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探討新北市國小教師兼任行政人員角色壓力、幸福感與組織承諾之關係，並分析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在角色壓力、幸福感與組織承諾上的差異情形，進而探討角色壓力、幸福感與組織承諾的相關性及角色壓力、幸福感對組織承諾的預測力。透過問卷調查法，以新北市國小教師兼任行政人員為對象，共發出576份問卷，問卷內容包括背景變項問卷、角色壓力問卷、幸福感問卷與組織承諾問卷。回收有效問卷518份，可用率為89.93％。資料統計分析上使用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等方法。 本研究結論如下： 一、新北市國小教師兼任行政人員在整體角色壓力之感受為中等，三層面 中以角色過度負荷感受最大，角色模糊感受最小。 二、新北市國小教師兼任行政人員在整體幸福感之感受為中上程度，四層 面中以樂觀表現感受最大，身心健康感受最小。 三、新北市國小教師兼任行政人員在整體組織承諾之感受相當高，三層面中以努力意願感受最大，留職傾向感受最小。 四、新北市國小教師兼任行政人員個人背景變項在角色壓力、幸福感與組織承諾各層面感受有所差異。 五、新北市國小教師兼任行政人員知覺角色壓力、幸福感與組織承諾相關 有所差異。 六、新北市國小教師兼任行政人員知覺角色壓力與幸福感中以「工作成就」對組織承諾最具預測力。 最後，本研究根據以上結論，分別針對教育行政機關、市立國小行政主管、教師兼任行政人員以及未來研究者提出建議。 關鍵詞：教師兼任行政人員、角色壓力、幸福感、組織承諾 /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ar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ole pressure, sense of well-being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f administrative teachers in New Taipei City elementary school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among role pressure, sense of well-being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f varied personal backgrounds, and to further examine the relativity among role pressure, sense of well-being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how significantly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can be predicted via role pressure and sense of well-be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adopted and personal background questionnaire, role pressure questionnaire, well-being questionnaire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 are included.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576 administrative teachers in New Taipei City elementary schools, and 51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rieved, with 89.93% of availability. The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overall degree of role stress among administrative teachers in New Taipei City elementary schools was at the average level, with the feeling of ‘role overload’ the highest, and the feeling of ‘role ambiguity’ the lowest. 2. The overall degree of sense of well-being among administrative teachers in New Taipei City elementary schools was above the average, with the feeling of ‘positive preference’ the highest, and the feeling of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the lowest. 3. The overall degree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mong administrative teachers in New Taipei City elementary schools was very high, with the feeling of ‘hardworking intention’ the highest, and the feeling of ‘tendency to retain the job’ the lowest. 4. The variables of personal background of administrative teachers in New Taipei City elementary schools do influence the degree of their feelings of role stress, sense of well-being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5. There are differences among administrative teachers’ awareness of role pressure, sense of well-being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6. ‘Working achievement’ is the most reliable predictor to th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f administrative teachers.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results, the study would be provided assuggestions for the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concerned, New Taipei City municipal elementary school administrators, administrative teacher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teachers, role stress, sense of well-being,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本研究共計一冊，約十萬餘字，以五章十八節對國民小學圖書館建築規畫的主題進行 探究，其中包括：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研究的動機、目的、範圍、價值、方法、資料來源及專用名詞 詮釋。 第二章：小學圖書館建築規畫的基本概念。其中的第一節以圖衵館的概念為主，就其 意義、本質、特性、功能、管理原則及發展情形做一描述；第二節以建築的概念為重 心，也就其意義、本質、特性、功能、原則及發展現況做一敘述；第三節則探討規畫 的概念，除說明意義、本質外，對於小學圖書館建築規畫時應有的理念、法令依據與 原則，亦一併列述。 第三章：小學圖書館建築規畫的重要問題。包括第一節對學生特質之研究，除了對學 生數量之考慮外，對學生的生理需求與心理特質亦一併研討；第二節分析圖書館的空 間配置，強調館藏、閱覽者、工作人員的三種空間均應做合理的安排；第三節研討圖 書館館址的選擇問題，對於基地應有的尺度、與周圍建築體的關係、全校人員分佈與 主動線情形、方位影響，均做了分析；第四節說明成立館舍規畫小組的理論，及參與 者的職責。 第四章：小學圖書館建築規畫的方法。第一節是確立規畫目標，透過對目標層次與性 質的分析，訂定目標。第二節研討資料的收集，對於資料種類、來源與資料選擇標準 ，提示了方向。第三節是資料處理的方式，包括對資料的分析、評估、綜合與組織。 第四節是說明規畫報告的編寫，除指出報告的要項外，尚列出編寫時應注意事項。 第五章：討論、結論與建議。綜合研究結果，建議（一）透過職前教育與在職進修， 以加強教育行政人員，對圖書館、建築、規畫的正確概念。（二）更周詳的訂定圖書 館建築標準法規。（三）集思廣益，善用社會資源的提高小學書館的品質。（四）不 斷研究、改進、創新、使小學圖書館能順應潮流趨勢。

本論文共計乙冊，分五章十八節，約六萬餘字。扼要說明如下：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有三：（一）探討各級教育行政人員之成就動機、工作特性與組織承諾 之實際情形。（二）分析個人人口統計變項、成就動機、工作特性與組織承諾之相關 。（三）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供各級教育行政人員作為促進組織承諾之參考 。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對象為教育部、教育廳（局），及各縣市教育局之正式編制人員。研究工具 為工作與家庭取向量表、工作特性量表、組織承諾問卷，離職意願問卷。並以積差相 閞、變異數分析、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分析資料。 三、研究結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一）各級教育行政人員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職位與組織 承諾，離職意願有關聯存在，年資與組織承諾則無相關。（二）高成就動機者組織承 諾較高，工作自主性、挑戰性較高者，其組織承諾亦較高，在離職意願上則無顯著差 異。 四、建議： 根據研究之結果，提出二點建議：（一）工作豐富化：給予教育行政人員更多的自主 權，並增加工作的挑戰性。（二）配合個體成就動機的強弱，給予不同性質的工作， 促使教育行政人員發揮其潛力，並提升對機關之承諾。

本文旨在探討我國高級行政人員如何透過人力資源管理的活動，使人盡其才，事竟其 功，以促進行政現代化，加速國家發展。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說明本文的基本概念，第二節說明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第三節 說明研究範圍、研究途徑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現代高級行政人員所扮演的角色。第一節論述現代環境背景，第二節探討高級 行政人員的角色變遷。第三節探討高級行政人員應具備的才能。 第三章高級行政人力規劃。第一節論述高級行政人力規劃的內涵，第二節說明我國行 政機關實施公務人力規劃的情形，第三節檢討我國行政機關之公務人力規劃，並提出 改進建議。 第四章高級行政人員的引用制度。第一節說明高級行政人員的甄選，第二節論述高級 行政人員的任用，第三節檢討我國高級行政人員的引用，並提出改進建議。 第五章高級行政人員的培訓。第一節說明高級行政人員培訓的內涵，第二節說明我國 高級行政人員培訓的情形，第三節檢討我國高級行政人員之培訓，並提出改進建議。 第六章高級行政人員的管理。第一節探討高級行政人員的俸給，第二節探討高級行政 人員的考核獎懲，第三節檢討我國高級行政人員的俸級及考核獎懲，並提出改進建議 。 第七章結論。第一節論述高級行政人員有效運用的效益，第二節針對我國高級行政人 員有效運用提出綜合性的建議。

近年來政府致力於整合第一、第二及第三部門的力量，透過分工、互補，促使民間的私部門與非營利組織共同承擔公共事務的責任。惟政府就可以從此消失不見，由私部門及第三部門所取代嗎？由於政府存在的最大目的除了追求效率、效能與經濟之外，更重要者就是發揮公平與正義，此以立法機關仍於管制性政策、經濟政策、社會政策、文化政策等面向上，大量授權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裁量權」以實踐個案正義，最為具體及明顯。本論文所關心者為在過去官尊民卑的時代中，基層行政人員行使行政裁量權，僅須實踐「依法行政」的角色，完成與人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而在司法不予介入的範圍，行政機關擁有決定自由的領域。解嚴之後，人民自我意識抬頭，勇於追求自我的權益，人民與基層行政人員間的「權力-服從」關係已不如警察國家一般，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在行政裁量的灰色地帶，不斷透過各種方式以影響基層行政人員，而形成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的困境。基於此，本論文致力於以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行為之轉換型領導觀點為研究焦點，針對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時，面臨裁量系絡中多元、衝突的價值觀困境進行探索性的研究。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有五： 第一、 整合有關行政裁量之相關文獻，試圖對形成當前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困境之原因有所瞭解。 第二、 綜合相關文獻確立基層行政人員負責任之行政裁量行為之內涵，以提供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價值採擇之規範標準。 第三、 評析當前文獻中已存在之行政裁量行為，是否能有效地解決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面臨之困境。 第四、 由相關文獻中，嘗試以轉換型領導之觀點，建構型塑基層行政人員負責任之行政裁量行為之理論基礎。 第五、 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以瞭解以轉換型領導之觀點，型塑我國基層行政人員負責任之行政裁量行為之可行性。 本論文採取的研究方法除文獻探討法之外，主要是以質的研究當中的深度訪談法為研究方法。在研究對象方面，本論文以立意抽樣的方式，針對我國基層行政人員實施訪談，實際完成訪談者計十二人。 總結本論文的主要研究發現可分別就文獻探討、深度訪談內容分析等兩方面予以說明。文獻探討的說明可對應於本論文所希望達成的第一項至第四項的研究目的。訪談內容分析則可對應於第五項的研究目的。謹將本論文之研究發現摘述如下： 第一、 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的系絡環境包括：1. 基層行政人員個人因素。2. 服務機關。3. 上級機關。4. 主管。5. 同事。6. 法律或司法機關。7. 當事人或相關利害關係人。8. 媒體。9. 民意代表。10. 社會大眾或旁觀者。11. 其他變數。其各有不同的利益、期望與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包括：1. 個人價值。2. 專業價值。3. 法律要求。4. 組織之層級節制。5. 公務人員個人之私利。6. 民眾私利之要求。7. 公道。8. 公平。9. 效率。10. 為民服務。由於這些不同的價值觀，本質上就存在衝突性，且裁量的結果會對這些系絡環境的權益產生得、喪、變更。因此，各系絡環境莫不透過各種方式、管道或彼此的交互作用與互動，以影響基層行政人員的裁量決定。由於不同的個案有著不同的系絡環境，而相同的個案，對不同的基層行政人員也會有不同的影響方式。故使得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決策的制定，充滿複雜性、衝突性與政治性。 第二、 本論文綜合論述國內外有關行政裁量的規範性理論與價值採擇之相關理論認為所謂「基層行政人員負責任之行政裁量行為」係指基層行政人員的裁量行為當以「誠信」為基礎，在「合法」的前提下，透過程序的參與機制，調合及妥適地反映系絡環境中的多元價值觀，並由科學、倫理及法制等途徑所追求裁量的正確、良善與起碼水準的品質中，使裁量系絡的參與者，對基層行政人員的裁量行動或決定加以支持與滿意。 第三、 本論文綜合各家學者的相關文獻，歸納出六種行政裁量行為：1. 官僚人員模式（法規-制度型或由上而下模式）。2. 執行者與政策制定者模式（由下而上模式、整合模式；效能執行型）。3. 權力指揮者模式。4. 專家模式。5. 問題解決者模式。6. 政治行為者模式（個人-責任型）。每一種裁量行為皆有其之優點與缺點，且其對基層行政人員面臨的裁量困境的描述，皆有某種程度的相合，但也有無法涵括之處。 第四、 由於轉換型領導的目的之一在於解決、消弭與調合人們間各種價值觀歧異所引起的衝突，此與基層行政人員負責任之行政裁量行為之價值採擇的內涵相迎合。而許多實證研究也發現轉換型領導的運用，對調合社會中人與人之間衝突的價值觀有諸多助益。因此，轉換型領導觀點之行政裁量行為為有效地解決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面臨之困境的有用行為模式。本論文綜合論述與轉換型領導有關的相關文獻與實證研究發現，基層行政人員運作轉換型領導的方式為：其一，基層行政人員運作轉換型領導的目標為在合法的前提下，調合多元、衝突的價值觀，以滿足各系絡環境的需求，並提升其之價值觀至更高的道德層次。其二，基層行政人員在轉換型領導中，所謂「部屬」係指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系絡中與基層行政人員互動的所有系絡環境。基層行政人員可奠基於其之專業及具有國家賦予其行使公權力的合法的權力，而能融合魅力領導者與交易型領導者之特質，進而成為裁量系絡中的轉換型領導者。其三，基層行政人員運作轉換型領導時，會採取一些策略並利用某些場域，使其與各裁量系絡環境產生互動，進而影響其之價值觀的改變與提升。 第五、 藉由本論文對訪談內容分析後，主要的研究發現可摘述如下： （一） 專業知識、遵守法律、民眾私人之利益或需求以及組織之層級節制為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經常面臨之價值環境，而組織之層級節制的價值觀，唯有在主管無法親臨行政裁量現場之情況，影響程度才較低。 （二） 同事、當事人、相關利害關係人、主管、旁觀者等為影響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之重要系絡環境，而民意代表、官員或其他有力人士、社會大眾、環保團體、專家及媒體，則在該裁量個案攸關社會大眾的權益時，影響程度才較大。這些系絡環境皆會採取不同的策略，或者透過彼此間的交互作用與互動，以影響基層行政人員的裁量決定，這使得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的系絡環境充滿政治性。 （三） 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面臨之九種價值觀，在服務對象的價值觀與其相衝突、科技發展迅速造成基層行政人員無法處理日新月異的價值觀問題、組織對基層行政人員在人力、物力、時間及資源的支援程度不足、組織之層級節制與個人對社會大眾價值變遷之認知進度不同，以及法令來不及修訂以跟上社會生活態樣變遷的速度等情況，會形成九種衝突態樣，而造成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的困境。 （四） 基層行政人員在面臨行政裁量系絡中九種價值觀衝突的態樣困境時，其除皆能成功地扮演價值抉擇者、分配者角色，以符合負責任之行政裁量行為之價值採擇的標準之外，也能以轉換型領導之觀點，在裁量系絡中成功地扮演平衡輪、分析者以及教育者的角色，以型塑負責任之行政裁量行為。此外，深度訪談之結果顯示我國的基層行政人員會以下列的方式運作轉換型領導： 1. 在運作轉換型領導之行政裁量種類方面，無論基層行政人員僅擁有「過程裁量」、「結果裁量」或者同時具有「過程裁量」及「結果裁量」者，其皆在面臨行政裁量之價值觀衝突時，表現為轉換型領導者。 2. 在運作轉換型領導之權力基礎方面，基層行政人員大抵在其擁有的合法的及專業的權力基礎上運作轉換型領導。 3. 在運作轉換型領導以與各系絡環境產生交互作用的場域方面，基層行政人員會在行政程序中之陳述意見、處理裁量個案的現場、聯繫會議、校務會議、會客室、協調會、說明會、其他相關座談會或會議等場域運作轉換型領導。 4. 在運作轉換型領導以與各系絡環境產生交互作用的策略方面，基層行政人員會牽引下列四種策略以與各系絡環境產生交互作用與互動： （1） 基層行政人員會隨機應變為整個行政裁量過程配速，將裁量系絡中衝突的價值觀加以調整，並控制各方衝突者的情緒在可忍受的範圍內而不躁進。 （2） 設身處地試著從服務對象或價值衝突者的觀點，看待行政裁量個案的問題。 （3） 鼓勵服務對象或價值衝突者一起面對面溝通，參與找出問題的真相與事實。 （4） 巧妙地運用策略，以提高基層行政人員與裁量系絡之各系絡環境彼此之信任關係。 然而，為使基層行政人員在實際個案中，成為真正的轉換型領導者。本論文建議基層行政人員及其之服務機關與主管，當應在組織內部的人力資源管理的人員招募、訓練與績效評估制度上有許多配套措施，以培養基層行政人員發揮專業及合法的影響力，使其成為裁量系絡中有效能的轉換型領導者。 最後，鑑於本論文在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的取樣等方面造成許多未盡及推論上的限制之處。故本論文提議下列的議題，以待未來繼續研究： （一） 行政裁量行為之轉換型領導觀點研究之多重資料來源。 （二） 行政裁量行為之轉換型領導觀點長期性之研究。 （三） 擴大行政裁量行為之轉換型領導觀點研究廣度之研究。

村里基層行政人員是執行政策的主要行動者，其業務執行的判斷與裁量行為將影響民眾的權利，其對民主價值觀的認知，則左右其行政行為態樣。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欲探討民主化後的台灣，村里基層行政人員的民主價值，並找出影響因素。同時，探討村里基層行政人員是否因為民主價值的差異，而對於裁量行為有不同偏好。本研究使用2007年國科會計畫『填補「公民參與」研究脫落的環節—基層公務人員對公民參與態度的初探』所收集的量化資料。在分析961位村里基層行政人員所填答的問卷資料後，發現多數村里基層行政人員具中等程度的民主價值，其中村里幹事更達八成以上。主要影響民主價值差異的因素，是村里基層行政人員的年齡與教育程度。在裁量的偏好方面，多數受訪者傾向依法行政，民眾需求居次。主要解釋變異的因素是村里長與村里幹事間職責的差異，導致其偏好不同的裁量原則。因為村里長與村里幹事在民主價值以及裁量類型方面有許多的不同，而村里層級又是民主機制運作的第一線，因此應強化村里基層行政人員的民主價值。本研究建議政府應當建立村里長的培訓課程，以提升其對民主機制的認識與涵養，確保民眾的利益。 / Street-level administrators in Village/Li are the main actors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ir discretionary behaviors will affect the rights of citizens and such behaviors are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ir belief in democracy.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explore the democratic values of Village/Li Chiefs and Secretaries in Taiwan, and to find out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democratic values. Further,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ir democratic values affect the preference of discretionary behaviors. The data used in this article are from the research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of the Executive Yuan; which conducted 961 face-to-face interviews with Village/Li Chiefs and Village/Li Secretaries in Taiwan in early 2007.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majority of street-level administrators and 80% of Village/Li Secretaries have moderate democratic values. Statistical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age and education have critical influence on democratic values. With regard to their preference of discretionary behaviors, most respondents make decision mainly based on the enactments, and the need of citizens is secondary concern. The crucial factor to explain the variation is the difference on duties between Village/Li Chiefs and Secretaries. Consequently, the preference of their discretionary behaviors is diverse. Because of such divergence and the crucial role of street-level administrators in service delivery and grass-root democracy,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training programs to enhance the democratic values of Village/Li chiefs in particular and street-level administrators in general.

本研究以溪洲部落拆遷政策變遷為個案研究，瞭解「代表性官僚」在實務上如何運作，以及他們在現實的政策環境中如何自處，藉由深入的探討來發掘「代表性官僚」的更多可能，讓他們發揮積極代表性的功能。研究方法以深度訪談為主，在不足處再佐以官方新聞稿及國內報紙新聞資料，進行5位受訪者，共計6次訪談，研究範圍自2007年9月至2011年5月止。 本研究結果發現，因個案牽涉層級太高，臺北縣原民局的行政決策空間有限，在個人因素方面，「代表性官僚與代表團體間擁有共享的價值觀與信念」、「代表性官僚改變政策標的之行為」、「代表性官僚本身對其代表性的認同程度」等對代表性官僚的決策與執行有影響；在結構因素中「行政裁量權的多寡」與「外在政治環境」對代表性官僚的決策與執行有影響，較具體是反映在專業與資源不足、社會運動蓬勃、媒體與政治力介入、學者專家介入等因素。除了上述的影響因素之外，本研究亦發現不同行政人員的信仰、生活經歷、工作經歷等亦會影響行政人員處理相關事務的態度。此外，研究發現認為原住民族身分的行政人員如與政策標的屬於同一族群，則較能發揮文化、語言等優勢進行溝通協調工作，而原民住族在有困難時，也會習慣向自己的原民行政體系尋求協助，顯見「代表性官僚」的存在有其功能。但值得一提的是，非原住民族的行政人員也能夠透過與族人的長期互動來獲得族人的認同，因此，從處理原住民族事務的觀點來看，不論行政人員是否屬於原住民族，培養「原民意識」皆是必須的。 此外，本研究建議：第一，原民體系應增加人力與專業等資源，在政策推動上爭取主導權，避免成為自我限縮的官僚；第二，處理原住民族事務需要「原民意識」的培養，增加行政人員的內在動力；第三，為因應愈來愈多的都市原住民人口，中央原民會應主動進行全盤的政策規劃和立法相關準備工作，讓原住民族的利益能夠獲得立法保障，減少政黨輪替所帶來的影響，最後應有原住民族公共利益的產生制度，並增加族人對於原住民族代表性官僚的課責管道，以回應政策需求。 / This study is a case study about the relocation policy negotiation with Shijou Trib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works in practice, as well as the real policy environment, and to discover the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more likely to enable them to play an active representative functional .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is in-depth interviews, the five respondents, a total of six interviews, and then combined with the official press releases and newspapers from September 2007 to May 2011 only. The study found that because the case involves high-level,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Bureau, Taipei County executive decision-making space is limited. In personal factors, "between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ts and representative groups with shared values and beliefs,"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ts to change its policy subject of conduct ","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itself, the recognition of their representative, " influence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ts on the decision-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In the structure factors, "the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and "extern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fluence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ts on decision-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more specifically reflected in the lack of expertise and resources, social movements, media and political forces involved, scholars expert intervention. Except the above factors,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staff of different beliefs, life experiences, work experience and other administrative staff will also affect the attitude of dealing with relevant affairs. In addi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Aboriginal identity and policy underlying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same ethnic group, are more able to play culture, language and other advantage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and the original people also used to their own administrative systems of Indigenous Peoples for assistance, which shows that the existence of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has its functions. But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non-Aboriginal executives can also via the long-term interaction with the tribe to get the tribe recognized, therefore, deal with Aboriginal affair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re Aboriginal administrative staff, developing a "sense of the original people" are necessary. In the end,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original system should increase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other resources, to avoid becoming a self-limited reduction of bureaucracy; In addition, increase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intrinsic motivation; Finally, in response to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urban Aboriginal population,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Executive Yuan should adjust overall policy planning and legislation related to preparatory work for the interes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to obtain legislative protection, reducing the impact of politics. On the other hand, indigenous peoples should have the system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increase the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ts accountability.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Education

本論文採文獻分析，亦於理論中釐清組織層面的核心能力與個人層面的核心能力。多數學者認為組織的核心能力為替組織創造競爭優勢的特殊技能或科技，創造利益，也塑造企業文化與價值觀。核心能力的確為具體化組織願景的工具，其運用乃將具備適當技能的適當的人，置其於適當的職位。而落實至個人層次則涵括了個人的基本特質，包括知識、態度、技能和價值，於其工作情境中的超卓表現。而且有效工作表現的模型必須是個人能力、工作需求與組織環境三者的交集區間。然應用在公部高階行政人員的甄補與訓練中，則以美、加、英、澳、紐五國的實施作為探討的對象，依高階行政人員、實施背景、甄補過程、與核心能力內容等四個主要面向作介紹，於最後一章歸結為數種相同的能力，以及給予我國的啟示與建議。 / Fist part of this thesis is separated into two dimensions--organizational core competency and individual core competency. we have to clarif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though core competency does realize the vision of organiz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core competency is arrange the right person with right competencies on the right position. Only those in the range of individual competencies, job needs, and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are core competencies, and do make superior performance. And then introduce the application in the 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in senior service in 5 countries-United States, Canada, United Kingdom,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n these two chapters, we discuss them from the definitions, backgrounds, recruitment procedures, and contents. And the final of this thesis sum up those profiles, suggests to our gover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