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機關為達到特定行政目的，得採多元管制手段，為達成維護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的行政任務，有時得要求人民負擔責任，但人民並非國家遂行任務之工具，立法者關於責任主體之設定，應具備正當性。 基於責任人與「危險源」之關係，行政法上責任可以區分為行為責任與狀態責任。行為責任係指因「人的行為」肇致公共秩序與公共安全之危害的責任。狀態責任則取決於「物」本身的危險，其法理思維是，對物享有支配權之人既享有權利，即應同時承擔該物所造成的不利益，以「物之事實上或法律上支配力」作為責任的連結因素，以「排除危害的可能性」為重要考量，與因果關係問題無涉，亦與責任人有無故意過失無必然關聯。 學者有自行政罰論狀態責任的觀點，但本文認為行政罰重點在對過去違反義務者的處罰，因行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成為責任人者，尚須具備責任能力、責任條件，並應遵循處罰法定原則、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等，裁罰目的在制裁行為人之不法、預防未來再犯。行政罰法係針對「行為」而為設計，難以直接適用於狀態責任人，行政罰之裁罰目的亦無法藉狀態責任之課加達成。 建築法為達到全面性建築管理，避免公共安全之危害，除在「建築實施」階段，針對實施建築之相關人的「行為」加以規範外，為維護「建築物本身」安全狀態，令「所有權人、使用人」等負應「依核定使用類組使用建築物」與「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之狀態責任，填補行為責任對危險防禦之不足。 行政法院狀態責任相關判決，以建築法為案由部分，在狀態責任的認定、狀態責任的界限、複數責任人的選擇、狀態責任人變動…等問題，尚未(有機會)充分表示意見，但就狀態責任的意義、對物事實上管領力的判斷、狀態責任與行政罰之關係…等，已有正確理解。關於「狀態責任界限」，本文認為狀態責任人為排除危險而支出財產，應有一定限制；在「複數狀態責任人之選擇」上，物之所有權人與對物有事實上管領力者或複數對物有事實上管領力人間，行政機關基於有效性，應選定對物掌有「實際的支配力」之人作為採取措施之對象；若發生狀態責任之物為多數人共有，行政機關應以「共有人全體」為處分對象；行為責任人與狀態責任人併存時，原則上應優先選擇行為責任人為採取措施之對象。「狀態責任人變動」時，行政機關雖可以對新的狀態責任人採取措施，但在行政機關已對前手作成具體行政處分的情形，義務繼受的問題值得加以討論。

短工補償制度(short-time compensation program)是指在經濟不景氣期間，雇主為避免解僱勞工而縮減勞工工時，並對勞工縮減的工資予以補助的一種措施。藉由短工補償制度，勞工可以維持工作，雇主可以節省在景氣回復後重新僱用與訓練勞工的成本，社會全體可以減少失業帶來的社會問題，達到三贏的局面。 美國短工補償制度由各州自行實施，最早通過立法的是加州，於一九七八年施行，美國聯邦於一九八二年立法，目前共有十八州實施。然而由於立法技術上問題使短工補償制度在美國的發展遇到瓶頸，難以繼續擴張到其他州。雖然如此，對許多已實施短工補償制度的地區，如加州、紐約州、華盛頓州、堪薩斯州等州而言，短工補償制度在就業安定政策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二零零八年台灣受到金融海嘯衝擊，引發高失業率及無薪休假現象，使我國政府開始思考因應對策。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布施行「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其中第二章為「僱用安定措施」，規定在經濟不景氣期間雇主為避免解雇得縮減勞工工時，而公立就業服務機關將補貼勞工縮減的工資，為我國首次制定的短工補償制度。惟「僱用安定措施」設有極高的啟動門檻，故目前尚無任何實際辦理之經驗。

電腦軟體與商業方法是否為可專利標的，一直是各國專利實務之一大爭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甫於2014年6月作出眾所矚目的Alice v. CLS bank案判決，確立了使用Mayo v. Prometheus案的二步分析法來檢驗發明是否屬於美國專利法第101條之適格客體，隨後美國專利商標局亦因應Alice案判決而公布最新的審查基準。再加上我國亦於2014年公布最新的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審查基準，其中對於電腦軟體與商業方法之可專利性亦多所著墨。以上種種皆使得此一爭點近期又成為熱門的話題。 本論文試圖藉由整理美國及歐洲關於電腦軟體與商業方法專利標的適格性之重要案例，歸納出美國及歐洲實務見解之演進歷程，並從美國及歐洲專利制度面討論造成不同見解的原因。再進一步分析美國及歐洲實務見解對我國2014年版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審查基準及相關法院判決的影響。 經由本論文之研究可得知，美國實務已由原本寬鬆的認定標準轉為逐漸限縮電腦軟體與商業方法的專利標的適格性。歐洲實務雖一直堅守以「技術性」要件作為判斷專利標的適格性之核心標準，卻已將原本要求的「技術貢獻」要件移至進步性審查階段。至於我國2014年版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審查基準，則似乎有意兼採美國與歐洲近期的判決見解來進一步限縮電腦軟體與商業方法的可專利性。本論文將比較我國2014年版電腦軟體審查基準與美國及歐洲近期實務見解之間的對應關係，並提供相關的修訂建議。

生物科技之專利對於生物科技產業之重要性更是不可言喻。由於生物科技發展之特性，例如：高度不確定性、研究週期長、投資成本高等因素，許多發明人在申請生物科技專利時，都試圖擬定較廣泛的申請專利範圍。「延展性申請專利範圍」（reach-through claims）為基於目前專利說明書揭露之內容來涵蓋所有「未來」可能衍生之產物；或是某特定化合物尚未被確認前，試圖藉由一個上游基礎研究「先驅型發明」之申請專利範圍擴大延展至下游後續發明之商業產品，這非但會箝制技術後續之發展，更可對已存在之先前技術主張侵權，影響範圍極廣。從2004年University of Rochester v. G.D. Searle案 和2010年Ariad v. Eli Lilly案 ，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皆認為「延展性申請專利範圍」無效，歸因於專利內容未清楚揭露而不符合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1段中所規定的「可據以實施性」和「書面說明要件」。2013年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同是屬於「延展性申請專利範圍」之Probiodrug案與前述兩件美國相關判例有分歧之見解和判決。有鑑於此，本文以比較法觀點分析國外相關判例及實踐標準，全面性針對生物科技領域「延展性申請專利範圍」問題進行探討，嘗試建立一最適的法律模式，並期許未來可作為我國對其相關法制與解決方案之參考依據。

近年來在美國有一種”新興產業”崛起，部份非專利權實施者NPE，專門尋找實際生產商品或提供服務的知名企業為對象，以提出專利侵權訴訟的方式，加上持有法院核發之禁制令，威脅被告以達到強迫授權或合解的目的，一般稱之為「Patent Trolls」。 按專利制度的二大政策目標，一為提供發明人發明的誘因，一為鼓勵發明人揭露其發明技術內容，而Patent Trolls投機性授權模式所造成的問題，是否會破壞專利法之立法目的，而降低企業投資創新研發的誘因，乃值得觀注且為有待解決的議題。 故本文之主要目的乃從美國與台灣之專利改革與實務判決，探討Patent Trolls之解決之道。 / Recently there is a “new industry” in the U.S., some NPEs brought patent infringement suits against famous enterprises, which manufacture product or supply service and threatened with injunction, commonly called “Patent Trolls”. Among the two policy objects of patent law, one is giving the inducement to invent, the other is encourage inventors to disclose their inventions. Whether th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opportunistic licensing models of Patent Trolls would cause damage to the object of patent law and decrease the driving force to invent of the enterprises is an issue worth observing and solving. Consequently, the object of this thesis is to discuss the solution of the Patent Trolls issues in light of Patent Reform and cases in the U.S. and Taiwan.

ERP系統是目前相當熱門的資訊科技，應用的層面很廣，不僅各大企業已經相繼實施，就連中小企業也可以選擇較為精簡的版本導入。而企業實施ERP系統，不可能一次就全部導入實施所有的模組，這樣做不管在費用上或者是在時程上的安排都是不可行的，因此企業常常會先實施某些跟企業核心競爭力有關的模組，而生產模組就常常是企業首次導入的模組之一，因此本研究的重心就是生產模組。 本研究針對企業的實際需求來找出現行ERP系統在生產模組的不足之處以及國內企業實施ERP系統時，在生產策略規劃這方面有那些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很多企業都實施了不錯的模組，為何成效卻不好？到底是出現了何種問題？本研究將從策略規劃、IT架構與ERP運作這三個構面來尋找企業實施ERP的關鍵成功因素，希望企業能夠在實施ERP系統時能掌握到這些因素，發揮ERP系統的效能，提昇企業的競爭力。 本研究將關鍵成功因素分成三大構面，是以生產模組為例。研究架構分成策略規劃(這邊所提到的策略規劃偏重於生產策略規劃)、IT架構與ERP運作這三個研究構面，三個構面雖是分開羅列，但是彼此之間卻是密切相關，互相影響。每個構面又有數個關鍵成功因素，這些關鍵成功因素就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研究變數。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研究對象是一家製帽公司。本研究除了深入訪談個案公司的人員之外，也訪問了協助個案公司建置ERP系統的資訊公司人員。在深入訪談之外，本研究閱讀了ERP實施過程的相關資料文件，並且實地觀察ERP系統生產模組的運作過程，藉以能夠更深入了解個案公司。在個案公司研究完畢之後，對個案公司提出幾點建議，這些建議分成四個部分來說明，並發現幾個可供思考的問題與方向。 本研究經過個案研究之後，初步篩選出九個關鍵因素，經過探討之後將九個因素整合成六個因素，使其更具普遍性，適合更多的製造業公司。另外本研究從企業策略、ERP建置以及IT架構這三個層面來說明企業實施ERP系統需要注意、掌握的幾個重點。企業要設法去掌握關鍵成功因素，去除會導致失敗的原因，如此才能達到成功的目標。最後本研究針對企業實施ERP系統(本研究的重心是在生產模組)的過程提出幾點建議，並且列出幾個後續研究方向。

『智慧財產』是二十一世紀世界產業競爭的決勝關鍵。智慧財產的佈局、產出及保護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最終還是需要積極的運用，發揮智慧財產這種無形資產獨有之國際性、重複利用性及同時異地併行使用實施之特性，彰顯其最大化之價值。世界各國政府在積極建置各種政策手段提升智慧財產運用之同時，也考慮到自身國家安全及國內產業競爭力消長之影響，大多規範了一系列智慧財產輸出到國境之外的運用管制。智慧財產之積極運用與境外實施管制，是兩種截然不同，有時甚至是互相衝突之面向，需要有清晰的觀念，才能建置雙贏策略，讓國內產業在決勝關鍵所向無敵。 我國科技基本法自民國88年公佈實施以來已有十年。智慧財產的產出、保護及運用在這十年間突飛猛進。雖然如此，但是仍有許多配套措施及觀念尚未成熟的建立起來。對於彰顯及發揮智慧財產價值所面對之『境外實施管制機制』更是有相對檢視之急迫性。在『國際技術移轉制度理論與實務』（王偉霖、劉江彬 著，2010年9月初版）劉江彬教授序中，劉教授特別指出這一點，認為應該突破其限制。我國在智慧財產方面之創新管理成就，中國也在快速學習，急起直追，從中國十二五計畫之政策可以看出他們更在發揚創新商業化之投資，學習我們企業的經營哲學。台灣有相當多的創新能量，蘊含智慧財產運用之潛力，政府可以從更宏觀的角度思考，發揮台灣的『軟實力』，實現台灣的願景。 本研究針對經濟事務財團法人研究機構，於政府資助產出之專利權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外使用實施所需要事前陳報政府主管機關核准之規定嘗試提出更有效率之管理機制。 本研究比較美國、日本、大陸及台灣之政府資助產出之成果下放、技術出口管制、技術與投資境外實施管制相關法規之規範與作法，並訪問各國極具智慧財產管理運用代表性之組織--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 (AUTM) 及Licensing Executive Society (LES) 總會之會長、美國Stanford University技轉辦公室主任、美國前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負責技術移轉之副校長、日本東京大學技轉辦公室主任、前新加坡大學之技轉辦公室主任、徐小波大律師、台灣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負責技術移轉之法務處宿文堂處長、政治大學商學院智慧財產研究所王偉霖教授及我國技術服務業之宇東公司副執行長等在智慧財產授權領域之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彙整歸納他們之看法及筆者之意見。再綜整工業技術研究院過去十年來向經濟部提出境外實施申請之案件，以三案不同技術、授權模式及授權區域之案件為案例探討。對照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對於我國境外投資之管理規範及審核要項，對於經濟部技術處目前審核境外實施作業，分析實務操作面之問題所在，進而提出『分類分級管理』之構想。視專利權之技術內容及授權模式，將審查作業分為高度管理、低度管理及事後報備。希望未來境外實施之管制也能夠兼顧行政成本降低、多元化彈性模式及商機時效。 本研究分別對政府及申請人提出建議，並由微觀到鉅觀，對我國智慧財產落實運用之全面性結構問題提出後續可繼續研究之議題供參。 對於政府處理其出資產出之成果的境外實施管制，建議涉及國家安全之技術輸出可比照國際作法採取『高度管理』。對於不涉及國家安全之智慧財產境外實施可採『低度管理』。同時建立具體明確可預期之審理標準、流程及正面或負面表列之技術清單。專利之非專屬授權及已經經過政府相關單位審核者，建議可採『事後報備』簡化流程。進一步考量規劃逐步建立企業及研發機構境外實施『自主管理』機制。至於境外實施之對價應回歸『商業談判』之市場機制，政府不需過多干涉。最後建議加強政府承辦人員對於智慧財產管理運用理論及實務認識之訓練。 在目前政府『境外實施』機制尚未調整之前，本研究綜整過去工業技術研究院申請境外實施之經驗，對於申請人提出建議作法，希望有助於審查流程之加速。事前與政府機關承辦人多溝通有絕對必要，充分瞭解其關切之事項，並備妥相關之文件。要求境外實施之廠商直接向政府承辦機關關切不必然有助於加速審核流程，有時反而弄巧反拙，造成承辦人之困擾，相對的攪亂了審核的節奏。 『境外實施』僅為提升智慧財產運用的一個點，必須要達到數個點的突破，形成面的結構調整，後續仍然有相當多的議題需要繼續研究，提出解決方案。例如修改科技基本法以明確擴大適用之層面至政府相關研究機關及學校—如中央研究院、公立大學等。這些機關是政府單位智慧財產之重要生產者，與下放之執行機構一樣，需突破國有財產法及政府採購法以發揮智慧財產之價值，但是同時適用之政府機關應配套建立智慧財產管理及評鑑機制。本研究以經濟事務研究機構之境外實施為限，其他仍然有教育體系之學校及經濟事務以外之研究機構之境外實施制度值得一窺。 本研究參酌世界各國之作法，搭配本研究生多年在工研院之經驗，檢視目前我國之實務運作，以學術討論之立場，結合實務與理論，嘗試提出一些看法，希望能夠提供給政府宏觀的思考，構建更契合打造台灣為亞洲樞紐之願景的機制。但本研究之所有論述純屬本研究生之個人觀點，不代表工研院或其他任何機構與單位之立場。 /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the key factor to winning the industrial competition among competitive countr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lthough domestic products and well-protec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e both extremely importa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should ultimately be used actively in order to maximize its core value. While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enthusiastically harness a variety of policy instruments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y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securit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ir nations’ own domestic industries,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growth and decline on their economy. With these concerns, most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utputs are regulated by a series of overseas licensing restrains. The active usag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control over overseas licensing are issues that are usually mutually independent. However, they sometimes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Only a clear and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both topics can allow one to establish a well-rounded strategy that creates a win-win situation in referenc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seas licensing and domestic products. The Funda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in effect for a decade since its original ratification. Even so,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support measures and concepts established by the Act that have yet to be fully developed. For example, the “Overseas Licensing” control mechanism within the Ac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hat has received minimal development, and is in urgent need of having its political limitations removed for it to become more effective. This study compares United States, Japan, China and Taiwan’s export controls and overseas licensing laws. By visiting leaders of tho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s -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 (AUTM) and Licensing Executive Society (LES), Director of the United States Stanford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 former Vice President responsible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of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Director of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 of University of Tokyo, Ex-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of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ofessor Paul S. P. Hsu, Chairman & CEO of PHYCOS International Co., Ltd, Director of Legal Transactions of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Ltd.,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usiness School Professor Wang Weilin and Vice President of Tanspercific IP Ltd. , the study summarized views and opinions of these professionals . The author analyzed overseas licensing cases that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ITRI) applied over the last decade in their technology, business model, and licensing area. Using the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overseas licensing control regulations and rules under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the author proposed a concept of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ideas. According to this concept, the technical content of patent rights and licensing models and their management will be reviewed in three different levels, including high degree management, low degree management and post-filing. In the future, the costs of administration, the diversity of business models, and the flexibility in time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all cases of overseas licensing. The overseas licensing control that is related to national security should take a “high degree of management”. The rest of which do not involve national security can be reviewed under a “low degree of management”. Non-exclusive patent license and the case which has already been reviewed by any government agencies under the overseas licensing control should be reviewed under “post-filing management” to simplify the process. Furthermor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the gradual establishment of self-management mechanism as an “Internal Control Program” in the industry and research institute. Without excessive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the terms and considerations of an overseas licensing should return to” commercial market negotiations mechanism”. Government administrators who are involved i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affairs need to strengthen their knowledge, vision and experiences in the fiel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y training courses. This study further points out several topics related to the need of follow-up studies which include extending the entity who can apply under the Funda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t to governmental natural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schools - such as Academia Sinica, public universities and so on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National Property Act and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aw for getting more freedom and flexibility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Since this study focuses on Economic Affairs related overseas licensing control system, fields that are outside of this area such as educational system and other Minister which might have the same issue is worth a glimpse.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that author had when working in ITRI and the general practice in overseas licensing field, trying to raise view point from broader angle for government’s consideration. Every view point raised under this study is the observation of the author himself purely which does not represent or reflect ITRI’s thoughts whatsoever.

不衡量，就無法論成敗（If you don't measure results,you can't tell success from failure），Osborne與Gaebler（1992）一語道出政府再造關鍵所在，在此一新局勢下，各國政府積極引進民間企業「策略管理」與「績效管理」機制，而我國也不例外，行政院自2001年起根據以往績效評核成果，並參考美國之政府績效成果法（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簡稱GPRA）相關報告，融入「顧客導向 」觀念，訂定「施政績效評估計畫」要求所屬各部、會辦理，正式開啟另一波我國「績效管理」導向的政府治理局面。 本研究以國防部為例，藉平衡計分卡（Balance Scorecard，簡稱BSC）及有關績效評估理論作為理論基礎，設計一套有系統研究架構，運用深入訪談法，經訪談結果，計有：缺乏組織願景、缺乏「策略管理」理念、策略目標無法與個人職掌相結合、策略目標無法轉化各部門可用指標 、「績效評估」法制位階不足、與原研考制度待整合、強化「顧客面」之對話評估指標、各面向指標連結不足、指標挑戰不足、衡量標準不明確、指標建立觀念不足、不重視外部因素、評估指標缺乏彈性、特別迎合指標現象、計畫與評估脫節、本位主義心態、教育訓練不足、評估產出結果重視「效率」而不重視「效能」、未獲得主官支持、作業能力不足、績效無法與績效獎金制度相結合等20項，待檢討改進。 本研究將BSC原有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等四個構面，轉化為合適國防部績效指標的四個構面：利益關係人：我國人民、總統、行政院、立法院等均為國防部利益關係人；內部流程：如何執行各項計畫及作業流程，達成上層利益關係人所關心使命，並為支援策略，應建立或改善那些流程；學習與成長：為支援我們的策略，我們應如何投資人才、技術、基礎建設及照顧官生活起居；資源管理：確保資源源源不絕，是策略地圖的根本。當運用策略性水平與垂直診斷過程中，發覺現有指標構圖中有很多策略性目標不足之缺口，造成各業管單位各自為正，彼此間缺乏縱向及橫向聯繫，資源無法有效整合。因此，本研究調整各構面關係位置並描繪國防部及下轄各部會（國軍醫院為例）層級之策略地圖。但除制度與機制本身的設計必須要周延外，相關的配套措施亦不可或缺，另提出研究建議：「策略管理」理念應納入中程施政計畫、績效評估法制化、強化中程施政及年度施政計畫與年度績效評估計畫之連動、建立層次性個別指標體系、確立金字塔績效目標、施政計畫與預算編列相連結、建立適當績效評估指標數量、建立「顧客面」之衡量指標、高階主管的支持及參與、運用「績效標竿」，將英、美軍列為學習對象、訂定年度績效評估重點、建立國防部各面向重要監控指標、精進委外民意調查功能、績效制度須與激勵制度相結合，以為因應。 關鍵詞︰策略管理、績效評估、平衡計分卡、策略地圖、績效標竿

隨著醫療科技的進展，人類對於疾病的成因、機轉、病程、及治療，在不斷地研究突破下，有著持續的進步而對人類的健康有著不可或缺的貢獻。其中藥品，正是人類對抗疾病最關鍵、也最普遍的方式之一，對公共衛生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其中，由於生命科學的本質使然，開發新的藥品對於研究發展的倚賴，遠勝於其他產業，因此，創新研發藥廠對於開發一項新藥的平均投資，已達十三億美元之譜；此外，由於藥物對人體的生理功能、體內恆定能造成極大的影響，因此世界各國的醫藥衛生主管機關無不對於藥品的上市加以嚴格的管制，使得現今開發一項藥品平均約耗時十至十五年。藥品開發的巨大投入與耗時極長的開發期間，使得製藥產業亟需經由智慧財產權的制度來提供其投入研發創新之誘因。然而，因為智慧財產之保護，也使得新藥往往售價高昂而造成公眾近用之阻礙。而學名藥正是解決這樣的問題的關鍵之一，亦為世界各國所大力推動。在推動學名藥產業上，實驗實施免責為制度上極為重要的考量之一。本文及希望藉由對製藥產業特質之探究，美國普通法上以及成文法上實驗實施免責的探討，我國實驗實施免責之規定與判決之研究，來找出我國當下實驗實施免責的規定於製藥產業中適用時所可能發生的問題，以及相對應的可能改進方案。 本文第二章本章先行探討製藥產業之特質；第三章討論美國普通法上實驗實施免責之概念，並歸結出美國普通法上實驗實施免責的三項適用要件；第四章探討美國成文法上實驗實施免責之立法背景、相關判決以及對生物科技領域各層面的影響；第五章則先行探討世界貿易組織於「與貿易相關智慧財產權協定」中對於專利權之限制基礎。其後探討我國專利法中之一般實驗實施免責以及藥事法中針對製藥產業之實驗實施免責之相關規定，並由學者論述以及相關判決中，探討我國實驗實施免責之相關規定於製藥產業實務上所可能面臨之問題，並提出可能之解決方案。 / With the progress of medical technology, humans have been further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tiologies, mechanisms, courses, and treatments of diseases. Such continued progresses have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improving human health. Among all the treatments, the pharmaceutical is one of the key and common ways with which humanity fight diseases. Its importance to public health is beyond doubt.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life sciences,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depends mor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an other industries do. Therefore, on average, it costs innovativ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1.3 billion U.S. dollars to develop a new drug. Furthermor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pose strict regulations on new drugs’ entering the market since drugs cause huge impacts on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and internal balances of the human body. Hence, it generally takes ten to fifteen years for a new drug to be fully developed. The enormous investment and lengthy developing period makes th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extremely dependant o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to provide them with the incentive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owever, it is also because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hat makes new drugs expensive and difficult for the public to access. The Generic drug, however, is one of the key solutions to solve this problem and is intensively promoted by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Regard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generic drug industry, the experimental use exemption is one of the vital systemic considerations. There are discussions on the characters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on the common law and statutory experimental use exemp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n the related regulations and precedents of the experimental use exemption in Taiwan. Through the above discussions, the thesis is aimed at identifying the possible problems the regulations on experimental use exemption might cause when applied to the practice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at proposing possible solutions to such problems. The characters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re discussed in Chapter two. The concepts and the criteria of the common law experimental use exemptions are discussed in Chapter three. The legislation background, related precedents, and impacts on the field of biotechnology of the statutory experimental use exemp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illustrated in Chapter four. Lastly, in chapter five, the restrictions on patent right in the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s first discussed. The related regulations on experimental use exemptions in Taiwan are later discussed. Lastly, through the scholars’ opinions and related precedents, the possible problems of applic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use exemption in Taiwan are illustrated and the probable solutions are proposed.

快速時尚為目前服飾零售業的主流經營理念，快速時尚服飾零售業者自時裝週伸展台上的華服汲取靈感，透過對供應鏈的設計與改良，縮短產品自設計、生產到上架的時間，販售高度客製化的流行服飾產品。同時，隨著網路購物市場持續膨脹發展，網路購物模式不斷新生，如團體合購與代買、代下標、連線等突破跨國購物障礙的中介服務。快速時尚的即時生產概念與暢通的網路通路，彷彿仿製時裝的雙翼，使之如蒲公英的種子般輕盈地飄落全球、遍地開花。 　　在仿製時裝的態樣及規模皆與過往顯著不同的當下，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制度是否賦予原創時裝設計師保障？在專利權與商標權方面，由於時裝設計的流行性本質與新式樣專利之創作性要件有所矛盾，亦不易符合立體商標之識別性要件，且專利權與商標權須申請註冊獲核准始受保護，設計師得花費大量時間、費用及作業勞力成本，所費不貲，設計師與欲藉該二種智慧財產權維護其權益，既有難度也不適合。而在著作權方面，本研究一一檢視著作權取得要件後，則認為時裝設計為得受現行著作權法保護之客體，且不限於平面形式之時裝設計圖，立體形式同受保護，原創時裝設計師得依該法主張權利。 　　我國司法實務見解及近期行政函示亦肯定時裝設計受著作權法之保護，認定抄襲改作屬侵害他人時裝設計作品著作權之行為，就此本研究擇我國時裝設計侵權訴訟中的代表性案例，分析法院判決理由。本研究另挑選美國最新時裝設計侵權訴訟二案，進行個案分析，自該二案例顯見於法律並未明文保護時裝設計之情況下，訴訟並非有效對抗仿製時裝之手段。 　　最後，本研究以產業分析、法律分析及個案分析之研究結果為基礎，分別對政府與企業經營者提供建議：政府應釐清時裝設計產業政策走向，選擇較適我國之快速時尚服飾零售業扶植之，繼而朝有利發展快速時尚服飾零售業之方向解釋著作權法；我國快速時尚服飾零售業者應穩固基礎建設、善用網路通路，前進大中華市場；我國原創時裝設計師則應注意各國法制動態，提升商品與服務品質，並把握利用侵權訴訟宣傳行銷品牌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