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迫選擇型式量表最大好處為防止填答者作假，但若運用於甄選情境，勢必要面對量表結果是否能作個人間比較的問題。 過去學者認為強迫選擇型式量表不能作個人間比較，主要是因為其測得的向度彼此間互依（亦即向度間呈現負相關），因此其產出的資料只能反映個人特質的相對強度訊息。本研究認為若能讓向度間的互依性降低，就有可能測得個人特質的絕對強度，本研究依此為目標，試圖運用改變計分方式來降低量表互依性，主要以五大人格因素中的外向性與勤勉審慎性為架構，編製出改良式的強迫選擇量表，期望其在甄選情境下：1.產出的資料可以測得個人特質的絕對強度；2.比李克特氏型式量表測得更準確的個人特質；3.比李克特氏型式量表更能防止作假。 本研究採模擬實驗法，參與者被要求在網路上模擬應徵汽車業務員的工作，研究者操弄兩個獨變項：作答情境（甄選、自我瞭解）以及量表型式（改良式強迫選擇型式、李克特氏型式），皆採受試者間設計，依變項為外向性、勤勉審慎性之原始分數及z分數、社會期許分數，並以104人力銀行的職能性格量表當作情境間比較標準。總共蒐集559份有效樣本，研究結果發現，在甄選情境下，改良式強迫選擇量表能和自我瞭解情境下104職能性格量表測得相當的外向性分數，也較李克特氏型式量表更能防止參與者作假，但是並無明確的證據顯示在甄選情境下，改良式強迫選擇量表比李克特氏型式量表更能準確地測得個人特質。 在勤勉審慎性部份，改良式強迫選擇量表在甄選情境下與104職能性格量表測得的結果相關甚低，同樣較李克特氏型式量表更能防止作假，但亦未能顯示改良式強迫選擇量表在甄選情境下，比李克特氏型式量表更能準確地測得個人特質，研究者針對此結果進行較深入的討論。

這篇論文主要利用信用價差的時間結構與信用投資組合的損失分配評價擔保債權憑證選擇權。利用跨期因子相關結構性模型找到信用價差的動態過程及損失分配跨期相關性。這篇論文也探討了擔保債權憑證選擇權的風險值。最後，我們發現遠期生效擔保債權憑證與其選擇權對跨期損失相關性有高度敏感性。 / This article tries to find the term-structure of credit spread and portfolio loss distribution to price an option on CDO tranche. Our solution is based on a multiple period of factor copula model proposed by Andersen to fit the dynamic credit spread process by considering inter-temporal loss correlations through time. We also extend the model of valuing European options on CDO tranches presented by Hull and White and discuss the Greeks of the option formula. We numerically test the dependence of forward-starting CDOs on the correlation of loss across time. With the results, we price the options on CDO tranches. Finally, we find forward-starting CDOs and options on CDO tranches can have strong sensitivity to inter-temporal loss correlation.

自2002年以來，台商企業因法令設有投資大陸40%上限，以及租稅制度相對較不優惠等因素，遂轉赴香港新加坡等海外市場上市以求繞開政策上的限制，從資本市場直接籌資。國內企業出現一波朝外的推力，遂因此導致我國近年來上市公司家數成長遲緩的現象。本研究係從學術理論出發，以市場分割假說、法律約束假說、投資人認可假說、流動性假說該四個構面探討企業海外掛牌的動機，並以台灣資本市場作為個案，審慎分析與評估企業跨國上市後的股票交易量流向。 最後，分別從主管當局、證券交易所及櫃買中心就其所應扮演的角色，提出未來努力方向，期望能提供台灣資本市場扭轉劣勢、提昇競爭力的根本之道，使台灣成為一個具有區域競爭力的高流動性的資本市場。建議主管當局積極營造一個更開放、交易成本更低廉的資本市場，提昇自身的投資環境、降低法規障礙。建議交易所與櫃買中心未來可從監理的角色轉變成純粹提供「流動性」服務的公司，將市場監理的機制，交由第三者來負責。交易所與櫃買中心則專注於提供低成本、高流動性的服務。證券交易所之間的策略聯盟亦是未來發展的重要策略。 / Since 2002, Taiwanese companies have been restricted by the law of inverstment upper limit 40%. Moreover, the tax regime in Taiwan is less favorable for companies. When choosing where to list, instead of staying in Taiwan, a lot of Taiwanese companies started to pick other markets such as Hong Kong to avoid the inverstment restriction and raise fund directly from Mainland China. This results in the outwards power, making the number of the companies which newly listed in Taiwan stock market decrease. This paper starts from four academic theories: market segmentation hypothesis, legal bonding hypothesis, investor recognition hypothesis, and liquidity hypothesis, to discuss the motivations behind the cross-listing decision made by companies. Furthermore, taking the capital market of Taiwan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analyses and evaluates the trading volume after cross-listing thoroughly. At last, this paper provides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Taiwanese government, TSEC and OTC respectly; hopely those can make the capital market of Taiwan much more competitive and of higher liquidity. We suggest that the authority should try to build a market with less restrictions and lower trading costs, improve the investiment environment, and remove the legal barriers. In the other hand, we suggest TSEC and OTC might outsource their monitoring function to another independent party in the future, and transform into companies simply provide the good: “liquidity”. Thus, they can focus on providing lower cost of liquidity. The strategic alliance between exchanges is also an important stratedy.

企業購併已逐漸成為台灣企業追求快速成長的手段之一，主併公司為了讓被併公司經營者與股東接受被購併，經常會付出溢價給被併公司股東，溢價是否就代表主併公司買貴或折價就表示檢便宜？ 本研究以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併國碁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為樣本，以現金流量折現法評價，同時考量加計綜效後之現金流量折現法，進行情境分析後，發現不考慮綜效時，保守情境下合併案所產生淨現值為負值，不值得合併。由於現金流量折現法未能計算「彈性」價值，因此以Black-Scholes買權計算模型為基礎，建構簡明的評價模式，將購併活動中的彈性價值列入投資計劃評價分析中。 結果顯示：購併案如果考慮成長與彈性，評價結果可增加淨現值，避免值得投資案件被錯過，以實質選擇權評估本案例，求得保守情境之淨現值亦為正值，表示值得進行投資，有機會增加股東權益，本研究可解釋經營階層對購併案提出溢價，已無形中使用實質選擇權評估合併案，只是缺乏理論證明，本研究目的即在於透過合併案實例證明實質選擇權已被運用於購併案中。

綜觀台灣過去數十年來的產業經濟發展歷程，在國際間有許多正面的評價，稱之為「台灣經濟奇蹟」。在政府政策致力於塑造有利於科技產業發展的環境下，製造業為台灣產業帶來重大的貢獻，當我國不同的產業類別之製造業發揮其優勢競爭力的同時，亦使得台灣地區北、中、南三大區域發展出各自獨特且具有潛力的製造業特性。 事實上，區域產業特性與賦能之優劣將可透過區域中廠商與行動者的活動來表現，尤其是區域中的模範角色，是檢視區域中有無可學習的模範者和模仿其整體投資階段過程的重要指標，對於區域內外企業進駐和設立工廠的組織決策相當重要（Bandura, 1986; van Praag, 1996; Kriegesmann, 1999; Fornahl, 2003）。這樣的仿效行為將指向區域中旗艦廠商投資設廠區位選擇與組織決策行動，換句話說，旗艦廠商（flagship firm）是區域發展中重要的模範角色（role model）（Fornahl, 2003），而其區位選擇與組織決策行為對於區域發展將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另一方面，過去傳統投資區位選擇的討論，多論及單一廠商設立工廠在地理空間的決策行為。然而本研究認為旗艦廠商多工型工廠（multiplant）的特性在組織決策上的區位選擇行為，面對各區域經濟與產業發展特性的差異，應有不同於過去文獻與理論的考量。 是故，本研究透過天下雜誌公佈台灣地區2007年製造業1000大廠商，聚焦台灣地區製造業旗艦廠商面對投資母國區位選擇的考量，透過旗艦廠商在台投資多工型工廠歷程決策之整體分析，藉由投資時間與空間區位，以及廠商組織型態面向的討論，了解台灣地區旗艦廠商投資多工型工廠於母國區位選擇之因素。透過多項羅吉特模型的實證研究，本研究歸納研究成果，提出下列政策建議： 一、推動企業總公司在地化發展，有助區域內旗艦廠商再投資母國之活動 二、透過旗艦廠商在區域內之投資經驗，引導再投資活動，以利區域發展 三、區域內產業特性強化與升級，以加強區域高科技產業支撐力 四、科學工業園區與區域內科技基礎產業優勢分進合擊，提升產業關聯性 五、提升區域總體經濟發展，有助於吸引區域內高科技產業再投資之活動

在經濟全球化潮流下，企業透過跨國投資活動拓展經營規模，利用企業組織優勢，配合當地生產稟賦，進行跨界生產活動。而台灣在經濟發展逐漸穩定成長，國內市場面臨飽和及投資環境變遷等因素，已有不少廠商向外進行投資活動，尤其是中國大陸地區。根據相關研究顯示，台商早期進去中國以傳統製造業為主，屬於勞力密集高之產業，後期則逐漸以資本及技術密集產業為主，顯示在不同時期，台商對中國投資特性之改變。 本文從FDI理論作延伸，以經濟地理學、企業管理學角度切入，探討台灣知識密集型製造業集團投資中國區位選擇。以台灣知識密集型製造業集團作為研究標的，其目的在於反映台灣目前企業組織變化及產業動態，而研究區位則依研究目的，分為台灣地區、渤海灣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及珠江三角洲地區。實證模型採多項羅吉特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 MNL），實證變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廠商變數，放入集團產業類別、投資時間及投資經驗，第二部分為區位變數，放入薪資、市場規模、工業化程度、專利產出強度及外資投資強度。實證結果顯示集團對於區位條件較重視，且會因本身活動不同，而對市場規模、外資投資強度會有不同表現。依相關研究推論，投資珠江三角洲地區之集團以出口導向為主，對於外資投資強度為正向反應，市場規模則為負向；而渤海灣地區則剛好相反為內需型；長三角地區之集團則為兩者兼具。同時從結果亦發現地區之專利產出強度對於內需市場型集團為正向反應，映證地區創新表現越高，則企業將有意願在該地投資，因該地之創新氛圍有助於企業產品或技術創新，滿足當地市場需求。 因此從成本優勢來看，中國三大地區僅管勞工薪資不斷成長，但仍比台灣地區更具優勢，市場規模也是如此。但若以專利產出強度來看，台灣過去累積多年的創新活動，政府支持企業創新研究，並以國家機構帶領民間企業進行創新研發，輔以高度教育之人才，使得台灣地區在創新研發競爭力上比中國較具優勢。而台灣作為跨國企業集團母國地位，除透過開拓海外市場、拓展生產基地外，在母國進行投資活動有利於企業核心競爭力維持，確保跨國企業總部握有關鍵技術，維持台灣地區競爭力。

本文以Tiebout (1956) 之假說 (Tiebout Hypothesis) 為基礎，在數個轄區之經濟環境下，假設人民具有「異質性偏好」及「完全移動性」，利用模擬 (simulation) 的方式，探討人口以及地方公共財之最適配置狀況，並探討其背後所隱含之經濟意義。 本文之研究發現有以下三點。第一，對於公共財具有異質性偏好、且具有完全移動性時，個人會依據自我選擇機制 (self-selection)，選擇使其效用極大化之轄區居住，產生區分 (sorting) 之效果，符合Tiebout所預期。第二，就比較靜態發現，在技術水準越高，或者私有財之偏好越高的情況下，高偏好轄區的人口越多，每人持有消費性公共財數量也越多；而當資本產出彈性增加，則高偏好地區人口越少，且每人持有消費性公共財數量越少。第三，若中央政府徵單一稅 (uniform tax) ，且定額稅與資本稅之稅額相等，則以中央政府的角度觀之，不論何種稅制，均不影響全國地方公共財之總提供水準，故異質性偏好在此未造成任何影響。但若以地方政府的角度觀之，並以「每人持有公共財數量」之角度切入，則異質性偏好不但造成區分效果，更使轄區之資源配置具有脫離對稱均衡的可能。若將社會總福利水準極大化時之定額稅定義為最適稅率，其所對應之每人持有地方公共財，定義為公共財之最適提供水準，以此作為比較基礎，則在課徵資本稅之下，生產要素使用之扭曲性，影響人民之消費行為，進而改變轄區內原來的資源配置，強化轄區間資源配置的差異。在本文以兩個轄區為例，並以消費性公共財為分析重點之模型，發現地方公共財的提供，受到轄區內個人偏好強度差異之影響，出現偏好強度高之轄區公共財提供過多，偏好強度低之轄區公共財提供不足之結果。 關鍵字：Tiebout、異質性偏好、完全流動性、自我選擇機制、區分效果。

2002年慈心華德福實驗小學以公辦民營小學在宜蘭縣創立，集結了創校者、教師、家長與宜蘭縣政府教育局各方力量的投入，才得以成就華德福教育方案由托兒所向上延伸至小學。在整個創校及爭取公辦民營的奮鬥史中，當時1999年草創初期有五位家長，願意在寄讀學籍之條件下，讓自己的子女接受小學階段的華德福教育實驗。家長們從探詢與公立學校合作的可能性，向縣府進行遊說爭取公部門的教育資源，到籌措基金成立人智學基金會辦學的種種行動中，充分體現了民主社會中家長教育選擇權的行使。本研究從參與辦學行動的五位家長中，選擇其中核心參與者，從生命史觀探究其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之形塑歷程，即家長在何種生命經驗之促發下做出將孩子送至另類學校就讀的選擇。       本研究採德國社會學者F. Schütze發展之「敘述訪談法」採集個案口述傳記資料，並以其所提出之理論建構分析方案，進行敘述內涵意義的理解與詮釋，透過敘述文本之再建構，闡述出文本主體「邁向開展生命的實踐道路」之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形成圖像。個體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之形成動態歷程：符應學校教育之學習規範－抗拒囤積式學校教育結構－批判馴化式學校教育－尋求解放教育與覺醒，刻劃成長於威權戒嚴時期社會體制下，學校教育體制仍呈現高度政治化和技術化基本性格之社會個體，如何超越社會體制壓迫結構及與社會他者連結的生命融入過程，即生命主體在行使家長教育選擇權，為其下一代選擇能提供並滋養生命健康成長的教育方案之歷程中，尋獲與世界及社會他者共存共融之智慧；社會系統中所存在移植至歐洲文明的華德福教育，所形構之身心靈全人發展人類圖像，及「成人之美」之教育圖像，引領著關注社會教育體制如何改善的批判生命主體之覺醒，體察乃回歸教育本質的探究，開展內在對每個生命及人類圖像的理解與敬畏，方能朝向開展生命的理想教育實踐道路上行進。       本研究個案揭示了社會教育體制的轉化，有賴社會個體成員對教育之政治性本質及其所存在的意識形態運作之覺醒，且教育工作如未能回歸至教育專業倫理價值理性典範的探究，而僅求之於技術理性典範的追求，將難以生發形成具轉化性意義的教育改造工程。實踐另類教育之社會場域，之於意欲教育改革之社會個體而言，乃是一生命學習及增權賦能的社會學習平台，其扮演著建構轉化社會教育體制有機網絡之前線基地的角色。

台灣近年來由於現代經濟發展的結果，致使消費爭議問題日趨複雜，其中以消費者與生產者間因資訊不對稱而衍生的消費問題與爭議更為嚴重。本文首先探討消費者主義及資訊不對稱的相關理論；其次，就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之消費者保護運動的演進及重要消費者保護議題作整理與歸納分析； 並針對台灣消費爭議事件進行現況分析，分析結果發現：國內近年來消費爭議問題可歸類為「金融保險」、「旅遊」、「運輸通訊」、「購屋」及「食品」等六類，並就每一爭議類型逐項分析資訊不對稱所衍生的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等市場失靈現象及問題、政府介入市場經濟之必要性，以及提出爭議解決之可行性因應對策，用以督促政府機關能充分扮演「資訊平衡」的角色，期能縮小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的資訊不對稱現象，使台灣消費者保護工作能更順利、有效地推動，達成落實保護消費者權益的目標。

本論文旨在論述：是否可能在亞里斯多德的思想中討論關於「意志」的概念？在因為沒有「意志」此詞彙因而缺乏「意志」概念的古希臘時期，能否恰當地解釋「明知故意」的行為是如何發生？人如何在擁有關於行動的理性知識時，卻跟隨著「欲望」或「情感」而行？但人也可能在對於某事物有追求的「欲望」時，卻依循著理性知識的指導而行動。依此，理性知識和「欲望」對於行動的發生都不是必然的，但也都與行動的發生有關。因此，將先處理：人是如何展現行動。 人的功能是靈魂中包含理性原則的部份，在行動上良好地展現功能就是一個符合德行的行動，是善的。因此，善的、符合德行的行動，就是良好地展現了靈魂中包含理性原則的部份，這可從兩方面談：「理智」與「欲望」。「理智」是嚴格意義的理性魂，而「欲望」則是就其有聽從理性魂的可能而稱之為與理性原則有關，更恰當地說，是當靈魂中的「欲望」面聽從「理智」面的指導，就是靈魂中理性原則的良好展現其功能，符合德行的行動就在於此。行動因而是與靈魂中的「理智」與「欲望」有關。「欲望」設定目的，「理智」對於方法做計算推理的思維並得出關於如何行動的命令，此命令卻會因為不同形式的「欲望」的影響，或許取得「指定力」而將「理智」的思維結果落實於行動中，展現符合理性知識的行動，這是「欲望」與靈魂中的理性原則一致的結果；「理智」的思維結果也或許沒有取得「指定力」，因而展現的行動並不符合理性知識，因為「欲望」與靈魂中的理性原則不一致。因此，行動是「理智」與「欲望」互動的結果。 在說明因「欲望」與靈魂中的理性原則不一致所導致的ἀκρασία是如何發生時，亞里斯多德因為缺乏關於「意志」的概念而將ἀκρασία的發生歸因於理性知識在某一刻的缺陷，所以無法確切地解釋這種類似於「意志薄弱」的情況。要想在亞里斯多德的思想中討論無法以某個可對應的詞彙表達的「意志」概念，就從其他與「意志」的運用相關的概念著手，嘗試突顯出一個可能的、也許只是某種類似於「意志」的概念，亦即：不同形式的「欲望」對於「理智」的回應。如果在亞里斯多德的思想中隱含著「意志」的概念，那麼，對於這種概念做討論的可能性，就僅能從某種類似於「意志」的方式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