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財經雜誌一反過往多採訪製造業及科技業企業高階主管之習慣，大幅擴展報導人物範圍，並以「熱血」一詞形容採訪對象。為探討此熱血現象背後工作價值觀之轉變可能，本研究選取《Cheers快樂工作人》、《商業周刊》、《天下》及《遠見》等四財經雜誌，蒐集自2006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間227篇人物報導，並採納各刊物揭示目標讀者圖像及組織宗旨文章，使用van Gorp（2007）所提框架分析方法建構熱血人物報導所含框架包裹，檢視框架中各裝置運作的情形，及其與社會文化脈絡之連結，並檢驗各刊物使用熱血框架之情形，且交叉分析報導人物基本特徵及雜誌使用熱血框架的情況，以解讀財經雜誌人物報導所再現熱血人物所具備特徵，與各框架背後運作之文化迷思。 本研究歸納出三種熱血人物框架類型，分別是「為所欲為」、「克服挑戰」及「犧牲奉獻」框架。「為所欲為」框架強調主角不僅為了物質報酬，更係尋求自我認同而投入事業，故多不依既有慣例行事，因此遭受周遭人群懷疑，。依據熱血行動於報導中的負面或正面評價，可區分為反省衝動過往的「年少輕狂」範本及鼓勵讀者勇於作自己的「勇敢逐夢」範本。「克服挑戰」框架則指出熱血是獲取事業成功需具備條件，主角因擁有不懼挑戰的熱情，而能突破重重難關且成就功業，其展現情況可分熱血為成功鑰匙的「成功要件」範本，以及主角一再突破難關並享受挑戰過程的「奮戰不懈」範本。「犧牲奉獻」框架強調群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的崇高宗旨，故主角不惜不計個人得失投入公益事業，並可依據熱血行動影響層面及範圍加以分類，「默默苦行」範本描述主角利用自身專長服務群眾，；「傳佈公益」範本則將影響眾人作為公益行動的重要手段或目標，且經常強調使用傳播工具的重要性。綜言之，「克服挑戰」框架文章篇數最多，「為所欲為」框架次之，「犧牲奉獻」框架殿後。其中最少。《Cheers快樂工作人》、《商業周刊》與《天下》皆以呈現克服挑戰框架為主，惟《遠見》呈現為所欲為框架之文章比率比例最高。 比較各財經雜誌出現熱血人物特徵，本研究發現熱血人物以男性為主體，而《Cheers快樂工作人》與《遠見》採訪創作及運動表演人員的比例最高，其選取熱血人物所在產業亦以媒體、數位內容產製業為主；《天下》及《商業周刊》出現熱血人物身處政府及教育機構（含非營利組織及個人）者最多，《天下》偏重報導專業或受雇人員，《商業周刊》則以企業高階主管為主。觀察各框架呈現人物特徵，「為所欲為」框架文章中最常出現之職業身份及產業別為創作及運動表演人員與媒體、數位內容產製業，顯示本框架多搭配工作自由度高之職業從業者出現。「克服挑戰」框架中最常出現的產業類別為媒體、數位內容產製業與傳統製造業，其中專業或受雇人員出現頻率最高，展現其成就導向特色，。在犧牲奉獻框架中，志工、學生及業餘者佔多數，呈現產業亦以政府及教育機構（含非營利組織及個人）為主流，可見本框架呈現特別側重公共服務之職業特性。 本研究認為各框架範本可依據熱血行動以「人與其周遭世界的互動態度」加以分類，如行動為外在世界所認可，能號召眾人行動或取得成功，則以和諧式熱情樣貌呈現；若行動不為外在世界所認可，行動者須以己力突破橫逆，甚至修正行動以符合期待，則多以偏執性熱情特徵描寫行動。此現象顯示財經雜誌報導熱血人物時，仍依循社會認可邏輯加諸價值評判。 根據分析結果，本研究期望未來財經雜誌積極向讀者介紹不同管理模式及職場改造經驗及勞資溝通技巧方法，讓工作者非僅在個人心態及工作技巧上展現「熱血」，而有能力改變勞動條件，打造符合工作者需求的職場環境，俾能充分發揮個人潛力，。媒體也可多報導一般工作者，非僅報導獲社會認可之成功者，以呈現工作者的多元面貌，。一般工作者也可透過網路透過社群網路發聲，與他人交流經驗，或可突破現有職場困境，以提升勞動條件。

在政治進入媒介的時代中，隨著電視媒體影響力漸增，政治人物亦趨重視電視的曝光機會。電視本身重視影音與戲劇化的性質，以及媒體組織對觀眾喜好的認知，影響了電視對政治新聞的選擇；政治人物亦利用自身資源，投電視的新聞偏好，增加曝光機會。我們常認為國內電視呈現立法委員相關新聞時，往往著重立委暴力、緋聞、使用各種道具或特殊扮相的演出，本研究以國會電視新聞、電視記者以及立法委員為研究對象，分析電視新聞如何再現立法委員，是否著重呈現其表演行為，以及記者與立委如何互動出此一再現結果。 　　在文獻探討上，本研究利用競賽框架及選民消費理論。前者指出當代政治新聞多注重競爭及策略面，而電視畫面又適於突顯衝突情境，因此電視傾向呈現立委的影像式表達；後者則說明政治人物力求媒體表現，原因在於可將自我資訊充分揭露予選民，故易於展現衝突或戲劇化言行增加電視曝光度。無論何種觀點，都揭示電視偏好再現立委的表演行為的原因，然由於不同立委所擁有的政治資源配置有所差異，因而立委在實際發展媒體策略時，亦有不同的選擇與考量。 　　本研究使用電視新聞的內容分析，以及記者與立委的深度方談兩種研究方法。前者分析電視對國會新聞的關注程度與再現方式，以了解立委的曝光度競爭程度，以及立委的再現是否多與顯明的感官刺激、衝突性、戲劇化或意圖性相關，使用圖像式或刺激性的表達方式，而非單純言語鋪陳的表演行為，並分析表演行為在選舉與非選舉期、有無較高職位的立委間以及不同政黨大小的立委間，有無呈現的比例差異與關聯；後者旨於探討電視記者如何評價立委表演行為與進行新聞選擇，以及不同政治資源配置的立委如何發展媒體策略。綜合兩種方法，則分析記者與立委的權力關係。 　　本研究發現，立委爭取電視曝光的競爭激烈，電視新聞呈現立委時，表演行為比例顯著於非表演行為、選舉時期顯著高於非選舉時期，且不具職位或小黨立委表演的呈現比例亦較高。其原因可分兩層面，在媒體部分，國會電視記者基於媒體性質與收視率壓力，即便對立委表演感到無奈，亦需採訪播出，特別是資淺記者較難另外探索其他較具深度的議題；在立委方面，立委發現電視喜好，了解表演行為帶來的即時曝光效果，雖可能造成形象的損害，但囿於本身資源條件的限制，往往亦需展現表演行為。在記者與立委互利共生的過程中，立委更有機會透過商業機制，操控記者進行其所不樂意的採訪。 　　電視著重立委表演行為的影響，可能造成政治的論述的空洞化，使得民眾對公眾事務關心的流失；亦可能使記者的新聞工作熱情流失，造成高流動率與年輕化，使得國會新聞停留在表象的惡性循環；以及形成對專業問政立委的懲罰，鼓勵立委以表演自利，並削弱其監督政府的能力。故此，本研究建議由電視台重新解讀收視率著手，改變新聞訴求定位，培養記者的專業素養。立委需謹慎評估表演行為可能帶來嚴重的負面效應，觀眾亦可透過多元化的管道了解國會運作，表達對非綜藝化立委及新聞的鼓勵，以改變此一現象。

人類社會中有許多社會現象是隱而不顯的，或者刻意被視而不見、被忽略。當SARS疫情在台灣社會蔓延時，所有與「SARS」相連結的人、事、物，都被投以異樣的眼光，被貼上他者身份的標籤而受到歧視、排拒與指責。同樣，SARS他者的建構也並非自然地存在，而是透過許多語言、行動與機制所形塑出來的。本研究透過分析新聞媒體的語言及所對應的情境脈絡，來理解SARS他者建構之由隱微到顯見的過程，期冀經由逐步揭露SARS他者的風貌，褪去覆蓋在疾病之上的外衣，以回歸到「人」的本質。 　　本研究主要運用Fairclough（1995）的互文性分析策略來分析SARS新聞中他者的再現，將SARS他者分為「新興的他者」—感染者與居家隔離者、「變異的他者」— 醫護人員、以及「恆久的他者」—社會邊緣地位者等三種類別。本對了 所以所謂的七月底前畢業就是七月底前把那張單子交給註冊組就好了 印論文慢慢來 這樣妳應該輕鬆一點了吧是研究發現新聞論述中建構出「恐怖他者」、「罪犯他者」與「自私他者」的想像，劃分著健康我群與染病他者的界限，形塑了感染者與居家隔離者的他者風貌。另外，本研究以Davies & Harré（1990）的定位（positioning）理論來分析醫護人員身份認同的變動也發現，醫護人員、政府、媒體、民眾透過相互定位與定位的回應，隨著指標性新聞事件的發生，而改變著彼此間的身份位置。處於社會邊緣地位者如街友，及醫院看護與清潔人員，長久以來被社會刻意忽視，當SARS風暴席捲台灣時，成了代罪的羔羊而受到矚目，疫情落幕之後依舊回歸到邊緣地位。 　　我們以Fairclough（1995） 分析他者再現之「存在/缺席」原則來檢視三種類別他者，也發現了三種他者在媒體中的「存在/缺席」呈現光譜狀的分配：醫護人員在媒體中的發聲機會與存在多於感染者及居家隔離者，感染者及居家隔離者又多於社會邊緣地位者。本研究亦發現媒體在報導他者的身份的多重角色上可以是污名的製造者；或者是強化者；然而也可能僅是烙印的傳遞者；甚或扮演著有正面意涵之烙印減輕者角色。影響媒體角色的變動因素，與媒體內部既有的框架（frame）有關，面對不同的對象，媒體論述有不同的再現方式。此外，我們也發現，台灣社會在SARS疫情間的他者塑造，有些現象是過去的文獻所無法提供解釋的，特別是在政治層面的考量，展現了台灣社會的特殊性。 　　SARS他者在社會中受到的排斥，來自於社會大眾與媒體只見「病」而不見「人」的思維，而這個「病」又包覆著種種的負面的想像。本研究以SARS為個案，嘗試為疾病去污名化，並且提醒社會要重視「人」的本質，從「人」的角度出發來面對未來的疫病，能夠盡可能的拋開疾病負面意義的包袱，理解人類乃是健康與疾病共存的個體，以正面的態度面對疫病，在未來面對疫疾時，同時看見「病」也看見「人」。

本論文旨在探索民意的公共性與公眾意涵，亦即從公共／眾的角度探討民意的概念。此外，本文也將進一步地剖析媒體再現民意公共／眾的問題，並實際檢驗報紙民調報導與電視談話性節目再現民意及其公共性的真正意涵。 為了有效瞭解媒體再現民意的問題，本論文建構了觀察民意公共性的指標，並以此作為觀察分析報紙民調報導與電視談話性節目的依據。在報紙民調報導方面，本文採用了論述分析的方式檢驗報紙民調新聞再現民意的表現，並以聯合報：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三大報為分析對象。電視談話性節目方面則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並選擇TVBS「2100全民開講」為研究對象。至於研究時間則區分為選舉期間與非選舉期間。 本研究發現，不論是報紙民調新聞或是電視談話性節目，其所再現的民意公眾皆具有虛構／想像公眾、集體公眾、斷裂公眾的意涵。但民調報導則以統計數字建構了型式理性的公眾內涵，並以隱喻的論述方式轉喻了搖擺公眾成為民意公眾；談話性節目則利用公眾聲音建構了談話公眾的特色，而節目的內容型態也展現了非理性的情緒公眾意涵。民意公共場域方面，以上兩種媒體所呈現的公共領域皆具有政治領域的型態（民調報導議題與談話節目討論議題大部份皆以政治議題為主），而民意的批判公開性也轉變為媒體操縱公開性的意涵，甚至於談話性節目已成為代議政治政黨運作的公共場域，再次賦予了傳統代表公開性的重生機會。至於民意的批判與溝通意涵，報紙民調的固定量化報導型式並無法展現民意理性溝通與批判的精神；而談話性節目的談話論述充滿了二元對立、衝突以及戲劇化的效果，不但無法反映理性批判的本質，也使得溝通論證失去了民主論證的意涵。因此，本文認為現代民意經由媒體再現後，民意的公共/眾精神不再，只成為一種對實在主義的宣稱以及符號建構民意的概念。 關鍵詞：公共、公眾、民意、民意公共性、媒體再現、公開性、論證民主。

本研究以「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為主要議題，並以融入教學為主要取徑，期能為有興趣實踐媒體素養融入教學的現職教師，發展出符合其需求的教學指引架構，並供有志推動媒體素養教育的組織或教科書出版商參考。 本研究首先整理媒介再現刻板印象以及媒體素養教育文獻，發展出適於國小各年級教學的「媒介再現刻板印象教學目標」；接著分析主要教科書版本（康軒、南一、翰林、仁林）、四大領域（健康與體育、综合活動、社會、藝術與人文）的教科書，從中找出可實施本議題融入教學的課程與特色，進而提出「教學主題與課程架構」。繼而，研究國內、外的教學指引，比較在架構與設計理念上的異同，進一步發展出適合於台灣的社會脈絡下，實施本議題融入教學的「教學指引架構」，並依照該架構設計成範本（附件一），俾使未來教材設計人員，能有具體的參照。本研究希望結合了教學目標、主題與課程架構，以及教學指引架構等三項根本而關鍵的內容，能使有興趣以此為議題發展教材的相關人員與組織有完整的資訊。 本研究採取專家評鑑法，邀集長年觀察與推動媒體素養教育的「媒體素養專家」，及有豐富教學經驗的「國小現職教師」擔任評鑑工作，找出教學目標、課程架構與教學指引架構之缺點和問題所在，再根據專家意見進行改良和修正。 研究發現，每一個學習領域都有實施本議題融入教學的空間，且融入課程是目前推行媒體素養教育的最佳方式，並需為其設計專門的教學指引，以做為現有教學指引的輔助工具，且應包含學校裡可運用的、可與課程結合的各種媒體研究方法。此外，教材必須以現職教師最熟析的形式呈現，並提供認知地圖，則能讓教師快速吸收且便於使用。

基因改造食品一方面是複雜的基因科技產物，另一方面牽涉環境與健康危害的議題，是風險社會下即具代表性的例子。在各方論述的競逐下，媒體如何報導這些新聞卻鮮少有研究關注。本研究旨在探討媒體如何再現基因改造食品新聞？歷年來的報導呈現何種趨勢？與某些特殊事件有關？以哪些形式與議題為最多？凸顯了哪些人的觀點？媒體使用了哪些框架來再現基改食品的樣貌？其中又與哪些在地文化產生互動？ 為解答上述問題，本研究採取量化內容分析與質量化兼具的框架分析兩部分，分析1994年1月起至2006年12月底為止，《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的基因改造食品新聞。 在量化內容分析部份發現，基因改造食品新聞以「純淨新聞」寫作為最多，最常出現在「社會／生活」版面，引用比例最高的消息來源為「科學領域專家」，最主要的新聞議題為「政策規範」。這部份的框架分析，研究發現以屬於「進步包裹」的新聞為最多，在各框架包裹所細分的小框架中，採「科學萬能」框架論述的新聞又佔有最高比例。 本研究也依新聞數量變化，將基因改造食品議題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1999年之前的「醞釀期」、2000至2003年「高峰期」與2004年之後的「平穩期」。醞釀期的報導大多將基因改造產品視為科學新產物，有許多來自外電或編譯稿。高峰期開始出現一連串的消費者運動，焦點轉為關注政策制定與食品安全。後來的議題平緩期，出現在地方版的新聞數量超過社會／生活版面，意謂著基改議題逐漸在地化發展，新聞重點在政策的執行面。此外，隨著時期演進，採取「危害包裹」與「關切包裹」論述的新聞也有逐漸增加趨勢，顯示管理議題愈受重視。 在質化框架論述分析部份，本研究發現採用「進步包裹」論述的新聞，抱持基改食品是改善現狀、帶來美好的立場；其中再細分出來的「科學萬能」與「經濟掛帥」框架，多用科學、經濟術語或研究報告、數據來加以佐證，呈現出基改食品在科學與經濟上對人類的貢獻。這兩大框架強烈暗示科技與經濟至上，論述中幾無描繪任何發展時可能的代價與風險，同時又佔據最多新聞數量，因而令其他相對的框架立場難以發聲、居於弱勢。 其次，歸類為「危害包裹」的報導，傾向基改食品具有風險、對人類有害。其中屬「健康疑慮」框架者，關注食品安全問題，論述者多為社運團體，亦引用科學報告為證據；但是他們最終對法規的呼籲，在媒體報導中無法成為關注焦點。被歸類為「天然最好」框架的報導，多為商業推廣新聞，藉由強調非基改食品優點來反面凸顯基改食品，有嚴重的新聞廣告化問題。在「產經毒藥」部分，此類新聞以事件導向為主，描繪有關本地基改作物影響出口經濟的案例，但新聞數稀少，難以喚起重視。風險最大的「禍延子孫」框架，其立場認為基改技術將帶來人類浩劫，但台灣並非基改主要生產國，容易有置身事外之感，加上強大風險的關注本身尚未被科學認可，也很難在地生根。 屬於「關切包裹」的新聞，與法規政策演進有關，其中區分的「妥善管理」論述，對政策有嚴格要求；「有管就好」框架的新聞，則流露出管理的散漫。在此包裹中，呈現出台灣官方面臨美國貿易壓力下，對高科技風險產品的處置，然而台灣並非每次都能嚴守立場，在本地自主與強國干涉間取得平衡；而媒體報導不僅透露出這個問題，也暴露媒體本身並沒有做好捍衛民眾知情權與加強風險意識的責任。 本研究希望能加強後續對風險事物的研究與重視，也建議媒體對任何科學研究，應抱持懷疑態度，不宜過分誇大、宣揚其預期貢獻或獲利。媒體工作者應時常關注國內外的重大科學發現，深化本身背景知識，在報導議題時才能有深入的理解，以善盡加強大眾風險意識之責。政府面對風險事物，不只要盡快制定相關規範，也必須與民眾做良好溝通，加強他們的風險意識與知識。

本研究透過監視器在電視新聞發展歷程中的特殊性和新聞價值，以及監視器新聞的緣起和發展，結合電視新聞的相關理論和實證研究了解監視器影像和電視新聞媒體媒合以後，電視監視器新聞的敘事方式和其所再現的社會景觀以及社會文化意涵。 透過內容分析法，本研究發現，多數監視器新聞以目擊事件現場為「賣點」，呈現對犯罪事件和特殊奇觀的現場感，然而也有不少新聞在監視器鏡頭外，用特殊的剪輯和運鏡技巧或是帶有情緒性的口語配音進行後製，加深觀眾的「共感氛圍」。在「求真」之外，也追求在視聽訊息上的感官化，並透過選擇新聞題材以及後製加工帶給觀眾強大的視覺衝擊力和感染力。 監視器新聞主題中以暴力和犯罪為主，其次則為奇觀新聞。以感官化的手法呈現與社會安全相關的主題，以犯罪暴力為主題的監視器新聞人物，大多為社會上的邊緣團體，且多發生在都市區；奇觀新聞則以一般民眾為主，背景大多為非都市區；監視器新聞以一般市井小民為主要報導對象，公眾人物在監視器新聞裡十分罕見。監視器新聞再現的時空，突破新聞記者採訪佈線「時空」的限制。 監視器新聞的畫面來源和主要受訪者皆為警方，且多為採用「單面報導」的方式，也就是說，警方掌握監視器畫面以及享有對監視器畫面的主要詮釋權，顯示了公共攝影的社會控制和詮釋的不對等關係。在監視器新聞主題中也看到了符合社會奇觀的主題，「記錄不容錯過的精彩生活片段」似乎成了監視器在社會中扮演的另類角色。 當監視器與電視新聞媒合以後，電視新聞觀眾面對的是更多重、更奪目的真實形式。這些影像以「軟性化」或「衝突性」題材為主，而不是以訴諸理性或是傳達資訊的方式。監視器新聞帶出了公共危險的社會意象，對於邊緣團體化約、淺碟化的敘述，可能加深觀眾對於邊緣團體的刻板印象。整體而言，監視器新聞是一種去脈絡化的敘事形式，透過後製的音效和影像編輯，呈現緊張、懸疑和驚聳的氣氛，因此，監視器新聞所再現的都市空間形象是危險的、充滿不確定性的，為一種高社會犯罪率的隱喻。

本研究嘗試以1988年6月24日至2008年6月24日之間，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前後十年，《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的親密伴侶暴力新聞為研究樣本，經分層抽樣後共取1,010則新聞，以內容分析法檢視兩報呈現親密伴侶暴力新聞的方式，並觀察此類新聞報導有何特性，而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前後，親密伴侶暴力新聞的報導方式有何轉變？ 　　本研究以責任歸咎方式、消息來源、親密伴侶暴力迷思、主要議題、「社會關注」指標與「廣義親密伴侶暴力」指標檢視1,010則親密伴侶暴力報導，並依新聞分布特性分為「議題醞釀期」、「法案倡議與通過期」、「法案實施初期」以及「法案實施三年後」四個時期。 本研究發現親密伴侶暴力報導主題面向上以「暴力事件與個案」為主，不同時期中的主題分布達統顯著差異，「法案倡議與通過期」及「法案實行初期」為四時期中「防暴落實過程」比例較高者，而「防暴執行阻礙／困境」在四時期的比例均在一成以下。個案導向的新聞報導於社會關注面向上以「立法規範與庇護／援助」、「當事者外的援助與介入」與「議題專家作為消息來源」上有明顯進步；但四個時期皆有90%以上的新聞未提到「施暴者終止暴力的方式」。 在親密伴侶暴力的歸因方式上，「個人框架」以「暴力事件與個案」為議題主軸。「體制框架」的議題較平均的分配在「防暴落實過程」、「相關政策／法令」以及「防暴執行阻礙／困境」。「文化／社會結構框架」超過五成的主題為「防暴落實過程」。「整合框架」中排名第一亦為「防暴落實過程」，其次是「相關政策／法令」。 　　媒體文本中呈現迷思為「責備受害者」，「加害者脫罪」，「美滿家庭價值」與「霧裡看花」。「議題醞釀期」僅近四成未提及迷思，而「法案倡議與推動期」有超過六成五的新聞未提及任何迷思，表現最佳。「責備受害者」在各時期皆為比例最高的迷思。 「未提及迷思」的消息來源以「專家與倡議團體」佔最多數，其次為「官方消息來源（政策層面）」。其他四種迷思「責備受害者」、「加害者脫罪」、「美滿家庭價值」與「清官難斷家務事」中，「官方消息來源（執法層面）」皆為最主要消息來源。不同框架間的迷思分布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體制框架」、「文化／社會結構框架」與「整合框架」皆超過九成未提及任何迷思。「個人框架」中有超過四成的迷思為「責備受害者」，其次為「加害者脫罪」。 　　消息來源方面，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所不同，且達顯著差異。「議題醞釀期」前三名消息來源依序為：「官方消息來源（執法層面）」、「受暴者」與「專家與倡議團體」。而「法案實施三年後」排名第一轉為「受暴者」，其次為「官方消息來源（執法層面）」與「專家與倡議團體」。「法案倡議與通過期」及「法案實行初期」裡「專家與倡議團體」消息來源引用較其他二時期明顯提升。四個時期的「當事者人際網絡」比例均極低。 　　「個人框架」前兩大消息來源為「官方消息來源（執法層面）」與「受暴者」。「體制框架」中以「專家與倡議團體」（45.5%）排名第一。「文化／社會結構框架」中有超過五成的消息來源為「專家與倡議團體」，其次是「官方消息來源（政策層面）」，「其他與純粹記者描述」排名第三。「整合框架」中排名與「文化／社會結構框架」相同，且比例分佈亦類似。 基於上述結果，本研究嘗試對對媒體實務工作者與社政專業提出建議：在媒體報導上須延展報導的廣度與深度，與社政團體配合定期製作專題報導，引用暴力倖存者的現身說法，輔以專家或倡議團體的評論或意見以供參酌，以達到引發讀者興趣與教育知識兼具的成效。在報導暴力事件時，避免擷取與事件本身無關的敘述，並與社會新聞路線之外的其他記者整合，搭配相關議題進行報導。社福團體在近用媒體時可尋求另類發聲管道，並成立專業小組，及時回應媒體需求。並與媒體保持合作關係，定期提供其專業領域的各項資訊，適時提出澄清，掌握議題的定義與解釋權。

Benedict Anderson《想像共同體》刺激了跨學門的研究，甚至潛隱成為不同取徑的中軸。本文即以此書為虛擬的對話人，同時延伸書中的指標概念—想像，據以鋪陳、架構本研究的兩個問題：營造國族想像的要素？語言如何扣合本地文化資源以營造國族想像？循著Anderson揭示的時間、印刷資本主義和語言等文化要素，我們進一步將之搭上語言再現論，一方面建築「想像語言」觀、另外延伸時間、印刷資本主義於本地經驗與理論上的意涵。於想像語言，本研究以Wittgenstein後期論理為軸，並向功能語言學派借火，認為語言與脈絡（語境）間的遞迴關係適足以中介台灣社會脈絡與理論的接軌，特別是軸輻自該書印刷資本主義的雙層意涵—一面是文化、一面是結構。作為結構，本論文藉以引導出報業與善書兩個代表，而文化則遙指一種相對於古老宗教共同體的世俗而神聖之文化氛圍。文中也順勢轉入《民報》語料的分析。藉社論的耙梳，我們將文本語言資料、主題與相關意義構連上該時的社會實況與本地文化資源（於內容與形式上，皆隱隱地透露出某種神聖的氣味），其中，當以本省人╲外省人的定位為核心，同時含括了國族之於人的隱喻、對為官者的期待，以及時間因素的相關分析。

《吾兒故事》是葛蒂瑪第一本以非自人的敘事觀點寫成。她一 方面以有色人種的革命家庭為縮影，揭示南非種族隔離社會中，少數族裔的困境。另一方面，她質疑男性觀點下女性形象再現的偏頗，突顯非自人女性再殖民統治及父權宰制下的顛覆力量，並描繪跨種族之認同心理。藉此，葛蒂瑪呈現了多元文化中跨越界線的可能。葛蒂瑪超越了種族及性別觀點的限制，將她慣用的自女性觀點轉為非自人的男性觀點，以突顯非自人革命社群中的內部問題。正如她之前的小說，《吾兒故事》不僅呈現了南非的轉變和她自己寫作策略的改變，更標明了葛蒂瑪處理非自人議題時，跳脫自人觀點的新里程碑。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於處理男性觀點下南非女性的再現，被殖民者的抗拒及顛覆和認同問題。論文主體分為三部份，第一部分旨在探討葛蒂瑪的新敘事策略和目的；第二部分旨在分析殖民與父權宰制下，受壓族群如何打破沉默，發聲抗拒；第三部份則旨在分析其尋求認同的過程及心理。 / My Son s Story is Nadine Gordimer's tenth novel but is her first novel narrated in the nonwhite perspective. Gordimer uses a colored revolutionary family as a microcosm in the apartheid society to unveil the dilemma and predicament of the in-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South African apartheid. In the colored male's narrative, Gordimer attempts to interrogate the partial and probl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South African women, to highlight the oppression and subversion of the nonwhite women dominated by colonial and patriarchal authority and to scrutinizes the psychic desire of the interra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 colored man and a white feminist. In this novel, Gordimer presents a possibility of the boundary crossing in the multiracial and multicultural South Africa through the story of the colored family. My thesis aims to tackle the problems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South African women in masculine narrative, the subversion of the oppressed, and the identities of the in-between people. The main body of the thesis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First, I will explore Gordimer's new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objectives in the novel. Second, I will probe how these marginal and oppressed people break silence to articulate their resistance to the colonial and patriarchal domination in the apartheid society. Third, I will investigate the process of the quest for identities of the in-between people and their transgression. In My Son's Story, Gordimer keeps her concern about anti-apartheid revolution and about the oppression of the in-between groups and women oppression. She breaks through the racial and gender limits of perspectives and shifts her typical white female perspective to a nonwhite male to uncover the inner problems of the nonwhite revolutionary community through a colored family. Like her pervious novels. My Son's Story not only represents the transition of South Africa and her transformation in writing strategy but also marks her new start to look beyond her white perspective while dealing with the issue of the nonwhite in aparthe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