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Immanuel Kant）對「構想力」（Imagination / Einbildungskraft）的看法，隨其思想發展而轉變。然而這出於康德對構想力觀點的修正，抑或主張同一種能力的不同表現？學者們各有見解。在我們看來，構想力的論爭與各家觀點，都可在文本中獲得佐證，難以輕言對錯。這除了是出於研究者對問題意識的趨向，可採取時間性的縱軸，研究構想力的發展歷程；抑或採取空間性的橫軸，探究構想力在特定領域（理論認識或審美活動）的效能；亦可針對問題本身，去論析構想力某種特定功能的轉變。在此同時，也顯示康德對構想力的看法不如其他認識能力（知性、判斷力、理性）的功能來得清晰明確；可是我們也可以大膽地假設，這是因為構想力本身就不是能夠被定義與完全闡明的能力。構想力的某些運作方式，究竟它如何產生的過程，至今仍是個謎團，超出人類目前所知的範圍。 我們將採取問題意識的研究路徑，主張構想力可作為理解康德思路轉變與發展的指標，因為構想力不但在其知識論與美學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且使得思想的整合與貫通成為可能。在《判斷力批判》之審美判斷力的部分，構想力獲得最自由的表現，「審美判斷力的批判」則被公認為康德的美學理論，因此我們以「康德美學中的構想力」為研究主題。然而構想力的自由，又是相對於它在理論認識中受到知性原理的規定而言的，所以我們必須先釐清在《判斷力批判》之前，構想力是否曾出現過一種前概念的、不受制於知性規範的綜合之自由，才能主張構想力在康德美學中表現得比知識論中更突出、更卓越。為此，我們的研究溯及構想力出現在最為人熟知的脈絡，即《純粹理性批判》的兩版「純粹知性概念的先驗演繹」與「純粹知性概念的圖式論」，以對比構想力的自由在理論認識與審美活動之間的差異。此外，我們認為構想力有許多功能與任務，就主體能力而言，構想力兼具感性與知性能力的特質；就對象知識的構成而言，構想力的先驗圖式亦介於概念與直觀之間，使得抽象概念應用於感性雜多成為可能；就審美活動而言，構想力是與知性或理性之間相互一致或不一致的作用。無論如何，由於康德賦予構想力某種中介的任務，它的功能始終要與其他認識機能一起進行的情況下，才能施展開來。因此，我們是將構想力置於它與判斷力的關係中探討。這是因為我們審視自然世界，無論採取認知的或審美的觀點，我們都在下判斷，即動用到我們心靈中的判斷力。然而無論是規定的判斷力在理論認識中，形成認知判斷；抑或反思的判斷力在審美活動中，形成優美及崇高判斷，判斷力的運用都需要藉助構想力的功能，才能完成一個判斷。因此，構想力在理論認識與審美活動的不同表現，更合適理解為返回到主體認識諸機能及其原理之中，考察構想力與判斷力的兩種運用之成果。 因此，我們便將構想力置於判斷力之運用的框架下，提出討論。論文共分七章，第一章導論與第七章結論之外，將以「反思判斷力與自然的合目的性原理」、「構想力與先驗演繹」、「構想力與圖式論」、「構想力與鑑賞判斷」及「構想力與崇高判斷」為主題依序闡述，至於闡述的明晰性（clarity），我們考量到康德所說的，「可建立在憑藉概念的推理的（邏輯的）明晰性，亦可建立在憑藉直觀的直覺的（感性的）明晰性，即憑藉實例或其他具體說明的明晰性。」 因此，我們希望既做到前後連貫的理論推演，也盡可能地運用例證來輔助說明。以下扼要闡述各章要點。 第二章「反思判斷力與自然的合目的性原理」，是我們正式進入構想力與判斷力運用關係之探討前的預備工作。由於康德是將美學（即審美判斷力的批判）置於其哲學體系的架構中處理，優美與崇高判斷是反思判斷力及其自然的合目的性原理之應用之一，我們就必須理解康德賦予《判斷力批判》的系統任務，才知美學理論在系統哲學中的地位，進而釐清構想力在美學中的作用。換言之，我們先綜觀全貌再轉進問題的核心，以避免見樹不見林的危險。本章就《判斷力批判》的〈導論〉為本，先論康德指出人類心靈具有三種高階的認識機能：知性、判斷力、理性；介於中間的判斷力具有兩種運用方式（規定的與反思的），其中反思判斷力才是《判斷力批判》的焦點。再論康德推得反思判斷力有其自身的先驗原理——即自然的合目的性原理，卻非將自然「認知」為蘊含目的因，而是指出我們對自然的經驗探究，主體必先採取一種假設的觀點：即自然「好像是」（as if）蘊含一個經驗法則的系統，它在一超越的理智之中被統一起來，並且正好契合了我們的認識能力及目的。最後，我們將分析自然的合目的性原理在三方面的應用：（1）作為知性認識系統化的規約性原理；（2）作為主觀的審美情感之規定性原理；（3）作為道德經驗與自然經驗的統一性之超感性的底基。 其中與本文直接相關者，在於經驗的個殊者、反思判斷力以及主觀情感，它們三者形成一藝術的領域，是前兩大批判尚未被探討的地帶；此地帶隱含了兩個領域獲得連結的可能性。 第三章「構想力與先驗演繹」，我們將先釐清康德在「形上演繹」中，提及「構想力的一般綜合」之意涵；再指出康德對構想力的兩種立場：第一，構想力的綜合先於知性的概念化綜合；第二，構想力的綜合隸屬於知性的綜合之下，是知性概念對感性對象的初步應用。在A版的主觀演繹中，康德談及一個判斷或對象知識的形成，通過「三重綜合」（threefold synthesis）的作用：直觀中領會的綜合（the synthesis of apprehension in intuition）、構想力中再生的綜合（the synthesis of reproduction in imagination）及概念中認定的綜合（the synthesis of recognition in a concept）。我們將指出三重綜合的結果顯示，先驗統覺作為經驗對象之同一性的先天根據，而構想力的綜合則促使直觀的雜多與統覺的統一性獲得連結，是形成理論知識的第三種能力。然而「本源的綜合統一性」指向先驗統覺，亦指向純粹的構想力，這與構想力是否是比感性與知性（統覺的思維）更基礎的能力有關。在B版的先驗演繹中，我們則探討「理智的綜合」（intellectual synthesis）與「圖象的綜合」（figurative synthesis）之區分與關係，並推論構想力的先驗綜合（圖象的綜合）如同知性的先驗綜合（理智的綜合）一般，必然服膺於範疇的規範。最後，我們將比較兩版先驗演繹中，構想力地位的轉變，並提出康德轉變的理由以及構想力的可能發展。 第四章「構想力與圖式論」，我們先確認圖式論與先驗演繹的關係，討論學者間對兩者任務是否重疊而引起的爭論；並提出我們的看法，即先驗演繹在於論證範疇是作為統覺的統一性之必要條件，著重在範疇與先驗統覺的關係；圖式論則指出範疇如何被運用於感性直觀上，強調範疇與感性直觀的關係，前者是理論的證明，後者卻是理論的應用。然而要回答範疇的經驗應用如何可能，應當關注構想力（作為一種中介的機能）在闡釋圖式論時所扮演的角色，意即構想力「如何」使知識的兩大主幹——知性與感性——一起和諧運作的問題。因此，我們根據康德的安排，將圖式論置於「判斷力的先驗學說」下，也就是一般判斷力與構想力的關係中，探討康德賦予圖式的種種意涵。康德將「先驗圖式」（transcendental schemata）與「經驗圖象」（empirical images）做出區別，並主張先驗圖式才是「先驗的時間規定」（transcendental determinations of time），後者僅是再生的構想力的經驗產物，而先驗圖式才使經驗圖象的產生成為可能。最後，我們將探討先驗的構想力（亦為生產性的構想力）如何運用先驗圖式而使直觀與概念被綜合為知識的過程，並藉由先驗圖式的特質，指出康德在先驗演繹與圖式論中，對於構想力之各種看法的關連性。 第五章「構想力與鑑賞判斷」，我們將指出反思判斷力是在一種沒有明確概念的規定，而以「自然與我們的認知機能契合一致」之不確定的概念為指導下，形成普遍可傳達的判斷。這種反思判斷力的運用，是以審美判斷力為典範，其形成的純粹的鑑賞判斷，具有四個構成環節或契機（moments）：無利害關心的愉快（質）、無概念的普遍性（量）、無目的的合目的性（關係）、以及主觀的必然性（模態）。我們將指出四個契機的關連性，以及在此類判斷中，構想力與知性如何在一個既予的表象上自由遊戲（free play），因而產生愉快的心靈狀態。相對於此，在「美的理想」（ideal of beauty）與「美的藝術」（fine art）的討論中，構想力是與理性具有內在的關連。我們將指出美的理想與美的藝術都不是康德意義下純粹的鑑賞判斷，卻有助於理解示範之普遍有效性的意涵，因為有某些個殊者（individuals）（無論理想或經驗的）表現出康德所說的典範的（exemplary）作用，並從典範中發現「新規則」（new rules）的產生，這當中隱含了康德對反思判斷力如何在不進一步尋求規則下遵循規則，即自由活動又合規律的情況下，形成普遍有效的判斷之見解。因此在「美的理想」中，將分別探討美的理想作為鑑賞原型，而且美的理想必須具備兩個構成要素：感性的規格理念與理性理念。再以這兩者為尺度下，推得世上一切物種中，唯有人才能成為美的理想。接著在「美的藝術」中，我們將先談康德對藝術的看法，進而指出美的藝術只能作為天才的藝術。康德指出天才的四個特質：原創性、典範性、自然性、以及藝術性，然而就天才內心的各種機能的運用來說，康德認為天才是展示「審美理念的能力」（the ability to aesthetic ideas）（CPJ, §57, 5:344）。我們將指出，構想力在經驗知識的構成中，為展示一個知性概念而提供圖式；在藝術創作中，構想力則為展示一個理性理念而提供了審美理念，意即就構想力「激發」（to stimulate）理性起作用來說，構想力的審美理念提供了理性諸理念某種非認識的展示可能。最後，我們探討鑑賞判斷與道德判斷的關係上，康德主張「美作為道德的象徵」，用意在指出美可作為道德的預備，因為審美的教化有助於人從感性的束縛中掙脫，提升到超感性的道德層次，因而使自然的存有者更輕易地過渡為道德的存有者。 第六章「構想力與崇高判斷」，我們將先提出崇高概念的歷史意義，才能瞭解崇高何以單獨成為一個審美範疇。接著探討優美與崇高的異同，指出崇高判斷亦是審美的反思判斷之一，因而前章討論過優美之鑑賞判斷的四個契機，亦合適於對崇高判斷的說明。然而康德也提出兩者在對象的形式或無形式、不確定的知性或理性概念、愉快與質或量的關係、直接或間接的愉快、以及形式的合目的性之差異，並主張合目的性的表現方式最為不同。我們在文中將指出，崇高與優美在合目的性上的表現差異，主要在於主體與客體關係的改變，以及主體內在諸機能之間協調作用的方式，在崇高比在優美的鑑賞活動中更為複雜的結果，因而造成的愉快亦有直接與間接之別。為此，我們將在先就主體與客體的關係上，探討兩種崇高之特質：「數學的崇高」（the mathematically sublime）與「力學的崇高」（the dynamically sublime），並分析得出崇高只能針對內心的各種理性理念，而非在對象之中。然而，兩種崇高經驗所激起的理性理念與主觀感受，又出於主體內在諸機能之協作關係的不同而有別。於是，我們將在最後探討在數學的崇高經驗中，我們如何藉由偉大的可感事物，誘發我們體會到自己內心具有無限而絕對的總體理念，因而表現出構想力與理論理性的交互作用，由不一致轉為一致的合目的性關係。在力學的崇高經驗中，我們則從有力量的可感事物，促使我們體察到自己內心具有高於自然的道德理念，因而表現出構想力與實踐理性的內在關連性。所以，康德要指出，兩種崇高判斷乃基於我們將自己內心所有的理性理念，應用到偉大或有力的事物身上，才將它們評判為崇高的。在我們看來，康德對崇高的分析，同時涉及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理念，被以構想力與理性在一個既予的對象上和諧作用的合目的性關係來體現，此時人便是作為一個完整的存有者，因為這意味著我們在鑑賞活動中，我們彷彿感受（feel）到客體與主體之間的和諧關係，因而超感性自然與自由的道德主體便可在理性自身之中，供作反思運用的合目的性的原理為根據之下，獲得統一的可能。

目前線上購物網站正面臨著削價競爭、低品質競爭的市場困境，而跨境線上購物卻展現出蓬勃的發展態勢。也由於跨境線上購物的複雜性遠高於傳統的境內線上購物，因此了解跨境消費者之價值是跨境線上購物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業者欲開發海外新市場，必須了解該地消費者行為與其決策過程後制定出好的商業策略，才能獲得消費者青睞。 因此本研究以方法目的鏈之「屬性-結果-價值」(attribute-consequence-value)階層分析,建構消費者對跨境線上購物的價值階層圖(hierarchical value map)，探討並分析其中的內涵，並帶入馬斯洛需求層級(hierarchy of needs)，將價值階層元素之重要性加以排序。藉由引取消費者在使用跨境線上購物服務的理由與所帶來的內在價值，預測與分析現在跨境線上購物之的演進與發展、國際貿易之機會等，勾勒線上購物學術界的未來重要研究方向，並供線上購物產業作實務性決策參考。 / While online shopping websites are facing the difficulties of price and low-quality competition, cross-border online shopping is on a vigorous development trend, showing that cross-border online shopping is an important trend of online shopping field.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cross-border online shopping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traditional domestic online shopping, so understanding the value of cross-border online shopping consumers is the most important success factors. Companies want to develop new markets abroad, must understand the local consumer’s behavior and thei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order to make good business strategies. This study uses means-end chain to construct Taiwanese cross-border online shopping consumers’ hierarchical value map, and also apply to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n sorting these value elements’ importance by their position in hierarchy of needs. After obtained the reason why consumers use cross-border online shopping service and what values they got in this service. Researcher can predict and analyze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online shopping,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online shopping academic studies and online shopping industry’s decision-making.

自從蘇聯在一九五七年成功的發射人類第一枚人造衛星之後，自此人類社會即走向太空時代。我國相關的航太工業雖然起步較晚，但自民國八十年代起，已由國科會所屬之太空計畫室與美國進行合作，如今也有數枚科學用途的衛星運行於地球軌道上。 在外太空運行的各種外空物體中，以衛星的數量最為龐大，而衛星工業所創造出來的商業利益，潛力亦甚為可觀。現今在通訊、氣象、地球遙測、科學各方面，大量仰賴藉助衛星所提供的服務。 國際社會對於太空時代的來臨早有因應。自一九六○年代起，透過「聯合國和平使用太空委員會」進行一連串的太空法條約制定工作，並且卓有成效。國際太空法無疑地已經成為繼國際海洋法之後，最重要的分支之一。因此，本研究對於國際太空法重要的基本法律原則提供深入的研究，並針對衛星的管轄權及實務上發射一枚衛星時所應考量的相關法律問題加以探討。最後，若是外空物體，包括衛星在內，對於太空中及地面上的人員、財產發生損害時，在程序上及實體法方面，應如何藉由國際太空法解決損害賠償的問題，作有系統的整理、探討。文中並以國際社會上實際發生過的案例，蘇聯、加拿大如何藉由一般國際法及國際太空法，解決蘇聯衛星「宇宙954號」墜落加拿大境內的損害賠償問題。 國際太空法對於新型態的國際侵權行為仍無法提供有效的解決規範，國際社會實有必要繼續制定相關的國際條約。不過這似乎有賴國際上的太空強權國家們，捐棄成見，破除狹隘的國家利益觀念，以長遠的國際社會利益為宗旨，始能克竟全功。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生活中往往有不可預測的變故發生，而使社經環境波動、人之資力與其他履約相關能力受到影響。另一方面，貿易全球化、工商業分工專業化，以及電子商務的崛起等，均使交易型態日趨複雜；在契約當事人的有限理性下，欲以契約窮盡規範工商業上所有可能事態，實屬不易。履約環境若如契約締結時當事人之預想，且兩造亦依契約規定確實履行，自是最佳；惟契約之締結與履約行為若非同時發生，在時間上存在間隔而使履約環境暴露於變動風險中，而當事人締約時未加以規範，或有規範但程度超乎預期之變故發生，將可能導致一方當事人難依原契約履行，或依原契約履行已無意義。 　　在傳統私法自治、契約嚴守的概念下，即便遭遇前揭無法預測或預測不完全之變故，仍應依契約履行，而無法律介入之餘地。但毫無彈性的強制履行契約，不論就公平角度，抑或經濟效率而言，對當事人與社會或非妥適；因此，多數國家均將處理情事變更之制度納入法律體系中，以期獲致一較理想之結果。 　　本文首就我國情事變更原則之演進暨學說見解作一整理，並以現行情事變更原則(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與我國民法中近似之概念(如不可抗力、動機錯誤)，以及同樣處理「法律行為成立後之情事變更」相關民法法條（如不動產租金因價值升降之增減請求權）互為比較。第三章比較法部分，則以德國「法律行為基礎理論」、美國「履行不能、履行艱難、目的受挫」等規定為標的，敘述其演進及要件，並就其要件及效果與我國情事變更原則比較。第四章以我國近五年最高法院判決為本，依民法二百二十七條之二諸要件，分點探討最高法院與我國學說間見解之異同，並特就「非當時所得預料」及「顯失公平」兩點，觀察最高法院就此之評價方式。第五章則以對我國學說與實務之建議，作為本文之結論。 / Accidents happen from time to time and may seriously chang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affect people’s condition, including their ability to fulfill the contractual duties. At the same time, globalization, professionalization of services and eCommerce all make trade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ever. As a result, under bounded rationality as well as finite contract clauses, using contracts to govern almost unlimited possibilities seems like asking for the impossible. The best case for the contractual parties is no unpredictable event happens after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ntracts; however, if a time gap exists between the entering into and the performing in full of a contract, there can be accidents which lead to the impossibility / impracticability for a party to fulfill the contractual duty, or the performance of a contract becomes meaningless (frustration of purpose).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autonomy of private law and strict performance of a contract, there shall be no relief for a party which encounters the foregoing situations of impossibility, impracticability and the frustration of purpose. However, from a fair point of view, asking one party to bear all the disadvantage resulting from an unforeseen event and perform all its duties disregarding the cost may not be the best answer; therefore, in order to introduce more flexibility for the jurisdiction and the contractual parties,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gradually adopt the principle of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and similar regulations) which may help to achieve an acceptable result. In this thesis, the principle of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in our civil law will firstly be discussed, including its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elements and effects set forth in Article 227-2; then, two comparisons “(1) between Article 227-2 and similar concepts (force majeure, mistake...)” and “(2) between Article 227-2 and other Articles in our civil law dealing with the events occurring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legal relations” will be conducted. In chapter three, the analysis of the regulation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is carried out. A historical German law review precedes the discussion of current BGB §313 “Störung der Geschäftsgrundlage”, and a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ese and German regulation is given. Afte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regulations regarding the doctrine of impossibility, impracticability, and frustration of purpose are discussed in the same manner. At last, a summary comparison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is served a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chapter. In Chapter four, our Supreme Court’s 162 verdicts from year 2009 to 2013 are analyzed by the elements of Article 227-2, which are: (1)after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ntract; (2)changing of circumstances happens; (3) such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is not predictable; (4)the performance of the original obligation will become obviously unfair; (5) by the party’s application, the court may increase or reduce his payment, or alter the original obligation.At the end, few suggestions for future legislation and Supreme Court’s application of Article 227-2 are given a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thesis.

開發型不動產證券化制度，定義上係以未開發完成之不動產之權利，透過特殊目的機構，在破產隔離之法律關係下，加以小口化、規格化，並發行有價證券表彰該權利且對外募集或私募有價證券之行為。在我國法規範之下，制度上則可包括「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投資於開發型不動產」以及「不動產資產信託以開發型不動產作為信託財產私募有價證券」二種型態。證券化對於不動產之開發而言，係一相當有利之融資管道，且同時亦提供了小額投資人投資大型不動產開發案共享獲利之機會。一般均認為開發型不動產係對於證券化需求最大之標的，然而，因開發性不動產本質上具有較已開發不動產更高之風險，故學說、實務及立法上之討論亦有眾多見解主張對於開發型不動產之證券化應予禁止或限制。 我國不動產證券化條例於民國92年公布施行時，對於開發型不動產納入規範係採所謂「分階段立法」之模式，而在民國98年1月6日始由立法院三讀通過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之修正案，正式將開發型不動產納入我國不動產證券化之法制，惟現行法基於道德危險之防止、風險控管與投資人保護等考量，對於開發型不動產之證券化仍設有多數禁止或限制規範。然而，本文認為風險控管與投資人保護之並非不動產證券化制度唯一或絕對之考量；並且，制度上之限制或禁止應屬投資人保護之最後手段，若尚可透過主管機關之有效監理降低投資風險並保障投資人時，仍應儘量朝「興利同時防弊」之方向運作，不應過度限制該制度之適用範圍，否則反而將使制度之立法目的無法達成。 綜上所述，本文嘗試從開發型不動產證券化之本質、特性與優缺點出發，參酌國外相關立法例，並考量我國民情與資本市場之特色後，分析提出我國開發型不動產證券化制度之走向，主張應修法開放募集之不動產投 資信託基金得投資於一般開發型不動產。另外，針對都市更新及BOT等開發案適用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之議題，本研究採取否定見解，認為應於各該法律另行立法規範此種特別法上之開發型不動產證券化，而不應以不動產證券化條例規範之。故本研究尚針對現行不動產證券化條例、都市更新條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等法律規範提出修正建議。期能提供開發型不動產證券化制度將來修法及運作上之參考。 / The “development-oriented real estate securitization” could be defined as an arrangement that subdivides and standardizes the right of real estate which is undeveloped or under development, into separate shares through a special purpose vehicle and the bankruptcy-remoteness structure, and the public offering or private placement of the real estate securities representing ownership of such shares. Under the Real Estate Securitization Act of Taiwan, R.O.C. (the “Act”), so called development-oriented real estate securitization could also be construed as either 1) fund investment of REIT into real estate(s) under development, or 2) entrusting real estate(s) under development or to be developed to a REAT. Securitization is a favorable way to finance the development project, also it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investors with limited fund to invest in and profit from the same. Generally, development projects have the strongest needs for securitization financing. However, due to the risks accompanied with development, there are opinions from researchers and legislators for the restriction of their securitization. Upon the Act’s promulgation in 2003, the Legislative Yuan also resolved the guidelines for future amendment that the real estate under development or to be developed shall be included upon the maturity of real estate securitization operation. However, due to legislators’ concerns on moral hazard, risk control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the amendment promulgated in 2009 formally adapting the development-oriented real estate securitization was still quite restricted. It is held by this thesis that risk control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are not the only or supreme purposes of the Act. Meanwhile, the restriction shall be deemed the last resort of investor protection, it is to say, if the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of competent authority is operable, we shall use them to protect investors instead of legislative restriction. Or some objectives of the Act would be therefore hinder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atur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comparative law study of development-oriented real estate securitization, and also referring to the customs and capital market structure of Taiwan, this thesis has provided some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for other researchers and legislators’ reference. Firstly, it is held that the restriction on publicly offered REIT’s investment in development project shall be removed. Also, the urban renewal and BOT project shall not be applicable under the Act as which shall be exceptional types respectively legislated in Urban Renewal Act and the Law for Promotion of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issues, thoughts and opinions raised or provided by this thesis could encourage further discussions toward the subject to ensure the soun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securitization in Taiwan.

本文所謂的臥底偵查，係指為抗制特別危險之重大犯罪或偵查困難度極高之犯罪，刑事偵查機關為達成追訴犯罪並實現國家具體刑罰權之目的，在一定期間內安置具有司法警察身分或不具司法警察身分之人員蟄伏於犯罪組織或犯罪環境中，以隱匿真實身分之方式蒐集犯罪證據及提供犯罪情報之特殊偵查方法。 臥底偵查目的既在於臥底者以隱匿真實身分之方式，暗中蒐集犯罪證據以及提供犯罪資訊，然運用此種特殊偵查手段的結果卻有可能會侵害到人民受憲法保障之隱私權、秘密通訊權、居住自由權、資訊自決權等基本權利或牴觸不自證己罪、人性尊嚴等憲法原則，故刑事偵查機關如運用臥底偵查而攫取龐大訴追利益的同時，亦逾越基本權利的保護界限，則該臥底偵查行為自宜定性為干預基本權之強制處分，此時，如臥底偵查仍未取得法律授權基礎，其取得之證據自有罹於無證據能力之虞。 鑑於法務部以及立法院均已提出不同版本之臥底偵查法草案，以期將實務上行之有年但卻備受適法性指摘之臥底偵查予以法制化，是以在方法上，本文將就臥底取證規範之現行規定與未來立法動向進行必要之比對，換言之，本文除將論述在現行法制不備的情況下，如何透過學說上法哲學、法解釋學之觀點或歷來實務判例(決)累積之見解，在臥底取證可能面臨之適法性困境及兼顧人權保障的議題上，提供一個兼具「發現真實」與「程序保障」的調和解決方式。此外，針對臥底偵查在取證規範上之立法趨勢，本文亦期能就相關草案中有待商榷或有所疏漏之處提出建言，以達到適時導正立法動向與彌補規範漏洞之研究目的。 本文架構之舖陳，首先，擬先行探討臥底偵查可能違反哪些「法律」規定之取證規範，換言之，亦即先行探討臥底偵查之「違法」取證與證據排除之程序關聯問題，而這些「法律」規定之取證規範，有刑事程序法之規定，有刑事實體法之規定，另亦有兼具刑事程序法與實體法性質之規定，本文在上開取證法律中，將先探討具有共通規範性質的取證規定，再依取證手段及取證客體之差異次第論述個別取證規定的違反與證據排除之關聯性。 其次，再上探臥底取證可能違反之「憲法」規定或憲法原則，換言之，亦即探討臥底偵查之「違憲」取證與證據排除之關聯問題，由於作為「應用憲法」之刑事訴訟法與憲法的關係極為直接而密切，故在判斷某一證據有無證據能力時，現行法律有無規定並非唯一依據，蓋如憲法基於維護更高價值的考量，則縱使國家機關取證過程合法，其所取得之證據也未必有證據能力，是以論究臥底取證可能違反哪些「憲法」規定或憲法原則以及與證據排除之關聯爰有必要。

本文主要針對因安隆公司所造成的會計醜聞事件對美國資本市場及投資大眾之影響，因此為解決公司治理及重建投資人之信心，美國國會迅速通過「沙賓法案」。由於沙賓法案對在美國的公開發行公司有重大的影響，尤其是第404條管理階層對內部控制之評估影響最大，故以沙賓法案第404條來探討其對金融業的影響及執行細節。 本論文分為五個章節 第一章，緒論為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架構、研究方法 第二章，沙賓法案之產生背景、目的、內容及美國會計監督委員會之成立。 第三章，主要說明沙賓法案第404條相關內部控制之要求，及金融業如何藉由COSO的內部控制架構來證明其財務報表內部控制制度(ICOFR)之有效性及自我評估之要求。 第四章，沙賓法案對金融業所造成之影響及應採取之步驟。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債權的實現，原則上須求諸於債務人履約之意願（清償意願），以及債務人償債能力（清償能力），故如何確保債權之順利實現，此向來即是民事法律研究領域中最饒富趣味的課題。而在工程契約的法律關係中，由於履約之標的動輒數以千萬計，履約之過程又經常經年累月，是於工程契約中，業主之擔保需求相較於一般社會交易上之債權人，誠有過之而無不及，故於一般工程實務上，業主要求承包商所提出之擔保，無論在類型的選擇上，或是在擔保的效用上，較之於傳統民法上所預設之若干擔保制度，則更具其特殊性。而本論文即擬以國內工程契約實務中業主之擔保作為主要研究之對象，除了嘗試就國內幾個常見的擔保制度進行法律性質之探究，更將針對各別擔保制度於實務上經常遇到之爭議問題進行討論。 本論文除了第一章緒論之外，第二章是針對工程契約中業主所使用之擔保，進行一般性、通論性之概念說明，內容除了有關擔保概念與其他類似制度間之差異，更逐一就擔保之約定、擔保之態樣、擔保之選擇及替換之自由、擔保之目的及擔保之返還為討論。至於，第三章以下，本文則擬針對國內工程實務上最常被運用之擔保制度，包括保證金之交付、工程款之保留、保證書之出具等，進行個別之討論。其中，就前兩種擔保制度，本文除了將逐一釐清其法律性質，更將針對此二擔保制度於國內法院裁判實務上所衍生之爭議問題進行討論。至於，工程保證書之部分，除了法律性質之辨明，就保證書中最具特殊性之「立即照付約款」（Zahlung auf erstes Anfordern），本文亦擬作詳細之介紹。此外，其他像是保證書所涉之法律關係、保證書所隱存之制度濫用危險，以及支付返還等相關爭議，本文亦將一併說明之。最後，在第六章結論之部分，本文也提出若干今後可資研究之議題以作為將來研究之展望。

本論文出自於對於康德道德哲學中同時兼具先驗性與實踐性之二重關係的研究興趣，因而於此藉由釐清康德哲學中的崇高情感與道德法則之間的關連是如何被談論的，嘗試以此整理出一些在理解上的關鍵線索。在這條主軸的引導之下，此處採取對其所涉及的相關文獻研讀與理解作為基本的脈絡開展。本論文並依從前批判期與批判期的區分將概略畫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一開始即企圖從對康德批判期美學談論的背景進行文獻上的考察，從中導引出對於康德美學與其形上學內在本有的關連，以及對絕對者/超感知者對康德方法論上的影響。接著審視《觀察》作為此時期思想實驗的產物，又是如何在康德自身的評判(即其《評著》)居於一個重要轉向的地位，在其中康德將美感與崇高感與德行關連起來的道德情感論述方，何以導向對主體意識能力的考察，而自由─自我意識與道德法則之間的關連也在這當中被觸及。 第二部份︰主要關注於康德於《基礎》與《第二批判》中「對法則的敬重」的兩重性所關涉到的一種特殊主體意識活動─即「道德意識」─的談論，其具體意涵又何以關連到康德道德性之理性奠基的先驗要求︰「終究只有一個理性」。最後以康德在《第三批判》中對反思判斷力的重新修正、予以審美經驗先驗奠基之架構，重新檢視康德如何以審美判斷─特別是「崇高判斷」─的不確定性概念關連到主體意識能力的提升；並藉由數學崇高與構想力、力學崇高與理性使命之間關係的建立與理解，繼而以此去討論，主體之特有的崇高判斷與道德法則之間本有的奠基性關連，並且何以生命情感作為一種道德意識的洞察能力，可以進行一個既是普遍有效、且與自然達到真正和諧關係的「擴延」；而從這當中誕生出來的道德情感，便根源於意志自由而作為道德行為的發生的關鍵推動力、但其自身卻仍不能作為行為之根據。

科学研究費補助金 研究種目:基盤研究(B) 課題番号:17360268 研究代表者:大森 博司 研究期間:2005-2007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