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是以中國大陸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的州治所在臨夏市為主要的田調場域，研究對象是臨夏市穆斯林社群的婦女們，研究切入的時間點正值西部大開發帶動臨夏社會經濟現代化的契機，此地的穆斯林因應此變化被迫必要調整其傳統倫理規範對婦女們的制約，讓婦女走出家庭、甚至走出河州，解放其勞動力，隨其知識獨立經濟獨立後，藉此良機提升地位，並對社會做更大的貢獻。 臨夏市的穆斯林社群是傳統華夏社會的縮影，惟因位處邊緣加上歷史因素，其社群相對封閉而變化較緩，婦女地位低下仍是目前社群內部普遍存在的問題。搭乘大開發的列車，為呈現穆斯林女性地位已出現或可能有的變化，在章節的安排上，第一章、第二章針對回回婦女集體歷史記錄的失落，企圖利用有限的文獻材料，重構此邊緣族群婦女的歷史圖像，順勢彰顯華夏社會“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根深柢固的傳統與臨夏穆斯林社群的婦女地位問題相對應的關係，特別是在複合文化交疊、異例突出的邊緣地帶；為釐清外界對伊斯蘭教與回回社群的誤解，特別在第三章釐清這個複合規範的內涵，分從儒家的道德綱常、伊斯蘭的倫理觀與西北特殊的風俗民情三部分論述，時至今日臨夏穆斯林婦女所承受的規範制約，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調整或必要革新，或許在地的穆斯林也並不是那麼清楚所謂的傳統，究竟是舊封建社會的遺緒，抑或是伊斯蘭教教義、教法使然，不願人云亦云、積非成是地全歸咎於伊斯蘭的宗教特性，對照歷史軌跡尋繹，從理性認知解放臨夏穆斯林婦女，自覺、自尊方能由此建立。 筆者如此關注臨夏穆斯林婦女地位的問題，乃因在臨夏調研時的實際觀察，仍見臨夏穆斯林社群婦女很傳統的生活面向，故在第四章介紹傳統規約下的婦女生活，從婦女的婚姻、家庭生活、勞務分工與宗教規箴對女學的影響等方面提供一些民族誌的觀察。由於社會調查有其普遍採樣的困難和限制，加上臨夏正處在社會經濟變遷的過渡階段，多元、多樣正是此階段的特色，故選擇口訪對象盡可能是在一定的社會高度，有較廣泛見聞以及能理性陳述的對象，不乏公部門幹部、老師、醫師和律師，藉之強化此民族誌觀察的可信度與說服力。 本篇論文的第五章則談論臨夏經濟發展人力需求的趨勢，而穆斯林婦女所須具備的競爭條件，而從臨夏婦女接受義務教育的現實問題、宗教女學蓬勃發展的利弊以及婦女法律認知、制度配套與人為因素致使婦女權利在實踐上出現相當的落差，於田調實察所得數據和資料來說明社群內部有待改變、革新之處。現代化的潮流和進程難以阻擋，臨夏市在現代化社會的轉型過程，舊價值與新發展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性無可避免，婦女地位提升已成為社會整體進步的關鍵，也漸成為穆斯林社群的共識；包括臨夏面對都市化的衝擊，伊斯蘭Jamaat內部可能面臨的文化危機，保守的宗教體制內是否應該與時俱進地賦予女學新定位、新任務，促使婦女在族教邊界的維繫上發揮固基的力量，故在第六章仍以民族誌的觀察為主，介紹臨夏部分穆斯林女性在宗教、學術、經濟與政治等領域不凡的表現，她們衝破既有族教藩籬與限制，力爭上游，成為在地穆斯林婦女效法的標竿。總之，改善不利於穆斯林婦女發展的負向指標，提升她們的地位，在推動臨夏社會經濟進步極具現實價值，是本論文的研究旨趣所在。 任何社群只要存在兩性的差異，婦女學與兩性研究就有存在下去的理由。過往少數民族婦女議題歸屬學術研究的邊陲，本篇論文就學術價值而言，其貢獻有二：一則，為社會科學研究婦女民族誌開闢了新領域，強化女性文化的基礎；二則，選擇邊緣穆斯林族群的婦女議題，除了釐清對伊斯蘭教在中國西北世俗化過程的許多誤解，也使穆斯林婦女在現代婦女史與婦女民族誌中不再留白，或無言。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編製一個適用於已婚婦女之綜合壓力量表，量表內容除了以往研究 壓力者常使用之重大生活事件之外，還包含了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的小困擾（例如， 東西要用時找不到）。此外，本研究想了解已婚婦女就業與否、家庭型態、生命週期 與壓力之間的關係，並探討這三個變項之間有無交互作用。 受試為台北地區366 名已婚婦女，調查工具為自行編製的已婚婦女綜合壓力量表，將 以問卷方式進行調查。 論文內容共一冊，約五一六萬字，分為四章。第一章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第二章研 究方法、第三章研究結果與討論、第四章結論、檢討與建議。

1980年代初期，受到世界各國自由化及民營化思潮的影響，我國於1996年電信三法通過後，並於當年7月1日電信總局正式改制，將電信組織一分為二，一為掌握各項電信監理事務的行政機關----電信總局。另為負責營運電信事業---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隨著電信業務的開放，中華電信公司亦步亦趨的朝電信民營化發展邁進，對於一向工作穩定的公務人員影響顯著，尤其已婚的女性員工對於公務員身分的改變更是極鉅，在此即將民營化的過程中，對員工產生何種衝擊，值得深究。 有鑑於此，本研究主要針對電信機構內正式公務人員，對於民營化認知及家庭、工作滿意度三大面向加以探討，並分析三者關係，以期了解目前電信機構女性員工對於民營化的認知及家庭、工作生活滿意的看法。其研究對象為大台北地區電信機構已婚職業婦女為主，經由立意抽樣，採問卷調查法，分別抽樣調查中華電信公司及電信總局二個單位，共發出750份問卷，回收673份，扣除無效問卷19份，有效問卷計654份，有效回收率為87.2﹪。研究資料之統計分析，主要採SPSS統計套裝軟體，而所用的統計方法，採次數分配、百分比、因素分析、T檢定、變異數分析、雪費多重比較檢定及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 本研究發現有下列四點，敘述如下： 一、個人特質的不同，在家庭生活滿意度六個因素中的差異 1. 年齡不同，僅在親子關係及家事負荷達到極顯著的差異。 2. 教育程度不同，僅在家事負荷及家事分工達到顯著的差異。 3. 服務部門不同，僅在親子關係達到顯著的差異。 4. 服務年資不同，在親子關係及家事負荷達到極顯著的差異，而在夫妻相處達到顯著的差異。 5. 職位或資位不同，僅在家事分工達到相當顯著的差異。 6. 每月薪資不同，在親子關係、家事負荷、家事分工達到相當顯著的差異，在親屬關係達顯著的差異，但在其他因素中並未達到顯著的差異。 二、個人特質不同，在工作休閒生活滿意八個因素中的差異 1. 年齡不同，在工作升遷、工作壓力達到極顯著的差異，在工作成就感及彈性工作達到相當顯著差異水準。 2. 教育程度不同，在工作壓力、薪資福利達到相當顯著差異水準，在工作成就感達到顯著的差異，同事情誼達到極顯著的差異。 3. 服務部門不同，在工作壓力達到極顯著的差異，而在薪資福利及同事情誼達到顯著的差異。 4. 服務年資不同，在工作升遷、工作成就感、休閒實現及彈性工作達顯著的差異，而在工作壓力達到極顯著的差異。 5. 職位或資位不同，在工作升遷達到顯著的差異，在薪資福利達到相當顯著差異水準，而在同事情誼達到極顯著的差異。 6. 每月薪資不同，在工作升遷達到顯著差異，在工作成就感及薪資福利達相當顯著差異水準，而在同事情誼達極顯著差異。 三、個人特質不同在民營化的認知七個因素中的差異 1. 年齡不同，在環境適應達相當顯著差異水準，而在保障福利及升遷發展達極顯著差異。 2. 教育程度不同，僅在環境適應及升遷發展達相當顯著差異水準。 3. 服務部門不同，僅在改制衝擊達到顯著的差異。 4. 服務年資不同，在競爭力及保障福利達極顯著差異，而在升遷發展達顯著的差異。 5. 職位或資位不同，僅在競爭力、改制衝擊及保障福利達到顯著的差異。 6. 每月薪資不同，在競爭力達相當顯著差異水準，而在保障福利及升遷發展達到極顯著的差異。 四、家庭與工作休閒滿意度有顯著之正相關，但二者與民營化認知並無顯著相關。 本研究在了解已婚職業女性對於民營化認知、家庭與工作休閒生活意識之關係後，並提出建議：1.希望女性員工尋求家人支持協助家事分工2.重視專業技能培養、工作自我調適及重視休閒3.電信機構建立公平升遷制度、工作分配公平4.鼓勵員工進修訓練並建立公司願景5.政府立法保障員工權益6.資本大眾化優惠員工認股，以期達到「三贏」的局面。並藉此研究提出今後研究課題，做為後續研究相關領域的參考。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新的生產方法會使現存的生產資料和方式變成廢物，失去價值，資本家會不斷的革新生產方式，為了就是要比別人獲得更多剩餘價值和利潤。在資本主義的脈絡下，由福特主義生產模式到後福特主義生產模式，反映的就是資本競爭的本質。在福特主義時期男性才是最主要的勞動力，許多工作福利和勞動保護政策，確保了男性的就業安全，大多數的女性卻無法像男性一樣可以獲得同樣程度的福利和保護，兩性工作上的不平等隨處可見。福特主義生產方式到了七０年代已顯露出疲態，呈現出大規模的經濟危機。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管制和僵化是導致經濟危機的原因，因此大力鼓吹彈性化，以恢復市場機制。然而，事實上彈性化的運用下卻導致社會發展更為低劣，目的只是在降低薪資和勞動保護，只是一味的要求去管制而已，勞動力彈性化的結果其實是「勞動力更商品化」，社會的剝削更為嚴重，而當中原本就便宜、臨時、彈性和順服的女性勞動力，成為最受青睞的勞動力，不過，卻使女性勞動處於更差的處境。 彈性化策略中的部分工時呈現高度女性化，雖然造成女性勞動參與的提升，但是並不能因此就認為女性勞動地位獲得提升，本文企圖分析部分工時對婦女真正的影響為何？要瞭解部分工時對婦女真正的影響前，先要瞭解父權制度下婦女的處境。在父權制度下的核心家庭意識型態中，賦予男人為主要家計負擔者的角色，而女性卻永遠處於附屬、次等的地位，家庭被歸為女性的天職，當家庭和工作產生衝突時，女性必須自行解決，所以，女性的時間配置是呈現不自主或有限度的，部分工時是婦女在這種有限度的時間配置下的折衷策略。這樣的策略是否真的可以做為促進婦女的勞動政策？而所謂的促進，包含「量」的增加（勞動參與率的增加），更要有「質」的提升，本文是以質量並進的標準來檢視部分工時。部分工時對勞工而言，幾乎等同於低薪、低福利、低階工作、無升遷機會，因此對婦女而言，部分工時相當矛盾，正面創造了婦女的僱用機會，但是負面卻造成勞動處境更低劣。所以不能單從部分工時會增加婦女勞動參與率來看，更要考慮到質的提升，從質來看，部分工時不是做為促進婦女就業的解決之道。進一步而言，部分工時還可能做為鞏固婦女在父權制度下的附屬地位之幫凶，不但鞏固了傳統的性別分工，而且其次級性還鞏固婦女的經濟依賴。 一般認為有家務負擔的婦女從事部分工時是出於自願，然而，此一說法會窄化我們對真實世界的瞭解，只是簡單的將婦女遭受到的問題化約到個人身上，但是卻忽略了造成這種現象背後的結構因素，事實上是父權和資本的交互運作下而造成部分工時婦女的自願性。在父權制度下，以愛為名的照顧工作，使得婦女從事部分工時表面上看來是自願的，事實上卻在家庭需求的限制下而定義的，因此可說，愛的勞動迫使婦女選擇部分工時。在勞動市場上的許多結構限制，使得婦女就業還是要面對重重的障礙和考驗，加上國家的照顧政策使私化的，婦女被迫在低薪和市場托育成本之間衡量，而理性選擇部分工時，然而卻犧牲掉自己的勞動權益和工作發展。國家的托育政策不完善，僅僅用部分工時來解決婦女就業困境，會更強化了父權文化的性別分工，而國家可以繼續維持其對家庭的不干預、私化的照顧政策，促成婦女表面上「自願」從事部分工時。因此，部分工時可說是父權、資本、國家「三贏」的致命武器，但是對婦女而言卻是全盤皆輸，永無翻身的機會。

本研究目的主要先探討職業婦女日常創意生活經驗現況；然後研究職業婦女的背景變項(婚姻狀況、年齡、子女數、最小子女年齡、職業別)與日常創意生活經驗的關係；最後再深入探討職業婦女之日常創意生活經驗與幸福感間關係。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以研究者自編的「職業婦女之日常創意生活經驗量表」，及「中國人幸福感量表」為調查研究工具。研究過程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先以開放式問卷訪談幾位有豐富創意生活經驗的職業婦女，編製「職業婦女之日常創意生活經驗量表」。第二階段，以方便取樣的方式，抽取一百名職業婦女進行預試。第三階段正式施測，以方便取樣的方式，抽取以新竹以北之縣市為主的職業婦女，共得370份有效問卷。並將收集資料以描述性統計、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迴歸分析、集群分析進行分析。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職業婦女的日常創意生活經驗的內涵可分為六個向度，分數由高至低分別為：「運用資源處理生活事務性創意」、「空間或概念重組性創意」、「運用專業知識或技術性創意」、「人際互動性創意」、「即興的表達與因應性創意」、「家務性創意」。 二、不同婚姻狀況、不同子女數的職業婦女在日常創意生活經驗上無顯著差異。 三、不同最小子女年齡、不同職業別、不同年齡的職業婦女在日常創意生活經驗上有顯著差異。 四、不同背景變項的職業婦女在幸福感上無顯著差異。 五、職業婦女的日常創意生活經驗對幸福感有顯著的預測力。 六、職業婦女的創意類型可分為四種：「全面創意型」，「懶人創意型」，「平凡無奇型」，「一成不變型」，且四類型的幸福感有差異。 綜合上述結果，本研究發現越會使用日常創意生活經驗的職業婦女，其幸福感越高。特別是越會使用「人際互動性創意」「即興的表達與因應性創意」、「運用資源處理生活事務性創意」創意生活經驗的職業婦女，幸福感越高。 最後，根據本研究的結果與討論為職業婦女、其他相關人員、諮商實務工作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e life experiences and happiness of working women.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e life experiences and happiness of working women.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d 370 working women in the north of Taiwan. The employed instruments were Working women’ creative life experiences scale and Chinese happiness inventory-5item version. The applied analysis methods are Descriptive,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Linear Regression ,and Cluster analysi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Working women’s creative life experiences were as follows in sequence: “Manage resource to handle life problem creatively”, “Reconstruct space and concept creatively”, “Apply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 creatively”, “Interpersonal creativity”, “Extemporaneous communication and coping creatively”, “Housekeeping creativity”. 2. There are no differences between married and single working women in creative life experiences, and also among having different children of working women. 3. Both the age of working women and children, as well as working type had influences on creative life experiences of working women. 4. Creative life experiences had positive influences on the happiness of working women. 5. The creativity of working wome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fully-creative, lazybones creative, ordinary creative, fixed creative.

本論文利用大量的史料，包括檔案、方志、報刊、雜誌、文集、筆記、傳統醫籍，以及近代的醫學專業文獻，配合身體史、醫療史、醫療社會學的角度，輔以專業的醫學知識，考察1895-1949年間，女性在面臨月經、懷孕、生產等生命歷程時，其相關知識與照護，是否有別於傳統？同時也觀察在「強國強種」的風潮下，政府對於婦女衛生的推廣，是否有介入的情形。 　　經過一系列的分析後，本論文發現：在「男女授受不親」的社會習俗，以及中醫理論及技術發展的若干缺憾中，傳統中國婦女所受的健康保障較為有限，尤其是涉及女性生殖器官的月經和孕產等方面，無論是婦女本身，抑或是社會風氣，均存在一定的禁忌與避諱，以致女性因對自身生理認識不清，而無法達到良好的自我照護；即使面臨分娩此等攸關生命的大事，婦女也在「嚴男女之防」的考量下，把較為專業的男性醫者排拒在生產場域之外，寧將母嬰二命託付於較缺乏醫學知識的穩婆手中，這或許正是造成過去中國婦嬰死亡率偏高的重要原因。 　　然而，甲午戰敗的刺激，以及西醫之大量傳入，卻意外地衝破中國婦女的身體界線，使婦女衛生在「強國強種」的風潮下，得到改革的契機。這些改革，不僅造成近代婦產科醫學的革新之外，也在實際生活中影響著婦女。除了早期的不纏足運動之外，各種攸關女性身體健康的醫學知識，包括月經、生產等以往較少公開談論的知識，也不斷地湧入中國，並配合近代大量出現的報刊雜誌，傳播到許多受過教育的新女性的腦海中，使她們能更清楚自己的生理結構，進而執行適當的婦女保健。此外，女性的生理用品、生產場域，以及分娩時隨侍在旁的助產人員，也出現了不同於傳統的新選擇。新式月經帶（或衛生棉）、西醫婦產科醫院，以及西醫婦產科醫師與受專業訓練的助產士，成了少數婦女的新體驗，藉由這些較注重清潔衛生，以及講求科學原理的新事物，她們有可能獲得較為可靠的健康保障。必須說明的是，由於這些新的婦產科醫療與女性衛生用品，早期多出現於城市之中，且價格不菲，因此有能力享受者，多係居於城市的中上階層的婦女。 隨著外患侵逼日甚，以及中國國際處境之艱困，中國人對於「強國強種」的企求也持續提升；再加上戰爭、疾病所帶來的大量傷亡，在在促使國民政府不得不注重攸關國力的婦嬰衛生。除了訓練舊式穩婆，設立中央助產委員會，推廣西式的助產教育外，政府也頒布各種法令規範穩婆及助產士；為了有效預防婦嬰的兩大殺手──產褥熱與新生兒破傷風，政府更積極推廣強調清潔消毒的新法接生，並實施公醫制度，派遣專業人員深入鄉區推廣婦嬰衛生，甚至還發明圖文並茂的簡易助產包，俾使不識字的接生者也能操作新式助產技術。 儘管在1949年之前，中國仍有不少婦女尋求穩婆之協助，採取舊法接生；但新式助產事業之於中國，事實上是在兵馬倥傯的亂局中，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在中華民國政府篳路藍縷的草創階段奠定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局穩定之後，於此根基上繼續耕耘，並逐漸獲得成效。至此，中國的婦女衛生終於衝破傳統的藩籬，向前跨出一大步，中國女性獲得健康的途徑，也因此更加多元。

「部分工時工作」被視為是平衡婦女工作-家庭的策略之一。我國政府亦有意透過提倡部分工時工作來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在此一政策思維下，需更進一步探討，影響我國婦女選擇部分工時工作的因素為何？再者，部分工時工作是否能夠真正「促進」婦女就業？抑或是形成婦女就業的「陷阱」？ Hakim的偏好理論認為，現今婦女已經可以依據個人的自由意願選擇工作；且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婦女，其偏好扮演家中照顧者的角色，對工作並無投入的熱忱。本研究發現，Hakim所稱的“home-centered”婦女，依據其所擁有的社會環境資源不同，會影響其執行個人偏好的能力，而使其工作-家庭傾向呈現異質性。且“home-centered”婦女大多並不認同傳統的家務角色，性別分工通常是在環境限制因素與父權體制下所形成。 我國現有的部分工時工作，大多缺乏工時彈性與勞動條件的平等待遇。在婦女教育程度普遍提升下，低就業品質的部分工時工作，不但無法滿足我國婦女的工作需求，亦可能使婦女落入低度就業的情形。政府應移除部分工時制度中的性別觀念，尊重勞工「個人」的工作與家庭需求，避免在性別迷思中，使部分工時工作成為女性就業的「陷阱」。 / “Part-time Job” has been seen as a solution for women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their work and family. Government also wants to increase the labor participant rate of women by promoting them with part-time jobs. However, we need to figure out that what factors cause women to choose part-time job, and does part-time job really “improve” women’s employment or becomes an employment “trap” for them? Hakim’s “Preference Theory” refers that women could choose their works as their wills nowadays, and who choose part-time jobs prefer to play the role of “home” and lack of passion for work. This research finds out that women who Hakim called “home-centered” have heterogeneity with their work-home orientations. The ability to execute one’s preference depends on one’s possession of social resources, and “home-centered” do not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he traditional “home role” for women. The gender division usually formed under the limitation in society and patriarchy. Most part of part-time jobs in Taiwan are inflexible in working hours and unequal labor standards. With the trend that women with higher education, the low employment quality of part-time jobs could not fulfill their expectations for work or they would get into underemployment situation. Government should remove the gender concept in promoting part-time work and consider the “personal” work-family needs to avoid part-time job becoming an employment trap for women under the myth of gender.

本研究是以Foa等人(1993)的「資源」觀點，來分析婦女在離婚時所可能擁有的生活資源與其離婚後適應的關係，分為自己提供給自己的資源，即個人的條件和特質；和別人所給與的資源兩大類。並採質化研究深入訪談為資料的主要蒐集方法，由分析的資料來看，離婚對女性的衝擊始於婚姻出現狀況開始，而隨時間過去，婦女離婚後生活的適應在型態上也會有一些差異，所以資源在不同階段所能發揮的作用也不相同。研究者依適應型態的不同將離婚適應分成四階段，1.「離」、「合」之間的混亂階段；2.離婚後需立即面對的主要適應議題與離婚資源的關係；3.適應議題的轉變與離婚資源的關係；與4.成長等四個階段。此四階段並無明確的時間區隔，只是發生的順序不同。文中還比較了不同人際關係所提供的資源在具體性上的差別以及其引申的意涵。 研究發現：1.離婚適應是一個長期的動態歷程，包含與生活相關的各向度，所以離婚者可獲得的資源如何，影響其離婚後生活適應的品質。2.以資源影響適應的觀點而言，資源當然對適應有益，但當適應牽涉到生活的各層面時，同一資源對不同向度的生活適應，便可能產生負面的影響。3.既然離婚適應是一個長期的歷程，同一項資源在不同的時間點上，特別是在人際關係所提供的資源方面，人際間的互動，可能隨著時間的消逝，而在心理層面有所改變，則這些改變就可能影響其所提供的資源，並進而影響婦女離婚後的生活適應。 / Based on Foa’s “Resource” perspective in 1993,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resources women potentially own during the course of getting divorced and their adaptability to the post-divorced life style. The resources are grouped into two major sources: self-resources, i.e. personal qualific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external-resources provided by others. This research relies on in-dept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s its main source of input data collection methodology. According to input data analyses, women’s post-divorced life styles have very different adaptive patterns. Therefore, “resources” also display different functions in divorce process. Based on different adaptive patterns, the researcher proposes four phases of divorce adaptability: 1) the chaotic phase of “marriage” or “divorce”; 2)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daptation issues and resources during the phase immediate after divorce; 3)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daptation issues and resources; and 4) growth. There is no fixed timeframe for the four phases. The only distinction is the sequence of occurrence.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compares the “concreteness” of resources provided by various inter-personal networks and its implications. This research discovers that: 1) the post-divorced adaptation is a long-term, dynamic process, covering all aspects of life. As a result,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to divorcee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her post-divorced adaptation.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s affecting adaptability, resources are certainly positive. However, when the adaptation involves with all aspects of life, the same resource might have negative effect on some certain dimensions. 3) Because divorce adaptation is a long-term process, the same resources, especially those provided by inter-personal networks, would likely fade away as a result of changes in personal interactions, and might psychologically affect the resource function, which in turn will affect women’s post-divorced life adaptability.

本論文主要是以國際比較的觀點，來探討婦女年金權益相關之議題，以加拿大、德國、瑞典等三國之婦女相關的年金制度為討論對象，分別以受益身分（包括個人權利與衍生性權利）、生命週期相關因素（包括勞動參與、婚育、離婚、殘障、喪偶與老年及退休等）及制度內容（包括給付年齡、年資之計算、給付金額與水準）等項目來分析其性別意涵。在國際比較之後，再以相同的項目來探討台灣現階段規劃中的年金制度，包括內政部的國民年金保險、勞委會的勞動者年金及經建會的國民年金保險等，以了解目前台灣規劃中的年金制度是否關注到女性的權益。 /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issues about women's pension right by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mong three developed countries, Canada, Germany and Sweden. Three items are discussed: the right to social benefits or entitlements(including personal right and derived right), the related effects of life courses(including labor participation,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divorced, invalidity, widowhood and old age, and system arrangement(including benefit age or pensionable age, duration and enefit level).From the resul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some pension schemes planning in Taiwan, such as the National Pension Insurance by Ministry of Interior, the Labor's Pension by the Council for Labor Affairs and the National Pension Insurance by the Council for Economic and Planning Development, are discussed, in order to find out if these schemes benefit women as well as men.

本研究旨在探討母親就業與否是否對孩子的學業成就、生活適應產生不同 的影響。研究目的有三,(1)探討母親就業與否與孩子學業成就之關係,及 此關係是否受其他中介因素之影響。(2)探討母親就業與否與孩子生活適 應之關係,及此關係是否受其他中介因素之影響(3)探討國中生生活適應與 學業成就之關係。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抽取台北市七所國中二十個班為 研究對象,經篩選後七所學校二十班學生中符合受試條件者,合計共有226 名,這些學生及其母親組成本研究之樣本。研究工具包括孩子方面的學生 基本資料調查表及國中生生活適應問卷,和母親方面的基本資料調查表、 社會支持問卷及角色態度傾向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