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銀行保險起始於一九九○年代，正式發展則於二○○一年金融控股公司法通過之後，期間經過許多金融保險法規的修訂與鬆綁，使得我國銀行保險業務蓬勃發展。時至今日，銀行保險已成為壽險業界最重要之行銷管道。 就市場現況觀之，銀行保險大多採取轉投資保經代公司或簽訂銷售協議模式經營：前者為三方架構之間接模式，亦即銀行透過保險經紀人（或代理人）公司，間接與保險公司進行業務合作；後者為兩方架構之直接模式，亦即銀行直接與保險公司進行業務合作。因應上述市場運作，主管機關雖訂有相關監理法令以資規範，但仍產生下列問題： 1. 銀行銷售保險商品之法律依據為何？ 2. 銀行保險業務究竟為銀行或保險公司業務？監理管轄如何劃分？ 3. 銀行保險業務發生法律爭議，銀行通路之責任歸屬是否明確？ 4. 銀行通路之權責是否與其實質利益相符合？ 5. 銀行轉投資保險經紀人或代理人公司是否妥當？ 6. 銀行銷售保險商品過程，消費者資訊及隱私權之保護是否產生缺漏？ 本文以為，此等法律疑義若無法釐清，將嚴重影響消費者權益、市場發展與監理效率。本文建議主管機關應修訂相關法規，調整現行銀行保險之經營架構、開放銀行得兼營保險經紀人及保險代理人業務、確認銀行職員或理財專員之登錄公司為銀行，以建立權責相符的銀行保險架構。如此方能避免消費爭議，創造消費者、銀行及保險公司三贏之局面。 / Bancassurance was introduced in Taiwan in the 1990s and officially recognized by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after the enactment of th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Act in 2001. Thanks to a series of regulatory reforms and de-regulation, it grew significantly in business volume. Today, bancassuran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channel for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In light of market practices, two kinds of business models are currently adopted by banks for their bancassurance business: i.e. investing insurance intermediary companies or signing marketing agreement. The former, a tripartite model, benefits banks indirectly to carry on bancassurance through their insurance intermediary (broker or agent) subsidiaries; the later, a bilateral model, means that banks can enter into an agreement directly with insurance undertakings to sell insurance products. Responding to the market practices, certain regulations for bancassurance are promulgated by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 some legal issues as obstacles and hurdles against the market, including the legal basis of bancassurance, the allocation of the regulatory jurisdiction, the account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of banks, the appropriateness of bank’s holding an insurance intermediary company, the leakage in the protection of consumers’ interests and privacy in sales and so on. It may result in negative impacts toward the protection of consumer interes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upervision system if the aforesaid can not be clarified. It is submitted that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shall revise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to adjust operation mechanism in market, let banks operate the same as an insurance broker (or agent), and confirm that bank employee shall register as insurance solicitors of banks. Under such a scenario, banks could be fully responsible as a distribution channel, so that consumption issues could be avoided and an all-wins relation among consumer, bank and insurance company could be achieved.

臺灣的人口政策從倡導節育到鼓勵生育，其中歷經多次變革，以往研究者多從人口趨勢變化來探討人口政策變遷，或僅針對某一政策時期進行分析，但如此一來，不僅將人口趨勢客觀數據化，也忽略人口問題乃為動態的論述建構過程，且斷代式的分析亦較無法看出人口論述的歷史性。故本研究依照時間順序，將人口政策發展分為（一）「食之者眾，生之者寡」－東亞競爭下的「人口爆炸」時期；（二）「進退維谷」－改弦易轍的人口政策轉型時期；以及（三）「待養者眾，扶養者少」－人口老化下的鼓勵生育與新移民時期，並在視媒體社論為論述建構之關鍵場域的前提下，以1959至2008年《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的七則社論，進行細緻的批判論述分析，探討在不同政策時期，媒體社論論述所呈現的人口問題以及論述背後的意識形態。 本研究發現，「人口爆炸」時期的社論論述，突顯人口過多有礙經濟發展的問題，以節育來解決人口壓力為此一時期的論述主軸，並依此衍生對中下階層多育者的論述苛責，視多育者為社會問題的來源，以此合理化國家節育政策的正當性，而無視多育者背後所承受的生育壓力，以及對（中下階層）女性自主避孕能力的不信任。「人口政策轉型」時期的社論論述，則始見人口老化論述浮現，與人口壓力論述同在人口政策天秤上擺盪，競爭論述的支配權。然在繼續節育或適度鼓勵生育的論爭中，社論卻是以「提升人口素質」來取得雙方論述的折衷，卻漠視「人口素質」實則對身心障礙者等群體生育自主權的剝奪。到了「鼓勵生育」時期，社論中的人口老化、少子女化與新移民論述已完全取代人口壓力論述，此時「人口」的論述內涵轉變了：人口已不再是消耗資源的壓力，而是維繫國力的生產力。老人與新移民在社論中各被建構為依賴人口與素質不佳的人力，以對比出少子女化造成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將不利臺灣未來社經發展的隱憂。 本研究進一步發現，上述社論的人口問題論述，乃以「人口素質」為名劃界出主流社會對於人口問題的想像，亦即依循（生／心理）正常／知識階級／本土我群的標準來定義何謂人口問題，以及人口素質的優劣。是故媒體社論對人口素質的複頌，背後所隱含的階層、性別、種族與年齡歧視，實為強化與複製政府的政策論述，並未挑戰到既有支配論述的權力位置。 最後，本研究指出儘管社論在人口政策的方向上多傾向採取與政府一致的立場，但從「人口爆炸」到「鼓勵生育」時期，卻可見社論的立場由一開始對政府的亦步亦趨，到逐漸重視輿論的民意轉向。而對政策的施行手段，也從婉轉諫言到直陳己見，並在政策論爭的過程當中，扮演政府探知輿情及提供民眾政策思考的角色。

公司制度之完善，在於公司可以被設立，就應該可以被完結。我國公司法第24條規定，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而公司在清算程序中，其原有的代表及執行業務機關均失其權限，改由清算人作為清算事務之執行者，因此，如何讓公司清算能順利完成，除了制度面的設計外，清算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自是不容輕忽。 關於清算人之決定，公司法基於私法自治原則，原則上由公司股東選任，或依公司章程規定，或是以股東或董事為公司清算人，但為了解決公司無法自定清算人的問題，公司法另規定，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清算人。而現行法制對於法院選派清算人之限制，除非訟事件法第176條明文規定清算人之消極資格外，並無其他規範，加以非訟事件法第175條規定，對於法院選派清算人之裁定，不得聲明不服，授予法院高度的裁量權，因此，法院如何選派清算人，其所為的考量及決定為何，即至關重要。 本文擬先就清算制度為介紹，再就日本與我國有關法院選派清算人之法制概況作說明，並以公司債權人中之國稅局為聲請主體，就其於97年至100年間向我國21個地方法院聲請選派公司清算人之裁定為研究對象，透過對司法裁判之觀察，對我國法院選派公司清算人之現況進行歸納及類型化，進而探討我國現行法院選派公司清算人制度之問題，並提出司法實務及法制面的修正建議，期能縮小法院、聲請人與被選派者三方對法院選派清算人裁定認知的落差，提升法院選派公司清算人裁判之效力，達成減少訟源之目的。

本研究使用新制度主義和公共選擇學派之理論工具，來分析當前中國大陸國有企業中滋生蔓延之尋租性腐敗行為。研究之目的在於分析制度轉變和制度設計如何影響到個人之行為，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社會損失和代價。 腐敗問題是世界各國政府和民眾普遍關心的社會熱門問題，由腐敗行為所帶來的政府形象受損、社會分配不公、資源配置扭曲等危害是不可估計的，因此，各國政府都在千方百計地進行反腐敗政策，以維護市場正常秩序，恢復公眾信心，促進經濟持續發展。隨著市場規則的不斷建立，法治環境的不斷完善，權力制衡機制不斷形成，似乎腐敗的產生越來越困難，然而腐敗行為仍然持續發生，任何國家、社會均存在腐敗行為，危害著社會和政府的透明度。 國有企業是中國大陸國民經濟的支柱，是中共引導、推動、調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在計畫經濟時期，中共當局逐漸遇到國有企業之效率不彰和生產率低落的問題，進而從激勵擴大面開始國有企業之改革。自1978年推動的改革開放必然導致了產業結構和市場運行機制的改變。中國大陸改革之特徵為分權式改革，亦稱「放權讓利」改革。改革以來，中央將大幅度的政策執行工作交給了地方政府、企業，同時希望給地方政府發展經濟、關注國有企業效率更大的誘因與激勵機制。自1987年承包制實行起，中共裝置代理關係使得國有企業和政府部門、地方政府等代理人具有代理人投機行為的傾向，就國有企業中委託─代理關係影響到國有企業經營者和一些利益追求的代理人之間的投機行為，造成國有企業盈利績效的損失。實際上國有企業虧損面日益增大的事實表明了代理關係形成的負作用。不過，以公有制為主的中共改革與從企業所有權改革著手的西方國家之公營事業民營化不同，只著重於對國有企業控制權方面，並不徹底執行產權改革，不足以解決產權問題，因而產生代理人的激勵問題。以分權化改革為核心的中共的改革過程，擴大了代理人的權限以及自主性，這些改革開放中形成的委託─代理關係受到改革中出現的大量租金的因素，造成代理人的「尋租性腐敗行為」。而中共所採取的漸進式改革、對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以及國家的壟斷皆造成尋租行為出現的環境。 本研究追蹤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的尋租行為，從中國大陸整個國家結構中的「委託－代理關係」中的「資訊不對稱問題」和由此衍生的代理人的尋租性腐敗行為。本研究試圖研討資訊不對稱情形中，代理人如何採取經濟人的行為，經由什麼樣之博奕情境中採取自身最有利的行為。 文分七章，逐次深入探索相關議題，期對中共改革過程中凸顯出來的代理關係，能做全方位的辯證。

就人行道在都市空間的發展歷程來看，都市設計理念由早期的以人為主慢慢轉變為以車為主，使得人類的社會文化遭受破壞，都市中的人文精神也逐漸被科技精神所取代。五○年代末期，都市規劃者開始反省汽車科技對都市發展所帶來的破壞，於是國外都市紛紛改採大眾運輸系統與人行道路系統來改善都市交通，企圖重塑人性化的都市設計理念．反觀台灣都市，行人權益依然不受重視。準此，本研究首先回顧都市人行空間理論與公共空間社會意涵方面的理論，藉以了解人行道在都市空間中的社會意義，企圖從行人（使用者）的角度來探究台北市人行道佔用問題對行人的不友善。 為避免問題的發散，本研究將研究範圍選定在台北市民生東路四段、光復北路、南京東路四段、敦化北路四條道路，及此一街廓中的健康路與兩條地區街道。並透過實地調查法、次級資料分析法、訪談法等三種方法，來了解人行道的軟硬體究竟是如何造成人行道的佔用情形。由研究結果可知，人行道的基地現況與沿街土地使用現況會與人行道的佔用情形互相影響；而基地現況與沿街土地使用現況兩者，皆可用來檢測主要幹道、次要幹道、地區街道等三種不同類型的道路人行道佔用情形之間的差異。 再就人行道的佔用現況進行深人的思考，可以發現這些佔用情形背後都有其社會意涵存在。究竟交通政策改善的是誰的交通問題？為何人行道上可以騎車，車道上不能走行人？究竟誰有權規劃，誰又在人行道上行走？供行人行走只是人行道的千百種用途之一？從這些問題去詳加採析人行道佔用的社會意涵，可以得到以下四點結論：一、台灣的民主政治導致都市交通政策對車行交通與人行交通的嚴重差距；二、在政府的政策與法令的保障下，行人永遠是都市交通中的最低階級；三、人行道上隨時演出權力三面向的戲碼；四、公共空間的私有化形成政府與行人雙輸，佔用者獨贏的局面。

新產品開發對企業的銷貨額的增加，市場佔有率的提高及利潤的確保有極大之關係，而影響新產品開發關鍵性成功因素之一，是R&D人員如何確保，如何選才、用才、留才，有關R&D人員留才之研究相當多。由實證中提出企業中實施R&D人員生涯規劃，是有助於留住人才的。經由理論瞭解，R&D人員之生涯發展是一生中之工作與發展的歷史，是會變的，但是其中心思想則不會捨棄的，稱之為生涯導向，本研究將之分為管理型導向、專案型導向、技術型導向及自由導向。R&D人員之生涯發展導向為與公司目標一致為人事政策的重要一環，組織如何透過人事政策協助R&D人員之生涯發展為本研究重點。 　　本研究乃以R&D人員之生涯發展與人事政策之關聯性來探討R&D人員在組織中對人事政策之期望及重要性程度，並調查R&D人員對人事政策對其生涯發展之重要度及滿意度。以瞭解R&D人員對現行人事政策及組織的期望及滿意度。以做為對R&D人員之需求之瞭解，及調整人事政策之依據。本研究經調查個案公司，收回116份有效問卷，經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檢定、及平均值比較分析，發現R&D人員之人口變項對人事政策、及R&D人員之生涯發展有顯著相關，發現現行人事政策中，教育訓練，績效考核、升遷制度、薪酬制度及新人事政策，皆對R&D人員的生涯發展，有很重要的影響。而其中R&D人員對於新人事政策中之彈性上班、工程師制度、同仁配股及住宅貸款等皆有相當高的滿意度，而對於教育訓練之滿意度亦相當高。但R&D人員對考核的公平性、升遷速度與同業薪酬的比較上滿意度較低。 　　人口統計變項對於生涯導向，雖然在平均值上有高低之差別，但未呈顯著的差異。而 R&D人員之生涯導向。在人事政策之重要度及滿意度之認知上，除了教育訓練中專業訓練的重要度及績效考核的公平性滿意度之認知上有顯著差異外，其餘各變項皆不顯著。 　　本研究提出建議，對於滿意度低之人事政策適時檢討修正，有利吸引R&D人才、留才。但要注意，R&D人員滿意度提高之後續效是否相對提高，是要再進一步研究的課題。其次如何讓R&D人員之生涯發展與公司之目標一致化，也是企業要努力的方向之一。最後建議對R&D人員高學歷的來臨，人事政策如何去因應是一個新的挑戰。

海南地居中國東南沿海第一門戶，在清代並未得到中央政府應有的重視，但是張之洞任職兩廣總督期間，卻對其大力建設。本文首先探討張之洞建設海南的時代背景，以當時的情勢分析其作法乃因應海防所需。以這個觀點，將其對海南的種種作為進行整體性的探討，使得建設的原因與動機得到相當合理的解釋，更進一步說明其建設的主張即在於「籌瓊之要，以治軍防海為歸宿，而必自撫黎開山始」。其諸多建設可綜合為兩方面：內陸治化與軍備籌設，不僅治標地擴展軍力，更厚實社會力量，澈底鞏固海防的根基。張之洞從事海南海防建設，需要大筆經費，但是此時清廷國庫已無餘力支應，唯有自力籌措，本文對其經費取得的方法亦有所介紹。張之洞大力建設海南海防，但是由於國際局勢、清廷的海防政策、及朝臣從中摯肘，使得張之洞被迫調離兩廣。李瀚章繼任兩廣總督，他並不像張之洞那麼重視海南的海防地位，使得海南海防建設走向下坡。針對這種情形，本文分成軍備、內陸治化兩方面加以探討，並分析內陸治化傾圮對海防的影響。最後，以台灣同時期的海防建設與海南海防建設相比較，不僅可以發現其動機幾乎一樣，甚至建設的理念也近似，「一面撫番，一面開路」及「誠令全番歸化，內亂無虞；外患雖來，尚可驅之禦侮」，這樣的說法與張之洞的主張不謀而合。

國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因業務、財務狀況顯著惡化，有不能支付其債務而損及被保險人權益之虞，且無法履行契約責任，經行政院金融管理監督委員會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對國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為勒令停業派員清理之處分，並委託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擔任清理人，進行國華產物保險公司之清理工作。為保障要保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之權益，財團法人財產保險安定基金會爰依保險法相關規定代國華產險墊付相關款項，並主張就墊付金額主張代位取得各該債權人對國華產險之請求權。安定基金認國華產險既因違反保險法令經營業務，致有資產不足清償債務之情事，是依保險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擔任國華產險之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應對國華產險之債權人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安定基金並以擔任國華產險之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為被告，依據保險法第一百五十三條及保險代位，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請求返還上開墊付款。上開事件係我國保險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自民國九十年七月九日總統令修正公布以來，首次保險公司因資產不足清償債務而受安定基金代位以保險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請求連帶無限清償責任，相關判決及討論付之闕如，各界無不對於此條之解釋及適用有諸多意見及困惑，本文為此，特就我國保險法第一百五十條探討如本文，希望藉此激盪學說見解之相互交流，並收拋磚引玉之效。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industry ha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private banking business because of its high profit. Although this business has hundreds of years of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by contrast, it is still on the primary stage in China. Not until 2007 have more and more domestic bankers started to participant in this field.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conomy has maintained the rapid growth regarding the performance of GDP, stock market, real estate, etc. Benefit from the strong economy, the wealthy population and their wealth volume has been increased, those provide a good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of this business. At the meantime, with the continuously opening of China’s financial market and the demands for improvement of profit structure, this business has become a core strategy for domestic banks become to eager to develop. Under the incentive of market potential and pressure of external competition, China’s domestic banks still need to overcome some difficulties at the present stage to enjoy high profit from this business. Those obstacles includes the immature demands for financial services, the inadequate the external financial environment and lack of internal criteria within banks. Hence, on the one h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create a fine financial environment to help bankers to develop more advanced products or services to meet the clients’ demands. On the other hand, and bankers themselves should enhance the staff’s qualify and utilize the modern customers management techniques and information system to distinguish the target clients and their demands. /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industry ha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private banking business because of its high profit. Although this business has hundreds of years of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by contrast, it is still on the primary stage in China. Not until 2007 have more and more domestic bankers started to participant in this field.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conomy has maintained the rapid growth regarding the performance of GDP, stock market, real estate, etc. Benefit from the strong economy, the wealthy population and their wealth volume has been increased, those provide a good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of this business. At the meantime, with the continuously opening of China’s financial market and the demands for improvement of profit structure, this business has become a core strategy for domestic banks become to eager to develop. Under the incentive of market potential and pressure of external competition, China’s domestic banks still need to overcome some difficulties at the present stage to enjoy high profit from this business. Those obstacles includes the immature demands for financial services, the inadequate the external financial environment and lack of internal criteria within banks. Hence, on the one h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create a fine financial environment to help bankers to develop more advanced products or services to meet the clients’ demands. On the other hand, and bankers themselves should enhance the staff’s qualify and utilize the modern customers management techniques and information system to distinguish the target clients and their demands.

家庭暴力防治法實施多年，家暴事件數量逐年攀增，保護令是避免家暴事件再度發生的強制力量，而警察機關與社工人員是目前執行保護令的最重要的主體，對保護令實施之探討研究。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式，訪談對象以新北市永和區參與家庭暴力相關勤業務之警察與社工人員及聲請保護令之受暴婦女計10人為主，另增加學者2人之意見，以多面向取得資料。 一、研究發現 (一) 受暴婦女部分：受暴者對暴力行為多半採取隱忍方式承受而 未在第一次受暴後立即報案、受暴婦女直接向社工尋求協助的比例甚少，報案途徑仍以警察為多、婦女在親友的鼓勵與支持下，較會增強求助的動機、婦女因以離婚來結束家暴後，面臨最大的難題是經濟的壓力。(二) 警察人員部分：警察機關的員警以男性成員居多，而家暴案件的被害人又多為女性，在面臨龐雜事務情況下，員警處理家暴案件時態度多趨於保守而不露情緒，反造成不具同理心的誤解、對於家暴法與家庭暴力案件處理內容之瞭解，女性員警較男性員警熟悉流 程且執行態度亦比較積極、警察人員處理家暴案件時，對約制加害人再發生暴力行為具嚇阻成效。(三) 社工人員部分：社工因年輕社會經驗不足有時甚至使受暴者更感到無助、社工人員大多係資淺之聘用人員，家暴事件的複雜性，已超出年輕社工的生命歷練。 二、研究建議 加強宣導保護令的效能、確實執行加害人的「處遇計畫」、簡化處理程序及表格或表單之填寫及提升行政獎勵、安置場所與方式，應符合被害人之期待、建立網絡間聯繫窗口、強化專業程度、縮短審查核發保護令時間及延長保護令的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