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姓」不婚與「同性」不婚均係婚姻法制下的禁婚形態，前者明定於舊律之中，而後者則是透過不語的方式予以駁斥。乍看之下，二者除同為禁婚之限外，似毫不相關，然透過相關史料的梳理，卻訝人發現二者實肇因於同樣的法律文化。 本文即以「同姓」不婚制與「同性」不婚制為主軸，探究前揭兩項制度在婚姻法制的遞嬗。特別是當西法東來，擇棄祖宗家法，轉而效尤泰西法律思潮之際，此兩項制度又是質變或延續？ 於耙梳相關史料後，本文將著眼於制度背後的法律文化，以探究係爭制度的可能成因。另外，亦將一併論及的是：於清季之末，定擬轉奉近代西方法律思潮後，傳統法律文化是已闔門而去，亦或是依舊重疊在我們的身影之間？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新的生產方法會使現存的生產資料和方式變成廢物，失去價值，資本家會不斷的革新生產方式，為了就是要比別人獲得更多剩餘價值和利潤。在資本主義的脈絡下，由福特主義生產模式到後福特主義生產模式，反映的就是資本競爭的本質。在福特主義時期男性才是最主要的勞動力，許多工作福利和勞動保護政策，確保了男性的就業安全，大多數的女性卻無法像男性一樣可以獲得同樣程度的福利和保護，兩性工作上的不平等隨處可見。福特主義生產方式到了七０年代已顯露出疲態，呈現出大規模的經濟危機。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管制和僵化是導致經濟危機的原因，因此大力鼓吹彈性化，以恢復市場機制。然而，事實上彈性化的運用下卻導致社會發展更為低劣，目的只是在降低薪資和勞動保護，只是一味的要求去管制而已，勞動力彈性化的結果其實是「勞動力更商品化」，社會的剝削更為嚴重，而當中原本就便宜、臨時、彈性和順服的女性勞動力，成為最受青睞的勞動力，不過，卻使女性勞動處於更差的處境。 彈性化策略中的部分工時呈現高度女性化，雖然造成女性勞動參與的提升，但是並不能因此就認為女性勞動地位獲得提升，本文企圖分析部分工時對婦女真正的影響為何？要瞭解部分工時對婦女真正的影響前，先要瞭解父權制度下婦女的處境。在父權制度下的核心家庭意識型態中，賦予男人為主要家計負擔者的角色，而女性卻永遠處於附屬、次等的地位，家庭被歸為女性的天職，當家庭和工作產生衝突時，女性必須自行解決，所以，女性的時間配置是呈現不自主或有限度的，部分工時是婦女在這種有限度的時間配置下的折衷策略。這樣的策略是否真的可以做為促進婦女的勞動政策？而所謂的促進，包含「量」的增加（勞動參與率的增加），更要有「質」的提升，本文是以質量並進的標準來檢視部分工時。部分工時對勞工而言，幾乎等同於低薪、低福利、低階工作、無升遷機會，因此對婦女而言，部分工時相當矛盾，正面創造了婦女的僱用機會，但是負面卻造成勞動處境更低劣。所以不能單從部分工時會增加婦女勞動參與率來看，更要考慮到質的提升，從質來看，部分工時不是做為促進婦女就業的解決之道。進一步而言，部分工時還可能做為鞏固婦女在父權制度下的附屬地位之幫凶，不但鞏固了傳統的性別分工，而且其次級性還鞏固婦女的經濟依賴。 一般認為有家務負擔的婦女從事部分工時是出於自願，然而，此一說法會窄化我們對真實世界的瞭解，只是簡單的將婦女遭受到的問題化約到個人身上，但是卻忽略了造成這種現象背後的結構因素，事實上是父權和資本的交互運作下而造成部分工時婦女的自願性。在父權制度下，以愛為名的照顧工作，使得婦女從事部分工時表面上看來是自願的，事實上卻在家庭需求的限制下而定義的，因此可說，愛的勞動迫使婦女選擇部分工時。在勞動市場上的許多結構限制，使得婦女就業還是要面對重重的障礙和考驗，加上國家的照顧政策使私化的，婦女被迫在低薪和市場托育成本之間衡量，而理性選擇部分工時，然而卻犧牲掉自己的勞動權益和工作發展。國家的托育政策不完善，僅僅用部分工時來解決婦女就業困境，會更強化了父權文化的性別分工，而國家可以繼續維持其對家庭的不干預、私化的照顧政策，促成婦女表面上「自願」從事部分工時。因此，部分工時可說是父權、資本、國家「三贏」的致命武器，但是對婦女而言卻是全盤皆輸，永無翻身的機會。

一胎化政策起始於1978年，在改革開放政策的年代，作為一項跨時代的政策，它改變了中國人口、社會的發展，也撤徹底底的改變了中國婦女的生命面貌。政策的出發點是為了國家的需求，中共宣稱，一胎化政策不但可以解決中國社會沈重的人口壓力，也可以使婦女藉由降低再生產壓力而投入生產，從而提昇婦女地位。表面上看起來，國家發展需求與重視女性地位的性別意識型態需求在一胎化政策中得到很好的理論結合。 但是當我們進一步檢視這些政策時，卻發現有許多規定存在著矛盾之處，也許再生產和生產之間的關聯並不是這麼簡單的加減問題，政策中所呈現的婦女與國家關係也不如想見的客觀中立，在許多政策無法顧及或自圓其說之處，傳統的父權觀點隱隱然出現在政策的判準中發揮影響。本文企圖自女性主義立場論的觀點出發，以國家生物性發展需求、性別意識型態需求與文化上的父權需求這三股力量，討論一胎化政策中的矛盾與不協調性。發現在一胎化政策中存在著一個邏輯，它希望藉由婦女再生產的降低促進婦女進入公領域的生產，並進而提高婦女地位，如此一來，一胎化政策推行時所面臨到的性別選擇性問題也將因婦女地位提高而達到解決，即便是政策面臨到父權障礙時也是依循這樣的邏輯繼續進行。然而，這種以經濟角度出發的論述其實是一方面是以男性的標準判定性別的生育偏好來自於女性的生產力不足，另外一方面則窄化了再生產的意義，將再生產只等同於生育，忽略了婦女在私領域中所負擔的家務勞動以及人口撫養。國家自認為中立，藉由胎兒性別檢定的禁止將性別選擇性生育的責任移轉到個別的家庭，並且在生產力的論述上將偏好生育的問題本質化，而父權的壓力也至此被零碎化、個別化，成為個別婦女與家庭必須獨自面對的困境。這種過度將經濟與女性地位相聯繫的論述形成中共一胎化政策中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無論中共多麼強調對於性別的重視與敏感，但這種矛盾若沒有進一步的解決與釐清，終將成為國家邁向性別主流化發展的障礙。 / One child policy have begin in 1978, in the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it have change the Chines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the life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bottom completely.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policy is for the demand of the count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clares, one child policy can solve Chinese society in population pressure ,also can make woman by is it produce and then pressure and put into production to reduce, thus promote the woman status . Seem on the surface, it have combined well in the One Child Policy and sex ideology demand that the country develops the demand and pays attention to women's status. But when we look over these policies further, it have a lot of regulation have contradictory place to find, perhaps it’s not such simple question of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the state is not so good as the objective neutrality wanted to see in the policy, in the place where a lot of policies can't be taken into account or justified oneself, the traditional patriarchy view gives play to in the declaring accurate of the policy to influence indistinctly and rightly. This text attempts take the view of Standpoint Theory, discuss the contradiction and harmony in One Child Policy in three ways: country development, sex ideology and patriarchy in culture.There is a logic in the One Child Policy , it hopes to promote women to enter production of the public field with the reducing of the woman reproduction, improve woman status, thus,the sex selective birth would be solve by improving women status. However, this kind of argument is actually judging women’s production with the male standard , in the other hand, it is insufficient to explain the meaning of reproduction, only equates the reproduction with bearing, have neglected the house work and population that women bear in the private field.The country stand neutrality and transfer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the sex selective birth to the specific family , and the pressure of the patriarchy is melted individually, become the predicament that specific woman and family must face alone.

本研究「魚在水裡哭？-男女性在職進修公務人員多重角色、性別期待及其因應策略」旨在運用角色理論、性別角色理論、男子氣概及父權體制等概念，分析公務人員的生命經驗，以描繪我國公務人員已婚在職進修角色壓力情境、解構我國公務組織性別環境及父權體制歷史系絡滲透情形，並對我國公務人員投入在職進修之角色衝突、兩性身處之性別歷史系絡提出建議，進而呼應性別主流化之趨勢，促進兩性合作之公務文化。 本研究兼採「配額抽樣」與「滾雪球抽樣」法，以大台北地區已婚公務人員為研究範圍，選取7位已婚育有子女之女性公務人員及10位已婚育有子女、現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相關規定使用部分辦公時間或公餘時間在職進修國內公私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之男女公務人員為研究對象，使用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法蒐集所需資料。 資料分析部分除從角色內壓力、角色間壓力兩面向分析我國公務人員多重角色壓力現況，更利用已婚在職進修男性與已婚在職進修女性、已婚女性與已婚在職進修女性的比較，了解男女性別差異與女性角色數增益對壓力之影響，次從性別差異出發，更深層的處理背後隱藏的性別意涵及性別環境。從男性主不了外、女性主外仍得主內看到女性面對的逆流；再從齊頭式平等看到反齊頭式平等之性別差異對待，我們不只看到女性、也看到男性的痛苦。 結論部分除呼應論文主題「魚在水裡哭」，使用隱喻的方式以水中游魚比喻我國男女公務人員、勾勒我國當代公務組織性別環境外，也提出在職進修公務人員多重角色衝突之因應策略，並針對父權體制歷史系絡下之性別壓迫現象，從個體認知面與制度文化面進行建議。個體認知面認為公務人員不分性別都應該重新檢視自己及父權體制系絡滲入生命的方式，避免「性別盲」，並且重新定義「不可能」、「你應該」，放下傳統性別角色期待加諸於自己的包袱，讓自己的生命充滿更多彈性空間，此外更應該看重自己在歷史系絡對性別環境可以扮演的角色，不自我設限，了解自己的能力與自我實現的方向，並且相信信念決定態度，態度決定行為，行為決定結果，最後，用最大的堅持，一步歩朝自己的夢想邁進；制度文化面則建議應推崇現代人的道德觀，喚醒國人對於道德價值的重新省思，促進兩性的互重互愛，進而達到兩性合作共生的新社會秩序！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交互運作下，女性銀行員在銀行業的僱用管理制度下是否獲得公平合理的待遇？在勞動過程中的工作處境又是如何 ？經由本文的探討，獲得以下的研究發現： 一、 我國現有的銀行經營型態或管理風格大部份受到日本父權文化的影響，承襲 了以「家庭性別分工」為基礎的日本式經營模式，除了造成女性行員過去結 婚後就必須離職外，整個工作場所的制度設計也屬於男性導向，而非性別中 立的。女性行員被分派到父權體制所建構的低貢獻的職位上，使得女性在考 績、薪資、訓練或升遷的機會上不及男性，只有靠著年資慢慢的升遷。由於 父權體制的性別分工，使得銀行業寧可多僱用人力配置容易的男性而少僱用 女性，以減低成本，這也是為何銀行業長久以來一直維持一定的男女僱用比 例的原因。 二、 對銀行業而言，女性被分派的服務性內勤工作，相較於男性的外勤工作，更 能控制其勞動過程，銀行業除了設計一套防弊的作業程序，更為了提高工作 效率與服務品質而引進科技，不斷的改變服務性工作的作業方式，即便是為 了方便客戶而給予櫃台人員些許工作上的相對自主性，但銀行卻能利用電腦 、號碼機、監視器，以及碼表來控制櫃台工作人員的工作速度與品質，以便 在櫃台行員的勞動過程中賺取剩餘的勞動價值，使得從事櫃台工作大多為女 性的銀行員對其生產活動、產品、同僚與自身產生了疏離感。 三、 銀行為了提高服務品質，提供客戶資訊自動化的服務，但卻減少了大多為女 性所從事的櫃台服務性作業量，雖然近年來新銀行的成立，與各家銀行的快 速擴充據點，對於女性櫃台行員的需求並未明顯減少，但近日政府已宣佈停 止核准新銀行的設立，以及未來銀行間相互合併的趨勢，櫃台作業人員的需 求應有減少的可能，而相對的，理財性、開發客戶，以及規劃的人才需求會 增加。但是這些增加需求的工作資格與條件早已被父權體制建構為男性的工 作，女性不易取得這些工作機會，即使銀行內部開放機會讓女性銀行員們選 擇，但是在銀行以性向測驗和面談篩選過的女性行員，大多不自覺的已接受 男性建構的價值觀，對於理財性、開發客戶等有業績壓力的工作不感興趣， 而寧可從事原來的櫃台工作。不過，在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學歷越高的女性 行員越能接受銷售導向的工作。 根據上述的研究發現，本研究提供女性銀行員、政府與銀行業具體的建議及未來相關研究之方向。

女性雜誌之出現，標舉將女性視為一特定閱聽眾。長期以來，女性受到父權意識型態的限制，權利義務被忽略，依附男性而生活，然而這種不平等的現象，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而有緩和趨勢。而女性雜誌既為一「女性空間」，是否強化傳統的性別秩序，或呈現無刻板印象的性別角色，值得探討。 　　歷來探討大眾媒介和社會變遷關係的研究者，把其關係區分為三大類，包括反映者、強化者和促動者。但由於大眾媒介內容和社會環境變遷的時間，很難做清楚的劃分，對二者間的關係，至今仍莫衷一是。 　　本研究以創刊達二十五年的「婦女雜誌」為對象，企圖找出女性雜誌和女性價值變遷間的相關性。在相關研究中，可以發現，女性雜誌中所呈現的女性，基本仍偏向傳統形象，強調外貌、家庭比工作重要，研究焦點多半著重在人物描繪上。本研究則關切女性雜誌中的報導主題，及傳達的兩性價值和形象，是否因時間推移而有所改變。 　　研究結果發現，「婦女雜誌」中，以生活資訊報導量最多，但其所占比例逐年減少，同時安排位置也多半在整本雜誌的後半部，而偏向硬性的法律政治和社會議題，則呈逐年增加的情形，顯示「婦女雜誌」逐漸脫出傳統的窠臼，不再只把女性的關心焦點限囿在流行上，原屬男性領域的議題也日受重視。 　　「婦女雜誌」對兩性形象的呈現方式，仍以傳統角色占居主流，而代表較自由開放的形象，在女性方面，呈逐年增加的情形，而男性方面則呈逐年減少趨勢，顯示「婦女雜誌」在描繪女性時，鼓勵朝自由開放方向發展，而描繪男性時，則著重傳統性別秩序，但也鼓勵自由發展。 　　在兩性價值方面，「婦女雜誌」中所傳達的女性價值，朝向自由多元的方向發展，鼓勵女性做個有主見的人，但在男性價值方面，仍偏向傳統的價值，和根深柢固的男性形象相符合。 　　從社會背景變遷和「婦女雜誌」的報導內容來看，在民國59年以前，「婦女雜誌」偏向扮演社會變遷的促動者，到了民國60年開始，和社會變遷的時間差距拉近，反映者和強化者的角色開始突顯出來，但因時間不易明確劃分，促動者的角色也不能率爾去除。 　　從「婦女雜誌」的報導內容來看，在民國59年以前，父權意識型態色彩濃厚，但自民國60年開始，女性角色日益多元化，兩性關係也朝平等方向發展，顯示父權意識型態的威力已逐年減低。

一九八○年代女性小說新浪潮興起時，廖輝英的《油蔴菜籽》曾和李昂的《殺夫》並列為女性小說扛鼎之作，與蓬勃發展的女權運動相互輝映，對臺灣社會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廖輝英一方面以小說襄贊婦女運動，一方面以散文提出女性主義柔性革命的訴求，推動兩性關係合理化。她的革命主張兼具理性與感性，以理性喚醒女性自覺，以感性寬諒男性在兩性關係巨變期的反動和敵意。她既不鼓吹女性與男性為敵，也不主張擺脫為人母的天職，而是強調兩性和諧互助，與張牙舞爪的激進派女性主義者截然不同。公正持平的態度使她的女權主張更容易被大眾接受，也稍稍化解媒體與學界對女性主義的戒心。 本文探討廖輝英小說體現的女性主義柔性革命訴求，統分為六章。 第一章緒論揭示研究動機、文獻探討、研究範圍。 第二章探討廖輝英的生命歷程與創作生涯。第一節探討原生家庭對其創作的影響，第二節敘述她曲折跌宕的文學路。 第三章分析廖輝英小說暢銷之成因。第一節說明外在因素，包括工商社會的文化需求、女性主義思潮與女性小說大盛、媒體推波助瀾；第二節說明內在因素，即廖輝英自身創作特色，包括寫實反映婚戀問題、別具一格的角色塑造、豐富的社會生活內涵、犀利明暢的語言風格。 第四章分析廖輝英女性意識在小說中的映現，說明她如何解構父權體制、批判婚姻對女性的箝制，並建構了怎樣的新女性典型。 第五章說明廖輝英的女性主義柔性革命訴求，一是兩性關係合理化，包含平權婚姻、職場男女平等；二是鼓勵女性成長，包含經濟獨立、人格獨立。 第六章結論分析她在文壇的評價，並說明其作品的文化意涵及社會價值。

恐怖電影一直都是好萊塢主流電影中一項重要並且流行的一種類型。在一九七零年代末期，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恐怖片，也就是所謂的跟蹤客/砍殺電影。雖然這類電影誇張地凸顯性別差異，不過還是以其展現出極度暴力以及色情的風格，迅速地受到廣大觀眾的歡迎。過去國外對於此類電影的研究多半由批評家蘿拉•莫薇的觀點出發，指出由於跟蹤客/砍殺電影中男性總被描寫為強壯的角色，而女性總是被窺視及性慾化的個體，因此唯有男性觀眾得以由此類電影當中獲得視覺上的快感。然而，很明顯地此一詮釋並不能夠完全解釋為何女性在跟蹤客/砍殺電影的忠實觀眾中佔有相當的份量。因此，有鑑於此，以及國內對於此類電影研究的稀少，本論文將仔細探討之前詮釋的缺失，並尋找一個更適當及周詳的理論來詮釋兩種性別觀眾的觀看議題，特別是在跟蹤客/砍殺電影這種性別刻畫差異極大的類型中。 本論文分為四個章節。第一章介紹跟蹤客/砍殺電影如何誇張地呈現性別差異，以及之前的評論家如何詮釋此類電影中的刻板元素。第二章則探討莫薇如何批評好萊塢主流電影為傳播父權意識型態的機制，以及跟蹤客/砍殺電影如何成為此意識型態的傳聲筒。第三章則指出莫薇如何為了將批判父權體系為重心而在引用佛洛依德的理論時刻意忽略了女性在獲得視覺快感的能動性。更重要地，第四章引用「幻象」的概念，指出視覺快感不應該因觀眾的性別而有所不同；唯有在「幻象」的領域中，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都可以主動地獲得視覺快感，那怕是像跟蹤客/砍殺電影這種刻意凸顯性別差異的電影類型。最後，第五章為前述論點作個總結，指出「幻象」為現有的理論中最能詮釋觀眾在觀看跟蹤客/砍殺電影時所獲得的視覺快感。 / Horror films have been an important and popular form of mainstream Hollywood films. In the late seventies, a special type of horror films, stalker/slasher films, characterized by their demonstration of extreme violence and sex, immediately attracted a huge amount of spectators despite that males are always depicted as powerful agents whereas females the powerless and eroticized objects. Previous critics analyze stalker/slasher films by adopting Laura Mulvey’s concepts, indicating that only males can require visual pleasure through the films. However, the interpretation obviously fails to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females comprise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stalker/slasher films spectators. As a result, the thesis aims to indicate the defects of those critics and, moreover, to search for a theory that provides a better interpretation of spectators’ visual pleasure in viewing stalker/slasher films. The thesis consists of five chapters. Chapter One introduces how stalker/slasher films dramatize gender differences and how the previous critics analyze their conventional elements. Chapter Two discusses how Mulvey criticizes mainstream Hollywood cinema as a mechanism that spreads patriarchal ideology and how stalker/slasher films manifest the patriarchal ideology. Chapter Three, on the other hand, points out how Mulvey selectively adopts Freud’s theory because of her political nature and how her theory fails to account for a spectatorship with which both men and women can acquire visual pleasure in viewing stalker/slasher films. Most importantly, Chapter Fou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fantasy, indicating that spectatorship should not be demarcated along biological gender lines; within the realm of fantasy both men and women are the active agents acquiring visual pleasure through adopting multiple and fluid spectating positions. Finally, Chapter Five concludes that fantasy may be a better perspective that accounts for not only males’ but also females’ visual pleasure in viewing stalker/slasher films.

南西. 弗萊德的《我的秘密花園》在探討女性思想，身體透過對和性意識的議題上被認為是其中一本最重要及有用的書。透過對性廣泛及露骨的討論，女性不僅在幻想中，甚至在現實面也能對其生理的欲望和需求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在第一章中，我首先討論南西. 弗萊德搜集女性性幻想的意圖，緊接著強調女性對性並非是沉默的一群，因為在《我的秘密花園》中女性而非男性對性愛握有主控權。為了要明顯區隔《我的秘密花園》與男性為主的色情之差異，我討論女性如在何在南性色情中被錯誤的表現成為性商品及《我的秘密花園》所要顛覆的主題。 而第二章主要強調一些女性主義者對啟蒙時期二元論的攻擊，因為她們深信深藏在此二元論中的階級意識是造成女性地位低下的主因。因此，班森及傅柯的全景敝視的概念在此當成審視女性被父權物化所限制的主要架構，此觀念介紹後，我便詳加敘述全景敝視主義之主要效果並探索此一效果是如何壓制一般女性。 在第三章中，我不僅將重點集中在女性書寫的建立，更將《我的秘密花園》視為其中一例。從主題中可清楚發現女性之主體性。 在第四章中，《我的秘密花園》被比喻為性的嘉年華會，其參與者無不盡情享受性之歡愉，因此審視巴克定狂歡化的概念，可幫助讀者更深一層了解嘉年華式顛覆的力量及其相關的特性。 最後，我在第五章中重述各章之要點並指出認知女性欲望對其自主發展之重要性。我在此也相信，性對男女而言，都是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假如男性對性渴望，女性也一樣。南西. 弗萊德是第一位搜集女性性幻想的作家，但是她絕非是探討女性性論述的尾聲。 / Nancy Friday's My Secret Garden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useful books on the issueof women's thoughts, bodies and sexuality. Though a wide-ranging frank discussion on sexual matters, women are fully cognizant of their physical desires and needs of heir bodies, not only in their fantasies but also in their real lives. In chapter one, I discuss, first of all, Nancy Friday's intention of collecting female sexual fantasies and then emphasize that women are not sexually silent in My Secret Garden because it is they, instead of men, that hold the key to sex. To show how remarkably My Secret Garden differs from male pornography, I discuss how women are fallaciously represented as sexual objects in pornography and what My Secret Garden is aimed to subvert. In chapter two, some feminist's attack on the Enlightenment dualism are brought into focus, because they believe that it is the hierarchy lurking in the Enlightenment that results in women's inferiority. Therefore, Jeremy Bentham's and Michel Foucault's ideas of panopticon and panopticism are used as a framework to examine how women are confined by patriarchal culture. After introducing their ideas, I specify the main effect of panopticism and explore how the effect subjugates women. In chapter three, I concentrate my attention not only on why feminine writing has to be established but also on how My Secret Garden can be viewed as one. After the discussion on feminine writing, I focus on the textual analysis of My Secret Garden by investigating its main themes. From those themes, women's subjectivity is clearly observed. In chapter four, I compare My Secret Garden to a sex carnival where every participant enjoys sex. Hence, Mikhail Bakhtin's notion of carnivalization is examined in order to help the readers understand better the subversive power of carnivalization, and some of its important features are thus carefully analyzed. In chapter five, I recapitulate the central points of each chapter and point out the significance of understanding women's own desir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subjectivity. I also believe that sex is one of the most basic needs for both men and women. If men have the propensity for sexual needs, so do women. Nancy Friday is the first one to collect female erotic fantasies, but she will not be the last one to investigate discourse on sex.

在《時空邊緣的女人》中，作者藉著揭露一位墨裔美籍女性穿梭時空的故事，來探討弱勢族群在美國資本主義社會中被邊緣化的困境，並批判美國社會中以中產階級白人男性觀點為主流價值標準而形成對「異己」團體及文化的壓迫、歧視與剝削。作者運用科幻小說技巧中的異想（fantasy），連結現在與未來，對比１９７０年代的美國現實社會和西元２１０７年的烏托邦世界，揉合女性主義及後現代主義精神，以檢驗並批判當代美國社會之窳陋，並試圖勾勒一個多元價值並存、兩性尊重平等、自然與科技平衡的願景。 此篇論文共分四章。第一章略述小說文本的概要及其寫作背景，並討論分析此一文本所應用之理論和概念：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烏托邦文學和科幻小說，及此四者所交織出對於典律(canon)之質疑和批判的策略。第二章討論作者如何運用後現代批判形式之論述策略來表達其女性主義之關懷，形成邊陲與中心的對話。第三章的焦點集中於探討女主角穿梭時空下對比現實世界、未來烏托邦和反烏托邦世界所牽引出──語言、歷史、科學╱科技、生態、性╱別以及主體──一系列課題之批判思考。最後一章則回顧前述的理論如何與文本的內容及形式相結合，以挑戰現實世界及讀者心中牢固偏執的主流意識形態。 / Struggling with the social norms of gender and to be a 'visible' woman writer, Marge Piercy challenges and interrogates the canonical, patriarchal hegemony that dominates the culture. Her work, 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 invites multiple alternatives by imagining beyond what is taken for granted. This thesis aims to explore how the heroine's time-travel undergoes a dialogic process betwee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which effects a feminist politics to examine the social norms and to anticipate a change toward an egalitarian world.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offers an overview of both the text and context of this novel. Since I define this novel as a generic mixture of feminist utopian writing and postmodern science fiction, I first introduce theories of postmodernism, feminism, science fiction, and utopian writing, and their intersections. The exploration of theories here paves the way for the textual analysis in later discussion. In the second chapter, I discuss how the writer manipulates postmodern strategies to express her feminist concerns of destabilizing the canon and enabling a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argin and the center. The third chapter focuses on key debates within feminist discourse, which are revealed and symbolized through the heroine's telepathic experiences communicating between the dystopian present and the utopian future. The feminist thinking toward language, history, science/technology, ecology, gender/sexuality, and subjectivity is elaborated in this chapter. Finally, the concluding chapter reviews theories and issues concerning both postmodernist and feminist thinking highlighted through the heroine's time-travel/mind-travel, which is a dialogic process bringing up different voices and perspectives--a voyage of rethinking and resha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