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重點在中國全球城市建設的地方管理模式。上海不同於其他全球城市，深受黨國體制影響，發展出不同的管理模式。除了國家戰略支持之外，城市內部的政治運作與分工，亦有特殊之處。本論文焦點在於納入「區」級政府的分析單位，透過上海、浦東政府的雙向互動，分析地方兩級政府的權變關係，以期完善理解城市發展路徑。 在上海強調服務經濟、試點創新、提升城市競爭力的目標之下，說明浦東區政府的體制、權力配置、空間與功能的佈局、與上海之間的利益分配與政策互動，以及有限的自主性。更重要的是探討浦東的策略選擇，如何謹慎處理與上海的關係，以及保持與中央的距離。最後，以上海發展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為例，探究中央、上海市政府介入的重要性，亦說明浦東區政府發揮的影響力。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 一、了解不同背景變項之教師兼職行政人員在心理契約各構面差異情形 二、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教師兼職行政人員在情緒勞務各構面差異情形 三、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教師兼職行政人員在辭卸兼職傾向之差異分析 四、探討教師兼職行政人員心理契約、情緒勞務與辭卸兼職傾向三者間 的關係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分析、討論、提出建議，最為主管機關、學校領導者、教師兼職行政人員及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依研究需要，本研究使「心理契約實踐量表」、「情緒勞務負擔量表」、「辭卸兼職傾向量表」等三種研究工具。以大台北區公立國民中學教師兼職行政人員為問卷調查對象。共抽取57所公立國民中學818名教師兼職行政人員為施測樣本，自99年11月18日發出問卷818份，至99年12月3日止，共回收612份，可用問卷596份，問卷回收率為74.8％，可用率為72.9％。正式問卷回收後，以描述統計、獨立樣本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 積差相關、及逐步多元迴歸等統計方法分析資料。 經研究結果發現： 一、教師兼職行政人員的「心理契約」在擔任職務方面有顯著的差異。 二、教師兼職行政人員的「情緒勞務」在擔任職務及學歷方面有顯著的差異。三、教師兼職行政人員的「辭卸兼職傾向」在不同行政年資上有顯著差異。四、心理契約對辭卸兼職傾向無直接影響力 五、心理契約透過情緒勞務，可預測辭卸兼職傾向 六、情緒勞務對辭卸兼職傾向之預測力主要來自表層的情緒控制 關鍵詞：心理契約、情緒勞務、辭卸兼職傾向 / The main purposes of the research are: 1.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eachers that serve the administrative work concurrently with various background factors in psychological contract. 2.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eachers that serve the administrative work concurrently with various background factors in emotional labor. 3.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eachers that serve the administrative work concurrently with various background factors in turnover intention. 4.To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sychological contract, emotional labor and turnover intention of the teachers that serve the administrative work concurrently. Finally, the analysis and the discussion will be given as suggestions to the controlling organization, school leaders, administrators and the future researchers. Based on the need of the research, three kinds of research tools are established: psychological contract fulfillment questionnaire, emotional labor questionnaire and turnover intention questionnaire. The survey focuses on Taipei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that serve the administrative work concurrently. Among the teachers, 818 teachers were sampled from 57 schools. On November 18, 2010, 818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 and 612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on December 3. There were 596 available questionnaires. The questionnaire returns-ratio is 74.8％ and the availability is 72.9％. The data is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s, one-way ANOVA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Psychological contract of the teachers that serve the administrative work concurrently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positions. 2.Emotional labor of the teachers that serve the administrative work concurrently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positions and academic degrees. 3.Turnover intention of the teachers that serve the administrative work concurrently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dministrative seniority. 4.Psychological contract has vaguely direct influence on turnover intention. 5.Turnover intention can be predictable by psychological contract via emotional labor. 6.The prediction of turnover intention via emotional labor is attributed to surface emotional control. Keywords: psychological contract；emotional labor； turnover intention

為暸解北台灣地區高中生之自我中心表現與性別、父母管教方式、自我認同間的關係，乃以台北市及新北市共5所高中、高職學校之學生466人為研究對象，再採用個人基本資料問卷、「青少年自我中心量表」、「父母管教方式量表」、「自我認同量表」等研究工具，獲取所需資料，再以描述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雙因子變異數分析、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結果發現： 一、高中生的自我中心傾向、假想觀眾特徵及個人神話特徵皆略高於中等。 二、高中生知覺父親所採用的管教方式以「專制權威」型為最多，其次則為「寬鬆 放任」型，而最少採用的管教方式為「忽視冷漠」型。 三、高中生知覺母親所採用的管教方式以「寬鬆放任」型為最多，其次則為「專制權威」型，而最少採用的管教方式為「忽視冷漠」型。 四、高中生的自我認同傾向以「認同遲滯」型為最多，其次則為「認同混淆」型，而最少傾向於「認同預定」型。 五、不同性別高中生的「整體自我中心」及「假想觀眾」特徵無顯著差異存在。但「個人神話」特徵有顯著差異存在，男高中生比女高中生會有較多的「個人神話」特徵表現。 六、男高中生知覺父母採用最多的管教方式類型為「專制權威」，而女高中生則為「寬鬆放任」。 七、女高中生傾向「認同遲滯」型的多於男高中生；男高中生傾向「認同有成」型、「認同混淆」型及「認同預定」型的多於女高中生 八、性別與父母管教方式並不會交互影響高中生的「整體自我中心」表現、「假想觀眾」特徵及「個人神話」特徵。 九、父母採用不同之管教方式，整體高中生的「假想觀眾」特徵及「個人神話」特徵有顯著差異存在： 1. 父親或母親採用「開明權威」及「專制權威」的管教方式，比採用「寬鬆放任」的管教方式，高中生會越常顯露出「假想觀眾」特徵。 2. 父親採用「忽視冷漠」的管教方式，比採用「寬鬆放任」的管教方式，高中生會越常顯露出「假想觀眾」特徵。 3. 父親或母親採用「寬鬆放任」的管教方式，比採用「開明權威」及「專制權威」的管教方式，高中生會越常顯露出「個人神話」特徵。 4. 父親採用「寬鬆放任」的管教方式，比採用「忽視冷漠」的管教方式，高中生會越常顯露出「個人神話」特徵。 十、 性別與自我認同並不會交互影響高中生的「整體自我中心」表現、「假想觀眾」特徵及「個人神話」特徵。 十一、自我認同類型不同之高中生的「整體自我中心」表現、「假想觀眾」特徵及「個人神話」特徵有顯著差異存在： 1.自我認同類型傾向「認同有成」型及「認同遲滯」型的高中生，比「認同混淆」型者，較常顯現出自我中心的表現。 2.自我認同類型傾向「認同遲滯」型的高中生，比「認同混淆」型及「認同有成」型者，較常顯現出「假想觀眾」的特徵。 3.自我認同類型傾向「認同有成」型的高中生，比「認同遲滯」型及「認同混淆」型者，較常顯現出「個人神話」的特徵。 十二、整體高中生的「認同有成」、「認同遲滯」之自我認同傾向及父親採用「寬鬆放任」的管教方式等變項，為預測高中生「整體自我中心」表現、「假想觀眾」特徵及「個人神話」特徵的重要變項，預測力分別為12.7%、14.3%及14.7%。 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加以討論,並提出數點建議，以供後續相關實務工作及研究的參考。

本文主旨乃研究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密西根學派認為政黨認同情感是決定選民投票行為的主要變數，而理性選擇學派認為短期的施政評價對選民投票行為也有影響。那麼若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出現衝突，例如執政黨認同者若不滿意執政黨的施政表現，他們會「情義相挺」地繼續投給本黨的候選人？還是選擇「拂袖而去」不去投票？或是「大義滅親」轉投其他政黨呢？而政黨認同的黨性強弱度又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除了政黨認同者之外，為數不少的獨立選民，施政評價對他們投票的影響力也必須探討；此外，自變數的影響力在陳水扁執政四年（2004年）和執政八年（2008年）兩時間點，伴隨著許多重大事件發生的情況下，以及有沒有現任者參選的選舉情境之時空結構不同，是否存有影響差異，也值得我們探索。 　　筆者運用卡方檢定、二元勝算對數，以及相關統計圖表來分析2004與2008年的總統選舉。研究結果發現，當執政黨認同者（本文資料乃為民進黨認同者）不滿意執政者的施政表現時，這種政黨認同與施政評價所產生的衝突將嚴重影響他們的投票意願，並在民進黨執政近八年的2008年總統選舉中較為突顯，影響許多民進黨認同者選擇不去投票，特別是黨性弱的民進黨選民更有此種現象，民進黨認同但黨性偏弱的選民，若對民進黨的執政者施政愈不滿意，不去投票的可能性就愈高。而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兩類選民在投票行為特徵上亦有所差異，政黨認同者受到施政評價與重大事件的影響，會在投給本黨候選人還是不去投票兩者中做抉擇，他們很難跨黨投票，頂多不去投票；但獨立選民若去投票則會根據短期施政評價、重大事件來決定投票對象，投票行為的變動幅度相對較大。

本文試圖從「正統」與「異端」兩個詞彙為主軸，檢視以二元對立或單一宗教模式觀點下的中國宗教研究。藉由兩個相對詞彙發展出的相對觀點，說明宗教傳統界定自我與他者範疇時的標準，並非絕對不變，而是隨著各種情況，有其可變動性。以宋代大眾社會為基礎，從《夷堅志》中獲取當時相關宗教活動元素，輔以官方文獻、道教經典及單一越界祠神信仰發展歷程做為考察。進而檢視國家宗教政策、道教驅邪法術以及祠神信仰發展上，對正統與異端的界定。 國家宗教政策包含一國祭祀傳統及其宗教管理政策。經由國朝祀典與賜封歷程，能觀察出朝廷背後的社會關懷取向，以及對不法宗教的認定。透過君王詔令與地方父母官執行成效，反映出的是君主與臣子間關懷理路的差距。由官方鎮壓民間宗教行為的舉動來看，官方與民間對於何謂適當的祈祭行為，始終存在著認知與詮釋上的距離。這樣的距離，投射出的正是不同階層背景族群對於正統與異端的理解。 道教新興驅邪法術-天心正法與神霄雷法發韌於兩宋之際，並活躍於兩宋江南一帶地區。兩者於儀式實踐上雖多有雷同，於行法宗旨與權威來源上，則能明顯對照出兩者帶有的社會關懷視野上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兩者驅除鬼祟的依據與標準，與官方儒家判定祠祀的標準具有密切相關性。此一相關性背後反映的，是儒道傳統長期以來曖昧的關係與互動模式。然而較之官方儒家的標準，道教經典上對祠祀、鬼神的態度與評量依據，就顯得更為嚴厲。道教經典文本所建構出的輔正驅邪、助國救民圖像，反映在實際執行案例上，就顯現出行法者個人取捨的判斷，往往是決定儀式最後被以何種方式呈現的重要關鍵。在由經典到實踐的過程中，行法者被視為最重要的關鍵。而行法者裁斷的標準，除了來自於經典文本上的規範，還來自於自身經驗與當下的情境。此外，於法師與道士行走江湖之際，鑑於儀式背後所帶有的替天巡行、助國救民等宗旨，其身份亦等同於天界官僚或職掌賞善罰惡的權威性。與此相對照官方儒家於現實社會建構起的規範，維持現實社會的秩序與安危。道士與法師如同信仰世界中的刑律的執行者，維持著信仰世界中的秩序和諧。 透過仰山二神、五通與五顯信仰傳布與建立過程，發現越界祠神正當性的建立，除了反映出宋代對祠神特性的轉變及社會關懷取向，還反映出兩種不同的祠神信仰傳統建立模式。透過行祠的建立與定期朝拜活動，以單一祠神為主軸的信仰傳統逐漸凝聚形成。同時在交流與傳播的過程中，佛道於其中扮演的轉化與吸納作用，無形中也為祠神信仰的正當性作了某種程度的背書。由此來看，正統與異端的價值論述與分野，並非絕對對立的標準與價值判斷，而是隨著個人所處的情境、身份、宗教思維與對象，產生不同的因應方式。

本研究從認知語言學的觀點出發，以具有類似意義之日語複合動詞「～nuku」、「～kiru」、「～toosu」為研究對象，透過複合動詞「～nuku」、「～kiru」、「～toosu」所具有之多重意思，以及其具有之中心基模，來探討其語意之異同點。 過去的研究主要是以複合動詞之前項動詞的分類為基準，來探討具有類似意義之複合動詞之異同點，然而卻無法完全說明造成其異同點之關鍵原因。本研究著重於複合動詞具有之「中心基模」與「語意擴張構造」，並主張具有類似意義之複合動詞其最大的不同，主要即來自於各個複合動詞本身具有之不同的「中心基模」與「語意擴張構造」。 透過此分析方法可以得知，複合動詞「～nuku」、「～kiru」、「～toosu」其各自的「中心基模」分別如下： 「～nuku」為「克服行動過程中所具有之障礙」 「～kiru」為「由於某動作之影響，造成某對象消失之結果」 「～toosu」為「通過某路徑之起點與終點」 由以上所述之不同「中心基模」來探討可知，複合動詞「～nuku」、「～kiru」、「～toosu」雖然具有類似意義，但在「時間範圍」、「量範圍」、「程度範圍」、「認識範圍」、「有無意志性」、「有無障礙」、「有無目的」、「積極度」、「理解度」等項目中，仍可發現其不同之處。

在知識社會裡，想法的生成是創新的原動力。如何培養學生提想法與翻新想法的能力、以及與他人協作並共構知識以激發團隊創造力，將是產生創新思考人才與促進未來社會進步的重要關鍵。本研究的目的在探究知識翻新學習對團隊創造力的影響。為協助學生進行協作與共創，本研究運用知識翻新(knowledge-building)教育理念(Scardamalia, 2002)，並輔以「知識論壇」(knowledge Forum™)線上學習平台，作為教學與研究的環境。研究對象為某國立大學修習生活科技課程之大學生(N=30)。資料來源包括: (1) Besemer (1998)所編的創意產品分析量表(Creative Product Analysis Matrix)；(2)平台互動資料；(3)線上協作的討論內容；(4)創意氛圍量表(Creative Climate Questionnaire )(吳靜吉和曾敬梅，2002)；與(5) 創意生活經驗量表(吳靜吉、陳淑惠、李慧賢、郭俊賢、王文中和劉鶴龍，1996)。 研究結果如下： (1)在團隊產品上，本研究比較學生在課程中所共創的十項產品與坊間有類似屬性之產品，結果發現學生普遍能提出有趣的創新構想。這些構想亦多能反應知識翻新的理念；(2)在協作歷程上，本研究發現學生均能在平台上進行密集的貼文、閱讀、與回文。顯示學生在社群裡並非只是被動閱讀文章，也能在平台上主動進行想法的分享、交流與激盪；內容分析—使用修改自Gunawardena, Lowe 和 Anderson (1997) 的互動分析模式(Interaction Analysis Model) 編碼—亦發現想法交流在知識共構階段上有顯著成長；(3)在團隊氛圍上，本研究也與台灣研究生(N=703)及瑞典中小企業員工(N=245)在創意氛圍量表的施測成績上進行比較，結果發現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有六項因素優於上述二個參照團體的常模平均值。此六項因素分別為「玩興/幽默」、「想法支持」、「生動活潑」、「辯論」、「信任/開放」、和「自由」。此結果顯示，作為一個以想法為中心的知識翻新學習環境，知識論壇確實有助於提供學生較開放自在的討論環境，促使學生表達多元觀點，並透過知識分享以翻新彼此的看法。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knowledge building pedagogy and Knowledge forum (KF) technology on groups’ collaborative and creative processes in a college class. Participants were 30 college students who took a university course about living technologies. Data sources and analyses included: (1) students’ online activities, recorded in a KF database, which was assessed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2) students’ online discourse data which were content-analyzed using Interaction Analysis Model (Gunawardena, Lowe & Anderson, 1997); (3) groups’ technology products which was peer-assessed using a survey called “Creative Product Analysis Matrix” (Besemer, 1998); and (4) “Creative Climate Questionnaire (CCQ)” (Tseng & Wu, 2000; Ekvall, 1987) which was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Forum being a cre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After 18 weeks of knowledge building, the findings indicated enhanced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three dimensions of group creativity (i.e., product, process, and place): (1) first, in terms of product, in this study, students developed ten technology products by means of initially proposing original ideas and then progressively improving them, with the guidance of a set of 12 knowledge building princip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udents were able to propose novel and useful technology products; (2) in terms of process, findings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students could creatively work with their ideas while opportunistically collaborating with others both within and beyond groups; and (3) in terms of place, the results based on the CCQ suggested that, of all 10 factors that characterize a creative environment, six of them, including playfulness/humor, idea support, liveliness, debate, trust/openness, and freedom, were rated much superior than the means of two other reference/comparison groups—Taiwanese graduate students (n=703) and Swedish company employees (n=245). To conclud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n idea-centered knowledge-building environment was helpful for students to become more engaged in generating, exchanging, and co-elaborating ideas while debating, collaborating and discussing with one another in an environment that is conducive to group creativity.

本書中，筆者以《大學》、《中庸》成為經典的歷程作為研究核心，以科舉制度作為觀照點；藉由制度變遷的視野，探討二書經典化之所以在唐代展開的原因。期盼透過一己之研究，展現「人」在歷史中的精神活動；並從另一個角度，嘗試回應此一中國經學、思想史上的重要議題。 在問題意識的引導下，本書首先比對鄭玄、朱熹之注文，彰顯二者的差異；進而追溯此詮釋轉折發生的時間點，將論述聚焦於中唐。透過筆者之研究，發覺：此時期無論思想內部或實際政教舉措上，皆逐漸突破漢代以降的天人感應觀，與固有的《五經》典範；呈現重視「人事」或「仁義」等，內外並以人為主體的思想氛圍。而當我們進一步將選官制度的變遷，納入這段思想轉折過程以觀，則可見：隋唐科舉制度的實行，對選官標準與應考資格的開放，亦同時造成「人不土著」與「士不飾行」等社會弊端。漢代察舉制度以鄉舉里選作為主要入仕管道的模式，轉換至科舉後，「鄉里」的作用與意義漸趨模糊；過去以「鄉里」為道德、政治實踐的基本空間，與對於道德的積極訴求，亦開始趨向消極，士人與地方之間密切的依存關係，也相對弱化。 思想世界裡，「天」作為最高權威的思想開始消褪，「人」的重要性遂漸彰顯；現實世界中，科舉制度的實行，縱使士人入仕的途徑更加自由、國家權力逐漸集中，卻同時導致「德—政」關係與「人—土」連結益加鬆動。內外交相影響之下，「人」於思想上不依附於「天」，在制度上自鄉里、階層的限制中游離出來；「人」的主體性與個體意識，在這個時期開始逐漸顯豁。然而，正由於「道德實踐」與「為政」接榫之鬆動，制度對於人的德行，遂轉向消極的限制，不再具有積極的作用；士人與鄉里關係的淡化，更使知識份子心中道德感與對地方責任感亦逐漸薄弱。此時，面對一個「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的現實環境，遂產生諸多士風沈淪、趨炎附勢的社會現象。 知識份子身處於歷史之中，深刻體察諸多可能造成人心陷溺的困境。部分有志之士，一方面提出改革制度之訴求，另方面則逐漸強調內省，與一己修為的重要；展開對心性之學的深入挖掘，尋找道德的超越根源與工夫次第，試圖使士人在制度結構之限制中，透過心內自省，再度豎立起價值判準，重新以心性之學作為新時代的思想中心。〈大學〉、〈中庸〉邁向經典之路，便在唐代儒者的論述中，立下了第一個里程碑。

本研究旨在了解華語中道歉言語行為的語碼形式之建構方式與使用規範。本研究以Searl（1969）的言語行為理論為基礎，配合Leech（1983）的禮貌原則、Grice（1975）的合作原則等，分析解釋不同的道歉用語在誠意程度與禮貌程度上之表現。 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以及訪談做為研究工具，有效問卷總計48份，訪談人數8人。問卷調查的內容將道歉用語分為四大項目：「核心詞」、「導語」、「複合詞」（包括核心詞＋導語、導語＋核心詞、與導語＋導語）。於情境設計下以「輕微冒犯」以及「嚴重冒犯」作為檢測分類，調查這些道歉用語誠意程度以及禮貌程度。 調查結果發現，使用者的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對道歉用語的擇用不具顯著影響力，但冒犯事件的嚴重程度與道歉用語之間有顯著相關。研究結果歸結如下：（一） 「核心詞」單獨使用時，其誠意程度以及禮貌程度取決於字詞內容的遂行力量（Perlocutionary force），原則上，遂行力量越強，誠意程度與禮貌程度就越強；反之亦然。但是，道歉用語誠意程度與禮貌程度的表現會搭配冒犯情境的嚴重程度，不過低亦不過高。（二）於「複合詞」中，凡是含有「賠償」內容的導語，其誠意程度以及禮貌程度必定大於不含「賠償」內容的「複合詞」。（三）於道歉言語行為中，「複合詞」（包含「核心詞＋導語」以及「雙重導語」）的誠意程度以及禮貌程度皆大於單獨使用「核心詞」或「導語」。（四）「核心詞＋導語」與「導語＋核心詞」在詞序上的不同，就誠意程度與禮貌程度而言，並無顯著差別。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對華語教學提出相關建議，建議華語教師進行道歉用語教學時，應教導學生語碼形式與語碼使用功能之間互為搭配的觀念。課堂中應提供學生道歉行為的社會語用原則，讓學生在進行道歉行為時，能擇用適當的語碼形式。

科技發展過程當中，無可避免的形成數位落差，數位落差過高的 族群，在社會上會越趨於弱勢。政府為縮減數位落差，推出許多政策 執行，其中一項便是在偏鄉地區設置數位機會中心，並且結合各部會 和民間資源，運用數位機會中心提升當地民眾資訊素養，給予較弱勢 的社區及居民公平的數位機會，提升競爭力。 數位機會中心設置的單位，共有7 種類型，學校、教會及廟宇、 社區、鄉公所、圖書館、社教站、其他。宜蘭縣所設置的數位機會中 心有學校、教會、社區、圖書館等4 種。 本研究以宜蘭縣所設置的9 個數位機會中心為對象，試著從實地 訪查及深度訪談的方法，探討不同的單位在經營數位機會中心時其經 營型態有何不同，以及在經營上是否有遭遇困難之處。 研究發現，不同的數位機會中心因設置單位的不同會產生不同的 經營型態，其經營的成果與主事者有相當大的關係。在經營的困難除 了人力及經費之外，上級的支持及當地居民學習的意願也佔了重要的 因素。 數位機會中心的設立，提供了偏鄉地區許多民眾學習資訊科技的 機會，本研究提供提出簡化數位機會中心目標設定及檢討數位機會中 心業務方向作為建議，期能對於政府在縮減數位落差政策施行上有所 助益。 / Digital divide is inevitable in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However, people suffering from large digital divide may become more disadvantaged in the society. In order to minimize digital divide, the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numerous programs, one of which is to establish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s in remote areas and integrate public and civil resources to enhance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local people, provide them an equal access to digital opportunities, and improve their competitiveness in the society.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s are established in seven types of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school, church and temple, community, township office, library, social education station, and others. In Yilan County,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s are mainly established in schools, churches, communities, and libraries. This study focused on nine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s in Yilan County. Through field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explore whether the operating model of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s varied by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operating the center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erating model of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s varied by organiz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enters largely depended on managers of the organization. In addition to labor and funding, executive support and local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learn were the main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operation of the centers.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s have offered many people living in remote areas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research results,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authority concerned simplify the objectives of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s and reexamine their function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pro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