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俗稱代客操作),在證券市場中提供專業投資管理服務。我國證期會於民國81年，政策性地決定將開放此項業務。雖然整個規範體系已在民國87年建立，但它忽略掉經濟層面之考量，勢必造成全權委託投資契約無效率。 目前規範體系所允許之委託報酬的計算方法，稱之為「固定佣金制度」，由於此制度無法對業者提供經濟誘因，它會引發業者有嚴重之道德危險發生。因此，為解決誘因問題，應該使用「績效佣金制度」，不過在目前股市環境下，此一制度則引入過高之風險。因此，為解決兩種制度所帶來之問題，本文提出「改良式績效佣金制度」，在此制度下，委託報酬除基於傳統財務績效衡量值外，並基於非財務性績效衡量值，本文稱之為前瞻性績效衡量值（簡稱F-LPM）。 本文使用兩期之「主理人-代理人」模型，推導出最適委託報酬制度以及相關之比較靜態。在基本模式之下，本文進一步探討F-LPM之相關屬性及功能。所得結果與相關文獻一致，首先是，在最適委託報酬制度下，納入F-LPM可降低業者過度地重視短期，因而犧牲了委任人之報酬，這表示F-LPM具有增額資訊內涵。其次，無成本地提高F-LPM之精確度，可增加委任人之報酬。最後，改良式績效佣金制度優於固定佣金制度與績效佣金制度，因為它可降低風險，因而帶給委任人之報酬增加。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 Discretion account business provides profession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service in the securities market.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decides in policy to approve the business in 1992. Althrough the regulation system of the discretion account business has been established, it will make the advisory contract inefficient with the negligence of economic consideration. The form of advisory fees permitted by the regulation system is 'constant fee system'. Under the system, advisory contract provides no incentive and serious moral harazd will occur. In order to solve the motivation problem, 'performance fee system' should be us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Taipei securities market, however, the performance fee system will bring in high risk. Hence, this paper suggests the 'improved performance fee system' to overcome the dilemma born by the performance fee system. In the improved system, advisory fees are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performance measure and the fordward-looking performance measure (hereafter F-LPM). With a two-period principal-agent model, this paper develops the optimal reward system and related comparative static. Following the basic model, the paper examines the attributes and function of F-LPM. Th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related literature. First, the inclusion of a F-LPM in reward system can mitigate the potential for the advisor to focus excessively on the short-term at the expense of the investor. That is, F-LPM is incremental informative. Second, costless increases in precision of F-LPM will lead to increase in payoffs for the inveator. Finally, the improved performance fee system is superior to the constant fee system and the performance fee system in that it can reduce risk and results in higher payoffs to the investor.

公用徵收乃憲法規範下之公益制度。因此，關於土地徵收法制公共利益衡量之探討，範圍即以立法、行政及司法作為中，有無切實的實踐徵收制度所具之憲法意義。研究主題「公共利益衡量」屬不確定法律概念，牽涉價值判斷與利益衡量，因此，探討內容導向分為程序面與實質面為之架構。 徵收法制缺乏審議程序之必要機制，主管機關實無法客觀、審慎判斷需用土地人所評估事業計畫之合理真實性。又審議機制規範之缺漏，行政法院有其「審查能力之極限」出現，常無法勝任審查徵收個案是否合乎「公益性及必要性」。因而，對土地徵收具體實施的適法性，提供根本性審查原則，實有在徵收程序裡增訂「徵收審核標準」規範之需，如合法之原則、必要性原則、公益性原則、均衡原則等。為了健全徵收法制之運行，公益及私益之兼顧，獨立公正之公聽會，實有重新建構之需。另徵收審議委員會之層級，實有必要改制為一獨立之體制，以善盡徵收審議事權之功能。 人民參與土地徵收程序機制，內政部雖有最新規則之制訂，但其與人民程序保障而言，似有未逮。關於被徵收人陳述意見之規定，土地徵收條例修正草案增訂第十三條之ㄧ規定，其中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僅是將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三條之規定改為法律規定，增加第三項規定：「核准徵收機關於核准徵收前，必要時得再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依本研究探討觀之，似為較進步之立法，可賦予徵收審議委員會進行判斷徵收所需具體公共利益之機制。但其以「必要時」、「得」再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此「判斷餘地」及「裁量權限」操之於徵收機關的內政部，對於被徵收人陳述意見之保障而言，可謂實益不大。 土地徵收，並非唯一方法，乃是最後不得已之手段。故徵收首應遵行之要件，乃公共利益之審慎考量。徵收條款列舉之各項事業，僅是限定徵收適格事業之範圍，然實務上幾乎符合興辦事業者一經提出即准予徵收，而忽略公私益之衡量，對人民憲法上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未盡保障之能事，背離釋字第409號解釋之旨意。若「公共利益」非為「重大」與「急迫」者，即不屬「公共福祉」之範疇，而不具徵收合法性。因此，土地徵收條例適當條文內，宜增訂土地徵收「公共利益判斷標準」，其內容包括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及生態因素、永續發展因素及其他必要因素，使公共利益之判斷趨於具體，以落實土地徵收公共利益之衡量。 憲法在人性尊嚴之要求下，賦予個人財產權之保障，乃在於個人生存必須擁有之基本資源。質言之，土地徵收條例之立法目的，對於生存權、工作權之保障，有予以明文規範之必要，以作為徵收補償項目之立法依據。基此，土地徵收條例第一條第一項應修訂「為實施土地徵收，促進土地利用，增進公共利益，保障人民財產權、工作權及生存權，特制定本條例。」 內政部(簡稱該部)就特定興辦事業，開發面積30公頃以上，新訂、擴大都市計畫等或事業計畫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者，應於該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前，就「公益性、必要性」先行向該部土地徵收審議委會報告。此程序固可增加計畫法制公共利益與土地徵收之關連性，作為土地徵收公共利益之擔保。但觀其作業之流程，只為該部暫時權宜治標之計，對於發展經濟政策徵收土地公共利益衡量標準及機制，並無具體明確之規範，可謂流於形式之舉措。惟有確保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內容之合法性，並賦有「具體公共利益」，以維人民土地權益之保障。否則，該部此一創舉事先「公益性、必要性」之評估制度，已逾越都市計畫委員會、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業領域之雷池，而亂了各司其職之法體制。正本清源之計，在於建立土地徵收審議人民參與之機制、土地徵收審核之具體基準和相關程序之建構。

本文的主旨在評價二次擔保債權憑證。在條件獨立機率的假設下，我們使用factor copula的方法去刻劃違約事件間的相關係數，並提供了一個有效率的迴圈演算法去建構損失分配。本方法同時考慮違約數目及違約位置，同時亦可解決重疊性的問題。本文所建構的是Hull and White(2004)的延申模型。我們也對各參數作敏感度分析，以求得其對分券價差的影響。文中亦主張一些風險衝量指標，以量化重疊性的程度等風險議題。 / In this paper we address the pricing issues of CDO of CDOs. Underlying the conditional indepdence assumption we use the factor copula approach to characterize the correlation of defaults events. We provide an efficient recursive algorithm that constructs the loss distribution. Our algorithm accounts for the number of defaults, the location of defaults among inner CDOs, and in addition the degree of overlapping between inner CDOs. Our algorithm is a natural extension of the probability bucketing method of Hull and White (2004). We analyze the sensitivity of different parameters on the tranche spreads of a CDO-squared, and in order to characterize the risk-reward profiles of CDO-squared tranches, we introduces appropriate risk measures that quantify the degree of overlapping among the inner CDOs. Hull and White (2004) presents a recursive scheme known as probability bucketing approach to construct conditional loss distribution of CDO. However, this approach is insufficient to capture the complexities of CDO². In the case of the modeling of CDO, we are concerned for the probabilities of different number of defaults upon a time horizon t, e.g., the probabilities of 3 defaults happened within a year. With the mentioned probabilities, we can then calculate the expected loss within the time horizon, which enables us to figure out the spreads of CDO. However, in the modeling of CDO², an appropriate valuation should be able to overcome two more difficulties: (1) the overlapping structure of the underlying CDOs, and (2) the location where defaults happened, in order to get the fair spreads of CDO².

為深入瞭解「電子化政府」及ICT應用等相關方案對行政治理之影響，本研究檢視有關ICT應用與社會及公共行政發展之文獻，並以歷史分析之途徑，探討我國推動「電子化政府」之演進，並以「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以下簡稱國貿局)」為個案研究的對象，探討「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以及ICT應用方案之實施情形與經驗，以瞭解將ICT運用於公共行政系絡之整體背景與意義；並輔以問卷調查方式，調查行政人員實際運用ICT處理公共事務之現象，以評估公部門所推動之電子化政府計畫之成效，以及ICT應用對行政效能之影響；最後，歸納各項研究發現，陳述本研究之理論及實務意涵，並提供我國未來推動「電子化政府」計畫之建議。 本研究經綜合所獲得的證據後，認為ICT及其應用與當代社會及公共行政發展的關係，並非如「科技決定論」論述所接櫫的單一線性因果關係，認為僅需直接將ICT導入公共事務活動上，即能自動地出現新形態的治理關係與行政實務活動。事實上，ICT及其應用之發展與結果，係一複雜的「社會建構」過程（Bekkers, 1996）。在此一過程中，「ICT應用」與「行動者之認知」及所處之「社會系絡」進行互動；「社會系絡」框架出ICT及其應用的參考架構，並賦與ICT適當的社會意義，：「行動者之認知」則展現其對於ICT之理解與知覺；ICT應用不僅反映出所處系絡的權力、意義與文化價值等社會安排，並成為該體系「維持」及「再生產」的手段。故各類「ICT應用」之態樣，實為在特定社會系絡影響下，行動者之心智模式的一種「再現」。換言之，科技及其應用僅為僅為互動過程之因素之一，並非宰制性的力量。 本文認為ICT應用於公共事務所能產生的影響，係取決於科技應用之社會系絡及其價值與意義。將資訊科技導入公共事務活動上，本身並無法自行出現新型態的治理關係與行政實務，電子化政府的新型態治理與公共行政之發展，仍需透過對於社會正義、民主、自由及人道等價值之反思，役使資訊科技滿足人類與社會發展及成長之需求。

違法取得之證據於民事訴訟上可否予以使用，涉及之層面甚為廣泛，最為相關者，即係對於發現真實之手段上，所容許最大界限之所在，此自涉及到民事訴訟制度上之價值判斷，因此欲釐清此一爭議問題，自有必要以民事訴訟之最上位法理，諸如發現真實之追求、民事訴訟制度之目的，以及促進訴訟等相關之基本理念予以探討，本文整理並歸納目前文獻上所提出之諸多理論，以違法取證可利用性之角度切入予以觀察，是否有所衝突抑或係理念相同之處，以尋求此議題於民事訴訟整體架構之定位；此外若係採取禁止使用之立場，為避免實質正義之完全剝奪，即須進一步探討民事訴訟制度之發展，是否已提供足以正當化禁止使用此類證據之正當性基礎，本文並以實務上最為常見之通姦案例為焦點，具體操作評估此理論基礎之可行性。 再者，職司審判之法院為達認定事實之要求，自須依自由心證而為證據取捨並為證據評價，此自為自由心證之內涵，而欲承認違法取得之證據將有禁止使用之可能者，自須探討是否法官得基於自由心證，而享有證據之利用自由，為釐清此一爭議，本文以證據能力之要件、證據能力與證據價值之區分、嚴格證明之要求，並進一步釐清民事訴訟法以及實務運作上對於各種證據能力之規範，以尋求違法取得之證據於自由心證之定位。 對於違法取得之證據倘若欲禁止使用，實務上所面臨到操作上之問題，即係基於何種理論基礎、何種審查方式、於審判程序何種階段予以審查、證據禁止之範圍均須一併納入探討之範圍予以釐清，而民事訴訟上違法取證之議題，外國法已發展出一套運作模式，因此本論文於此同時整理並歸納外國法之文獻，諸如英美法之證據排除法則之運作，以及德國法之證據禁止法則之介紹，並與我國法之制度運作互為參照比較，是否可為我國體系建構上之參考借鏡。 同時再以實務上較為常見之違反程序法，以即違反實體法所取得之證據，予以類型化分類，並以學說見解之介紹與實務見解之觀察與分析，探討是否有較為穩定性之運作模式，以符合法安定性。 最後基於實務見解對於此類議題已有為數不少之判決，本論文即以表格化之方式，予以呈現實務上目前對於證據禁止使用之審查方式為何、證據禁止使用之比例多寡、對於各種類型係以何種原因作為判斷可利用性之考量，期望能較為清楚目前實務見解對此一議題之走向。

本文將以Quanta v. LG電子案判決中尚留解釋空間及適用疑義的「契約自由」與「專利權耗盡理論」的關係為探討標的，從公法角度（我國憲法與經濟公法角度）探求專利制度中『追求公私利益衡平』的本質著手，探討專利權耗盡理論的理論基礎及其存在的合理性，然後分析美國專利權耗盡理論及Quanta v. LG電子案判決建構出的「契約自由」與「專利權耗盡理論」的關係之妥適性，並在「在知識專用權和知識共用權之間進行利益平衡，確保專用權的授予能換來知識共用的最大利益，並最大限度地增進社會的整體福利」精神下，重新省思Quanta v. LG電子案判決的未決爭點，分析契約約定與專利權耗盡理論應有的界限，看專利行使應如何受契約的限制（或者契約自由應受到限制），以對我國專利權耗盡理論提出解釋與適用上之建議。

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在於如何消弭銀行業中具有「大至不能倒」地位的銀行對整體經濟與金融體系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為了處理此一問題，本文將從比較法經驗進行歸納分析，理出「大至不能倒」理論在美國法上的面貌，並對「大至不能倒」銀行的界定提出比較法上採取的途徑，之後本文將進入檢閱現有的「大至不能倒」的解決方案，並以本文核心目標：『正視「大至不能倒」銀行的存在，並最小化「大至不能倒」政策適用的餘地！』來檢驗這些解決方案，緊接著本文將提出金融穩定委員會對於「大至不能倒」銀行的「資本強化」、「監理強化」與「復原與退場計畫」這三個監理方案供參酌，本文在結論上強力主張應將「復原與退場計畫」納入我國的法制架構中，為我國未來面對「大至不能倒」議題預做準備，並提出立法建議。 所謂「復原與退場計畫」(銀行事前預囑)是國際上處理「大至不能倒」問題所創造出全新的監理工具，簡介其內容，就是藉由事前周全的計畫使大型銀行在遭遇嚴重的壓力事件(尤其是系統性事件)時能藉由實施事前計劃快速地使財務狀況回復正常，或退而求其次藉由實施事前計畫使銀行能在不影響金融穩定或損及納稅人(即紓困政策)的狀況下退出金融市場。簡而言之其精神在於「卸除大型銀行的系統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