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證券化之架構中，為避免創始機構破產，波及資產證券化商品之投資人，對創始機構之破產隔離(Bankruptcy Remoteness)即十分重要。在美國法上，有三種情形，會使創始機構所讓與之金融資產，可能受到創始機構破產風險(bankruptcy risk)之影響。第一，創始機構與SPV有所關連，進而造成該金融資產與創始機構之資產實質合併(Substantive Consolidation)。第二，金融資產之移轉被認定屬於虛偽移轉(fraudulent conveyance)。第三，創始機構移轉於特殊目的個體之資產，未被認定為真實買賣(True Sale)，而僅為擔保（Secured Loan）。據此，為了達成破產隔離，金融資產之交易必須符合真實買賣，SPV之資產與負債不可與創始機構合併，金融資產之移轉非虛偽移轉。 就實質合併原則之具體操作上，有些美國法院採取三階段負擔移轉測試。在此測試下，主張實質合併者須證明兩要件：（1）數個體屬於實質上同一而應被合併。（2）為避免某些損害或實現某些利益，實質合併是必須的。前者美國法上提出七項考量因素：(1)在分離與辨認每一法律主體之個別資產與負債時，所生之困難度。(2)合併財務報表是否存在。(3) 位於同一處所之合併利益。(4)是否各法律主體之資產與商業功能已被混合。(5) 於數個公司主體間，其利益與所有權同一。(6)母公司與集團公司間就貸款存在相互保證。(7) 資產之移轉未遵守公司組織形式。後者則是法院需確保合併所生之利益足以抵銷合併所生之不利益。 若此兩要件可被證明，將推定債權人並非僅信賴數個體之一之信用。此時該舉證責任將移轉於目標債權人。目標債權人須證明：（1）其僅信賴數個應被合併之一之信用。（2）其將因實質合併而受損害。若目標債權人可以證明此兩項要件，則只有在實質合併之利益顯著大於損害時，破產法院才可發佈實質合併命令。 本條例限制創始機構與特殊目的個體間為關係企業。然而，架構式融資在本質上，即屬創始機構所發動主導之交易流程，於美國金融資產證券化之發展經驗，亦准許創始機構為特殊目的公司之母公司。據此，本條例之限制，有悖於交易常態，並增加不必要之交易成本與法令管制之風險，故應刪除本條例第54條第1項及第2項、第73條第4項，並引進實質合併原則。 就真實買賣判斷原則，美國法上主要以當事人之意圖、資產損失之歸屬、資產利益之歸屬、基礎資產相關服務責任之歸屬，作為判斷標準。就會計面向而言，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究竟如何區分融資擔保行為與買賣行為，實值得作為真實買賣之判斷，美國法院實務亦以相關交易之會計判斷，作為考量因素之一。我國財務會計準則第33號公報對於金融資產之除列，主要採取控制權之觀點，是否喪失控制權，必需同時考量移轉人及受讓人之情況等綜合判斷。法院於真實賣賣判斷中，在討論資產損失與利益之歸屬時，能將會計界有關除列之判斷帶入，判決理由將更為堅強。 為了防範金融資產之交易被認定為擔保交易，美國資產證券化產業，努力推動可取代法院判斷真實買賣原則之法案，並在德拉瓦州、俄亥俄州、德州、阿拉巴州等四個州成功推動針對資產證券化之資產移轉議題，制定安全港條款，即透過證券化文件之形式聲明，取代真實買賣原則之實質判斷。真實買賣原則與安全港條款，立場不同，然均有可供操作之判斷標準，我國應擇一引進，以利法院處理具體個案。 在我國法下，創始機構之資力發生問題時，創始機構之債權人，有兩大權利可為主張：第一，可主張金融資產出售行為與移轉行為，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第二，可主張撤銷權，即以金融資產出售行為與移轉行為，屬詐害債權之行為而撤銷之，並依民法第767條之規定，請求返還創始機構所移轉之金融資產。 因信託法第6條第1項及第2項之撤銷權，在金融資產證券化中有所適用。如此規定，造成創始機構之債權人，相較於一般交易之債權人，更容易主張撤銷權，而使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廣大投資人反而面臨比一般交易人更大之投資風險。而特殊目的信託，既然為商事信託、集團信託，立法意旨上，應較一般民事信託，更著重於受益人之保護；且於特殊目的個體為公司型態時，本條例第83條第3項之規定，創始機構辦理資產移轉，並依資產證券化計畫取得讓與資產之對價者，推定為民法第244條第2項所定之有償行為，是創始機構之債權人原則上須符合雙重惡意要件，始可行使撤銷權。然創始機構之債權人，於特殊目的個體為信託時，卻無須符合雙重惡意要件。因特殊目的個體之型態不同，卻有不同之撤銷權要件，其區分之正當性令人存疑。是本條例第53條應修正為：「本條例第53條之規定，信託法第6條，於特殊目的信託，不適用之。」始與特殊目的個體之性質與金融資產證券化之立法目的相符。

在體驗經濟 (Experience Economy)時代中，消費者敏感點(Consumer Sensibility)已由服務導向的「品質」(Quality)，轉為體驗導向的「真實性」（Authenticity）展現。因為惟有企業滿足消費者真正需求－提供真實且客製化的產品與服務時，才可以確實打動消費者；並在「控制成本」及「提升品質」的市場競爭中，切割出一個價值型利基的市場區隔。 體驗型企業必須依其「產業特性」與「競爭優勢」，針對目標消費者進行產品與服務的真實性展現。特別是在產品設計、傳達研究、空間設計三個領域中，建構一個有利於消費者辨別的企業識別系統－「行銷美學」(Marketing Aesthetics)，以透過各式各樣的感知經驗來吸引顧客，並與競爭對手產生差異化區隔。 以行銷美學展現企業真實性的「差異化」策略中，最具有效力的方式是「場所營造」(Placemaking)。使潛在與既有顧客在極為吸引人的場所進行體驗，一方面無可抗拒地注意到企業的產品與服務，進而消費購買，另一方面潛移默化地接受其傳遞的企業形象與價值認同，提高品牌忠誠度。 本文試圖結合行銷美學的「風格與主題分析」方法，以及聯合國文教組織(UNESCO)世界遺產公約作業準則中「真實性」研究，建立一個研究體驗型企業在「場所營造」構面，展現企業真實性的初步評估架構。並且以台灣現今較具產業特色與競爭強度的體驗型企業－肯園、食養文化山房、夏姿采采食茶文化等作為研究個案，藉以剖析市場現況及驗證評估架構。 在場所營造的風格與主題分析架構中，五種「真實性表現」－天然的、原創的、獨特的、參照的、影響的，充分對應於「場所營造」的材料、設計、手工藝、場所及精神／情感的五大構面，形成不同的企業特質(風格與主題)。亦即此一分析架構應可有效協助企業進行系統性、架構性設計思考與服務流程規劃。 在個案分析驗證中，因台灣多為小型文化創意或中型品牌跨界型公司，並無迪士尼或環球影城等類似組織成熟的大型企業，所以創新者的個人價值觀與美學傾向，易即是企業的行銷美學；卻也更易產生出獨特且展現真實性的場所空間。 綜言之，本文為研究體驗經濟之場所真實性展現的初探，並展開「美學行銷」與「建築場所」的首次跨界對話，未來若能再從「使用者體驗規劃」及「服務設計」等不同角度進行分析，必能加強場所營造之真實性研究的完整性。 / In the era of experience economy, the consumer sensibility has transferred from the service-orientation of quality management to the experience-orientation of rendering “authenticity”. Only when enterprises satisfy what consumers really want－real and customized products / services, then they can touch consumers . They can split a value-based business niche market segments in the “cost control” and “quality management” of competitive market. The experience enterprises have to follow its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o render their authenticity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target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the three fields of product and graphic design, communications, and spatial design, they have to build a 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 – “Marketing Aesthetics”, easily distinguished by consumers. Then they can touch and inspire customers through a variety of perceptual experiences and differentiate from their competitors. The best way is the “Placemaking” for the marketing aesthetics of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 That is for potential (and current) customers to experience that offering in a place so engaging that they can’t help but pay attention, and then pay up as a result by buying that offering. Thus it make customers imperceptibly accept the corporate identity and value recognition, drive brand loyalty. The thesis attempts to build the preliminary assessment system of rendering authenticity about the placemaking of experience-based enterprises. This system combines “the style and theme analysis of marketing aesthetics”, and ”the authenticity research of th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UNESCO)”.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current market and test the authenticity assessment system, there are some experience-based enterprises (with industrial features and competitiveness) case studies－Canjune international Inc., Shi-Yang Culture Restaurant, and Cha Cha Thé Culture international Co.. In the style and theme analysis of placemaking , the five factors of authenticity－natural, original, unique, referable, and influential, is correctly mapping to the five dimensions of placemaking－materials, design, crafts, places, and spirit/emotions. It form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rporation (style and theme). Besides, this analysis system which will be effective in helping enterprises systematic/architectural design thinking and service process planning. In the case studies of Taiwan experience-based enterprises, innovator's personal values and aesthetic tendency that is the company's marketing aesthetics. Because there are no the mature and large-scale enterprises such as Disneyland or Universal Studios. But it is easy to show the uniqueness and authenticity of place for customers. In conclusion, this is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about the place of the authenticity rendering on the experience economy. And this is the cross-border “Marketing” and “Place” dialogue. Then, more "user experience " and "service design" studies should be able to strengthen the integrity of the placemaking authenticity research.

從智慧財產權的加值過程觀之，可以分為創造、保護、管理與運用四個階段，其中運用為發揮智財權附加價值的唯一手段。因此，如何為智財權尋求新的運用管道應是智財權利人與政府最須關心的議題。參考國外經驗，現今智財權運用的策略與模式已相當多元，除了運用於企業經營以發揮其策略性營運價值外，近年來亦興起以智財權進行擔保交易之趨勢，藉此開創智財權的財務價值。 而在擔保交易中，智財權除可進行融資擔保，以實現其擔保價值外，於1997年知名歌手David Bowie以其音樂著作權為證券化資產，成功發行Bowie Bonds後，亦證明以智財權進行證券化交易的可行性，使得證券化成為另一股智財權運用的新趨勢。而孕育Bowie Bonds誕生的美國，也成為智財權證券化的始祖與交易數量最多的市場。 透過證券化技術之橋接，擁有智財權的企業或個人將可藉此與資本市場產生新的連結，為其提供傳統銀行貸款外的新融資管道，增加智財權的價值。本研究之目的即在於瞭解美國智財權證券化之發展經驗，藉由實際案例之介紹，研究其運作模式與困難、未來前景，提供各界參考，並分析在我國推動智財權證券化的可行性。 研究結果發現符合一定條件的智財權，不論是專利權、商標權、音樂著作權或是電影著作權均可以進行證券化，且在交易架構上，智財權證券化完全可以運用發展已相當成熟的證券化技術，且未超脫此架構。其仍由智財權利人將欲進行證券化的智財權及相關權益以真實買賣的方式移轉給特殊目的機構，於架構所需的信用增強機制後，發行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的證券，在證券承銷商的協助下銷售給投資人。其所運用的信用增強方式包括超額擔保、儲備基金帳戶、信用分組、第三人保險或保證、於循環期內新購資產及設定提前清償機制等等，均為傳統證券化交易中常見者。而這些交易的共通點是其證券均經信用評等，且均以私募方式進行銷售，而不採公開發行。 此外，美國市場經過多年發展，可以觀察到四點有利智財權證券化發展的趨勢：一、鑑價技術進步與重視創新管理，帶動市場發展。二、以資產組合的方式進行證券化。三、證券化擴張到新種類的智財權。四、取得專家協助容易。且許多證券業的專家相信，因為智財權將成為全世界大部分收益與現金流量的來源，且證券化交易對買賣雙方都有好處，其未來將會成為最大的證券化資產種類。 然而，因為智財權的特性與固有的價值影響因素，增加其進行證券化的困難度與複雜性。此外，基於外在配套機制、產業環境與企業文化等種種因素，智財權證券化的發展面臨以下難題，包括智財鑑價技術未成熟、智財侵權普遍（特別是影音盜版、電腦軟體盜版與商標仿冒）、因智財權複雜性與高風險所導致的高交易成本、智財權擔保法制不完整、現有授權契約支付結構不利證券化、組織與需求問題、欠缺次級市場、投資人對智財權不熟悉及破產風險不易隔離等。 就我國方面，筆者認為似可以適用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之規定，進行智財權權利金收益之證券化。此外，在我國要以智財權本身進行證券化，似也可行。依信託業法第十六條之規定，信託業可經營金錢債權及專利權、著作權及商標權之信託。故智財權利人可以依該法之規定將智財權本身連同其相關權利金收益一併信託給信託業者，由其發行表彰受益權之憑證，進行證券化。但除非該證券另經財政部核定為證券交易法第六條第一項之其他有價證券，該證券將不適用證券交易法之規定，故其性質應屬民法第七百十九條所規定之無記名證券。 再者，因在我國民法下尚不承認『尚未產生債權』之讓與，故無法如美國進行『尚未產生的未來現金流量』的智財權證券化交易，只能以既有授權契約下的權利金收益為之。此外，依我國法院對將來債權轉讓，以該債權發生時為讓與生效時點之見解，似無法隔離創始機構的破產風險。且在我國破產法下，破產管理人原則上也有承擔或拒絕授權契約的權利，但該法未如美國『智慧財產破產保護法案』般，賦予被授權人選擇保留授權契約之權利而須繼續支付權利金，故當破產管理人拒絕該授權契約時，對證券化交易之衝擊並無挽救之道。 而在智財權擔保權益上，專利權與商標權雖已有登記對抗之公示機制，但筆者認為仍有缺憾。更嚴重者為著作財產權設定質權及讓與均不須經登記，且因著作權為無體財產，若無任何公示機制，對於交易安全之維護實屬有害，亦不利著作權證券化之進行。 也許有人會質疑，我國連不動產與金融資產證券化的發展均未成熟，現在就要談發展智慧財產證券化似嫌過早。然而，美國已有不少成功案例證實其可行性，且日本於2002年底通過《智慧財產權基本法》，確立以智慧財產權立國的國家戰略後，對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研究也日益蓬勃。因此，筆者認為為增加發揮智慧財產權附加價值之管道，讓權利人更能從智慧財產權中獲益，即使我國資產證券化之市場仍屬初期發展階段，政府仍須認真思考此議題，進而考慮儘速推動基礎法制及相關配套措施，並解決前述的法制問題，以期建構有利發展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環境，方不致在此新領域上落後美國與日本太多。此外，若能成功推展此種新興的金融商品，相信對我國金融市場的效率提昇與國際知名度亦有助益。 基此，筆者分就智財權利人與我國政府兩個面項，提出十二點有利智財權證券化發展之建議，作為本研究之最終成果。 壹、對智財權利人的建議 一、做好智財管理，創造優質權利。 二、管理授權契約，設計支付架構。 三、事先安排智財權清算機制。 四、善用信用分組，吸引不同偏好的投資人。 五、由智財技術服務業者擔任服務機構，以增加專業性，並降低破產風險。 貳、對我國政府的建議 一、增加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適用之資產種類。 二、承認尚未存在之將來債權讓與交易。 三、修改破產法，增定真實買賣安全港與被授權人選擇權。 四、修改智財權法交易登記規定，包括增設著作權交易登記制度，及將登記對抗改為登記生效要件。 五、建立智財權鑑價市場秩序，提高鑑價結果可信度。 六、建立信用保證機制。 七、建立資產證券化資產公告之查詢系統。

反於真實血緣之認領是否有效，涉及實體法上認領要件之判斷，本文整理學說及實務爭議，建立在認領需有血統聯繫下進行一串之討論。在民法有認領否認、撤銷認領等相關規定，而舊民事訴訟法規定認領無效之訴、撤銷認領之訴之情況下，實務見解關於無血緣聯繫之認領如何認定與處理。家事事件法於101年公布施行，增訂確認親子關係存否事件，遂刪除民事訴訟法人事訴訟程序相關規定，是否以確認親子關係存否訴訟取代認領無效之訴，本文整理實務及學說見解一併說明。 家事事件具多樣性，個別事件亦有其特殊性，有將各事件類型化必要。因血緣有無而爭執認領有效與否，而提起確認親子關係存否事件應有其個別程序法理適用。而應注意係當事人適格之討論，本文就原被告身分不同，而加以分類歸納實務判斷確認利益之標準。又認領制度重視客觀真實，本文亦討論導入血緣鑑定直接強制之可能性。文末，因該爭議提起之救濟與其他事件類型合併提起情況甚多，遂整理相關實務見解探討與瞭解法院之適用。藉由此本論文嘗試整理反於血緣認領救濟程序上學說及實務爭議，欲提供其輪廓。

本研究以博士倫2006與2007年發生的兩次藥水回收事件為例，以五國的媒體抽樣報導為研究對象，結合深度訪談法，歸納分析媒體報導中呈現之五國博士倫公司風險認知、五國關鍵關係人之風險認知，並比較上述兩者間之差異。其後，以雙方之風險認知、證據真實性和媒體環境做為前置變項，對博士倫危機溝通策略運用之影響，進行理論的回應與探討，並以股價、媒體正負面報導等指標檢視該公司於兩事件中的危機溝通成效。最後，就研究發現，提出對實務面與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期盼能予後續研究者進行跨國企業危機溝通策略時之參考。 一、 風險認知對於危機溝通策略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五國關鍵關係人之風險認知、組織本身之風險認知及兩者之差異，對於博士倫之危機溝通策略運用並無影響。除了新加坡關鍵關係人的風險認知為「監管單位發佈資訊」之外，香港、中國大陸、台灣及美國關係人之風險認知，前兩名均為「風險是否涉及毒害」或「企業的形象與信譽」，縱使四國關係人與博士倫重視的屬性有先後階段的不同，然而並不影響博士倫之危機溝通策略運用。MoistureLoc事件中，五國最重要的關鍵關係人皆為「政府監管單位」。 二、 證據真實性、媒體環境對於危機溝通策略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博士倫五國之溝通策略演變，皆以美國總公司為中心，由「否認」策略移至「辨明」策略，再趨向「讓步」策略，並有同一時期呈現言語與行為策略「不一致」之情形。策略的主要依據為「證據的真實性」，包括美國官方機構所公佈的病例數據或是博士倫自行調查的結果。此外，綜合內容分析與訪談結果，本研究認為媒體環境對於企業的危機溝通策略會造成影響，而影響的程度以新加坡、香港與台灣較美國與中國大陸明顯。 三、 兩次事件危機溝通策略之比較 綜合本研究結果，美國博士倫於MultiPlus事件的處理策略，具有前一次MoistureLoc事件所沒有的特點，包括：1. 在最短時間內掌握危機狀況，積極反應；2. 迅速公佈處理情形；3. 發言人取得媒體信賴；4. 危機時間短，媒體報導篇幅少；5. 取得議題建構主動權。故博士倫於MultiPlus事件中，聲譽面及財務面皆未受影響，與前次事件相較，已然從危機中汲取經驗，可謂正面的危機學習。 關鍵詞：關鍵關係人、風險認知、危機溝通策略、證據真實性、媒體報導

「真實性」是外語教學在內容設計及呈現上一項不可忽視的原則。它強調：教科書的編寫，要有意識地為學習者展現出語言在實際運用中的意義和功能。而除了文本(text)之外，有越來越多的教育者也強調「真實性的教學活動(authentic tasks/activities)」在教學過程中的重要性。本篇論文主要在探討是否現行國中英語教科書中的活動設計符合「真實性」的原則。此研究以Littlewood(2004)提出的教學活動分類作為架構，觀察台灣現行使用率最高的五套國中英語教科書中的教學活動分屬何種類型，分析及探究其中有哪些活動是符合「以真實溝通為目的」的原則，同時比較真實性教學活動分布在這五版教科書中的情況。 分析結果顯示，絕大多數的活動設計，是以學習語言形式為主要目的，極少數的活動有機會讓學習者運用語言、傳達訊息。此外，有些教科書中，甚至完全缺少以真實溝通為目的的教學活動。也就是說，透過現行的教科書，學生只是從事句型文法的練習，極少實際利用學到的語言進行溝通。顯然這些開放後由民間出版社編輯的英語教科書，就教學活動真實性的問題，尚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 Authenticity has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in EFL/ESL teaching. It is emphasized that the content of the textbooks can realistically reflect the genuine meaning and function of the language used in real-life situations. Aside from the authenticity of text itself, more and more teachers and educators recognize the value of using authentic activitie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purposes. The thesis aims to examine whether and how the language learning activities in our EFL textbooks pertain to authenticity. We explore what authentic learning activities in these textbooks are, and how they are different as found in different textbooks. By following a rating scale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Littlewood’s (2004) five activity types (non-communicative learning, pre-communicative language practice, communicative language practice, structured communication and authentic communication), we evaluate and compare the language learning activities provided in five sets of English textbooks frequently used in Taiwan in terms of their task authenticity. The result of our analysis reveals that most language learning activities in the five commonly used sets of English textbooks are designed mainly for the practice of the linguistic forms. Few of the activities provide learners with the chance of exposure to real communication situations and applying their language skills in authentic ways. Even some of the textbook series don’t contain any authentic learning activities at all. It is clear that textbook writing in Taiwan still focuses on linguistic forms – a situation that has lasted for decades and more changes in textbook writing are needed in order to move forward to genuine communication.

品牌個性與真實自我、理想自我之一致性是指，消費者所知覺的品牌個性特徵與自我概念（真實自我、理想自我）之間的契合程度。根據過去文獻可以了解到品牌個性與自我概念之一致性與其他構念之間的關係：契合度愈高，顧客基礎品牌權益（簡稱CBBE）愈高、購買意願愈高，但是卻沒有一個研究包括這三個構念，是以這三者之間的關係模式究係為何，是否包含第三變項的中介效果，目前的了解卻是有限。因此，研究者以自我概念一致性理論為基礎，試圖整合過去累積的研究成果，建構三者之間的關係模式，並以408位華碩筆記型電腦的使用者為研究對象，利用結構方程模式，企圖釐清不同面向的自我概念（真實自我與理想自我）與品牌個性之間的契合程度和購買意願的關係，並檢驗CBBE對於該等變項的關係之中介作用。 修正後的最終模式契合實徵資料，並有下列兩點主要發現：（一）品牌個性與真實自我之一致性既無法影響購買意願，亦無法影響CBBE；（二）品牌個性與理想自我之一致性無法直接影響購買意願，僅能間接影響之，影響途徑為：「品牌個性與理想自我之一致性」→「CBBE」→「購買意願」。本研究的發現與國內外文獻略有出入。其一，品牌個性與真實自我之一致性在模式中未呈現研究者所期待的影響力，這之間的落差究係隱含著什麼訊息，是否存有重要的變項未被一併探討，值得後續研究者的重視；其二，品牌個性與理想自我之一致性與購買意願之間原本是沒有關係的，係因CBBE的中介，而使過去研究有「偽關係」的發現。 本研究的發現：消費者理想自我的一致性經驗和購買意願並未存在直接關係，係乃透過其對CBBE的影響，而CBBE又再影響購買意願，間接影響之，不但突破自我概念一致性研究領域的藩籬，更具體彰顯CEEB的實用價值，而對品牌管理實務深具貢獻。特別是，品牌個性與理想自我之一致性提供品牌經理人創造品牌權益一個有效的品牌操作思維；而CBBE模式則可為檢測品牌體質與發展狀況之參考架構。針對研究結果的意涵與限制，研究者於文末進行詳細的說明與探討，並提出數項建議，以供後續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的參考。

對宣稱以「報導真相」為職責的新聞專業而言，一旦新聞報導的「真實」被解構，不再有客觀真實做為新聞是否正確的參照依據，一切報導都是符號建構的結果，此時新聞專業「報導真相」的宣稱是否仍然有效？特別是當前新聞媒體打著「真實」的招牌進行與真實無關的活動，「真實」淪為新聞常規的儀式化象徵，新聞專業的正當性倍受質疑，新聞記者究竟該如何安身立命？難道真的沒有人在乎真實嗎？ 本文從新聞記者的實際個案故事裡，探究新聞專業中的「真實」意謂什麼？除了新聞報導所再現的真實之外，從倫理主體的角度來看，記者更在乎的是新聞採訪報導過程中的真實性（truthfulness），關切的是在追求報導真相的過程中，記者是否盡可能真誠地報導他所知的一切？報導內容是否正確地反映他所掌握的現實？此時，真實不再只是報導的對象，真實做為一種價值，它是主體行事判斷的依據，也是主體追求的德行。記者在實際情境下行使專業判斷時，他所感到的良心不安，便是驅使他成為追求真實性的倫理主體之可能所在。 藉由傅柯晚期的倫理系譜學架構探究當代新聞專業的倫理問題，本文所關注的是記者如何運用自我技術將自己形塑為道德的行動者。因為良心不安的焦慮促使記者重新關心自己，透過真理意志的作用使他突破集體規訓對於個體的束縛，經由長期的自我修練促成個體由內而外的轉變，將自己打造成為追求真實性的倫理主體。如此一來，才使得新聞專業追求報導真實的理想，在不完美的現實情境下仍然有落實的可能。

張大春在台灣文壇中長期扮演「說謊者」，甚至開宗明義地以「大說謊家」自居，以編謊瞎說為業，竟能讓眾多讀者甘心聆聽他的謊言，並期待他下一次又要怎樣施展謊話，「說謊」之於張大春，儼然成為一種專屬張大春的「技藝」。因此，張大春為什麼願意當一個用小說編造謊言的人？張大春如何不斷地翻轉小說的寫作形式而將讀者玩弄於股掌之間？張大春製造那麼多的謊言，究竟想要表達的是什麼？這些一直都是許多「張大春研究者」所好奇的問題，也是本篇論文研究的目的。對於張大春的「謊言書寫」論者甚多，但前輩論者多以其單本著作為討論主題，本論文希望從張大春的寫作姿態、對語言及創作之信念等方面，將其創作歷程之「謊言書寫」做一全面性討論，以建構出完整的「張大春說謊史」。 本論文將從「謊言」角度切入，爬梳張大春自出道至轉向中國古典領域之前，其謊言書寫之源起到收束的發展歷程。因此將從〈懸盪〉作為起點，而以《尋人啟事》作為轉向前的斷點，討論張大春創作與各時代社會、文化環境之交互作用，分析張大春寫作技巧及文學思想進路之演變，探索張大春從早期短暫受寫實主義影響，到開始追尋「小說之敘述」，再以魔幻寫實及後設技巧展演他對「語言／謊言」思考，最後逐漸轉入中國傳統書場，整理其中演變過程，並討論張大春偏重於「語言」、「記憶」、「權威」、「真實／虛構」等相關主題之由來與脈絡。 在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謊言／真實」議題仍對現今社會有其映照之寓意，所以重探張大春小說中的「謊言書寫」，盼能以不同於前輩論者的角度切入，提賦予張大春小說新的時代意義，供張大春研究另一個面向的思考。

本文設定出三個研究目的 1.觀點建構：為了重新評估新聞敘事的生產與接受過程，我們基於社會真實建構論與James Carey所說的「溝通之儀式觀點」，進而提出敘事表演論，即敘事正是儀式表演。這裡，本文基於「社會空間一劇場空間－文本空間」的類比，進而主張敘事表演的背後程式和社會結構的運作邏輯密切有關。 2.理論建構：為了有系統性的探討整場敘事表演所展現的意義，同時提高閱聽眾的「批判的語言警覺性」，本文按照四個表演構成因素之間的關係網，區分了三種意義場域：「人際意義」(言者一聽者)、「理念意義」(故事主角)、「文本意義」 (舞臺場景工程)。據此，本文分別建構具體的理論工具箱，以期不但識別出文本上的微觀物理線索，即語法證據一如「語態」、「詞彙語域」、「社會行動詞」、「言說標誌詞」等；且進而尋繹出敘事所努力完成的意義網路和意象建構，即語用途徑－如「直示中心轉換模式」、「敘事轉換模式」、「引語文體」等。 3.實際應用：使用該語言工具箱來實際分析新聞範例－ 「97年台電核廢料案」，探討台/韓新聞媒體針對同一個社會事件，運用怎樣的象徵資源，如何再現言者對該議題的觀點位置，如何設定故事主角的形象與理念，又如何實現其報導內容的連貫性與事實性。對此，本文再細分成底下主要問題：(1)言者的觀點立場透過怎樣的語言用法和策略裝置展現在敘事新聞中？；(2)針對同一個故事，台/韓兩方的新聞版本所再現的理念圖像有什麼異同？；(3)針對同一個故事，台/韓雙方的新聞版本如何重說以塑造出敘事流程的一致方向？ / Is the press news a mirror of reality or constructed reality? In this debating epistemological approaches, we are based on latter as well as on the perspectives of “narrative as ritual performance” ,which is in the contextual mood of textual-orient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From the view of media function of ‘reality-definition’, and also with 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we are assumes that news is not reality itself and not information transfer too, but socially constructed multiple realities through social interaction on a ‘stage’ by various social actors as performers, either they are on ‘frontstage’ or ‘backstage’. In other words, in this study we attempt to reintroduce performative model into the discourse-textual analysis in media studies, and therefore propose that news is a mediated collective ritual performance in which we are both a performer and a participant, who have function of the “double subjec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news making and its reading. This study essentially also have a basic concern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what Fairclough called ‘critical language awareness’, in other to reflectively reconsider the problems of ethnocentrism and the webs of power-knowledge which can be inscribed in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ritual performance. And now, what is “narrative performance”? Based on Victor Turner‘s notion of performance, i.e. the processual sense of ‘bringing to completion’ or ‘accomplishing’, this study further defines narrative performance as those two connotations: generally speaking, it means “ritual performance of telling-stories in everyday life” and then specifically speaking, it means “all written text or printed text displaying dramatic formats ” which not only represents our interpretation of what is social reality, but also continually performing and reconstructing our collective consensus and affective memories of the historical culture including the context of “here-and-now”. What we want to do in this paper is to articulate and demonstrate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ocial space and textual space which is based upon the analogies of “life-as-theatre” and “symbolic interaction-as-drama performing”. News narrative result of journalist’s convention, their socio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routinalized reporting practice. Through this study, we believe, it would provide a sort of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and a set of useful metaphor for searching out new methodological directions in the fields of 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studies. The main object of this case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press news on “the issue of Taiwan nuclear waste”, in other to identify the function of reality construction of a ritualized press performance as well as to show the process of image construction which is represented in the textual context of time-space. More specifically four research questions are raised. First, How we should rethink and reevaluate the process and significance of news-making? Second, How does teller‘s position represent in the news narrative by the use of what sorts of language-uses and tactic device? Three sub-questions as follows: a. How dose teller highlight “we-oriented” view points in the news reporting? b. How dose teller dissimulate “they-oriented” view points in the news reporting? c. How dose teller purposefully persuade the audience to be oriented and attached to the story-teller owns attitudinal position? Third, In relation to the given same social events, what is the distinctive differences of ideational pictures re-presented between Taiwan and Korean version of news story? Forth, In relation to a original newspaper article, how Taiwan and Korean press distinctively retelling or re-performing the story to be construct the thematic coherence of narrative flows ? In other to give answers to these practical questions, this study collected articles of Korean newspaper ‘Joongang Ilbo’ and Taiwan’s ‘United Daily’ and ‘China Times’, each dealing with the case of ‘nuclear waste’ which have drawn a firestorm from South Korea after Taiwan and North Korea had made the Jan. 11, 1997 deal of nuclear waste. To analysis these news articles, this study systemically build a set of analysis methods and several types of research-tools focusing on three categories of meaning-field, that is, fields of interpersonal meaning, ideational meaning, and textual meaning. Interpersonal meaning field including two types of tool or cues, that is “modality” and “deixis” by which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image constructing of teller-audience nexus on backstage；in the filed of ideational meaning, there are three tools, that is “registers of lexical categorization”, “social-action-verbs”, and “modes of narrative transposition ” by which to investigate the process of imag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ctors staged-on；and the textual meaning field mainly based on “discourse marker” and “speech genre(as quotation)” by which to demonstrate the thematic coherence in th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levels embodied by the operations of symbolic selection and composition of narrative devices. The above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can be illustrated as follows: ┌───────┬──────┬───────┬──────────┬─────────┐ │Meaning-Field │Focus │Relation-Web │Image-Construction │Language-use-Cues │ │ │ │ │ │ │ ├───────┼──────┼───────┼──────────┼─────────┤ │Interpersonal │enonciative │enonciative │teller and listener │modalities deixis │ │ │event │context │ │ │ ├───────┼──────┼───────┼──────────┼─────────┤ │Ideational │episodic │representation│story actor’s │lexical registers │ │ │event │of 'people- │social action │social-action- │ │ │ │world' │ │verbs modes of │ │ │ │relations │ │narrative │ │ │ │ │ │transposition │ ├───────┼──────┼───────┼──────────┼─────────┤ │Textual │symbolic │thematic │selection and │discourse markers │ │ │textualizing│coherence │composition of │speech genres │ │ │ │ │narrative devices │ │ └───────┴──────┴───────┴──────────┴─────────┘ Major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For the research question 2, we found that teller’s view position was demonstrated in those ‘deictic centers’ as like ‘WHO’, ‘WHEN-WHERE’, and ‘WHAT’ , which served as a sort of mechanism making a tragic spectacle, in other to set up the sympathetic involvement toward “Mr. Yan” as a hero as well as the resentment toward “Taiwan authority” as an antagonist, which is assume to be generated from the imagined domain of Korean audiences. More importantly, we further found that the three types of tactic devices of persuasiveness used by Korean teller which is this: a. to show concrete evidence including critical witness as a vivid symptoms on the could-be-impacts of pollution crisis；b. to evoke universal sense of moral justice；c. to support the technique of punishment. For research question 3, we found that Korean and Taiwan news articles not only shown the differences of representational orders on the ideational picture of the case of Taiwan nuclear waste, but also it supported the fact that, as Mary Douglas argued, ‘ritual of social hygiene’ would be performed when a social communities faced the pollution problems to solves, in order to manages the crisis through mobilizing a sorts of symbolic capitals available to use. we show first that the dominant value of Korean domains on the news issues are standard aggressive patterns of “the program of the witch-hunting” which is based on the ethical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justice of human rights；and secon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Korean domain’s, Taiwan news narrative demonstrated the distinctive representational order, i.e. “the program of consolation” which is based on lawful and economic ways of thinking. For research question 4, we found that Korean and Taiwan news reporting did not have a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ways of using ‘discourse markers’ to construct local coherence of narrative flow, because both of they are follow basic conventional norms of news writing just as . But, i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aspects of ‘speech genre’,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ways of quotation, Korean teller is favor to use ‘free direct speech’ with a discriminating reporting verbs by which highlight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the deal, While on the contrary, Taiwan teller is favored to use ‘indirect speech’ and with a neutral reporting verbs by whichrean teller is favor to use ‘free direct speech’ with a discriminating reporting verbs by which highlight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the deal, while on the contrary, Taiwan teller is favored to use 'indirect speech' and with a neutral reporting verbs by which selecting the good ones and dismilating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the de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