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台灣農業整體發展，隨著農業政策目標更迭，已歷經不同時期的轉變。政策執行結果，亦使得台灣農業面臨生產資源流失、糧食安全與食品安全等困境。而近三十年來，面對農業的困境，開始促使全民與政府，重新思索農業對台灣的重要性，包括農民運動之興起、耕作方式之改變，以及永續農業的論述，皆可謂嘗試以不同觀點，解決農業困境。 基此，本研究以為許多政策與行動的抉擇，關鍵在於其所採取「價值觀」的判斷，如此與學者孔恩(Thomas S. Kuhn)論述的典範(paradigm)意涵相似。因此本研究藉以修改孔恩典範與典範變遷的概念，將典範變遷過程分為形成、深化、轉型、新典範等階段，並以此架構分析及詮釋台灣農業，自國民政府播遷來台至今之流變。因而，本研究對一連串農業政策、社會事件、學者觀點進行文獻分析，以歸納台灣農業典範變遷情狀；並輔以深度訪談方式，訪談具有「友善耕作理念」者，作為與前述文獻印證，並且強化台灣朝向永續農業發展之可能性。 研究結果發現，台灣農業整體發展，深受「依附」型態農業典範影響，政府對農業所採取的價值觀，為認定農業僅具「單一化」的生產功能，因此當農業產值偏低時，農業發展容易依附於非農部門與自由化貿易，缺乏「相對自主」發展機會。而農民運動與永續農業的出現，其實代表當前台灣農業典範正處於轉型階段，不僅反對農業長期囿於發展的困境，更積極改變耕作方式與銷售型態，著重農業的多功能性，逐漸地醞釀出農業典範的新型態。而由深度訪談之結果，得以歸納台灣農業正由民間自發，型塑一股以友善耕作理念為基礎，推廣在地生產、在地消費概念，並富含農業多功能性的新農業典範—「相對自主」型態。 於此，農業發展所涉及之面向，也由僅重視生產者、農村發展，擴大至與全體社會的公共利益相關。有鑑於此，本研究建議，台灣農業若欲走向永續發展，農業的多元功能與價值應被重新瞭解，並可藉由「教育」方式，讓農業多功能性扎根台灣；此外，政府應有責任提供多元化傳遞「理念」之管道，並制定長遠且具體的農業政策。如此，台灣農業未來該如何發展，政府、公民社會間的相互配合，乃為關鍵所在。

軍公教 18%優惠存款從民國 47 年開始實施以降，到民國 95 年開始第一次改革，往後更歷經了民國 99 年的第二次、民國 100 年的第三次及民國 102 年未通過的年金改革草案等改革，期間也備受法律、財政及公平方面的爭議，種種的反彈風浪，使得無人不得不重視此一重要議題。 本研究經由文獻回顧後發現，由於民國 95 年的第一次改革及民國 99 年的第二次改革已有些許國內學術論文以各面向作為探討，因此本研究遂以民國 100 年的優惠存款第三次改革及民國 102 年未通過的年金改革草案為研究主軸，在透過文獻回顧的資料蒐集，輔以深度訪談相關對象的研究方法下，依政策窗理論來探究導致民國 100 年的優惠存款能快速改革之因，和在民國 102 年將優惠存款納入年金改革、優惠存款直接調降利率、年金改革草案尚未通過緣由。 研究結果顯示，導致民國 100 年優惠存款快速改革之因，的確是有賴於問題流、政策流、政治流的三流匯集，由於上級具有分配資源的能力，和具有專業知識、領導魅力或權威等特殊的人格特質，所以主管機關的強勢主導之下，進而在一個月內順利快速的推行。再者，民國 102 年將優惠存款納入年金改革的原因，主要是問題流的流動，使得政策流中的備選方案油然而生，最後在國內氛圍、民進黨團認同優惠存款更進一步的修正的情形下，將其拍板定案。因此在政治流中的社會氛圍主張需對優惠存款進行更深入的檢討下，民進黨便趁著此波改革氛圍主張，進而提出自身的改革版本，搭配著問題流、政策流的流動，促使民國 102年改革方案中直接調降優惠存款利率。最後因勞工與公務人員的改革順序和軍公教內部的年金改革順序的莫衷一是，同時也無法接受極盡冒進、爆走的改革方案，種種對於年金改革草案的不滿，導致無法與相關政策社群達成協議，適逢立法委員基於選舉考量、執政黨主席更替等政治浪潮，因而將年金改革方案停滯。

投票參與是民主政治運作的核心，投票率的高低是政府執政是否具有代表性與正當性的重要指標。選舉制度是否影響投票參與，一直深受國內外學者所關注，然而選舉制度如何對投票參與造成影響卻頗多爭論。為了探討選舉制度與選制變遷如何影響投票參與，本研究以跨國比較的方式，分析各種選舉制度對國會投票率高低的直接影響與跨時影響。同時，本研究也以台灣選制變遷為個案分析對象，探討選制變遷對投票參與之效應。在方法上，本研究在跨國比較的部分蒐集世界各民主國家歷次國會選舉的相關資料，並以「固定與隨機效果混合法」進行分析；在台灣個案分析的部分，本研究採「準實驗設計」，以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為比較組，評估選制變遷對立委選舉投票率之影響。另外也以「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2008L針對TEDS2004L成功樣本之定群追蹤資料，分析台灣同一群選民在新舊選制下投票參與的穩定與變遷。 研究結果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在跨國比較的部分，本研究發現選舉規則的比例代表性愈低，投票率會愈低。其中，採並立制國家的投票率顯著低於採比例代表制的國家，採多數決制的國家投票率下降的幅度則顯著大於比例代表制國家。選區規模愈大的國家，投票率則愈高。另外，本研究也發現選舉制度對不同民主資歷國家的影響也不同，對民主資歷較深國家的影響較大且較符合學理預期，對民主資歷較淺國家則影響較小。在台灣個案的部分，本研究發現立委選制變遷並沒有對總體投票率產生顯著的影響，但是對個體選民的投票穩定與變遷卻有顯著的影響。尤其是評估新選制比舊選制更讓人不想去投票的選民以及小黨支持者，都比較傾向在舊選制下有去投，但新選制下不去投。本研究認為透過上述宏觀與微觀層次的分析，不僅讓我們對選舉制度如何影響國會選舉投票率高低及變化有更深入的瞭解，也讓我們釐清選舉制度變遷如何影響個別選民的投票參與。

本文旨在研究1949年前後，隨國民政府遷臺的蒙古人。紀錄他們的遷徙史與文化發展，並分析不同世代的在臺蒙古人之蒙古民族認同感。據蒙藏委員會截至2013年的統計，在臺蒙古人共有466人。本文是以家族為單位尋找研究對象，透過文獻資料、訪談及參與觀察法，進行歸納與分析。在本文的研究中發現，這些年來凝聚在臺蒙古人的活動主要有致祭成吉思汗大典、蒙文進修班和新春團拜。此外，還有蒙古同鄉會與蒙古文化協會兩個民間組織，負責聯繫在臺蒙古人、發展蒙古民族文化。蒙古文化協會曾經發行過雜誌、不定期辦理聚會與文化活動，是維繫民族情感重要的組織。本文以集體記憶探討遷徙與認同之間的關係、文化的傳承與失落以及影響民族認同的因素，有助於了解離散在臺灣的蒙古人。

觀察近年國內數本財經雜誌的封面專題題材，可見其中不乏氣候變遷影響相關議題討論的刊載，以商業金融趨勢為議題主要切入角度且納入目標閱聽眾考量的財經雜誌，如何於其文本中建構氣候變遷議題為本文欲探討的核心問題意識。故此，本研究依循框架分析的建構論途徑，採納由比利時學者van Gorp所提出的質量兼具分析架構，以國內具相當指標性和流通率的《商業周刊》、《天下雜誌》與《遠見雜誌》三份財經雜誌為研究對象，藉由框架別、消息來源等綜合政經、社會文化脈絡的討論，由歸納和演繹兩階段中瞭解1992至2011年期間的氣候變遷議題於財經雜誌文本中被建構的樣貌。透過561個有效樣本的反覆檢視，歸納得出解決責任、經濟影響、災難末日、環境永續與衝突競爭五個框架別，《商業周刊》所建構的氣候變遷議題以經濟影響框架出現頻率最高；《天下雜誌》與《遠見雜誌》則以解決責任框架為最彰顯者，災難末日、環境永續與衝突競爭三個框架於文本中的出現頻率則皆偏低，三份財經雜誌在援引框架的議題建構過程有顯著差異。輔以質化討論的研究結果，研究者從中觀察到各框架別之間沒有時間流變上的差異，但各框架別所屬的範本運作在不同時間階段則有細微的差異表現。隸屬解決責任框架的政府責任範本密集出現在2007年之後，推估此與IPCC所發布的第四次評估報告有關，其對氣候變遷人為論的高度肯定促成解決責任分配的呼籲聲浪；2009年底於丹麥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氣候峰會再次強化地球村中各個國家政府必須肩負的解決責任；企業責任範本與政府責任範本的表現有相似的趨勢，自2007年起企業責任範本始頻繁出現；個人責任範本的相關論述則於2008年之後密集表現於文本中，此與2008年台灣二次政黨輪替後的施政方向有關，如執政黨將低碳家園以及推動綠能產業納為重要的施政方向，在政府官員大力推廣個人日常生活的減碳實踐下，減緩氣候變遷影響的風險分散至個人身上，氣候變遷議題氛圍有成為大眾論述的趨勢；科學社群責任範本所展現的人定勝天和科學至上態度，多出現於2008年底與2009年初，此與美國在氣候變遷議題上作為意見領袖的動態有著密切相關。在經濟影響框架的部分，研究者發現自1990年代初，財經雜誌已將環境保護和氣候變遷議題融入經濟脈絡的討論中，直至1990年代末期，代表負向意涵的衝擊範本對於能源密集的高耗能產業規劃多是給予掌聲，傾向保護產業忽略環境的態度。2000年台灣經歷首次政黨輪替，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態度仍舊延續過往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對氣候環境的友善開發管制偏向保守。然這樣的經濟中心思維在2011年國光石化設廠案的質疑批評聲浪中看見具體轉變。強調氣候變遷影響下的各式災難現象與人禍的災難末日框架，其展現的範本模式在20年的歷時中則未出現不同時間上的特色，此與災難框架事件導向的屬性有關。無論是和諧共存範本或自然教育範本，環境永續框架在文本論述中出現的頻率皆偏低，無法反映其在20年的歷時過程中所彰顯的範本演變特色，但根據分析結果可觀察到的是環境永續框架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包括好萊塢電影、環境紀錄片等片段內容、環境理念與應變態度，皆在文本論述中以貼近閱聽人的方式引用展現，環境永續的環境中心價值觀在大眾文化的氛圍中建立。衝突競爭框架的框架包裹運作反映在科學不確定性與政治陰謀角力兩範本上，此兩類範本非規律性地出現，無特定的範本論述轉變差異。整體而言，三份財經雜誌在氣候變遷議題上展現了經濟影響成改變誘因、環保團體聲音的微弱、由大眾文化領導議題和強化解決責任等文本論述特色。

每一次開發工業區後的租售策略成敗，涉及政府對每一個企業設廠機會的掌握，使決策者採取恰好的策略，但這不容易。政府為了順利出售土地而採取價格補貼策略，在台南的實踐卻落入困境也需要進一步討論。緣此，本研究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博弈理論觀點，解釋政府對工業區的治理，促進公私合作的條件是什麼？合作需要怎樣改變制度？而檢視各種制度之間的互補與替代關係是重要的。本研究目的，首先，解釋政府需要新的分工及策略，其次，運用博弈理論觀點解釋新策略的發現，再者，運用實證研究解釋企業實踐區位選址的策略，最後，提出政府可發展的新策略及引導企業的制度創新。本研究以台南科技工業區(南科工)為案例，將Hotelling模型延伸為空間博弈的情境，探討企業如何思考進駐南科工的決策？基於探討企業家的決策模式而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並且運用量化研究的AHP法，將企業家的決策因素進行權重分析及排序。 本研究的重要結論與發現，首先，政府在工業區治理的分工角色，是建立產業發展的遊戲規則，但它在挑選贏家策略是以高科技產業為目標，使得目標外的企業需求被忽略。其次，政府運用在工業區治理及租售的策略，關注在土地價格補貼策略，而忽略了非價格策略，進而使自身陷入租售困境。同時，政府策略確實會影響企業為了優化營運而選擇進駐南科工，而其中新舊顧客的成功轉換是改變區位的關鍵。再者，企業進駐南科工的選址策略，顯示企業追求規模的優化、運用制度互補來發展新機會、以及尋求產業價值鏈的垂直分工與技術進步，是重要的策略思維。在企業是否改變區位選址的策略與權重分析方面，區外企業維持原址，在於未意識到經濟動機及機會因素下的新利益，也忽略新制度可對應新市場機會。而企業選址進駐區內的策略，主要是經濟動機上十分重視潛在利益，也學會運用認證制度及結合政府資源來改造產品品質及形象。最後，受限於新機會出現的不確定性，區外企業的區位會更鄰近夥伴企業，形成地理群聚下的比較利益。而來自顧客的訂製要求、挑剔與議價，使他們發展良好的交貨承諾與執行能力，為大廠確保生產連續性而取得新訂單，這增強了他們的生存機會。本研究建議，政府可運用工業區制度結合相關認證制度，輔導區外企業成長，協助區內企業建立網際網路交易平台，新的制度安排及交易平台，為區外企業成長形成新的推力，企業更願意改變區位選擇進駐南科工與政府合作。這些新的討論與博弈理論的觀點，對於補充南科工的租售策略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本研究以年代與社會經濟背景為自變項，探討全聯福利中心電視廣告的轉變；分析年代為2006年至2016年，研究方法為內容分析；此外亦針對廣告策略，進行深度訪談，並選取2015至2016年經濟美學系列廣告，進行消費者焦點團體座談，意圖從量化和質化兩個不同方向，審視全聯廣告的轉變。 從研究結果發現： 一、廣告策略受企業發展制約，全聯廣告因企業發展的需求，由資訊式改變為轉換式： 在企業起步階段，適合使用資訊式廣告，打響知名度；而當企業成長至一定程度，則適合使用轉換式廣告，維持消費者的好感度和忠誠度。 二、不修飾的素人論述，不適用於廣告： 「經濟美學」系列廣告借鏡「我的夢想」系列廣告的失敗經驗，內容表達上，改而透過廣告代理商的潤飾，而非直接使用素人言論，以避免流於空泛，缺乏消費者共鳴。 三、廣告反應目標受眾的文化價值觀： 廣告以年輕族群為訴求對象時，必須將其所處社會情境（如景氣差、低薪）反應於廣告中，以呈現傳播者的價值觀和態度。 四、經濟美學廣告策略，確實扣連消費者實際感受： 廣告從洞察目標受眾的文化價值觀，發展出「經濟美學」廣告策略，引發閱聽人共鳴，成功傳遞「讓省錢成為一種具有美感的生活態度」訊息。 /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hanges in the TV advertisements of the PX mart during a period of ten years (2006-2016) from a socio-economic perspective. It uses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content analysis to analyze data and in-depth interview with focus group to gather the advertisement strategies used in the TV advertisements produced during 2015-2016 and thus, further understand consumer reaction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reveal the following four points: 1. Response to business growth: The first stage of business focuses on the use of Informational Advertising to establish presence in the market; later, the ads changed to Transformational Advertising to maintain consumer’s loyalty to the products. 2. Shift from first-person advertisement to Aesthetics in Economics: The first-person advertisement characterizes “My Dreams” series of ads; it is vague and lacks consumer resonance, and this leads to shift to Aesthetics in Economics. 3. Reflection of the target audience's cultural values: Targeted to the young people, the advertisements are presented in a specific social context (that is, a social class with low salary) which demonstrates the advertiser’s values ​​and attitudes. 4. Strategy of Aesthetic Economics – with holding the consumers’ reactions: From understanding the consumers’ values, Aesthetic Economics developed a resonating message: “Saving money is an attitude towards a beautiful life.”

基於組織、文化與社會三者具有變遷之特性，和彼此互動關係密切的假設，本研究由飲食文化的內涵切入，經由文獻回顧印證魯菜飲食文化的形成暨變遷過程，得知其乃為中國地方文化、社會等互動下的產物。而相對於川、蘇、粵菜系，其較具悠久歷史的孕育、較具有利政經因素的影響、較具獨特資源的供給和較具優勢人文的涵養，固然使魯菜飲食文化成為中國飲食文化的基礎，但也為其埋下了封閉、保守的特性。 本研究以悅賓樓為例，實證結果發現，其所經營的魯菜飲食，無論在物質面向或非物質面向，均有不同程度的改變。前者包括：食材用量結合本地生產，且用量漸增；調味料亦遷就本地消費者習慣，使米酒和提鮮用量增；菜點和烹製技藝方面，則傾向增加水產類菜款，顏色趨於本色但多元，帶鹹菜款比重下降，嫩質感菜款增加和刀工變化與烹調方法趨繁。後者包含：實實在在的管理、正正派派的經營和以客為尊的服務。 由悅賓樓之經營觀之，魯菜飲食文化之變遷主要係受本土化和現代化的影響。而統計與分析顯示，本土化主要表現在菜點和員工兩方面。現代化則顯見於觀念、產品和制度三方面。 本研究其他重要發現則有： 壹、魯菜飲食文化之變遷與形成是漸進的。 貳、魯菜飲食文化變遷之內涵更趨符合現代飲食。 參、魯菜飲食文化變遷的目的非關進步。 肆、魯菜飲食文化的變遷仍持續中。 / Based upon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specific features of changes among organizations, culture, and the society, and the hypothesis that they interact closely among one another, adopting method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literature review, this thesis by focusing on the changing content of the cuisine culture; the author proves that the form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the Shantung cuisine culture is actually a product of the interaction among reg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society, etc. In contrast with the Sichuan cuisine, Shanghai cuisine, and Canton cuisine, which enjoy wider popular acceptance, more favorabl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fluence, better supplied by unique resources, and better humane and social background, the Shantung cuisine culture though has been the base of Chinese cuisine culture, it nevertheless has suffered from being locked-in and conservative. Yueh-Bin-Lou Restaurant is taken as the case study of this thesis. The author found out that the Shantung dishes it serves shows changes to certain extent, both in the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aspects. The former includes: the amount of the materials used carves relative by proportion of Taiwanese product. The use of seasonings also caters to the tastes of the Taiwanese customers; the consumption of rice wine and MSG increases. The courses and the cookery have shown the following changes: increase of seafood, the color tends to stick to the original but of more varieties; the salty courses are decreasing, tender taste courses appear more often, and more varieties have shown on carving and cooking of food. As to the latter, it includes: practical management, legal operations, and customized services. From the Yueh-Bin-Lou Restaurant case, the author found out that the changes of the Shantung cuisine culture are mainly influenced by indige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processes.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the indigenization shows mainly on the ordering of courses, and the hiring of employees; while the modernization can be depicted obviously on concepts, products and systems. Other important findings of this thesis are: 1.The changes and formation of the Shantung cuisine culture are progressive. 2.The content of changes of the Shantung cuisine culture fits more towards modern healthy diet. 3.The purpose of changes of the Shantung cuisine cultur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progress. 4.The changes of the Shantung cuisine culture are still undergoing.

由於氣候變遷對全球帶來不可回復的危害，並成為影響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聯合國自1988年起成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並啟動氣候治理談判，陸續於1992年及1997年通過《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兩項協議，是現今全球應對此議題主要的兩項機制，透過每年召開締約方會議的方式進行協商，促進各締約方達成共識，提升全球節能減排的執行成效。 美國與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全球排名前二名，是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中具影響力的大國，故對氣候治理的立場與政策，成為影響全球節能減排成效的關鍵。然而由於氣候變遷議題涉及政治、經濟及安全利益，因此兩國對聯合國氣候治理機制所規範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與減排份額規範的遵守，有各自的利益考量，在應對氣候變遷議題上，有衝突與摩擦，也有合作與實踐。 在聯合國所主導的氣候變遷治理機制中，美國與中國呈現競爭關係，但若跳脫此一機制，兩國反而能運用雙邊的交流協商，例如高層會談、簽署協議及戰略與經濟對話等平臺，進行雙邊合作達到自主的節能減排目標。從多邊的聯合國氣候談判機制與雙邊的交流分析，未來美中在應對氣候變遷議題上，仍將是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如果美國與中國能將現有積極進行雙邊合作立場推進到多邊的國際談判，減少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對氣候治理立場的分歧，那麼將能在國際氣候談判機制中發揮領導作用，促進新氣候協議的達成，對全球應對氣候變遷有極大的助益。 / Global climate change which has caused irreversible harm and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United Nations set up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in 1988 has held talks since then. After that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and Kyoto Protocol（KP）were passed in 1992 and 1997 respectively, which are the world’s two main mechanisms to promote and enh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ffective emission reduc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re the top two in the world and represen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ir attitudes and policies of climate governance have become the key to the effective reduction in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However, due to climate change issues related to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interests, diffefent views on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emission reductions” give rise to both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United Nations-led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mechanisms, the United States holds a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But outside the mechanisms, their bilateral consultations, such as high-level talks, agreements and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D） help them achieve reduction targets. In the future, the U.S.-China relations on the climate change issue will continue to be both competitive and cooperative. If they can modify their stances through climate governance, it will be able to play a leadership role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s and promote the new climate agreement to solve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sues effectv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