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共一冊，約九萬字，分六章。 第一章 緒論，先界定有關組織設計之名詞，並敘述組織設計研究之歷史發展，然後 說明組織設計之權變理論的重要性。 第二章 權變理論之一般分析，包括權變理論產生之背景，主要的概念，及其應用。 第三章 環境變項與組織設計間之關係，將環境分為一般環境與特定環境來討論。 第四章 技術變項與組織設計間之關係，將技術分為運作技術、材料技術與知識技術 來討論。 第五章 人員特質與組織設計間之關係，從人員動機與人格傾向兩方面來討論。 第六章 結論，說明組織設計研究之權變理論，在理論上、實務上之貢獻並檢討及結 論之得失。

本論文共分六章，約八萬字。 第一章 緒論，企業主為便宜之計，片面設定企業管理規章，往往有不利於勞動者之 內容，但由於其強大的經濟優勢，勞動者亦只有接受，國家居於公道人之立場，自應 制定勞工保護法規，以維護勞工之利益。 第二章 政府與企業－理念的變遷 主張自由企業和私有財產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認為政府越少管事越好，自有一隻「 看不見的手」使個人利益與社會全體利益趨於和諧。然而獨佔勢力的形成，卻對自由 經體制構成了委威脅，理念上乃產生了重大變革，有馬克斯之共產主莪、法西斯的國 家主義、及福利國家等觀念，共同處，都在於不斷增加國家的權內能。 第三章 企業管理規章的意義 由兩層面來分析，先是探討就業規章的法律上意義，從其定義、作成、機能、效力、 性質等各有關方面加以討論，再分勞方、資方、政府三方面探討就業規則的實質上的 意義最後，就就業規則與其他勞動關係加以申述。 第四章 政府管制的途徑與功能 政府管制的途徑，依其權能的劃分，可分立法管制、行政管制、司法管制。立法管制 有：有憲法、勞工保護法、勞動基準法、團體協約法、行政法、民法、勞動契約、僱 佣契約等等。行政管制則有：規章作成義務、官署核准的程序、效力監督等等。司法 管制則有：仲裁、勞動法院等方式。 第五章 我國現況的檢討 仍分立法、行政、司法三方面檢討之。 第六章 結論 為確立勞工體系的完整性，政府應積極從事勞動坴準法等勞工保護法規之制度，以確 保勞工權益，安定社會秩序。

嘗試探討明史、明會典所記的出處，將明實錄所記明代吏部有關事例，按年代先後排 列，與太祖時所定「諸司職掌」，武宗時所刊「正德會典」，神宗時所刊「吏部職掌 」、「萬曆會典」等書，相互參證，以說明明代吏部文選清吏司職掌之演變與發展， 以補充明史與明會典之不足，並嘗試改正明史、明會典的錯誤。 本文心得有以下數點： 一、吏部石刻職掌，據我考證，係修於洪武十三年以後，洪武十六年以前。吏部石刻 職掌與戶部、禮部、刑部石刻職掌之體例，雖然不同，很可能撰寫之奉命是在同時， 而每部各修各的，不是同時修成。洪武二十六年所修「諸司職掌」始將體例劃一。這 是「諸司職掌」較石刻職掌為進步的地方。石刻職掌，不見於明史、明實錄及明會典 。這是研究明初典章經制極重要的史料。 二、明會典係以洪武二十六年「諸司職掌」為綱，而附以歷朝事例。明史以「諸司職 掌」為翟善所修，據我考證，該書可能為吏部尚書詹徽在伏誅以前所修，至梁煥署吏 部事時始頒行。 三、南京吏部志所載洪武二十九年吏部職掌，係抄萬曆會典，非洪武二十九年所定。 四、明代吏部文選清吏司在萬歷寺分九科。在司之下分科，由「諸司職掌」「缺科」 二字看來，在洪武時即已分料。 五、在明初，吏部文選清丈司職掌選官項中，僅包括類選與抄選。類選即後來之大選 。而急選、揀選、遠方選、舉人乞恩選、歲貢就教選，均由類選分化而來。 六、大選之對象為進士、監生等初授官，及考定陞降之再任官。而急選之對象則為「 改授、改降、丁憂候補官」。大選、急選官員有缺，均由吏部註選。在萬歷二十二年 始由吏部尚書孫丕揚制定掣籤法。 七、明史以「雙月大選，單月急選」，這是誤以清制為明制。在明萬歷至崇禎年間， 急選皆在雙月舉行；通常在大選前數日舉行。在萬曆八年以前，大選日期皆由吏部在 常朝時奏請定期；是年始定為雙月二十六日，後來改為二十五日。 八、明史選舉志以明代揀選三年舉行一次，這是明成化朝所定。然在孝宗弘治十三年 至嘉靖朝，或一年舉行一次，或二次，皆因實際需要來決定，至萬曆朝始恢復成化朝 所定三年舉行一次之例。 九、萬曆會典記：嘉靖十年題准，兵部左右待郎，必推曾按歷邊陲，練達軍務，或曾 伯兵備等官，有將略才望者，疏請簡用；遇有警報，即付以提督之任，不必另推」。 十、明代的保障，係指方面守令及御史之舉保，其於一般未入仕者，不叫保舉，明初 稱為貢舉，萬歷年間始改名為訪舉。 十一、明代的廷推，係由宣德年間「吏部會在京三品以上官眾議推舉」之會舉演變而 來，有立推與坐推之分；凡推陞閣臣、吏、兵二部尚書及總督時，科道掌印官參加， 與推者皆立而不坐，是為立推。而推陞閣臣、吏、兵二部尚書以外之三晶以上九卿、 僉都、祭酒及巡撫等官，原則上科道掌印官不參加，皆坐而推舉，是為坐推。在神宗 萬曆二十六年以後，科道掌印官參加一切廷推。而崇禎年間李日宣掌吏部時，凡遇廷 推必先令選郎商之科道掌印官，科道地位愈重。 本文僅研究明伐吏部文選清吏司之職掌，以後當繼續研究明代吏部考功清吏司、驗封 清吏司、稽勳清吏司等司之職掌。

安哥拉是葡萄牙最大的海外領土，安哥拉民族主義運動是非洲歷時最久的民族主義運動。自一九六○年代開始後，非洲國家紛紛獨立，而葡萄牙竟在此狂熱的非洲民族主義大浪潮下，不為所動，仍然堅持其殖民政策，以歐洲蕞爾小國統治為其本土之十四倍的安哥拉，垂四百餘年之久木其特一也。 葡萄牙統治安哥拉的政策，一般稱之為「基督教的家長政治」實行個別同化政策，旨在建立一個「多極族國家」，其特一也。 聯合國審議安哥拉問題，歷時十數年，通過給予安哥拉民獨立的決議案不計其數，然而葡萄牙以國內管轄事件為由，不予置理，聯合國竟未採取有效行動，其特三也。 安哥拉自於一九六一年掀起大風暴。以後十餘年間，只有一些間歇性的游擊戰，並未獲得決定性的進展，其特四也。 民族主義運動的組織富有部落的色彩，內部派系複雜，各自為政各自尋求外援，互相傾軋，其特五也。 安哥拉問題已成為國際性的問題，關係大國的利益，其特六也。 本論文依此六項觀念，為經為緯，以剖析安哥拉民族主義之運動，及其今後之發展 本論文共分六章、十七節，都六萬餘言。

東西冷戰結束後，族群衝突問題躍為國際政治社會最主要的焦點。比利時和台灣的族群衝突，共同點為少數族群為優勢族群，對多數族群進行強勢支配，多數族群在經過一段時間後，為爭取自身權益群起抗爭，少數族群為維護相對優勢地位及利益，對多數族群的抗爭起而反制，於是族群衝突問題加劇。族群衝突的結果，兩敗俱傷，於是乃有走上政治整合之路以解決之。 本文以權力分享途徑、政治體系環境因素、政治社會學的分析法與比較法，比較研究比利時和台灣的族群衝突問題，包括衝突的背景、衝突的事實，以及解決之道。研究結果，比利時的制度化政治整合，雖保障了族群權益，卻也造成族群隔閡的制度化與永久化。台灣未來解決族群衝突問題，有自然融合與政治制度化保障兩條途徑，兩者各有其利弊得失，惟從過去十餘年的發展歷程來看，未來採族群自然融合發展的可能性較高。

文官制度所涉及的政策層面相當廣泛，其中雇用政策的設計，連帶影響後續俸給、考績、訓練、退休等政策的規劃，再加上雇用政策涉及職位的分配、組織人力結構的設計與調整等，可說居於文官制度的關鍵地位，因此雇用政策的變革，反應出組織需求的改變，也是政策價值競逐的主要領域，對於雇用政策的價值進行深入分析，有助於了解文官制度中的利益衝突，並藉此尋找可能調和的方法。本文基於這樣的思考，嘗試透過政策價值的觀點，對於美國及英國雇用政策之變革進行分析，希望提供我國未來雇用政策變革之參考，本論文主要探討的問題有三個： 問題一：文官制度雇用政策有那些價值？意涵為何？這些價值在人事管理及雇用政策上的具體應用情形如何？有那些指標適合說明雇用政策的價值變遷呢？ 問題二：透過雇用政策變革的指標，探討美英二國在文官制度雇用政策的歷史演進，並說明近年政府再造風潮下，美英二國現階段雇用政策的價值偏好。 問題三：雇用政策的各種價值之間，存在何種衝突與矛盾？應透過何種方式理解，衝突的價值之間是否有調和的可能？又應如何解決？ 本論文共計六章，除第一章緒論及第六章結論外，上述三個研究問題，分別在第二章至第五章鋪陳。第二章首先歸納文官制度雇用政策的四大價值理論，分別是效率、政治回應、社會公平及個人權利，然後進一步闡釋這四項價值在公共行政、人事管理及雇用政策上的意涵與應用情形，最後將這些價值在雇用政策上的應用情形加以歸納成四項指標，分別是服務型態與任用型態、文官數量的變化、弱勢族群的雇用政策、雇用的方法與模式。第三章及第四章便是利用這四項指標，來探討美英二國雇用政策的演進及1980年代政府再造風潮下，二個國家雇用政策的價值偏好。本論文研究後發現，這二個國家在新公共管理的理念趨使下，目前雇用政策最重視的價值為效率，其次為政治回應與社會公平，至於個人權利價值則受到弱化。 第五章則是透過辯證的方法，來說明政策價值間的衝突關係，並尋求可能的調和方法，由於文官體制內的充斥著許多價值間的緊張關係，如果將任何一項價值推至極端，相對壓縮其他價值的空間時，便可能發生人力資源管理的扭曲，亦即本論文所謂的病態現象，必須透過其他價值加以抗衡，即本論文所稱抗衡性價值。舉例而言，效率至上的雇用政策，可能產生的病態有目標錯置、菁英主義、濫用管理權，這些病態應分別輔之以政治回應價值、社會公平價值及個人權利價值來化解。事實上，每一種價值在特定環境系絡上，也許是對的，但就另一種價值觀點而言，卻可能是不平衡、不負責任的，我們不能期待某種價值立場能夠提供永久的答案，而應視系絡的需求給予不同的思考。 第六章結論，在研究發現上，有關政策價值層面提出三點發現，分別是政策價值的演進與循環、政策價值的衝突、政策價值的平衡思考。在美英二國的研究中，從服務型態與任用型態而言，美英兩國均透過職位的重新設計或建置新的職位制度，以滿足執政者的需求，例如美國的SES及英國的SCS。其次，二國均強調彈性用人趨勢，尤其英國多數文官已改採契約用人制，但此一趨勢只是推動績效管理的手段，並非以打破文官的永業特性為目的。在文官數量上，二國均試圖精簡員額，以減少人力成本，雖然中央政府文官數量已明顯下降，但就全國雇用數而言，未必達成真正的成效，反而有成為政治操作的情形，近年文官數量的變化，已有回升的現象。在弱勢族裔的雇用政策，主要為優惠女性、身心障礙者與少數族裔，由於它在政治上的熱度下降，近年有轉向多元化管理的趨勢，但目前仍為二國所重視。在雇用方法與模式上，二國均強調分權化、彈性化的運作模式。最後，根據美英二國的經驗，對於我國未來文官制度雇用政策提出若干建議。

「公共領域」是個有待詮釋的概念，任何關於公共領域的理論必然預設了某些存在於公╱私之間的區別，但是並沒有一個簡單的邏輯可以用來處理「公」與「私」這一組相對的概念。本文的主旨在於探討哈伯瑪斯理論架構下，公共領域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之道。 根據哈伯瑪斯的分析「公共性原則」在由自由主義民主轉向福利國家的過程中，受到包括市場經濟、媒體、文化消費、利益團體、廣告宣傳等因素的影響而造成的破壞，造成公共領域功能衰退、公共性式微的各種問題。為了重建公共性，使公共領域能恢復不受扭曲的溝通功能，哈伯瑪斯轉向對溝通行動理論的建構工作。在第三章中，本文以漢娜•鄂蘭對公共空間的闡釋來和哈伯瑪斯做比較。藉由哈伯瑪斯在「權力」和「真理」的概念上對鄂蘭的肯定與批判，帶出哈伯瑪斯在溝通理論上的建構工作。 哈伯瑪斯的溝通理論應用在民主政治理論上，成為所謂的審議式政治。其特色在於：（1）重視理想的程序性設計。其成功不在於一個有集體行動能力的全體公民，而取決於相應的溝通程序和程序的制度化，以及程序與非正式的公共輿論之間的共同作用。（2）雙軌的審議式政治概念，其中一方面指的制度化的民主程序，通常指的是議會的運作；另一種則是不受制度規範的非正式意見形成過程，也就是一般意義下的公共領域。其中公共領域扮演的是發現問題、確認問題的有限角色，並不能取代政治系統進行治理和決策。 雙軌的審議式政治提醒我們公共領域角色的有限性，以及公共領域和政府職能不可置換的特點。政治統治機制有其不可懈怠的責任和義務，而公共領域中的溝通互動也不必以得出「共識」為導向，因為它並不需要承擔任何決策的成敗，而主要是一種鄂蘭所說的展現功能。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是如何建在歷史、勞動與共產主義社會的基礎之上，這是本文所要處理的論題。在研究了這些論提之後，於結論指出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把理論與實踐給結合起來，使其可以擺脫解釋世界的問題，而要求改變它。

新聞性談話節目近年來流行於各頻道中，尤其開放電話叩應或觀眾現場秀應的，更是受到廣大民眾歡迎。一來為喜好發表的政治人物找到了新的舞台，而閱聽大眾也發現，除了傳統的新聞報導外，談話節目不但討論時事或民眾關心的政治議題，更提供參與發聲的機會，可以與政治人物或公眾人物直接對話。因此新聞性談話性節目扮演的社會功能為何，是研究欲關注的焦點，本文從閱聽人角度出發，探討對於新聞性談話節目的收視動機、行為及滿足程度間關聯性，藉以反映出閱聽人心理上及社會上的特殊需求；同時也觀察閱聽人在2002年台北市長選舉的政治參與情形與「新聞性談話節目」收視動機、行為間的關聯性。研究以親身訪問及問卷發放調查法，並就618份有效問卷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 閱聽人因性別、年齡、學歷、婚姻、收入、職業、政黨傾向、戶籍行政區之不同，在收視新聞性談話節目的使用動機、行為上都出現顯著差異。而從市長選舉過程中發現，政治參與程度愈高的受訪者，在「政治守望型」、「替代性參與型」動機愈強；政治參與程度愈低的，則在「社交互動型」動機表現較強。另外收視行為方面：政治參與程度愈高的受訪者，其收視的涉入程度愈高。 在使用動機與滿足程度的關聯性方面，「政治守望型動機-政治守望型滿足」、「替代性參與型動機-替代性參與型滿足」、「逸樂消遣型動機-逸樂消遣型滿足」、「社交互動型動機-社交互動型滿足」、「欣賞偶像型-欣賞偶像型滿足」等相對應動機滿足上，皆達到高度相關。同時研究發現，新聞性談話節目收視涉入程度愈高的受訪者，「替代性參與型」方面的使用動機愈強；涉入程度愈低的，則是在「欣賞偶像型」方面的使用動機較強。

本研究包含兩個子研究。研究一的目的是想了解告急策略的可能內涵以及候選人使用告急策略的情形，並分析告急策略的效果。研究者以第五屆台北縣市立委候選人為探討對象，分析此次選舉中報紙廣告中告急策略之使用情形，同時探討候選人的民調支持度與形象評價與使用告急策略間的關係，以及告急策略的使用和民調支持度上昇率之間是否有關連性。 研究二進一步針對民國九十一年高雄市長與市議員選舉，以問卷調查法直接測量選民對告急策略的接受度與支持意願，並探討有哪些心理特質的選民比較會接受競選中的告急策略。回顧過去文獻，我們發現儒家思想強調的「集體權益」、「內團體偏私」和「政治道德觀」可能是影響選民對告急策略支持與否的三個因素。因此研究二除了探討「告急策略接受度」對「集體權益、內團體偏私、政治道德觀」與「選民對候選人╱政黨的支持意願」是否具有中介效果，也將一併探討選民對告急策略的接受程度。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候選人使用告急策略的頻次和其民調排名、形象評價無關，至於使用告急廣告的效果部分，研究結果顯示使用固票、催票和配票策略頻次越多的候選人，民調支持度上升的比率比較多。 在告急策略接受度的中介模式研究中，這三個選民心理特質產生了不同的結果。其中選民的「集體權益」特質，不但會透過催票、固票、挖票、配票策略接受度進行影響，還會直接影響選民對候選人╱政黨的支持意願。而「內團體偏私」對候選人╱政黨支持意願的增強，除了分別透過選民對催票、固票、配票策略接受度的中介外，也有直接的影響效果。至於「政治道德」部分，不但會透過催票、固票策略接受度的中介，也會有直接的影響效果。雖然結果不盡相同，但都表示「集體權益」、「內團體偏私」和「政治道德」的確有間接透過告急策略接受度，進而增加支持意願，但也有直接影響的力量。 不過選民的三種心理特質對告急策略接受程度的影響是不同的，對選民因告急策略而增加支持意願的影響程度也是有差異存在，其中「集體權益」的影響最大，其次是「內團體偏私」，至於「政治道德」的影響則是比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