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閔地區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於民國82年底占總人口之7.1%，達到聯合國所界定之「高齡化」水準，至民國94年底老年人口大幅增加為占總人口之9.74%，人口老化的趨勢使得退休後的生活保障更顯重要;年長者生活保障的主要來源是退休金，而我國已於民國94年7月1日由確定給付制轉變為確定提撥制(DC制)。基於醫學的快速成長，以及生活環境水準亦顯著提昇，採用現有的生命表預測未來死亡率可能會有極大的誤差，故本文參考許鳴遠(2006)的Reduction Factor模型，預測台灣未來的高齡人口死亡率，進而推計未來的各年齡人口數，再將改善的死亡率應用在確定提撥制的退休基金，並參考MacDonald and Cairns (2007)，假設退休基金投資在五種不同的投資標的，分別考慮20歲的個人與不同時間點20~55歲的各年齡人口，在不同限制函數下找尋確定提撥制退休基金的最適投資策略，並比較不同限制函數對依賴比造成的影響。

我國資訊科技產業自80年代起快速成長，企業組織亦同時朝向大型化及集團化發展，企業併購遂成為當時企業層級策略的主要選項。然而在企業聚焦核心事業以及修正多角化策略的浪潮下，企業分割已成為近來產業進行經營績效以及組織重整的重要策略工具。 分割策略提供企業「一而為多」的組織改造模式，有助企業進行專業化經營或建立退場機制，確立各事業之專業分工更可有使分割公司之價值提升之效果。本研究為補強學術上之論述，由資源觀點出發，擬透過了解新事業成長過程各階段資源發展、累積以及運用的情況，探究宏碁集團在施行企業分割策略時，各種資源流動以及分配的狀態。期待能歸納出企業在進行分割策略時，資源分配、流動以及母企業在後續資源連結之共通點。並試圖找出關鍵的影響因素。提供決策者有別財務績效外於可參考的指標。 / Taiwanese IT industry has grown by leaps and bounds since the 1980s and in the meantime, the entrepreneurs have turned themselves into large-size corporations or conglomerates. Thus, corporation’s merger and acquisition (M &A) gradually has become their major issue of strategy studies. However, while the increasing trend of business strategy is to focus on the corporation’s core business, the corporation’s spin-offs becomes the more important tool for generating profits and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Spin-offs strategy offers enterprises with the so-called “one for all” model, enabling corporations to focus on their core businesses or divest from dog business. The spin-off strategy also ensures spun-out units can achieve individual performances and effectiveness. In order to complement current academic studies, this research based on resources perspectiv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tatus of resources allocation of Acer in the spin-off strategy. This study would like to observe how the resource flows and distributes when a spun-out company grows, in order to conclude similarities that firms might have.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迅速地成長，兩岸經貿往來日益頻繁，台商赴大陸投資不斷增加，台灣經濟發展是否過度依賴中國大陸，乃成為大家關注的問題。本研究使用1998年第一季至2008年第四季之資料，對兩岸經貿重要議題進行實證分析，範圍包括：台灣對中國的貿易是否影響台灣之經濟成長率、台商赴大陸之大量投資是否造成本地失業率之惡化以及兩岸貿易是否顯著影響新台幣兌美元匯率。實證結果發現，在樣本期間，台灣對大陸之進出口貿易確實顯著影響台灣之經濟成長率；台商外移至大陸，也使得國內失業人口增加；而兩岸之間的貿易往來對新台幣匯率的影響則不顯著。因此未來兩岸經貿之互動，將影響台灣經濟之未來發展前景，政府在做兩岸決策時，必須謹慎從事，趨吉避凶，才能消弭社會的疑慮，並促進台灣經濟的健全發展。

摘 要 開發中國家如何擺脫依賴的困境達到經濟發展，甚至進一步邁入已開發國家，一直是經濟學的重要課題。本文藉對於台灣創業投資事業之分析，試圖對開發中國家產業升級的條件做一探討，以找尋出開發中國家脫離依賴理論困境的可能原因。 由文中關於產業升級之定義可以發現，扮演將資金與技術相結合投入產業生產的創業投資事業，的確對於台灣的產業升級具有一定程度的貢獻。因其藉由投入資金於科技產業、並提供必要的建議與服務的方式，促使附加價值高的新產品出現，也因而帶動核心產業結構的調整。 但對於台灣的產業升級具有一定程度的貢獻的創投事業，其資本大多來自國內法人，且黨國資本於此產業中具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其原因可能是為對抗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進口品壓力及其餘同屬後發國家的出口競爭壓力，必須發展於創建期就需要大量資本投入的精密工業及高科技工業。這些產業的風險較一般產業為高，非一般投資人所能負擔，因而促使國家資本及財閥資本介入，以由上而下的主導方式，來影響整個產業面及經濟面。其次，就台灣創投事業組成型態之特質來看，可發現專業經理人才的重要性，這也呼應翁良杰（1997）認為技術人力為台灣經濟快速發展而沒有落入依賴理論所預期的貧困及落後局面之原因的觀點。 總的來說，藉由文中對促使台灣創投事業得以興起的時代背景與相關政策之探討，可知憑藉吸取美國經濟發展經驗的「後發優勢」而引進的台灣創業投資事業，為資金與技術結合的渠道，進而扶植台灣科技事業的發展，帶動台灣產業結構的調整，使台灣避免重新淪為Wallerstain的世界體系理論中所指的邊陲國家。而台灣創投事業的形成，意味著屬於後發國家地位的台灣，不僅在資本累積上已有一定的實力，且在技術研發能力上也有相當程度的發展，才可以不完全受制於先進國家；並能將資金與技術結合，創造科技事業，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發展。所以本文認為，透過創業投資事業，或可解釋台灣開發中國家經濟快速發展而沒有落入依賴理論所預期的貧困及落後，也彌補了翁良杰對於資金與技術結合過程所欠缺的說明。

一九五九年革命後成為西半球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革命以前的經濟幾乎全部受到美國企業的控制，是典型資本主義依賴形式。古巴革命後大多依賴理論學者認為古巴依賴結構應已打破，於是將古巴排除於依賴理論的適用解釋之外，但是歷經三十六年的社會主義的洗禮，從歷史縱向發展脈絡來看，古巴依然處於依賴情境之下。 　　不同點在於社會主義依賴的剝削機制少了跨國公司與外國私人資本，不過蘇聯透過跨國的共黨組織關係作為掌握社會主義衛星國的政經發展。因此有學者認為革命後的古巴用一種（社會主義）形式的依賴交換另一種（資本主義）形式的依賴。筆者認為依賴理論不應拘泥於抽象的解釋而應能用於具體形式的詮釋，故對依賴理論能否適用解釋社會主義體系加以探討。 　　此外，依賴理論所探討的問題核心大多偏向國內發展的各項問題，事實上依賴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就如同對國內的影響多少會產生扭曲的作用。筆者試圖從古巴發展的歷史軌跡去探討在西班牙殖民時期、「唯美主義」下的古巴政治經濟發展並進而探討「蘇聯社會主義體系」下的古巴依賴結構與外交政策的演變。

行銷通路經過幾年來的變革已成為產業成功的一項關鍵。誰能掌握通路，誰就能掌握產業的命脈。因此國內廠商紛紛投入通路的經營，如統一企業創立統一超商，泰山企業設立福客多超商，味全的安賓及康國行銷等，莫不以掌握通路為要務。而萬客隆量販店的設立更是對傳統通路造成極大的衝擊，亦更顯現出通路的重要性。 　　飲料業的產品特性為產品生命週期短、週轉快，先期進入往往成為領導品牌、通路是成功關鍵及流行跟隨日本腳步等。由於飲料業的這些特性，可知通路是飲料成功的命脈。往往誰有良好的通路，誰就能脫穎而出，成為優秀的製造商。故如何維持與通路良好的關係，實是飲料業界應重視的課題。 　　本論文主要研究的主題在探討通路間製造商權力、權力來源及經銷商對製造商之依賴與經銷商抗衡權與通路衝突間之關係。以了解通路間之關係並進而提出相關建議供業界參考。 　　本文重要之研究結果約如下述： 　　1.就製造商權力來源與通路衝突言，大製造商通常採用非強制權力來源，因而與經銷商的衝突會較少。反之，小製造商則採用強制權力來源則會增加通路間之衝突。故建議，若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小製造商應盡量少運用強制權力以減少通路間的衝突，以使與經銷商間的關係衝突減少，關係更為良好。 　　2.就製造商權力與通路衝突之研究，大製造商在此向關係上不顯著，小製造商則達顯著水準。顯示出小製造商運用其權力時，易招致經銷商的負面反應，而導致通路關係之不良。故小製造商在運用其權力時，應多加考慮經銷商可能之反應，以免破壞彼此之關係。 　　3.就製造商權力與經銷商對製造商依賴言，經銷商對大製造商有較高之依賴。而對小製造商則關係不顯著。而相對應於通路衝突來分析，可發現經銷商對製造商依賴大的話，製造商應用影響力較不致引起經銷商的反抗。故對小製造商而言，如何結合有限的資源，以使經銷商能更加的依賴製造商是值得探討的關鍵所在。 　　4.在經銷商抗衡權與通路衝突方面，由研究可發現，無論大小製造商，經銷商的抗衡權都會導致通路衝突的增加。此意味製造商對於經銷商本身所具備的各項資源與條件應做適當的評估，在制定通路決策時，應考慮到經銷商抗衡能力的大小，則決策方可有效的推行。

第一章為概要性地敘述發展中國家之情況，並略加說明「新國際經濟秩序 」提出之經過及其後之發展，對全文作一綜覽。第二章首先就第二次世界 大戰之後的經濟秩序，即所謂的「布來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加以描繪。繼論述該體系與第三世界國家貧窮之連帶關係，乃導 致第三世界國家對既有國際經濟秩序的強烈不滿，因而亟思對國際經濟秩 序有所改革。該章繼敘述布來頓森林體系式微之過程，並分析其原因及其 對一九七０年代世界局勢之影響。最後則是「新國際經濟秩序」提出之過 程，說明第三世界國家團結之因素並評估其成敗。第三章為理論分析的單 元。該章首先敘及曾經於二次大戰後不久盛行一時的「現代化理論」（ Modernization Theory）之內涵，以及對發展觀念的改變過程等。繼論及 一九五０年代時，拉丁美洲學者普雷畢齊 Raul Prebisch ）與「拉丁美 洲經濟理事會」（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對傳統現 代化理論之批評及其學說內容，然後是對依賴理論分析與評論。第三章的 主要目的是為第三世界國家建立「新國際經濟秩序」之主張，尋求理論的 基礎。因此該章以一九七０年代之前盛行的國際經濟理論為主，盼能瞭解 第三世界國家領袖思想轉變之因素。第四章主在針對「新國際經濟秩序」 的本質加以分析。包括其提出之考量點與時空因素等。繼而敘述「新國際 經濟秩序」內容所囊括之項目，其次是各國對「新國際經濟秩序」之看法 與解釋。最後是內容分析，以觀發展中國家提出「新國際經濟秩序」的動 機與目的。第五章首先說明北方國家對「新國際經濟秩序」之反應與謀求 之對策，以及南方國家的因應之道。繼而敘述「新國際經濟秩序」提出後 之世局發展，如一九七五年巴黎會議之召開，因而揭開南北對話之序幕。 之後略為敘及一九八０年代之國際經濟情勢。該章最後是對「新國際經濟 秩序」之整體評估，包括其影響、成敗及聲勢漸微之原因等。第六章為結 論，乃綜論各章之敘述與分析，提出對經濟成長與國家發展的應謀策略， 以供參考。

國家科學委員會（簡稱國科會）於志願服務法推展下，自2002年開始啟動科學志願服務工程計畫，是我國具原創立意的創新性志願服務，其以跨領域的科學普及與社會關懷為目標；並自2005年開始，設立補助機制與管道，邀請民間單位共同參與志工培育與科學普及服務工作。面對全球資源短缺下，跨部門治理合產以及志願服務促進公民社會發展之重要趨勢，本研究以國科會補助科學志工團隊計畫為探討情境，瞭解國科會與民間非營利組織之資源交換下，其形構之政策網絡與服務內涵，以檢視補助機制是否回應非營利組織需求。 本研究主要採取深度訪談法、次級資料分析法、參與觀察法，應用鉅觀之Marsh & Smith政策網絡辨證途徑模型非營利組織觀點修正架構，嘗試釐清該補助機制之運作與困境。研究發現科學志願服務乃回應志願服務法規，透過層級委辦與補助途徑，跨部門輸出科學知識轉譯、科學知識建構之服務，交構科學志工之公民知識權內涵。而承辦之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應用行動者優勢，發展線上平台，提昇國科會科學志工補助機制效率。對於整體資源配置與運用而言，審查委員背景以及其對於科學性之詮釋、團隊計畫書內容品質、以及財務管核體系等，皆影響非營利組織推展科學志工計畫。此外，在公部門有限資源下，團隊組織展示了其專業力、聯結力、培植力優勢；然而，跨部門之間網絡互動連結性弱，對非營利組織來說，整體機制之政策參與度空間有待拓展。 因此，本研究建議應採取策略聯盟行動，強化網絡緊密性，並藉此提昇服務效益，擴散全民受益。最後，則應回歸政策參與管道之建置，以孕育互為主體之跨部門協力溝通場域。 / With “The Volunteer Service Act”,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NSC) has developed original Science Volunteer Program since 2002, which is appli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In order to expand the science volunteer effect, NSC drawn up the subsidy policy in “The NSC Executive Plan for Promoting Science Volunteer”. The subsidy process of Science Volunteer Program practice cross-sectoral partnership between NSC, National Center for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NCHC),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POs), and the research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NPOs to examine the subsidy mechanism for Science Volunteer Teams of NSC. Applying the method of in-depth interview, secondary data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in the Marsh & Smith Dialectical Approach of policy networks theory,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science volunteers are both science knowledge interpreters and makers, which devotes to citizen scientists in Taiwan. About the subsidy mechanism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the plan book, reviewers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from NSC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Volunteer Teams. Besides, the network between NSC, NCHC and NPOs is not strong; and policy participation is also expected to improve. Thus,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NSC could modify the interactive manner and take strategic alliance to enhance the beneficial result of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from different excellent NPOs.

本研究目的在探究我國性別工作平等法規之制度變遷過程，並利用歷史制度主義觀點分析法規制度的「變與不變」與行動者的「動與不動」之間是如何交錯影響，以型塑出法制最後的變遷樣貌。 在整理既有研究中發現到，以往針對性別工作平等制度之研究方向，多從立法機關、民間團體或企業組織等單一角度探究行動者在此制度變遷過程中的態度與行動策略，如此實失之偏頗；有些研究更甚少注意到制度環境系絡本身等各項限制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以Mahoney（2001）路徑依賴之分析架構將個案約略分為五大階段，並以此進行探討。 由於臺灣在戒嚴時期的政經環境限制了當局者的偏好，在強調經濟發展的前提之下，初始勞動法制中有關工作平權的保障仍存有諸多缺失，對於婦女勞動者的保障更是貧乏。即使解嚴後民眾自覺性地反抗並擬定草案送審，當局者在關鍵時刻下依舊選擇漠視，制度也因此僵固不前。雖然路徑依賴之自我遞增特性讓我國婦女勞動權益一再受到漠視，但是隨著時間序列的持續發展，不論是社會環境發生改變，抑或制度內部出現變化，這些反應與逆反應都是重新啟動制度變革的動力。相關行動者與系絡、制度等因素的互動激盪，不但會改變行動者的決定，進而也會使制度最後的樣貌產生轉變，而我國兩性工作平等法規的變革也就是在這些多重因素與複雜時空的交錯之下所產生。 然而本研究發現到歷史制度主義中的制度變遷不一定只會從原有設計當中進行調整，透過此個案發現到，之所以促發此一制度有進行變革的動力，是從民間團體主動提出設立「兩性工作平等法」此一新興法規所致，因此制度不但可以如過去研究般「從既存設計下手進行內部變革」，但也可以如本研究個案一樣，利用「新增外來規範」的方式來強化整體制度之意義。 任何制度在先前的運行，以及行動者本身的有限理性，都會影響到事物後續的發展。由於因果關係的複雜，制度並非隨時處於穩定均衡之狀態，任何的不可預測性都有可能會破壞既有制度。再者，行動者意圖與非意圖的結果，也會造成個體與制度之間的關係有所轉變，也就是因為這種因果不確定（quirks of fate）的特性，形成了各種意外的組合，因此，唯有系統性地分析事件與過程的時間次序，才真正有助於我們瞭解複雜的社會動態。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的方法，從社會文化觀點探討華人在家庭對偶關係中所表現的共依賴(codependency)傾向。 結果發現，在對偶關係比較中，華人親子關係中親代對子代有較高的共依賴傾向，表現在「以對偶為焦點」以及「認同照顧對偶的角色」。在華人自我建構的相關研究中則發現，具有「高相依我低獨立我」自我建構的人比「高獨立我低相依我」的人有較高的「以對偶為焦點」傾向。 在共依賴所具有的心理意涵分析中，「認同照顧對偶的角色」在母親對子代的關係中具有正向的關係意義；「以對偶為焦點」在子代對親代的關係中，以及夫妻關係中也具有不同於不適應的關係意義。 最後，本研究結果顯示，即使對偶比較中共依賴得分顯示出差異，所有受試的共依賴總分及四個分測驗得分仍然偏低，表示整體而言，受試者共依賴的傾向並不高，共依賴可能並不是適合描述華人家庭關係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