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性社群平台將定位聚焦在特定主題，匯聚對特定主題有興趣的人。由於 使用者在不分眾社群平台與分眾社群平台之間，表現出多棲的行為。在Facebook崛起後的台灣社群平台市場，分眾是進入社群平台市場的機會點。然而，對平台企業而言，成功經營的關鍵挑戰是能夠以平台創造的價值建立收益流。因此本研究探討以下問題： 一、 垂直性社群平台如何獲取價值？ 二、 影響垂直性社群平台營收模式發展方向的關鍵因素為何？ 三、 驅動垂直性社群平台營收持續成長的關鍵策略為何？ 為回答上述三大問題，本研究採取多個案研究法，針對三家個案平台依序分 析其營收模式的建立、主要營收驅動力的作用過程、營收成長策略。從分析結果，本研究得到以下的結論： 一、 垂直性社群平台獲取價值的方式主要有兩種型態：其一是藉由掌握對大量 高同質性「社群成員邊」及「外部的資訊搜尋者邊」購買決策的影響力，吸引以此群人為目標客群的廠商，並與廠商在新市場進入策略或行銷或銷售等面向合作。其二是藉由對目標客群偏好需求的瞭解，推出實體商品。 二、 社群成員的特質是影響垂直性社群平台營收模式發展方向的關鍵因素。 三、 社群成員成長策略是驅動垂直性社群平台營收持續成長的關鍵。 / The position of a vertical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 focuses on a specific topic, and members of the vertical social networking are interested in this specific topic. Due to multi-homing behavior of users between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s which focus on specific topics and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s which do not focus on specific topics, after the growing of Facebook in Taiwan, focusing a specific group gives platform-based companies opportunities to enter the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 market. However, what the biggest challenges in running a successful platform is to establish revenue streams by the value that the platform creates. The present study trie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three questions: 1. How does a vertical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 capture value？ 2. What are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revenue model for a vertical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 3. What are the key strategies a vertical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 use to drive revenue growth？ By analyzing the platform value capture mechanisms,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1. Vertical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s capture value by two way mainly: first, on the basis of influence on consumer decision-making, vertical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s attract firms to cooperate on market entry strategies or marketing. Second, vertical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s could launch physical products based on understanding needs and preferences of users. 2.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mmunity members is the key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revenue model for a vertical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 3. The community member growth strategy is the key to drive community platform revenue growth.

地價稅、房屋稅是我國財產稅制中最主要的兩個稅目。除了充實稅收之外，它們亦有 政策上之使命，也希望從事更為公平之財富分配。雖然此二稅皆為直接稅，但是仍有 轉嫁的情形發生，使得其公平合理之程度令人懷疑。本文之目的，旨在分析地價稅、 房屋稅在家戶間分配之情形，看看其究為累進或是累退？ 稅負在家戶間分配之分析，其結果主要決定於所採用歸宿之假設。而自許久以來，財 產稅歸宿之分析，仍有頗大之爭議。傳統的觀點認為財產稅係累退稅，是一種類似貨 物稅性質之租稅；而新的觀點，則認為財產稅具有利潤稅之性質，課徵後會有後轉之 情形發生，由資本所有主負擔，所以它是一種累進稅。因此本文針對不同之觀點，分 別加以分析。 在實證的分析上，本文除採用不同之歸宿觀點加以分析外，並採用兩種不同之分析方 式；其一為R.A.Musgrave所採用之「比例承擔法」, 以全國為對象，分析民國68年至 77年之資料, 以找出各年及長期之趨勢. 第二種則為新觀點之歸宿分析方法, 由於資 料上之限制, 只以台北市為對象, 分析民國76年之資料. 由於第二種方式分析較為細 密, 或許能得出更精確之結果. 本文所要研究之課題有四:(1)我國地價稅、房屋稅究係累進稅或累退稅?(2)就長期而 言, 累進或累退之情況係逐漸改善或惡化?(3)找出長期變化之原因. (4) 以兩種實證 方式分析台北市負擔分配之結果有佑差異? 其原因為何? 本篇論文共分第六章; 第一章敘述研究之動機與目的, 第二、三章分別就傳統的觀點 與新觀點闡述不同的歸宿觀念，第四章介紹本文在實證分析所採用之方法，第五章為 估計之結果與分析，第六章為結論。

本論文選擇以政府對產業活動之管制為研究領域。惟著眼於政府管制的多面向內容，因而必須處理兩個層次的問題：首先應對於管制行為在學理上的理由構成、演進及內涵加以審視；其次是在實證上以產業之實際狀況或問題加以對應時，相關之管制結構與管制行為能否發揮應有的成效或應為如何之改進？以及管制結構與管制行為間，目的與手段的關係究竟如何調整契合？ 　　政府對產業活動之管制，沿革已久，發展至今，隨著時空背景與各類產業經濟活動發展的不同，運用的手段方法亦隨之改變。惟無論從管制性規範到競爭性規範的法制發展；抑或從管（regulation）－不管（de-regulation）－再管（re-regulation）的政策思維演變，在在都顯示了規範法制基本哲學的重要，此為應理解、認識的第一個問題。而每當政府展開任何管制行為時，在某程度上也會衝擊當時的法律體系，特別是在數種利益或目的同時交錯或整合，而使政策制定者徘徊、衡量。因此，對於規範法制在法體系下的定位及應為何種考量，將是本論文所欲處理的另一問題。 在國際化之潮流與資訊科技朝向整合的發展環境中，促進電信、電子媒介中之有線電視以及網際網路的健全發展，因時制宜導正管制之手段與方式，實乃迫切之課題。惟鑑於電信、電子媒介與網際網路等三種產業，就各別而言，其早已形成具跨學科特色之研究領域；且拜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之賜，該三種產業間互相整合所可能發生之市場影響力更是無遠弗屆而不容輕忽。因此，如何再進一步地加以規制並兼顧市場秩序及公益，在可預見的將來，將是極具挑戰與複雜的課題。 　　本論文選擇以有線電視產業做為政府管制產業行為法規範的觀察、檢驗對象，主要處理在國際化及資訊科技朝向整合的發展環境中，為促進有線電視的健全發展，如何對傳統的命令管制方式加以改革，朝向以市場導向為主的管制方式並妥善顧及公共利益的增進，乃是在審視產業管制之理由後應再加以探討的任務。於此所涉及的將有市場結構的規制、事業間競爭行為的管制及事業對於消費者交易行為的管制等一連串問題。 　　本論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緒論，介紹本文之研究動機、目的、方法與範圍。第二章管制論，首先從「有線電視市場之管制」研究所欲探尋的目標－－『管制』（regulation）談起，對於產業行為規範之法制加以介紹，自政府對於產業行為與產業發展加以介入之動機出發，探討所謂合目的性與正當性的理由構成，資以演繹歸納出對於產業行為規範－－即「管制」的定義。自縱剖面觀察，政府對產業行為之管制形態有市場結構的管制與事業競爭行為的管制兩個層次，前者著重於社會管制（social regulation） 所具有的制約；後者則側重於經濟管制（economic regulation）所產生的機能。而從橫切面言，觀察政府對產業行為管制的發展歷程，其無可避免地皆會面臨兩個階段的挑戰與任務，一是隨著經濟高度發達與市場機能愈發健全，政府對於產業活動之介入是否仍有必要，或應加以撤除？此乃管制與競爭兩不同執法思維的衝突與調節，亦即解除管制（de-regulation）與再管制（re-regulation）的問題；二是當市場持續發展，競爭轉趨於激烈之時，公共利益如消費者保護如何並進落實的問題。 　　本文第三章選擇有線電視產業作為分析對象，對於整個有線電視產業在市場上之競爭狀況加以分析，以便瞭解有線電視系統之市場結構。即：當政府的管制行為實施於任何一個產業，無論在目的上或效果上，如何維護公共利益並促進競爭，將是最主要的考量之一，有線電視產業的發展亦是如此。故本文在第四章中擬就前述二章加以綜合觀察論述，從管制的理念與規範開始，依序檢討整個有線電視市場的結構與市場中個別業者的行為；驗證政府的管制手段或方法施行於有線電視此一個別產業時，其可行性或可能產生之問題；以及在比較法的觀察角度下，政府立於管制者之地位所實際採行的手段及面臨的問題點。 　　最後，本文擬分別從競爭法及消費者保護法的觀點，就先前各章節所述產業活動與政府管制在互動時所產生的問題點提出調和競爭與公益之可能的規範管制方向，同時兼能顧及消費者利益之維護，期使我國政府主管機關對於有線電視產業之經營管理、政策擬定與執行時，得為檢討之參考。

近十年來，外商直接投資成為促使全球經濟加速整合的主要媒介。各個國家、地區或生產部門因為擁有不同的自然條件、資源環境及生產傳統等因素而存在不同的勞動生產力水平及其他生產要素條件，資本也就受到各地生產條件相異的影響而出現流動，以尋求市場利基與生產要素的最適組合，達到利潤最大化的目的。 1981年上海開始引進外資以來，港滬即出現了相當程度的經濟連結，並建立起聯繫機制。但是，一方面內外在不斷變動的經濟及政治環境對此一聯繫關係一直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另一方面新建立的經濟連結也對彼此原有的經濟及社會結構產生許多正面或負面的、直接或間接的、長期或短暫的影響及挑戰，進而促使發展程度不同的兩地建構出特定的協作模式。 本論文係就港資在上海的投資結構、經濟聯繫、經濟發展影響及經濟競合等方面進行分析評估，並在資料上與台灣作一綜合探討，以提出對台灣的意涵與影響作為政府或廠商訂定政策之參考，並從宏觀的角度檢視上海（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等地所建構的動態經濟關聯體系。 由研究成果可知，自1981年至2000年間，港資投入上海的資金結構在「量」與「質」上呈現四個階段的變化，而每一階段的轉換皆與引資政策鬆綁、政治環境之穩定度、經濟走向及全球經濟景氣等因素密切相關。上海在各個階段的引資策略作用下，製造業中的優勢產業已經開始進行轉換，技術含量較高的產業成為工業發展的主力。香港也由於工業大量外移至中國大陸進行生產活動，而積極轉向發展第三產業，並未出現「脫離工業化」（即所謂的「產業空洞化」）後的系統性經濟衰退現象。 此外，上海與香港經濟關係的發展，在市場機制的驅使及政府積極規劃下，已經逐步朝向「整合」的方向前進。在經濟整合的發展趨勢中，香港與上海的經濟合作及競爭是同時存在的，不同時期及不同產業則分別展現出不同的競合模式。 另一方面，香港不論是在投資、貿易，甚或是政治方面，也扮演了台灣與上海（中國大陸）之間的中介角色。香港、台灣與中國大陸在彼此的競爭與合作之下，亦逐漸發展出各自的策略佈局，在國際經濟建制的規範下，未來更是可能發展出經濟整合的契機。

本研究是筆者於自2004年4月18日至10月28日期間，在西藏自治區首城拉薩與墨竹工卡縣的「直貢替寺」之訪問、面談、觀察以及獲得的資料依據。筆者訪問此直貢替寺的動機，除了基於個人對直貢替寺的好奇與興趣外，還有四項客觀的動機：（一）學界對於西藏研究，偏向以歷史與政策為主題，少有對於西藏民間傳統文化之研究，而傳統文化為民族之命脈，也是瞭解該民族的入門。（二）透過對於當代直貢替寺的寺院研究，可以瞭解當代沒有封建制度作依附的藏傳佛教寺院，他們在各種生活層面是如何為了適應新環境，建立了何種機制，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當前藏族寺院及僧人的情況。（三）對於一些古老的佛教思想，經由實地寺院的調查與研究，而可以更加明白佛教教理是如何融入藏族僧人的生活，以及它在社會所扮演的功能及其影響。（四）目前學者對於藏族史的研究，仍停留在研究成功者的歷史，如薩迦、帕竹政權如何興起，格魯派如何建立甘丹波章等，卻忽略了直貢噶舉派這種「屢戰屢敗」的強勁地方勢力，然而，透過研究類似直貢這種歷史上的輸家，卻往往可以補足藏族歷史中懸而未解的迷團。直貢替寺在整個藏傳佛教中，一直具有指標性的意義與價值，卻為人所忽略。 實際上，藏族的傳統文化概念和範圍是相當多元。其中，筆者認為藏族的「天葬文化」、「藏戲文化」則是藏族社會裡非常核心的傳統文化。 肯定地說，此傳統文化是十分反映著藏族的心理狀態與他們的心聲。該特殊性的傳統文化領域裡我們會發現他們的精神與生活內在規律，同時我們可以肯定地把握住一向貫穿藏族社會的核心體系。 因此，本論文集中的焦點探討即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中的藏族「天葬文化」與「藏戲文化」之變遷與現況。同時，在全球化浪潮的客觀環境裡，筆者希望透過本主題研究，一方面探尋和闡釋其藏族傳統文化隱藏著的原始含意，尋找某種規律性，另一方凸顯出藏族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和價值所在。 筆者希望藉此研究，除了瞭解藏族傳統文化的價值以外，並對西藏的社會內在規律做瞭解，期能對西藏文化內涵做更深一層的體認，以作為認識西藏文化的另一個基礎。 筆者出生的國家—韓國，對於藏學的研究仍停留在起步階段；因此，筆者撰此論文，亦有拋磚引玉之意，除為了在韓國學界中提供微薄貢獻外，也期望相關學者見此拙作之後，群策群力，共同為藏學發展而努力。

本文之目的為研究臺商對大陸投資和外人直接投資對臺灣房地場市場的影響，以大臺北都會區、大臺中都會區、大高雄都會區為分析對象，資料取樣期間為1993年第一季至2005年第4季，實證發現臺商對大陸投資與外人直接投資只對工商業發達的大臺北都會區與大高雄都會區有顯著的影響力。在中古屋市場，臺商對大陸投資與外人直接投資皆為正面的衝擊，顯示外人直接投資的增加會帶動房地產景氣的提升造成房價上揚，而且資金外移對於國內房地產市場投資不會出現排擠的現象；新屋市場上，臺商對大陸投資在各地區皆為負面影響，外人直接投資除了大臺北都會區為正面的衝擊外，臺灣地區、大臺中都會區、大高雄都會區都是負面的衝擊。由於中古屋市場與新屋市場之間具有替代性質，而且中古屋市場為主要的買賣市場，因此會臺商對大陸投資與外人直接投資對中古屋市場的投資會排擠到對新屋市場的需求。

隨著電信科技的快速發展，與市場自由思潮和企業對外擴張的需求結合，形成了全球化的現象，其特徵為資本快速的在國際間快速流通。跨國企業為了降低成本而至其他國家直接投資生產，而對地主國產生了許多的影響。外國直接投資往往能增加地主國的就業機會、促進地方稅收、提高國民所得，帶來新的科技與技術等，因而促進了地主國經濟的發展，使得許多的國家積極的去吸引外資來投資。隨全球化不斷發展，其新的潮流為各地方政府亦希望可以吸引外資，來引導地方和國際接軌而有所發展。 本研究針對台灣在這一波全球化下受到外資進駐所受的影響進行探討，利用會計成長模型來檢驗過去外資對本國總產值的影響，並去檢驗外國投資對各縣市產值以及就業的影響，以瞭解外資對台灣的影響以及其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研究結果顯示，外國廠商來台投資，無論對整體的國內生產毛額和地方的產值及就業，都有正面的影響效果。顯示了台灣過去引進外資促進發展的策略相當成功，外資成為過去台灣經濟發展的ㄧ大主因，因而地方政府也應當積極去爭取外國廠商至當地投資。本研究亦發現，外資集中密集度越高其正面效果越強，而不同的外資產業進入不同的區域，其產生的效果也不一致，因此引進外資時，若地方政府考量本身特性利用相關優惠，加以中央政府的輔助引進適當的外資產業，並開發專區以集中發展，將會是比較有利的方式。 / With the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rapidly developed、the liberation of thought around the markets、and the need for enterprise to expand as well、globalization was formed. In order to decrease the production cost、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 went abroad to engage in direct investment、which caused considerably different effects in host countr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lways provides mor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host country than domestic investment、it also increases regional taxation and wages paid to workers、and brings new technology and technique to host country. Therefore、FDI promot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ost country. Because of those advantages from FDI、now many countries are eager to attract foreign capital to come to invest. As the globalization continue to boom、the new trend of globalization is that the competition for new investment by local governments seems to be ever increasing. Local governments want the FDI to help regional redevelopment. This paper inspects the effects of FDI toward Taiwan regional development under globaliza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effects of FDI in Taiwan and what kind of role FDI play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y development in Taiwan、this paper use growth accounting equation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FDI toward regional output value and GDP of Taiwan. This paper presents evidence that foreign investment not only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GDP but also regional output value. It indicates that the strategy of using FDI to improve Taiwa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successful in the past. FDI was one of those main factors to make Taiwan economy prosperous; therefore、local government should spare no efforts to attract FDI to local area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higher the density of FDI in those areas、the stronger the positive effects might be .In addition、different industries of FDI in different areas would have different effects. In this way、the best way for central government to do is to help local government consider about their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n provide specific incentives to attract appropriate industries into specially designated area.

人民幣匯率的問題，於近年來成為一項廣受討論的國際議題。且隨著中國經濟實力與戰略地位的提升，使得人民幣匯率之變動參雜許多政治與經濟因素的考量。本文首先探討有關匯率決定的經濟學理論，說明現行的相關理論尚不能對人民幣匯率提供完美的解釋，故須從更深層次之政治經濟觀點討論一國匯率的決定因素。其次探討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之內外部因素的形成，包含來自西方強權國家之國際政冶壓力及中國本身強大的經濟成長，雙重壓力下將促使人民幣匯率產生變動。最後將探討人民幣升值後，現階段以及未來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各會造成何種程度的影響。 本文將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的主要因素歸納為：中國經濟表現及國際政治因素等二項。中國於這段期間的經濟表現，包括：貿易出口旺盛，外商直接投資不斷進入，外匯儲備大幅增加及高度的經濟成長率，結合各項經濟指標的凸顯，更使人民幣有著升值的壓力；在國際政治因素方面，嘗試透過國際政冶經濟角度探討，來瞭解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政治壓力如何持續呼籲人民幣應當升值。全文結合政經分析之觀點，認為西方國家之持續要求人民幣升值，事實上是出於抑制中國的戰略考量。 中國終於在2005年7月21日對人民幣匯率體制變動與微幅升值，踏出長期逐漸升值的第一步，在未來人民幣將逐漸往適當價位移動的過程中，將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對於人民幣幣值走向及匯率制度的調控，仍舊是一項值得長期深入觀察及探討之議題。

本研究採用FTAP模型配合GTAP第6版資料庫，模擬分析兩岸組成自由貿易區對雙方總體經濟與各部門長期變動的影響。本文除了考慮商品部門和服務業貿易自由化以外，同時也加入兩岸直航和撤除台灣對大陸進口限制的討論。實證結果顯示，兩岸建立自由貿易協定對台灣有益。兩岸自由貿易區同時帶來台灣與大陸在進出口貿易量和國內生產毛額的提高。在社會福利方面，台灣社會福利每年增加74億美元，大陸則是每年減少24億美元。造成大陸利得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其製造業部門的貿易條件惡化。就產業的長期影響來看，兩岸自由貿易區可使台灣和大陸淨出口金額上升，分別增加251.76億美元與292.92億美元，其中以台灣紡織業和化工產品的淨輸出為最高。農業貿易自由化和取消進口限制，導致台灣農產品在產出和淨出口金額上多半低於大陸。開放服務業市場以及直航帶來的大陸運輸量提高，顯示推動兩岸自由貿易區服務業廠商傾向於提高對大陸投資並減少在台灣的投資。 / This paper adopts the FTAP model,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o analyze the long run economic effects of a cross-strait FTA on Taiwan and China. In addition to the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the direct cross-strait transportation and removing restrictions on imports from China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The simulation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FTA of Taiwan and China might resilt in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both Taiwan and China. First, Taiwan and China have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their total volume of trade and GDP. Second, the social welfare of Taiwan increases $US74.64 billion, but the social welfare of China decreases $US24.42 billion because its TOT of manufacturing sector is worse off. In addition, the FTA makes the net export of Taiwan and China increase $US251.76 billion and $US292.92 billion, respectively.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of Taiwan and China have the greatest increases in their net export, patticularly the textile and chemical products of Taiwan. Because of the liberalization in agriculture trade and removing restrictions on imports from China, the increase in agriculture output and net export of Taiwan is lower than those of China. Finally,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liberalization of services trade and the direct cross-strait transportation attract services industries to raise their investment into China and de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Taiwan.

過去文獻在探討資本輸出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其母國各種經濟表現的影響時，大都以特定經濟開發程度之資本輸出國為研究對象，資料則以對外直接投資的總合水準作為分析基礎。不同於過去文獻，本研究利用追蹤模型探討7個已開發國家與6個開發中國家之對外直接投資對於母國的競爭力是否會因地主國的開發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影響？其次，當不同開發程度的投資國至相同開發程度的地主國進行投資時，對其母國競爭力所產生的影響程度是否會有差異？實證結果顯示，無論是已開發國家或是開發中國家，對已開發國家投資會對母國競爭力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而至開發中國家投資，則對同為開發中國家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對已開發國家而言影響並不顯著。再由係數估計值，發現開發中國家至已開發國家投資時所產生的負向影響要比已開發國家來的更大；而至開發中國家投資所產生的正向影響則只在開發中國家下具顯著性。因此，一國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確實會因為投資地主國開發程度的不同，而對母國產生不同的影響；此外，不同開發程度的投資國至相同開發程度的地主國投資時，對母國所產生的影響也確實具有差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