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討加拿大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的政治思想。泰勒政治思想深受個人身為英裔魁北克人、英加兩地學術薰陶、以及參與加拿大新民主黨活動等因素所影響，並與其亟欲建構哲學人類學之鴻圖，有著緊密的關係。泰勒反對笛卡兒式與洛克式的心靈理論，卻採取梅洛龐蒂的觀點，主張感知性知識乃是一種行動者知識的樣態，感知的內容從不是偶然地與世界連結，感知的主體是世界的化身，其身處的困境無法置外於其行動者的結構。泰勒更進一步抨擊當代自然主義假設背景祇不過是我們認知的因果性前提的看法，他主張背景乃是知識之先驗性、超越性的條件，但它不能完全地客體化，因為任何客觀的知識宣稱要被理解，其本身必需具備背景預設，這種反思之先驗性、超越性的層次充份顯示出客體化、表徵化世界的限制。泰勒遂借用加達瑪的視域融合概念來說明社會科學的詮釋邏輯，與自然科學的邏輯大異其趣。他更抨擊行為主義過度簡化人類的行為，竟將價值和實踐分離，導致價值和行動在具體生活經驗中的關聯性遭受排拒。泰勒更明確地批評原子式個人主義者的信念，也拒斥工具理性。泰勒因此提倡善的客觀性，強調人們與其道德經驗，從而建構其道德實在論。泰勒的政治理論則係挑戰現代以普遍主義為基礎的憲政民主制度之合理性，其批駁當代程序式的自由主義者對個人自主性之錯誤理解，並提出本真肯認之理論。從宗教、經濟、政治與道德等多元角度，泰勒爬梳西方現代性的源流，就中探討宗教在俗世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它竟成為政治認同的關鍵。他也追尋現代社會想像如何崛起，預視多元現代性的到臨。面對俗世時代人類處境，泰勒則導正孤傲人文主義之偏頗，企圖拯救大眾虛空無聊的生活。最後，本文對泰勒的理論在道德視域、政治哲學及現代性加以檢討，並以臺灣經驗的反省作結，期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效。

二十世紀末期全世界最大的討論話題，也是人類政治史上最受人矚目的現象就是「第三波（The Third Wave）」之民主化浪潮。台灣的民主社會現階段所面臨的必要課題並不是民主化，而是如何讓台灣的民主可以達到鞏固，如何使民主政治文化深入民心？一個國家培養民主政治文化需要的是國家的教育，首當其衝的就是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因為公民是一個國家民主政治運作的核心且使民主有意義的起點所在。台灣的民主需由全民共同維繫，對一些共同的民主價值與規範倫理需有共同的信守，因此，我們需要一套公民教育（政治理念）來教育下一代。尤其「高中」一直被認為是中等教育的最高階段，學生具有一定之批判思考能力，也可以算是「準公民」，即將到達我國公民的最低年齡標準，隨即便有權利參與政治事務。但在正式參與政治，實踐參政權時，又有幾成的「新鮮公民」能確實掌握並執行公民權呢？在台灣享受民主果實的我們實在應正視「公民教育」的延續問題，若每個高中生都能接受進一步的民主政治文化洗禮，相信臺灣進入民主鞏固國家階段將指日可待。 所謂公民教育簡單而言就是培養現代公民應具備能力之教育，但問題是公民應具備的能力又應為何？我國並未設有正式的政治相關課程，但最為密切相關的即是公民課程。本文將重點放在目前正積極邁向民主鞏固的台灣社會，到底我們的公民教科書當中所列之政治知識內涵是否符合當今社會的期待？在「一綱多本」政策下的民間教科書是否在課程綱要下編輯出符合課程基本核心的政治知識？而我國民國八十四年的高中「公民科」課程大綱和即將通過實施的「公民與社會科」課程標準暫行綱要其中的政治知識內涵是否有所更動？凡此種種均引起研究者興起學習研究之動機。 為使研究更為縝密，本研究限縮範圍在高中公民教科書中的「政治」這一環中，尤其教育部新提出的課程暫行綱要中，已融合相關科目為「公民與社會科」。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將國外民主政治的相關重要關鍵之觀念，結合目前的高中公民教科書各主要版本及九五暫綱的內容，作一統整分析，希望能為台灣教育當局提供一項參考標準。 二、結合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製作分析類目，作為分析工具以瞭解現行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科書當中的政治知識是否符合當前社會培養民主公民所需和現今社會的期待。 三、運用實際訪談瞭解到我國高中「公民與社會科」課程標準暫行綱要之制訂過程，並與過去的課程標準作一比較分析。 本研究所採取的研究方法是「內容分析法」，研究的主題是「高中公民與社會科的民主意涵」，研究工具分為認知、技能及價值（態度）等三個層面下的主題類目及各次類目。配合本研究主題及目的，本研究內容分析的研究對象為依據九五暫綱所編輯的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科書第三冊，但基於研究限制，所以選取民間使用率較高的三家出版社（龍騰版、南一版及三民版）所出版的樣書作為研究對象以進行分析。 分析的結果如下： 一、 認知層面的分析：民主意涵認知層面的四個主題類目中，以「我國政治體制及其運作程序和發展」排序第一；其次依序為「民主政治的真義及基本原理」和「公民與政治生活」，四個主體類目中所佔比例最低者為「國際政治與全球發展」。三個版本的教科書在排行榜中共同出現的重點有：「民主的特質」、「人民主權」、「法律主治」、「國家與政府型態」、「政府與政治制度」、「政治運作」、「兩岸關係」、「政治參與」、「國際組織與國際合作」9個主題，檢視這些主題均為政治教育課程的核心知識。整體說來，三個版本教科書在民主意涵認知層面的主題分配均符合95暫綱的訂定，能掌握重要政治知識主題且正確傳達政治相關概念及理論背景基礎智能，這是值得嘉許的。另外，三個版本的重點較偏向「政治實用性知識」，如：「國家與政治型態」、「政府與政治制度」、「政治運作」，尤其在相關制度及運用上談論甚多，或許這是教科書編輯者認為需傳授這些相關的實用政治知識，使得我們的高中生在畢業之後即可運用在社會上。 二、 在技能層面方面，三個版本共同提到的重點類目是：「可以發揮批判思考的能力」、「具有資訊蒐集與運用之能力」，這和95暫綱想帶給學生思辨能力基本上是符合的，希望學生在吸收學校知識之餘可以多增廣見聞，吸取一些資訊，在整理蒐集之後，必須發揮批判思考的能力去評估這些資訊的正確與否，更重要的是必須有是非辨別能力，進一步去澄清每一項議題，才能使自己的公民意識更加提升。也可以看出：教科書在設計活動方面是較趨向於多元化的，並非只是傳統的做做練習題、填充題、問答題…等「填鴨式」教育，這在教材教法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三、 在價值（態度）層面方面，三個版本共同出現的重點類目是：「關心並願意參與公共事務」、「遵守法律及規則」、「公民德行」及「對民主制度及運作程序的認同」等四個。這個結果是符合我們對公民教育的期待，因為一個國家要邁入民主鞏固階段時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民主能深化到人心，也需要公民的積極且理性之參與。 四、 透過訪談內容，並配合九五暫綱和本文分析類目的對照，可以看出九五暫綱民主意涵的特色如下：（一）凸顯「公民」在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二）強調「制度面」的原則及理論；（三）強調「環境面」；（四）強調政治運作的「效能面」而非「操作面」；（五）著重民主政治的「生活面」及「實際面」；（六）結合「永續發展」的概念；（七）在民主意涵的技能層面，加強智力技能及溝通技能。 本研究所提出的建議： 一、 充實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民主意涵的建議：（一）提高「公民責任」的內容比例；（二）加強「憲法人權教育」，從學生觀點強調「社會正義」議題；（三）強調世界公民的觀念與素養；（四）正視臺灣多元族群問題，強調包容與尊重；（五）體認並重視「第四權」﹍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感；（六）加強學生民主生活實踐的能力；（七）認識臺灣的特色及進步，加強學生的鄉土意識及國家認同。 二、 對教學者的建議：（一）教學方法應講求多元化、創新化及生活化；（二）充實公民教育之專業技能，具有編輯及選取民主政治相關教材的能力。 三、 對高中「公民與社會科」課程的建議：（一）政府需研擬加強公民教育的策略：1、建立有一定共識的課程綱要；2、設置課程研發與評鑑專責單位；3、教師培訓；4、課本編審及評核（二）重視公民教材和教法的改革議題：1、獎勵國內學者鑽研高中職課程；2、強化教師發展課程或研發教材能力；3、摒棄意識型態灌輸式教育，採激發思考的教育模式；4、採議題中心教學法，訓練學生價值澄清的思辨能力。 四、 對後續研究的建議：（一）研究對象方面；（二）研究方法方面；（三）研究工具方面。 關鍵詞：內容分析、民主意涵、公民教育、政治知識、教科書、課程綱要

本研究以政治人物馬英九為例，探討台灣主要報紙是否出現「名人政治」現象，並探討「名人政治」的新聞框架為何？有何主要特質？呈現的方式是否和傳統政治新聞報導不同？研究對象為自由時報、聯合報及中國時報三家報紙從馬英九從擔任台北市長起至卸任國民黨主席止的新聞報導。以等距抽樣法抽取864則新聞進行分析。研究發現三家主要報紙報導馬英九新聞時都出現「名人政治」的新聞框架，其中以「政治風格」的框架最為顯著，報紙重視政治姿態、品行道德的領導能力描述，另外，報紙也常用「背景故事」把名人私領域的生活面向帶入公領域。「馬英九現象」和「個人特質」、「背景故事」和「社會互動」等框架的論述密切相關，因此確實減少了公共政策或政治議題的報導數量，不過不同報紙的框架仍有差異，隨著馬英九政治位置的重要性，名人政治的新聞框架也有所變化。但就馬英九這位政治人物來說，台灣主要報紙確實出現個人特質和政治風格鮮明的「名人化」現象。 / In a time when it is commonplace for political celebrities to garner media attention as much media attention for their political performance as for their particular personal life. The author wanted to analyze a famous political figure Ma Ying-jeou to learn the process of celebrification coupled with Gans description of the norms of news reporting, the following indicators would suggest celebrification of political content. The author used the news stories from three major newspapers in Taiwan as sample to find out elements of a celebrity that would attract the journalists as well as media organization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strategies were utilized to sell the political celebrity was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Western media.

台灣在新興民主國家當中具有相當特殊的地位，一方面由威權轉型至民主的過程相對而言十分平和，另一方面社會上又呈現出民主運作的紊亂與不和諧。台灣民眾對於民主政府與民主政治的態度可作為觀察台灣未來民主發展的重要依據。因此，本研究即從微觀的角度出發，並將分析的焦點集中在民眾對於「支持」（support）的概念，以探索民眾對台灣民主政治的感受，並釐清台灣民眾對政治現實與民主理念的差距，並從政治支持的角度來觀察台灣民眾的分布情形。 本研究採用二手資料量化分析的方式，運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之研究計畫，2003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之調查資料，就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態度進行分析。本研究將政治支持的具體含意界定為Easton所指涉的廣泛性支持（diffuse support）與特殊性支持（specific support），並透過因素分析的方式釐清屬於廣泛性支持層次的「民主價值因子」、「民主政治因子」與特殊性支持層次的「權威當局因子」、「國會與政黨機構因子」、「官僚與司法機構因子」等五個政治支持因子。 為釐清五個因子中廣泛性支持與特殊性支持之間的差異，本研究以八個政治社會學解釋變數進行相關分析，發現與廣泛性支持因子都有關聯性的是「人際互信程度」，顯示社會上人與人之間若能累積一定程度的互信基礎與社會資本，對於體系裡廣泛性支持的養成具有正面的幫助。與特殊性支持因子都有關聯性的是「全家收入狀況」與「藍綠意識型態」，全家平均收入越高的民眾，對於「官僚與司法機構」因子的信心就越高，而全家平均收入越低的民眾，則對「權威當局」以及「國會與政黨機構」因子的信心越高；在藍綠意識型態方面，傾向泛綠的民眾對於「權威當局」因子的信心越高，而傾向泛藍的民眾則對於「國會與政黨機構」以及「官僚與司法機構」因子的信心較高。 此外，進一步將政治支持分別依照廣泛性支持與特殊性支持的高低程度，可區分為四個政治支持類型，即「穩定型」（廣泛高、特殊高）、「支持型」（廣泛高、特殊低）、「順從型」（廣泛低、特殊高）與「疏離型」（廣泛低、特殊高）等四類。本研究一方面進行四個政治支持類型與台灣社會主要之社會人口特徵（性別、世代、教育程度、職業、省籍、政黨認同）的關聯性分析，同時透過多元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檢驗四個類型與社會人口變項及政治疏離感的關係。結果發現，政治疏離感對於模型的影響力最明顯，民眾的疏離感程度越高，越傾向屬於「疏離型」；而影響廣泛性支持的因素還有民眾的教育程度，隨著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落於高廣泛性支持的「支持型」的機會較高，此外，當民眾的廣泛性支持不高時，教育程度的提高會使他們對執政當局感到失望，而轉往「疏離型」當中。而特殊性支持主要受到政黨認同的影響，對民進黨認同的因素影響特殊性支持較高的類型（即「穩定型」與「順從型」），至於民進黨世代的因素顯示，在民進黨成立時取得公民權的民眾有較高的比例屬於廣泛性支持高且特殊性支持也高的「穩定型」而非兩種支持屬性都偏低的「疏離型」。 最後透過政治支持類型與投票經驗的比較發現，在廣泛性支持不高的情形下，特殊性支持也低的「疏離型」民眾，在總統選舉中投廢票與不投票的比例也較高，顯示當體系成員無法對政治體系提供任一種支持時，成員的行為傾向於不去投票，換言之，對台灣這樣的新興民主國家，由於在過去威權體制統治的結構下，即使進入民主政治的時代，體系成員的特殊性支持往往較廣泛性支持容易獲得滿足，因此為順利的邁向民主鞏固，應該提高體系成員的廣泛性支持，而非一味提高特殊性支持以避免社會動員過度熱情，尤其在民主價值與民主政治的層面上，更需要體系成員培養共同守護的信念，從而使民主運作更加根深蒂固。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女性獨立選民的社會背景特徵，以及她們和國民黨、民進黨之間的連結關係，透過TEDS 2004年總統面訪調查的資料，及焦體團體訪談的資料，來分析她們對兩大政黨的印象。 在調查資料方面，分別透過女性獨立選民和男性獨立選民、女性非獨立選民的比較，發現女性獨立選民在個人社會背景、情境、政治涉入等因素，與後兩者有顯著的差異。其中，在年齡方面和過往的研究有稍許的出入，不同於生命週期理論所預期的，隨著年齡的增長政黨認同愈趨強烈，年齡愈長的女性反而易成為獨立選民，這或許跟她們長久以來經歷一連串的政治動亂，導致她們愈遠離政治有關；另在教育方面，過往的研究也都指出獨立選民的教育程度是較低的，而本文發現女性獨立選民雖然教育程度偏低，但高教育程度的比例卻有增加的趨勢，這顯然與教育的普及化，提升了整體選民教育水準不無關係。 整體而言，女性獨立選民的特徵為年齡在60歲以上及40~49歲者、中低教育程度者、居住在北部地區、職業為家管、低收入家庭者、已婚、低政治涉入者。 在焦點團體方面，女性獨立選民受到不同的教育、情境、政治涉入等變數的影響，其對國、民兩黨產生不同的政黨形象認知差異。女性獨立選民對兩黨形象的正面評價多於負面評價，這或許可從女性強調人際關係的連結、與歸屬感的角度解釋，所以在態度上對政黨的評價，會來得比較正面。整體而言，女性獨立選對政黨整體性的形象內涵建立在對社會大環境變動的關懷上，更確切地說是建立在兩黨相互比較的基礎上而來。 相較於以往有關選民對政黨形象的研究指出，大部份的選民對國、民兩黨在政治性立場上(如統獨議題、兩岸關係等)的差異有清楚的印象，但從焦點團體訪談中，發現女性獨立選民甚少從政治性的角度來描繪兩黨的形象，這似乎某種程度上可說明女性獨立選民是較遠離政治的，不習慣或不喜歡以意識形態或抽象觀念的途徑來理解政黨，而是連結到與生命經驗關懷相關的層面，關注的是一般社會性面向的議題(如民生經濟、教育問題等)，而這些往往較能誘發她們對政治討論的興趣。 最後，本文認為調查研究和焦點團體研究的方法是相輔相成的，透過調查資料的分析，瞭解女性獨立選民的特質及對政黨的一般印象，而焦點團體研究在這基礎之上，將訪談的結果用以補充、或解釋一些量化資料所無法得知道的政黨形象內涵。

本研究意圖了解台灣選民媒介使用與政治知識間長期的關聯與其變遷，以及嘗試將政治知識區分為政治結構知識與非政治結構知識兩類個別檢視，以期能深入瞭解媒介使用與政治知識類別的關係。本研究採用二手資料分析，將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在1995年與1998年所作之立委選舉面訪案，及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TEDS）在2001年與2004年所作之立委選舉大型面訪案，總共四次的資料加以整合，以時間的縱貫角度切入，觀察民眾長期政治知識與媒介使用情況的趨勢變化，針對影響政治知識的各項因素作檢驗，並提出可能的解釋。 　　關於變化趨勢的部分，研究發現在1995-2004年期間，總體政治知識及非政治結構知識程度有逐年減少的趨勢，但在政治結構知識程度上則變動不大，沒有逐年提升的趨勢；報紙注意程度上沒有顯著變化，而電視注意程度則有逐漸減少的情形。 　　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時序如何變遷、政治知識如何分類，性別、教育程度及報紙注意程度，對政治知識均具顯著且穩定的影響力。男性、教育程度愈高者及報紙注意程度愈高者，其政治知識程度愈高。 　　年齡對於各類政治知識程度也是一個相當顯著的解釋變項，唯獨在政治結構知識上，老年人口的解釋力則不顯著。本研究也發現政黨認同能夠顯著解釋總體政治知識與非政治結構知識；但在政治結構知識上的影響與解釋力較弱。在總體政治知識與非政治結構知識的影響上，電視注意程度均呈現正向顯著的關聯，電視注意程度愈高，其政治知識程度愈高；但在政治結構知識上，電視注意程度的解釋力則不如預期。值得注意的是，電視媒介注意程度在2004年的資料中，對於各類政治知識均呈現無顯著差異，且影響方向改變。 　　綜觀研究結果發現，不同類型之政治知識，在本質上、變遷趨勢上、獨立變項的解釋力上的確有所差異。最能解釋總體政治知識的變項為媒介注意程度；最能解釋政治結構知識的變項為教育程度；對非政治結構知識最能解釋的變項為媒介注意程度。然而，報紙注意程度比起電視注意程度來說，對於政治知識程度的解釋力要來得正向且穩定。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of news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their changes over time among voters in Taiwan. Political knowledge, by definition, is categorized into structural and non-structural ones. Data were from four national surveys in 1995 and 1998’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lection Study Center’s surveys, and the 2001 and 2004’s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during legislative elections, respectively. Data analysis shows that since 1995 till 2004,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non-structural political knowledge are both slightly decreasing, but the variation of structural political knowledge is relatively stable. Attention to newspaper news is steady but attention to television news is decreasing. Gender, level of education, and attention to newspaper news all positively predict structural and non-structural political knowledge in the four data sets. Male, highly educated people, and those with higher attention to newspaper news have more political knowledge. Party identification significantly predicts non-structural political knowledge but not structural political knowledge. Attention to television news positively predicts non-structural political knowledge. What is noteworthy is that in 2004, attention to news media first time show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political knowledge. Take a closer look at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ous predictor variable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Our results show that attention to news media strongly predicts political knowledge; level of education highly predicts structural political knowledge; attention to news media effectively predicts non-structural political knowledge. However, attention to newspaper is a better predictor variable in predicting political knowledge.

在經歷了長時間俄國的官僚體制演進歷程，俄國由原先俄帝國「官階表」(Table of Ranks)，到蘇聯時期產生了所謂的「職官名錄制」的體制，這龐大的官僚傳統，經過逐漸演化，衍生出了貪污、效率緩慢、特權制、為特定國家組織服務的「恩庇侍從」的脈絡。一九九一年解體後，葉爾欽繼承了蘇聯這龐大的官僚，而且其規模還逐年增加，但效率卻沒有明顯的上升，反而在國家公務人員體系內部產生了嚴重的性別、教育、以及工作年資上退化的情形；葉爾欽看到了，設立了「國家公務人員部」(Roskadry) 、「俄羅斯國家公務人員學院」(Russian Academy of State Service, RAGS)等一連串的機關，並通過「俄羅斯聯邦公務人員原則法」(Fundamentals of State Service)等，想要解決這種情形；但這段時間的地方、中央衝突，解體初期俄羅斯未完善的法律、官僚貪腐集團的阻礙，加上葉爾欽健康上、政權上的不穩定，使得他的改革沒有多大的成效。 兩千年總統大選後，俄羅斯的公務人員改革再度透過四份文件展開：「俄羅斯聯邦國家公務人員制度改革構想」(The Conception of the State Service System Reform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俄羅斯聯邦國家公務人員體制」(About the System of State Servic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俄羅斯聯邦公務人員體制」(About the Civil Servic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俄羅斯聯邦國家公務人員改革計畫」(State Service Reform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二零零三~二零零五年的改革計畫。 以上四份文件，加上普欽上任後，逐漸中央集權，收回其權力，並打擊寡頭，使得俄羅斯的公務人員的人才教育、與培訓制度地逐漸上了軌道，並確立了公民公平進入公職體系、軍事和法律執行領域的職員加入公務體系的三種類劃分方法、層級劃分，加上競爭性的升遷、和職業性任用的「功績制」到此逐漸地成熟，根除腐敗公務人員的決心，可以看出俄國的確做了很大幅度的進步。然而，俄羅斯的公務人員在薪水、社會地位仍嫌低下，使得俄國的公職體系沒有開放改革後的私有部門、私人企業等的吸引力，而其公務人員在職業資格上，仍是需要改進的地方，作者認為俄羅斯的官僚政治改革，並不會在短時間之內成功，除非改革能由俄羅斯大眾的基本社會意識型態轉變下手，由基礎的意識形態、社會觀感下手，加上改善上述官僚利益的阻礙、公務人員的薪水、職業任用程度等問題，俄羅斯的公務人員才能享受更高的社會地位，更符合韋伯的官僚效率，使得俄羅斯國家機器運轉地更順，更有效率。

自從1979年中國大陸開放改革以來，中國大陸吸引外商投資實際金額便不斷成長，從1997年到2006年，中國大陸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實際累計金額高達882.038億美元，儼然成為開發中國家吸引外資最大國。 事實上，許多文獻探討影響中國大陸外資的因素，不外乎經濟及政治方面的影響，但鮮少提及政治方面的影響，因此本文特別將中國大陸各省政治權力影響外資的情況提出討論，作為往後探討中國大陸外資的補充文章。 /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opening policies in 1979, China has increasingly utilized overseas funds actively to accelerate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promotio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Open Door” policy in 1979 to 2006, China has received $882.038 billion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deed, China i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of FDI. As a matter of fact, numero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asons will attract FDI. This paper uses political power as a new variable that no one has considered it as a political factor of determining FDI before. Panel data analysis is adopted because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determinants of FDI distribution across provinces and over time. Therefore, this paper adopts panel data analysis. According to regression model, political power actually affects FDI positively but the effect of influence is decreasing in course of time. However, this paper speci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power on FDI that no one has discussed before so this paper can be regarded as a complementary paper in studying FDI.

本論文的研究主體，為台東平原的阿美族，即馬蘭社阿美族。 和以往的阿美族研究不同的是，本文的焦點，集中在歷史研究，尤其由政治經濟學的取向，探討社會文化的貫時性變遷。由此，本文試圖從歷史進程，理解馬蘭社阿美族特別的文化脈絡與社會型態。 歷經各種不同的統治政權，本文歸納出馬蘭社阿美族特殊且一貫的重農傾向，並與相鄰的「武族」卑南族有政治經濟的合作共生關係，而越接近當代，我們會看到馬蘭社阿美族受到統治政權越廣泛深入的影響，無論在經濟處境、社會結構、政治角色與文化表現上，都感受到越來越明顯的壓力。 基於以上的概念，本文論述的取向，不僅是貫時性的，也是文化的比較研究。在不同時期，找出政治環境引入的不同人群，以及經濟環境上的重要變遷，以突顯台東平原，尤其是馬蘭社原住民的文化表現，尚武的卑南與重農的阿美兩種文化傳統，進入當代國民國家的體制內，其社會文化，從諸多面向來看──包括生產方式，社會地位，政治參予，經濟權利，與精神生活，都可以發現許多值得探討其脈絡的特殊表現。 本文第一章首先揭露，有足夠證據顯示，馬蘭社具備長久歷史。其次，本文提出卑南族與阿美族在臺東平原的共生關係，這個歷史淵源，作為本文的重要主軸，在接下來的篇章，會持續提示每個時期，兩族各自表現出不同的文化調適。最後強調馬蘭社阿美族的文化特色，即在於特重農業生產的傳統。 第二章討論日本統治初期，台東平原原住民，因其社會文化更適宜統治，以致於很快就被統治者識別，採取與島內其他原住民不同的統治方式，從稅收、產權與勞役等政策上，都可以發現較短的適應期與更早的公民化，然而也在生產勞力上出現更深廣的剝削。由此接續第三章以糖業生產為中心的探討。 第三章以日本推行糖業生產，導致台東平原民族關係的改變為探討主軸。在生產勞力重整的過程中，特意引進定居人口（內地人與本島人），同時加重原住民勞力負擔，抑制原住民地權，乃至經濟建設（卑南大圳）引起的農業環境改變，凡此皆是台東平原原住民經濟生活轉變的重要關鍵。 第四章由經濟轉向政治，分析日本帝國引進的公民政治，試圖在臺東平原建立一個本島人支配內地人與原住民的階級結構，其中原住民在文化上與經濟上最居劣勢，從而影響其政治生活，幾乎難以感受原住民精英的活力，自難期待從政治參予上整體增進原住民的社會地位。 第五章進入戰後，選擇了又一個興起二十年的農產經濟──罐頭鳳梨的生產外銷。不僅要成為國家公民，國民黨政府更要求同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原住民勞力投入鳳梨工廠的同時，文化也面臨毀滅，年輕一代向都市移動，原有的農耕傳統、家庭組織、宗教信仰都面臨嚴峻考驗。1970年代鳳梨加工產業走向黃昏的同時，馬蘭社阿美族文化似乎也走到一個臨界點。 最後，作為民族史的政治經濟比較研究，本文強調，社會文化的完整運作，才是經濟發展的穩固基礎，政治經濟的競逐，無論如何必須避免歷史文化上的短視，甚至忽視。 / The subject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he Taitung Amis, who are Falangaw Amis.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because it is concentrated on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Much is due to political economics. Falangaw Amis saw various government regimes. The cultural tendencies of Falangaw Amis are consistently related to agriculture. They cooperated with Puyuma who have high regard for the military Wu Zu武族 and lived next to them, in politics and economy. More recently, Falangaw Amis are more deeply influenced by various government regimes. No matter what their economics, society, political roles, and cultural performances were, this tribe received more and more pressure about those. This dissertation not only reveals long historical changes, but also studies cultural comparis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changes of economic surroundings as well as the crowds led into Taitung by various government regimes, can revive the cultural performance of Falangaw Amis. The Puyumas have high regard for the military; the Amis stress agriculture. This can be a wide area of inquiry. These all affect the production, social status, political concerns, economic rights, and cultural life of Amis. The first chapter in this dissertation reveals that we have enough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e Falangaws had a long history. It also suggests that the Puyuma tribe and Ami tribe had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in the Taitung plain. This history is the main topic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following chapters will mention the different changes in the two tribes in each period. Finally, it emphasize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Falangaw Amis, especially the tradition of agriculture. The second chapter shows tha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the aborigines who lived in the Taitung plain were more easily ruled by Japanese. Therefore, Japan adopted different ways to govern them, from others. With tax revenue, decrease of property rights, and forced labor, all evidence shows that aborigines had little time to adapt to the new government and be citizen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exploited the aborigines considerably in production work. The following chapter will discuss the sugar production industry. The third chapter mainly treats the fact that the Japanese promoted the sugar production industry. This caused changes in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Taitung plain. Under the process of organizing production labor, the government brought in some special popula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ed the aborigines' labor burden and suppressed their property rights. Furthermor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itches) made the agricultural surroundings change. These are all keys that made the aborigines' economic life change considerably. The fourth chapter shows that the Japanese brought in citizen politics and attempted to establish a class system. In this system some dominated others, including the aborigines. In cultural and economic status, the aborigines were inferior. Therefore it was difficult to get enthusiasm or support from aborigine leaders. No wonder that it's difficult to improve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aborigines by political means. . The fifth chapter mainly treats in the postwar period the export trade of pineapple can production, another hot agriculture industry. KMT government made the aborigines be citizen and adaption. The aborigines worked for those pineapple factories. The young men moved to big cities for work and life. Their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family organization and religion faced a baptism of fire. In 1970, when the pineapple can production was downward, Falangaw Amis seemed to be at the juncture. Finally, as a ethnic history in politic economy compared research , the dissertation stress that the social culture should works well,then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would have a steady foundation. Even the politics and economy can be successful. It is very important not to be shortsighted in criticizing history and culture.

基於福利國家源自於西方社會，及在該社會中歷經長期發展的經驗，臺灣過去在規劃國家社福總體政策時，往往欲借助於西方的「它山之石」。然而，西方福利國家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在1970-80年代危機時期過後，福利國家開始面臨改革，但直至今天卻仍在嘗試與摸索中；再者，西方福利國家的發展經驗，並非只有一種。換句話說，西方福利國家的經驗，存在著多樣性、不確定性甚至是爭議性。更重要的是，在諸多中西方社會條件的差異下，對我們而言，西方經驗還存在著不易親近的問題。這使得在借助西方經驗時，容易引發各種問題。有鑑於此，本文認為，我們有必要發展自己的福利政治哲學，以作為規劃國家社福總體政策的指導方針。 藉由與西方福利意識形態的對話，本文將「福利國家」帶入了經國治術的問題設定中，改變了原先的意涵，使其從原先的「分配政治」轉化為「生命政治」；並同時賦予新的目標，使其從原先用以體現權利、平等正義等諸抽象理念，轉變為「增進一國人民的幸福、生命力量與活力」，也就是作為促進「國富民強」的策略。 在新目標的設定下，本文重新檢討西方福利意識形態與經國治術的限制；進而引入儒家政治哲學。藉由闡釋儒家德治觀念及其經世致用的思想內涵，本文勾勒出儒家福利政治哲學，並同時建構出一套福利政治架構。最後，本文則進一步說明，雖然該福利政治架構源出於傳統，但在稍經調整後，同樣可以適用於現代社會，以作為規劃社福總體政策的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