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的發展，國民所得增加生活水準的提昇，電力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而最適電價的訂定，則成為政府當局及學者們所關切的課題。因此，本文旨在分別就資訊對稱與資訊不對稱下靜態兩種情況，進行最適電價管制模型之研究，以期達到社會福利最大化之目標。 本研究首先對於電力事業所具備的特性，加以闡述。同時由於電力事業係屬公用事業，電價的影響層面又既深且廣，並具有自然獨占之屬性，因此政府管制當局通常採取價格管制措施介入市場。本文將就常見之單一定價模式及尖離峰定價模式，作一扼要說明。 其次，先就探討資訊不對稱之相關文獻，稍作概述。並將針對資訊對稱與不對稱下，產生道德障礙、逆選擇、和成本浮報等問題之靜態最適電價模型，與產生道德障礙之動態最適電價模型，作深入探討。且將就所得結果之政策涵義，作一評論。最後，對未來研究發展之方向提出建議。

涂爾幹（Emile Durkheim）是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以及社會學的 奠基者之一。他在社會學上的成就有目共睹， 不過他思想中探討政治的 部份，長久以來都遭到忽視甚至誤解 ，使得一般人在探討政治社會學的 時候，都不將涂爾幹視為一位有所貢獻的學者， 而將他的成就侷限在社 會學的領域中。其實涂爾幹以他對現實的敏銳觀察， 以及基於知識份子 必須在學術上報□國家的態度，已經針對國家的本質、民主的特性， 發 展出一套相當有系統的理論，只不過一直沒有受到太多的注意， 成為他 整個思想體系中的遺珠。涂爾幹政治思想的兩大要素 ，是國家與民主； 在討論這兩個概念時，「次級團體」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涂爾幹認為 ， 國家是個具有較高層智慧的思想有機體，它能指揮領導社會 ，也能讓 社會上的個人獲得自由，達成一種道德的存在。至於民主，則是一種正常 而理想的國家型態， 因為經由這種制度，社會能達成一種最純正型式的 自覺； 民主政府也是現代工業社會裡，最適合集體信念與集體情感生存 的一種政府。不過， 雖然國家是解救個人於暴政之外的一股力量， 但國 家本身卻有變成專制獨裁的可能，要預防這種情形發生，涂爾幹認為，必 須借助次級團體的制衡， 因為次級團體能防止國家壓迫孤立的個人， 也 是國家社會間取得健康均衡的要件。除此之外，涂爾幹還將他在社會學研 究中時常使用的常態、 病態的區分，應用到他對政治問題的討論上。在 涂爾幹眼中， 符合道德標準的個人主義與權威，都是健康而正常的； 而 自私自利的自我主義與赤裸裸的權力，則都是病態而必須去除的不正常現 象。 至於涂爾幹親身經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帶給他深切的痛楚， 也被他列為現代社會中必須去除的病態。本文將針對這幾個重點，討論涂 爾幹有關政治社會學的理念， 從而顯現他在這方面應有的定位。

本篇論文的主要目的是說明哈伯瑪斯對權利體系的推證及民主原則的演繹。本論文企圖透過哈伯瑪斯從理性法到法權的對話理論之重構，闡釋作為權利體系之核心的民主原則，正是法律規範和形成法律規範的機制本身。透過這樣的理解，法律將能夠捍衛所有人同等的主觀自由。

本論文旨在從「人」與「制度」這兩個政治學研究中至為核心的概念出發，比較葉適與荻生徂徠的政治思想之特質，說明葉適與荻生徂徠如何在「政治優位性」的實學思維之下，賦予傳統儒學不同於主流的解釋與詮釋。 本論文在第一章指出，過去千年來儒家一直是以「道德政治論」作為解釋儒家經典的基礎，並且在儒家內部形成主流。然而，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這種情況似乎有所轉變，事功學派的興起，意味道德政治論已無法對面當前的社會政治問題提供解釋。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本來是道德與事功兼而有之者，但到了南宋卻出現特別強調事功，尤對道德心性之學不滿意，可見儒學發展到南宋，已有過度傾斜心性之學之虞，以致於事功學派必須起而反對。另外，儒學東傳日本之後，在近世日本所興起的儒學風潮也不容忽視。朱子學成為官學，其他學派紛紛成立，各自發展不同的觀點，並結合其時代背景，與日本風土民情、武士道精神，與民間信仰等，形成具日本特色的儒學。其中，古文辭學派學者荻生徂徠的思想，與南宋葉適極為神似，兩人的時代相隔五百年，互不相聞，時空背景差異極大，但思想的本質與內容頗為相通，本論文認為思想源頭可能可以追溯至先秦時代的荀子，因此在第二章第三節有所探討。 本論文第二章指出，儒家的道德政治論以人為中心、以道德化為導向、以正己正人為中心的道德優先論。這種道德政治理論認為，「道德領域」的自主性，是政治實踐的前提，政治領域的運作有賴道德領域的自發自主。準此而言，道德是體，政治是用。政治領域本身缺乏自我運作的輯邏，完全視乎道德主體的作用。這一套理論發展至宋代，在朱熹以理學為中心所建構的「德教政治論」達到發展的高峰。然後，作為反朱子學的永嘉事功學派學者葉適異軍突起，形成與朱熹、陸九淵在南宋儒學界鼎足而立的局面。葉適藉著反朱子學，將道德領域與政治領域的先後順序顛倒過來，強調政治制度有其自我獨立運作的邏輯，不僅不需道德主體的擴充與指揮，反而認為人要在禮樂的浸潤之下才能成就其德。與葉適相較，荻生徂徠走得更遠，他完全將政治領域與道德領域區隔，認為政治領域代表公的領域，道德領域是私人領域，所以政治領域與道德領域毫不相干，將道德置於政治之外是荻生徂徠解釋儒家經典的特色之一，所以他的思想被稱為政治優位性思想，我們認為這種思想的興起，與孟子「正君心」論在「尊君卑臣」的政治體制下有其難以實現的問題有關。因此，政治優位性思想的特質往往表現為道德主體性的揚棄，並強調政治制度的重要性。 本論文在第三章探討永嘉學派與徂徠學派的事功思想及其特質。首先追溯永嘉學派事功思想的淵源，然後分析該派事功思想的特點。接著，探討荻生徂徠的事功學說及其特質，因荻生徂徠是徂徠學派的開山祖，後來其弟子太宰春台等人對其事功思想有進一步的發揮，所以本章亦探討太宰春台等人的思想，以與永嘉學派作一比照。 本論文第四章針對「人」與「制度」這個主題作詳細的討論。以「道」作為本章討論的切入點。在葉適與荻生徂徠的思想中，「道」是作為聯繫「人」與「制度」的紐帶。聖人制作了道，道就是規範一般人行為的禮樂制度。因此，禮樂制度皆出自聖人的制作，人類文化亦由此而生，因此，人類文化也是聖人所造成的，而不是經年累月的積聚生成的。本章第三節討論政治優位性思維下的理想人格，我們比較了葉適與荻生徂徠的聖人觀。第四節則以《論語》「克己復禮」章為例，探討道德優先論與政治優位性對恃中所展現的經典詮釋的特色。《論語》中的「仁」與「禮」，亦即「人」與「制度」，我們看到傳統以「仁」做為道體主體性的解釋，經葉適與荻生徂徠的政治性解讀的轉換之後，整章的意思為之大翻轉。

過去西方文獻中，多以第三者敘述方式提供受試者有關目標人物的相關訊息，探討對於目標人物的印象之看法，鮮少探討當目標人物的訊息若由他人提供時，對於目標人物印象之影響。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印象形成的歷程中，由訊息來源提供目標人物的道德和能力訊息會使他人對目標人物形成何種印象。另外，由於華人相當關係主義，因此以相關他人做為訊息來源之一進行探討。 本研究為4(訊息來源者:目標人物本人、目標人物的父親、目標人物父親負訊息保證的情況和第三者)×2(訊息內容:道德和能力)×2(訊息向度:正向和負向)三因子獨立設計。結果發現受試者對於目標人物的印象與第三者所提供之內容較一致，由第三者所提供的正面訊息，受試者對於目標人物的印象、道德、能力和人際評價皆高於其他三類訊息來源。而由目標人物、目標人物的父親做為訊息來源者時，因被受試者認為在傳遞訊息時是較有動機的，受試者對目標人物的印象反而不若第三者所提供時來得好。本研究顯示個體從他人那裏接收目標人物的訊息時並非照單全收，而是會考慮到訊息來源和其背後的動機，遂而影響到對目標人物印象之形成。由此結果發現找關係親近的他人並無助於他人對我們有好印象之產生，由立場客觀公正的人來提供訊息時，才能影響到他人對我們的印象評價。

做為康德道德哲學最後一本主要的著作，《道德底形上學》一書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康德研究者們的忽視。許多論者們認為，〈法權論〉做為《道德底形上學》一書中的第一部份，其中的許多觀點與康德道德哲學中的理念並不一致。然而，在本論文中，筆者即試圖捍衛〈法權論〉的道德地位，以及《道德底形上學》一書的重要性。是故，本論文有兩個主要的論點：第一，康德的〈法權論〉並不會與其道德哲學理念產生衝突，相對的，法權的法則必須由定言令式演繹而來，而法權的系統本身也未違反自律的原則；第二，《道德底形上學》一書扮演了「道德義務學」及「道德實踐學」的角色，從而與《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及《實踐理性批判》共同構成康德道德哲學系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 / As the last major work of Kant’s morality,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has long been neglected in Kantian literatures. Many Scholars argue that the Rechtslehre, or Doctrine of Right, as the first part of Metaphysics of Morals, is not consistent with Kant’s moral theory.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defend the moral status of Rechtslehre and the importance of Metaphysics of Morals in Kant’s moral philosophy. There are two main arguments - firstly, Rechtslehre does not conflict with Kant’s moral theory; instead, the laws of Right should be derived from categorical imperative, and the system of Right does not contradict to the principle of autonomy. Secondly,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doctrine of moral duties” and the “doctrine of practical morality”, and, together with the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nd 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constitutes an essential part in Kant’s moral philosophy.

臺北市勞動檢查處為配合近年來「宣導、檢查、輔導」三合一策略提升防災效能，自民國87年開始將檢查業務部分轉換為「自主管理」模式，並將臺北市的營建工地分級管理，依不同等級有不同的自主檢查頻率，並派員實施不同程度的稽查。 依相關自主管理計畫的規定，若某營造廠加入計畫獲得「優等」或「特優級」的認證標章，除非發生災害、遇專案檢查及市民檢舉等情形外，檢查員不主動前往實施勞動檢查，但仍由機關中技正層級以上人員組成機動小組，不定期以輔導方式實施督導；所以該營造廠只要依規定之檢查流程及制式表格填寫按時回報，就幾乎不受規範所拘束。 但是近年參加自主管理計畫的營造工地發生職業災害的頻率，並未如預期下降，不符機關績效目標；因此，本研究重點在探究勞動檢查運用自主管理政策工具績效不佳的原因，是否這些營造廠的工地在申請獲得「優等」或「特優級」認證後，負責職業安全衛生工作的人員或主管，其責任及權限的移轉後造成行為與態度轉趨鬆懈？ 研究結果發現在實施自主管理計畫後，在營造廠中依不同的層次有不同的結果，部分負責人確實發生了道德風險（Moral Hazard）行為，而負責職業安全衛生工作的人員，礙於利潤及工期等眾多因素，鬆懈了安全衛生工作，部份發生了道德風險行為，致未達組織預設的目標。 / Taipei Labor Inspection Office adopted a strategy that combined advocacy, inspection and counseling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prevention. Since 1998, it began to change the policy from “inspection strengthening” to “self-management”. With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sites in Taipei according to this strategy, construction sites of different levels have different inspection frequency and different degrees of inspe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lf-management program, if an construction site in Taipei who joined this program obtains "excellent" or "Premium Class" certification, unless occupational accident happened, or special inspection project is launched, or citizens report, or other dangerous situations occur, the inspection personnels will not do labor inspection, but will still occasionally provide unscheduled counseling by official chief. As long as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 fills out the report form on time according to the program of the standard inspection flow, this company is nearly unregulated. But the occupational accident rate of those sites who applied to self-management program did not fall as expected, it does not achieve the goal as set by offici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asons why those sites who obtain "excellent" or "Premium Class" certification, have shown that their behaviors and attitudes toward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workers’ health have become more lax after joining the program? This study found tha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elf-management program, moral hazard behaviors occur in different hierarchical levels of organizations. Construction company’s directors do show moral hazard behavior, while those in charge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work, some do have moral hazard behavior, out of profit motive and time concern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among many other factors. All together explains why this self-management program does not achieve the goal set by offici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中共對中國傳統文化所持的態度 第一節「文化」的界說 第二節馬、恩、列、史的「文化觀」 壹、馬克斯與恩格斯的觀點 貳、列寧約「文化觀」 參、史達林的「文化觀」 第三節毛澤東對出國傳統文化所持的態度 第四節由其的文化政策與中共學術界對傳統文化所持的態度 壹、由其的文化政策 貳、中共對梁漱溟思想的批判 －三棵「大毒草」之研究 參、由共學者在「關於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上的看法 肆、馮友蘭的「抽象繼承論」 伍、張岱年、吳含、王煦華的「道德繼承論」 陸、其他學者的觀點 第五節本章總結 第三章由其的文藝態度 第一節馬、恩、列、史的「文藝觀」及蘇俄的文藝政策 壹、馬克斯與恩格斯的「文藝觀」 貳、列寧與史達林的「文藝觀」 參、蘇俄的文藝政策 第二節毛澤東的文藝方針 第三節中共約文藝政策與文藝整風 壹、中共的文藝政策 貳、中共的文藝整風 ( 一 )、延安的「文藝整風」 ( 二 )、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 三 )、對「紅樓夢研究」與「胡適思想」的批判 ( 四 )、鬥爭「胡風」的「文藝整風」 ( 五 )、「反右派鬥爭」－第五次「文藝整風」 ( 六 )、「反修正主義運動－第六次「文藝整風」 第四節本章總結 第四章中共「文化大革命」本質之分析 第一節「文化大革命」產生的遠因與近因 壹、「文化大革命」的遠因 貳、「文化大革命」的近因 第二節「文化大革命」的演變概況 第三節「文化大革命」文化鬥爭中的個案研究 壹、中共批判－「海瑞罷官」、「謝瑤環」、「李慧娘」－三棵「大毒草」之研究 貳、由其批判「三家村」之研究 參、由其批判「孔子」及批判劉少奇與周揚的「尊孔思想」之研究 第四節本章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綜合分析 第五章結論 第一節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 第二節從「文化大革命」看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再肯定與中共政權的前途 參考書目

本研究包含兩個子研究。研究一的目的是想了解告急策略的可能內涵以及候選人使用告急策略的情形，並分析告急策略的效果。研究者以第五屆台北縣市立委候選人為探討對象，分析此次選舉中報紙廣告中告急策略之使用情形，同時探討候選人的民調支持度與形象評價與使用告急策略間的關係，以及告急策略的使用和民調支持度上昇率之間是否有關連性。 研究二進一步針對民國九十一年高雄市長與市議員選舉，以問卷調查法直接測量選民對告急策略的接受度與支持意願，並探討有哪些心理特質的選民比較會接受競選中的告急策略。回顧過去文獻，我們發現儒家思想強調的「集體權益」、「內團體偏私」和「政治道德觀」可能是影響選民對告急策略支持與否的三個因素。因此研究二除了探討「告急策略接受度」對「集體權益、內團體偏私、政治道德觀」與「選民對候選人╱政黨的支持意願」是否具有中介效果，也將一併探討選民對告急策略的接受程度。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候選人使用告急策略的頻次和其民調排名、形象評價無關，至於使用告急廣告的效果部分，研究結果顯示使用固票、催票和配票策略頻次越多的候選人，民調支持度上升的比率比較多。 在告急策略接受度的中介模式研究中，這三個選民心理特質產生了不同的結果。其中選民的「集體權益」特質，不但會透過催票、固票、挖票、配票策略接受度進行影響，還會直接影響選民對候選人╱政黨的支持意願。而「內團體偏私」對候選人╱政黨支持意願的增強，除了分別透過選民對催票、固票、配票策略接受度的中介外，也有直接的影響效果。至於「政治道德」部分，不但會透過催票、固票策略接受度的中介，也會有直接的影響效果。雖然結果不盡相同，但都表示「集體權益」、「內團體偏私」和「政治道德」的確有間接透過告急策略接受度，進而增加支持意願，但也有直接影響的力量。 不過選民的三種心理特質對告急策略接受程度的影響是不同的，對選民因告急策略而增加支持意願的影響程度也是有差異存在，其中「集體權益」的影響最大，其次是「內團體偏私」，至於「政治道德」的影響則是比較小。

在1990年代中期，因為個人電腦和網路伺服器通訊科技能力的迅速發展以及電子商務的興起 (Marshall, 1999)，讓網路行銷道德成為社會大眾討論的焦點，更引發電子商務中道德議題的爭論。因此本研究參考Jones (1991)問題權變模型，並依據相關實證研究加以修正；另一方面，則是採用電子商務中交易安全、財產權、隱私權、不實廣告等道德議題驗證此模型，分別為『買賣證劵股票』、『音樂下載』、『郵件未以「密件附本」傳送』、『假的見證人背書』等四情境，以瞭解社會大眾對其議題之觀點、決策過程以及其影響因素。透過線上問卷調查蒐集樣本，共收到1016份有效問卷，其中『假的見證人背書』情境255份、『音樂下載』情境253份、『買賣證劵股票』情境249份、『郵件未以「密件附本」傳送』情境259份。 由各情境之情境清楚及情境可想像的平均數、標準差來驗證各情境之可讀性，以平均數高、標準差低表示結果較佳，其研究結果顯示上述四個情境皆在水準以上；並以因素分析法將道德強度萃取出「潛在損害」、「社會壓力」二因素，統計結果顯示四情境皆具有結構效度。但在道德強度方面，以『郵件未以「密件附本」傳送』、『假的見證人背書』二情境之道德強度較高，並且在道德決策過程 (道德認知、道德判斷、道德意圖)等變項的表現上，回巻者的回答均呈現出一定的道德水準；在道德強度二因素(「潛在損害」、「社會壓力」)以及二變項(「結果嚴重度」、「社會共識」)與道德決策之相關與預測分析方面，亦呈現出顯著正相關與解釋力之結果，而道德認知與道德判斷、道德判斷與道德意圖則是具有正向相關之關係與解釋力。 然而就個人與組織權變變數對道德認知、道德判斷、道德意圖的干擾效果來看，相對主義在『音樂下載』與『郵件未以「密件附本」傳送』二情境中僅對於道德判斷或道德意圖發揮影響力，而在『假的見證人背書』與『郵件未以「密件附本」傳送』二情境中，理想主義對道德決策三階段均產生顯著之影響；並且在『假的見證人背書』與『郵件未以「密件附本」傳送』二情境中，企業組織所制定的獎懲制度會影響道德決策各階段。但在四情境中，人口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位、工作年資、年薪、網路行銷經驗)與組織(員工數、產業類型)統計變數對於道德決策過程之道德性高低，並不具有顯著的干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