governance approach, however,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history of marginalization and resistance of indigenous groups, or the permanence of colonial patterns of domination in Taiwan. The main argument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political-environmental conflicts related to extractive activities do not derive from problems of ‘governance’, but more significantly, they emerge as a consequence of divergences that transcend the current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ontologies among state, corporate, and the indigenous community over land revealed, each party operates within institutional parameters and socio-cultural systems which have nothing in common. This argument will be developed in the case study of the Atayal people’s territorial struggles in Nan’ao, Taiwan.

第一章說明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締結之背景。第一節雅爾達協定，敘述中蘇條約之源起 ，第二節略述雅爾達會議至莫斯科談判期間情勢之發展。第二章說明中蘇條約之締結 。第一節第二節分述兩個階段談判之折衝過程。第三節分析我國締約之原因及各方的 反應。第三章敘述蘇聯違約之情形，將蘇聯之阻撓國軍接收東北，於東北的搶奪，對 中共的各項援助及在外蒙新疆之擴張等違約情事，分別加以說明。第四章敘述控蘇案 與中蘇條約之廢止經過。分三節將我控蘇案於聯合國提出，幾遭擱置，以至於終獲通 過之演變作一陳述，再敘述廢約之經過。末章結論，綜述中美蘇於整個事件中的態度 ，此事件對中國之影響，並提出個人對此事的些感想。

1990年7月22日，沙國與中共建交，我國隨即也宣布與之斷交。中、沙兩國的外交關係雖然消失，但雙方的實質關係仍繼續存在。例如在經貿關係方面，沙國是我國在全世界中第16大的貿易夥伴，同時也是在中東地區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同時我國進口之原油約有30%以上來自該國。 儘管沙國是中東地區的重要國家，也和我國維持多項實質關係，但中、沙實質關係的發展，卻鮮少有國內的專家或學者深入探討。有鑒於此，加上沙國在國際社會以及我國對外關係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而促成筆者研究此一專題。 本文總計五章，共十六節：第一章為緒論，指在闡明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途徑與方法等；第二章為中、沙兩國在斷交前的關係做一扼要說明，內容包括政治、外交、經濟、貿易、教科文與宗教等各層面之交流及其分析，此外也將對中、沙斷交之背景、過程做一深入之探討；第三章則將焦點放在兩國新關係之分析，自新關係談判開始，終於對新架構之評估，以補此方面研究之不足；第四章將針對斷交後的各方面交流與實質關係做一通盤整理，並進行觀察與分析，以期深入了解兩國關係﹔第五章為結論，將本文所探討之內容做一總結，檢討中、沙兩國關係得失，並提出未來展望與建議。 / On Jul. 22nd in 1990,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S.A.） established it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Mainland China（P.R.C.）, meanwhile, Republic of China（R.O.C., Taiwan）also declared to break off that with Saudi Arabia. With the termination of Saudi and Taiwan’s mutual official relations, however, the communication and prag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are still keeping moving on. For example, in terms of economic and trading dimension, Saudi Arabia is the top 16 trading partner in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top 1 in Middle-East Area for R.O.C. in 2002, and 30% of Taiwan’s imported crude oil comes from S.A. annually. Though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untries in Middle East, and she does maintain lots of pragmatic communication with R.O.C., only few domestic scholars or experts take their studies on Saudi and Taiwan’s interaction and/or relationships. In addition to that, S.A. also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well as for Taiwan’s foreign Relations. As a result, I decided to research on such a theme. There are 16 sections composed to 5 chapters in this thesis: Chapter 1 is an “Introduction”, the motive, and the purpose for the study, as well as the researching approach will be illustrated here; in Chapter 2, we are going to summarize the communication before the termin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R.O.C., including politics, diplomacy, economy, trade, education and etc.; Chapter 3 is focused on the two parties’ new framework for mutual relations; in Chapter 4, to clarify in all respect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audi and Taiwan’s relations in recent years after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en severed will be the key point; and in Chapter 5, we take a whole review and make some conclusions for readers’ or even governmental reference.

論文架構——梁實秋先生的事蹟與著作╱梁實秋先生的散文作品的分類與考述╱梁實秋先生的文學觀與批評觀╱梁實秋先生的散文觀與雜文觀╱梁實秋先生的散文藝術成就╱梁實秋先生的雜文藝術成就。 第一章緒論中，敘述研究動機、方式。第二章勾勒作家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以及生活經歷、時代背景，都會影響到他的創作與風格。並且將梁實秋先生畢生著作，涵蓋散文、文學評論、翻譯、英語辭典編著、英語讀本與教材的編著等，按年代先後順序一一羅列，並且說明出版社、版本及頁數，以完整呈現梁實秋一生的重要著作。第三章進一步將梁實秋先生的三十六本散文作簡介與考述。 第四章是論述梁實秋先生的文學觀與批評觀。梁實秋在華學校就讀時期，創作理念接近於浪漫主義，但到美國哈佛留學後，在思想上深受白璧德的影響，思想轉到了古典主義。因此，在這部分，分述梁實秋的浪漫主義、古典主義及人文主義的思想。此外，自西元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梁實秋與魯迅之間的論戰，震撼了整個中國文壇。梁魯之間論戰的主旨，著重在兩個問題上，一是文學的階級性和普遍的人性問題；另一則是關於翻譯中的硬譯問題。但是爭論的核心是文藝批評中最引起爭論的問題──「人性論」，其他爭論都環繞此軸心而轉動，並以此為焦點擴散延伸。其次是文學批評觀，主要從《文藝批評論》及《梁實秋論文學》二書中，去闡發論述其在文學批評上的觀點。 梁實秋在〈論散文〉一文中，曾指出散文的形式、特色、文調及原則；也論及散文最常見的毛病，如：太多枝節、太繁冗、太生硬、太粗陋等。透過他散文作品的分析、論述及舉證，可以歸納出梁實秋的散文創作理念包含了散文要忠於自我，切記模倣；散文講求感情滲入與文調雅潔；散文的根本原則是「割愛」；散文的最高理想是「簡單」。此外，檢視梁實秋的散文創作，有半數均是「雜文」寫作的風格及題材；而有些著作甚至直接以「雜文」命名，如：《實秋雜文》、《秋室雜文》及《雅舍雜文》等。因此在第五章中，根據作品內容，整理、歸納出梁實秋的雜文創作觀點。 第六、七章分別就梁實秋先生的散文藝術成就與的雜文藝術成就作闡述與探討。從題材、情趣、風格、修辭等方面，作分析與舉證，以凸顯梁實秋先生散文作品之成就。 　 第八章結論，簡論梁實秋先生一生在學術、編輯、散文、翻譯等方面的成就，進而肯定梁實秋在現當代文學史上絕對有明確的定位。

中唐詩歌「由雅入俗」的美學意涵研究摘要： 本論文共七章。第一章「緒論」申明研究宗旨、研究範圍、研究方法。並對中唐年代作一界定，論述「雅」與「俗」的分野，以作為全文探討中唐詩歌「由雅入俗」趨勢的基礎。 第二章「中唐文人之階層變動及其生命意涵」。中唐詩歌開展由雅入俗美學思潮的原因，實肇於創作主體文人階層的內涵，已由以往依附帝王世族的文人，轉為憑藉學識才華入仕的士子。是以本章先釐析科舉制度對於文人的意義，論述以進士科為主的文人如何成為社會、政治上的新興勢力。作為新興士大夫階層的官吏或文人，也需要確定自己個人的人生理想或人生價值。本章從文人生命性格的形塑、社會地位的定格、歷史文化的追尋三個面向，由進而遠、由淺而深地求索中唐文人的生命意涵，考察中唐寒士文人自我意識增強的表現情形，發掘他們求新求變的心態導致時代美學觀念的變化，這也是讓詩歌由雅入俗的內在原因。 第三章「新樂府運動的革新意義與通俗化傾向」。新樂府運動是有唐一代最重要的詩歌改革運動。提倡者白居易和元稹代表的是新興庶族初登政治權力上層、滿懷理想的文人典型。新樂府運動以輔國匡君、濟民傷痛為宗旨，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文人側重吟詠個人內心世界的詩歌傳統。本章首節論述新樂府運動的形成過程，並探討它和古文運動的關係，第二節分析元白的詩歌理論見解，尤其突出詩人以文學改革時政的強烈企圖，第三節鑑賞詩歌作品，觀察其實踐理論之情形如何，最末一節則評論新樂府詩作通俗化的美學表現，包括：語言淺顯、句式多變；敘事詳盡、聞之即懂；詩體的散文化與議論化；以普遍人性為基本訴求等四點。 第四章「元白詩派的通俗詩風與生活化文化取向」，附文「劉禹錫與柳宗元詩中『尚俗』特色之考察」。元白詩派是中唐詩壇上兩大詩派之一，本章探討其通俗化的詩歌內涵。白居易和元稹的仕宦生涯一再遭逢無情的貶謫打擊，詩歌創作產生明顯的轉變：批判時局弊政、揭露民生困苦的內容驟然減少；抒發一己幽思，描寫日常生活瑣事的內容迅速增多。不變的是詩歌平易、淺切、通俗易懂的特色，仍貫串當中。本章第一節討論元白生命歷程的轉折，考求詩風轉變的原因，並論及他們詩歌唱和的情形，對「元和體」之意義作一界定。第二、三節分別探討艷情詩、閒適詩、感傷詩作品，釐析元白詩派後期詩作的具體內涵。第四節則分析詩歌趨向繪寫閒情俗趣的生活化特色，說明元白詩何以能在中唐當時空前流行，傳誦人口，造成當代詩歌普及化的現象。本章篇末附文為「劉禹錫與柳宗元詩中『尚俗』特色之考察」。中唐詩壇雖以元白、韓孟詩派為兩大詩歌主流，但又有劉禹錫、柳宗元兩位重要詩人別開生面，開創出絕然不同的詩歌藝術風格。附文即針對劉、柳詩作當中，趨向世俗化部分之特色加以論述分析，完整地考察並呈現中唐詩歌由雅入俗的風貌。 第五章「韓孟詩派獨特的抒情模式與由雅入俗的表現」。韓孟詩派與元白詩派並列中唐詩壇兩大詩派，它是以韓愈和孟郊為核心的一個詩人群體，在創作方法上搜奇抉怪，刻意出新；風格表現上險峭奧折、美醜並陳，涵孕出一股與眾不同的詩歌特色，緣於這種特色，又被稱為「險怪詩派」。本章第一節首先論述韓孟詩派的作家，包括韓愈、孟郊、盧仝、劉叉、馬異、李賀、賈島等人的性格與出身經歷，尋究詩派風格形成的內在原因。再者，他們專務奇險艱苦、幽冷寒僻的抒情方式，顯與以往詩歌「志之所之，詩亦至焉」的創作心態有所不同，本章第二節就韓孟詩派的抒情方式，作一剖析。第三節則集中論述韓孟詩派的詩歌內容及創作手法各方面由雅趨俗的表現。 第六章「中唐詩歌的美學特色」。中國詩歌向有唐宋之分。詩分唐宋，不只是時代的分別，還有風格的不同，唐詩重韻致，多能情景交融，高華清遠，雄渾豐腴；宋詩重理趣，多挺拔瘦勁，氣骨嶙峋。唐音宋調的不同，究其源頭即淵源於中唐。中唐之後，中國社會、文化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政治結構乃至社會結構的變化，對知識階層的心理產生極大的影響，中唐文人於是在文學觀念、審美觀念上均與以往文人有所不同。中唐詩歌的變化，在於整體精神的由外向內，由典雅化趨向日常化與通俗化。而這種個人化、內心化、生活化的審美心理與美學風範，不但影響了宋代詩人，更是宋代之後文人士大夫最為典型的審美風範。本章首節論述中唐詩人主體意識的增強，從而改變了審美視角，擴大了審美範圍。第二節討論中唐文人對民間文學的廣闊吸納程度，包括他們直接參與填詞、寫小說等創作的情形。第三節探討中唐詩人在詩歌內涵融鑄宗教思想的狀況，他們往往在堅守儒家為本位的立場之餘，融入佛家與道家思想，調解他們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遭遇的苦悶與挫折，這種三教融和的人生觀，深深影響宋人。第四節則是就中唐詩歌由雅入俗的趨勢，作一整體評析。 第七章「結論」。依據以上各章之探討，總結要點，並就研究發現與成果，一一臚列以為結論。 / A Research of the Aesthetics Significances of Tang Poetry’s Shift from the Refined to the Popular Tastes The Dissertation is composed by seven chapters, giving a holistic analysis of the aesthetics significances of Tang Poetry’s shift from the refined to the popular tastes. The titles of the chapters are as followed: Chapter 1, ‘Introduction;’ Chapter 2, ‘Social Classes’ Shift and its Significances of the Scholars in Mid-Tang Dynasty;’ Chapter 3,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s of the New Yuei-Fu Movement and its Tendency toward Popular Tastes;’ Chapter 4, ‘Popular Tastes in the School of Yuan Jan and Bai Jui-Ye’s Poetry And Its Tendency of Allocating Daily-Life Aspects;’ Chapter 5, ‘The Uniqueness of the Poetry-writing Approaches and the Popularization in the School of Han Yu and Mong Jiau;’ Chapter 6, ‘Aesthetics Significances of the Mid-Tang’s Poetry and its historical meaning in the Chinese Poetry History;’ Chapter 7, ‘Conclusion.’ Two appendixes are included in the Dissertation: Appendix 1, ‘Aesthetics Paradigm Shift of Mid-Tang Poetry;’ and Appendix 2, ‘Bibliography of the Mid-Tang Po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