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年底，⽇本與韓國政府迅速發表有關慰安婦議題的協議。雖然此協 議在國際上獲得讚揚，然⽽卻引起韓國⼈民、慰安婦及⽀持者們的嚴厲批判。 這「最終定案」的協議被視為對犧牲者的背叛，於是幾百位韓國抗議⼈民，包 括慰安婦，⾛上街頭並譴責協議。簡⾔之，慰安婦議題橫亙韓⽇兩國之間且相 當棘⼿。過去幾⼗年，韓國⼈民對於⽇本的道歉感到不滿。因此本論⽂將探究 韓國⼈對於⽇本道歉持續不滿的原因。本研究會依循2015 年協議無效，並進⼀ 步揭露協議真正的⽬的。本論⽂以質量分析研討諸多學術性期刊、報告等資 料。 / At the end of year 2015, Japanese and South Korean governments announced a quick agreement over the long-standing issue of “comfort women.” While the agreement won international praises, it raised sharp criticisms from the South Korean citizens, the former comfort women and their supporters. This “final and irreversible” deal was seen as a betrayal of the victims, leading hundreds of South Korean protesters including former comfort women out on the street to denounce the deal. The comfort women issue remained a stubbornly unsolvable issu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or the past decades, South Korean people were never satisfied with Japan’s past apologies. This thesis aims to study the reasons behind South Korean people’s constant dissatisfaction towards Japan’s allegations; to trace the ineffectiveness 2015 agreement; and to reveal the true purpose behind the agreement.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various scholarly books, journals and reports relevant to the topic at hand.

本文以日本政府公債期貨為研究標的，針對相同商品於兩地上市時手續費及交易機制不同所形成的交易成本，對於套利過程的影響進行研究。主要透過門檻共整合與門檻誤差修正模型，計算出一套利門檻，推導出真正可套利區間，俾使套利活動足以落實。 門檻共整合實證結果發現TSE—SIMEX五分鐘資料顯著支持我們原先預期加入門檻後其上下兩個區間回復均衡的力量較強，而中間區域則因交易成本之存在，無法進行套利活動促使其價格回復均衡狀態，其因果關係檢定，得到下區間雙向影響與上中區間TSE價格領先SIMEX的結論。 但就兩兩交易所的日資料而言，SIMEX—LIFFE未存有明顯的門檻效果，而TSE—SIMEX與TSE—LIFFE，雖存有門檻現象，然加入門檻後未能清楚觀察到共整合關係的強化，同時就因果關係檢定而言，只有TSE—LIFFE間存有LIFFE價格領先TSE的現象。 門檻誤差修正模型依據交易成本同質與異質性，分別透過門檻形式與平滑轉換模型進行實證，門檻形式實證結果與門檻共整合結果相近，未能完全支持假設。但透過平滑轉換模型，發現加入門檻後，價格差異向長期均衡收斂效果相當良好，並發現其應用於對於五分鐘資料的價格差異行為，效果優於先前採用的門檻形式，顯示其對於具有ARCH現象的資料有極佳的配置能力。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6 第一節 期貨交易研究相關論文 6 第二節 研究方法文獻探討 11 第三章 日本10年期政府公債期貨介紹 18 第一節 交易所的交易制度 19 第二節 期貨契約的交易規則 23 第三節 台灣進行日本政府公債期貨套利流程 29 第四章 實證研究 33 第一節 資料來源及處理 33 第二節 實證方法與實證結果 33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61 第一節 研究結論 61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62 參考文獻 64 英文部分. 64 中文部分 67 相關網站 67

在現代商業經營的環境中，物流系統已成為競爭的焦點，產品或原料送交到顧客手中，物流成本占了物品銷售成本的相當比例。而一個物流中心需要各項軟硬體的配合，有一定的營運規模經濟。物流共同化係著眼於經濟性及效率性的考量，在物流業者資源整合下，擴大物流營運規模，提升效率，提供企業專業物流服務，降低企業物流成本，以因應市場的競爭。本研究主要是以物流公司為主體，探討不同類型的物流公司在執行物流共同化時所採行的作業模式及策略形成原因。並藉由參考日本物流共同化作業模式，比較國內物流業者物流共同化的作業方式，探討物流共同化在國內未來發展的模式。 本研究以通路類型，作業型態二項變數將物流公司予以分類，探討不同類型的物流公司，因其核心資源不同，在進行物流共同化時，作業模式與策略的差異性及策略背後隱藏的含意。本研究屬探索性研究，採多個案的研究方法。依據個案所取得的資料經整理歸納，將物流公司分成三類：開放型物流公司--沒有商流活動，提供客戶專業物流服務，客戶不限定只有體系內企業、封閉型物流公司--有形式商流活動，只替體系內企業處理物流工作、混合型物公司--有實質商流，但服務對象同時包括體系內與體系外的企業。 本研究發現不論物流公司的通路功能性質為何，各類型物流公司實施物流共同化的目標是都冀以擴大物流作業的經濟規模，降低物流處理成本，提昇物流效率。開放型物流公司藉由物流共同化取得在物流產業中的競爭優勢。封閉型物流公司希望藉物流共同化提昇通路權力，而混合型物流公司希望增加公司所代理或批發商品的通路談判力。 在作業型態對物流公司實施物流共同化的影響方面，物流公司為整體產品供應鍊中之一環，物流公司與合作伙伴（從事供應鍊其他價值活動的成員），保持加值合夥關係，則在物流共同化的作業型態、客戶選擇上較具彈性。物流公司與供應鍊成員有垂直整合關係，因需要配合通路系統整體目標，在物流共同化的作業型態及客戶選擇上較沒有彈性。 物流公司因所擁有的核心資源不同，對欲採用物流共同化的作業模式亦不同。運輸型物流公司傾向於運輸共同型物流。倉儲型物公司共同化多朝共同保管、共同配送發展。通路型物流公司全機能型的共同化作業，是最易發揮其核心能力作業方式。 不同類型物流公司在發展物流共同化時，開放型物流公司，因在通路上與客戶間無利害關係的存在，在產品物流處理上不受上下游包影響，可彈性的安排，是國內共同化推動的主力。封閉型物流公司發展物流共同化須配合關係企業整體目標，而混合型物流公司因本身有實質商流，在客戶的選擇上較注重產品與通路的互補性，這兩類物流公司對物流共同化都是配合本身通路功能定位選擇性實施。 最後就這次的研究範圍，在對業者的建議方面，物流共同化在日本已有三十年以上的歷史，有多種形態的協同組合。在國內雖然物流公司已開始有物流共同化的觀念，但多以一家物流公司為主體，還未見到本研究中所引用日本個案之跨組織的物流共同化形態（城南公司）。在整個產業競爭愈來愈激烈情況下，加上未來我國加入WTO，如外國物流業者挾著大量資金與技術進入我國物流市場，會對我國物流業者造成很大的威脅。物流業者之間應以資源互相配合，經由物流共同化透過資源共享，擴大產業規模，降低物流處理成本，提昇整個物流產業水準，以因應未來國際間產業的競爭。

本論文的研究問題是探求外壓對日本ODA的影響如何;其次,在探討日本的國內因素對日本ODA的影響。因此本文將分為五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屬於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的性質,第一章除了將目前對外援助相關的研究作一番整理和檢討之外,希望釐清先進諸國提供對外援助動機(motivations)的本質為何?依照學界普遍的看法和多數文獻的結論認為:先進扆□斯堪地那維亞諸國例外)提供對外援助的動機,基本上是出自利己的動機,捐輸國利益模型對援外行為的解釋力較強,日本援外的行為亦復如此。第二章則針對目前有關日本援外政策研究所運用的方法,其成敗得失如何作檢討。作者將目前日本個案的相關研究,分為外交政策研究途徑 和國際經濟政策研究途徑;前者是偏重日本如何因應國際外壓的研究,而後者則強調日本國內因素,對ODA決策影響的研究。作者認為國際層次與國內層次的分析,對全面性瞭解日本ODA的決策有相當的助益,忽視任何一方都將誤解日本ODA決策行為的本質。第三章即透過各項具體的數據,表現日本自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九零年止,日本ODA質與量的表現,地理分配的集中度,ODA分配領域的問題等,最後再對比分析日本ODA與貿易,對外直接投資三者間的關係。本章最重要的論證認為,外壓對日本ODA的分配行為不具實質的影響力,因為從本章的各項數據中顯示,日本ODA的分配和實施,可以說維持了一個相當穩定的型態,除了特定時期基於冷戰的考慮,所提供的戰 略援助之外,可以說並未因為他國的要請和壓力而改變ODA的分配和實施。第四章即針對日本ODA的決策,在分權式決策體制的架構下所產生的現象作一番探討。由於日本ODA的決策和實施並無專責及統一事權的專門機構,四省廳協議體制使得主管經濟事務的省廳因為掌控ODA事業的專業技能及專門人才及預算的權力,因而在協議決策時享有較大的發言權,外務省在這方面則相對的弱勢;此外,主管經濟事務的省廳因為背後都有國內利益團體和選民選票的支持與壓力,所以在協議決策時也比外務省的表現更強勢。本章更深入分析主管經濟事務的省廳如何在(amakudari;中文謂空降部隊)的制度下,和日本企業間緊密的連結(linkage),說明日本政府部門和民間企業部門能夠如膂使臂,維持如此融洽何作關係的原因。冷戰結束之後,國際體系對日本國家行為的限制和影響已產生改變,日本未來將如何扮演其和平經濟大國的角色呢?作為日本重要外交政策工具的ODA,面臨新的國際情勢應該如何體現日本政府的政策理念呢?第四章的第四節將綜合整理日本文獻的討論,試圖拼湊刻正浮現中的日本援外理念,以期瞭解未來日本援外政策的發展方向。最後第五章結論的部份,作者認為來自國際層次的外壓因素,對日本ODA政策行為的影響,遠不如來自國內層次的自利因素。

日本影視產品在台灣非正式管道佔優勢的情況已有多年，近年來有線電視合法、日本影視產品開放，更使日本影視產品唾手可得。本論文擺脫傳統探討影視產品流通的自由流通典範、與媒介／文化帝國主義典範，將問題核心置放於台灣內部，以歷史為軸，研究影響日本影視產品在台灣的流通因素，描述並分析過去五十年來，日本影視產品在台灣的流通情況，在進行分析的過程中，本論文尤其注意台灣的「國家機器」所扮演的角色，另外對於商業力量利用新科技媒體來散佈日本的商業影視產品，亦特別置語。本論文依主要流通之日本影視產品，及主要流通管道之不同，將戰後日本影視產品在台灣的歷史分為三期：第一期為戰後至台日斷交前，主要特徵為去日本化、反共與發行映演業的利益爭奪；第二期為台日斷交後至有線電視合法前，主要特徵為國家自主性的消退與日片雙元結構的浮現；第三期為有線電視合法後至一九九六年六月，主要特徵為財團興起、國家鬆手與去除日片管制。本論文提出的結論為過去五十年來國家機器扮演的角色隨時間而轉變；不同時期國家機器對日本影視產品的內容檢查規範也發生變化；國家機器過去的管制對台灣目前的日本影視產品市場發生影響。最後本論文並提出限於時間未能處理的面向。

「禁止行使集體自衛權」乃戰後日本安全保障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其安全保障的重大戰略抉擇。但冷戰後伴隨著自衛隊「國際合作」的實施以及日美安保體制的強化，日本安全保障的政策實踐開始帶有濃厚的「集體自衛權」色彩；「集體自衛權」議題相關討論在日本國內日益活躍的同時，日本自衛隊亦因美日安保體制的強化開始進行軍事轉型。本文試圖以日本「集體自衛權」問題演變為視角，探討其對日本軍事轉型之影響，並研析日本軍事轉型後對日本邁向「正常國家」的影響，及對美日安保、區域安全產生的變化。 　　本文首先檢視日本對集體自衛權的限制與演變趨勢，探討自衛權的定義、日本國和平憲法第九條放棄戰爭的產生背景，並就美日安保體制的發展，剖析其與憲法第九條產生的矛盾及演變過程；因日本憲法第九條至今尚未修改，集體自衛權問題演變的主要變數便在於美日安保體制的變遷，故先探討二戰後到冷戰結束前，影響美日安保體制變遷的內外因素，與冷戰後日本集體自衛權問題在美日安保體制調整下的演變過程做比較；檢視冷戰後美日同盟調整如何影響日本集體自衛權問題的演變，使自衛隊的任務需求由禁止海外派兵的專守防衛原則，逐步突破到允許海外派兵，進而影響到自衛隊的軍事轉型，並產生修法的需要；同時亦必須研究冷戰後與自衛隊軍事轉型相關的各項法案，檢視後冷戰時期日本如何藉由1992年波灣戰爭後通過《國際和平協力法》與《周邊事態法》，及因應2001年911恐怖攻擊事件通過《反恐對策特別措施法》及《有事七法》，以國內法立法方式，於法理上限縮「集體自衛權」範圍，在不修訂《和平憲法》第九條下，突破海外派兵限制，逐步達成實質行使「集體自衛權」的目標；並探討「集體自衛權」問題演變對自衛隊軍事轉型造成的具體影響，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專守防衛的質變；第二：日本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第三：武器裝備發展及編制體制改革；軍事轉型的最終目標在於使自衛隊成為正常軍隊，使日本成為「正常國家」，本文最後研判上述關聯對日本「正常國家化」、美日安保體制及未來對區域安全情勢發展的影響。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國民所得亦跟著提升，使得國內的市場規模日益壯大，加上中國加入WTO之後，加速開放國內市場，外資企業看好中國的商機，紛紛投入中國內需市場的經營，如今的中國已然由「世界工廠」轉變成「世界市場」。眾多外資企業的進入，加上中國本土企業的崛起，使得中國市場的競爭愈形激烈。為了增加在中國的競爭力，部分的日本企業選擇與台灣企業進行策略聯盟，共同經營中國事業。 本研究認為日本企業之所以與台灣企業進行策略聯盟，是因為可以藉此利用台灣企業的優勢，諸如銷售能力及人事管理能力等等，彌補本身的弱勢，提高在中國的競爭力。此外，日本企業與台灣企業在台灣長達數十年的合作經驗，為雙方建立起良好的信任關係也是策略聯盟的原因之一，因此日台雙方的企業合作遍布各個產業，策略目標也各有不同。由於在日台企業的策略聯盟中，以進軍中國內需市場為目標的合作案表現最為亮眼，因此在個案研究方面，本研究選擇日本企業(包括伊藤忠商事及朝日啤酒等八家企業)與頂新集團的策略聯盟作為研究對象，期能對日台企業的策略聯盟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 Along with China’s fast economic growth, local consumers become wealthier as their disposable income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enabling the domestic market in China to keep growing rapidly. Moreover, after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China must gradually open up the domestic market, so many foreign enterprises see a huge opportunity in China, and they can vie for China’s market one after another. A lot of foreign enterprises’ entry and China’s indigenous enterprises’ rise make the market competition more intens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 capacity, some Japanese enterprises build the strategic alliance with Taiwanese enterprises. This study shows that Japanese enterprises build the strategic alliance with Taiwanese enterprises because they can use Taiwanese enterprises’ resources to offset their weaknesses, and boost their competitiveness. Furthermore, the second season is that after dozens of years of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both sides in Taiwan, Japanese and Taiwanese enterprises have established trust relationship. Therefore, Japanese and Taiwanese enterprises’ alliances are found in numerous industries, and strategic goals are different. In all kinds of strategic alliances, the alliance that enters to China market is the most outstanding, so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alliance that is built by nine Japanese enterprises and Ting Hsin Group, and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alliance thoroughly.

近百年來企業併購的案例不斷地發生，企業組織經常經由併購來達成其競爭與生存的目標，並尋求獲利及追求成長。日本在經歷了1990年代的泡沫經濟所造成嚴重的經濟不振後，金融機構陸續發生經營危機，故政府官僚在1996年開始提出「金融大改革」，促成日本的金融機構在接來下的十多年間不斷地進行併購，以求改善經營體質並完成組織的轉型與再造。本文特別選定三菱日聯金融集團(Mitsubishi UFJ Financial Group)、新生銀行(Shinsei Bank, Limited) 及 SBI Holdings等三家，透過併購重整成功再造的綜合性金融集團，進行個案的探討與分析，以了解這三家金融機在併購轉型的過程如何進行策略再思考，達成組織變革的目標。 最後經由文獻探討與個案分析的整理與探討，本研究歸納出三種的併購轉型的模式，分別為MUFG所代表的「資源互補型」、新生銀行所代表的「外力活化型」以及SBI Holdings所代表的「創新演進型」。另外，本文亦整理出五點管理意涵的發現，包含「利用策略性併購促成企業轉型」、「以顧客價值為核心創新金融服務」、「網路金融的興起與資訊科技的創新應用」、「重視社會責任並再造企業品牌形象」、「整合人力資源並重塑組織文化」的變革重點。 後泡沫經濟時代，日本金融集團透過策略性再思考，以併購為手段進行組織變革成功的經驗，對於台灣的企業的發展，係非常有用的參考經驗。

這碩士論文的目的是研究非傳統安全問題在東北亞地區安全困境發揮作用的程度和意義，並了解正式和制度化安全管理，在該地區連續失敗背後的原因筆者在以下研究中列出多個任務，包括了以下主要目標提供一個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全面，但簡化的概念附著到該地區的安全困境，並威脅其穩定性;提供一個具體的非傳統安全的情況下，研究基於政策的分析選定的國家，從而來了解和承認它的意義. / The purpose of this master thesis is to study the degree and significance of role played by unconven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in the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dilemma and understand the reason behind continuous failures to formalize and/or institutionalize security governance in the region. The author in the following research sets out multiple tasks, which include the following principal goals: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but simplified conception o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adherent to the region’s security dilemma and threatening its stability; offer a concrete case-study of unconventional security based on policy-analysis of selected countries, which helps to understand and acknowledge its significance; analyze instititionalism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Northeast Asia’s specificity concerning the lack of strictly formal organizations; and last but not least develop an idea of how and whether cooperation i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can lead to the improvement of security governance in the region.

本文主要在於希望經過研究後所整理出之結論與建議，可使有需要利用我國訴願制度以救濟其權利之人作為參考用。此外，對於即將修訂之訴願法 ，本文亦將對其修法之可能內容作一簡單的評析，並提出若干的建議，以作為有關機關修法時之參考。 本文係以我國訴願制度為主軸，其主要係著眼於訴願制度在我國自民國19年3月15日最初制定公布施行之訴願法，以及幾次的修正，各次修正的內容，特色與未來的發展性。對於現行訴願法，自民國87年修正公布並定自民國89年施行至今，已逾10年，若干理論趨勢與實務執行已有扞格之處，尤其實務在累積多年之運用上，發現待改善之處尚多，修法之必要更迫在眉睫，為此，本文乃針對此一議題，提出闡述,並對未來訴願法之修正草案,提出拙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