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討加拿大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的政治思想。泰勒政治思想深受個人身為英裔魁北克人、英加兩地學術薰陶、以及參與加拿大新民主黨活動等因素所影響，並與其亟欲建構哲學人類學之鴻圖，有著緊密的關係。泰勒反對笛卡兒式與洛克式的心靈理論，卻採取梅洛龐蒂的觀點，主張感知性知識乃是一種行動者知識的樣態，感知的內容從不是偶然地與世界連結，感知的主體是世界的化身，其身處的困境無法置外於其行動者的結構。泰勒更進一步抨擊當代自然主義假設背景祇不過是我們認知的因果性前提的看法，他主張背景乃是知識之先驗性、超越性的條件，但它不能完全地客體化，因為任何客觀的知識宣稱要被理解，其本身必需具備背景預設，這種反思之先驗性、超越性的層次充份顯示出客體化、表徵化世界的限制。泰勒遂借用加達瑪的視域融合概念來說明社會科學的詮釋邏輯，與自然科學的邏輯大異其趣。他更抨擊行為主義過度簡化人類的行為，竟將價值和實踐分離，導致價值和行動在具體生活經驗中的關聯性遭受排拒。泰勒更明確地批評原子式個人主義者的信念，也拒斥工具理性。泰勒因此提倡善的客觀性，強調人們與其道德經驗，從而建構其道德實在論。泰勒的政治理論則係挑戰現代以普遍主義為基礎的憲政民主制度之合理性，其批駁當代程序式的自由主義者對個人自主性之錯誤理解，並提出本真肯認之理論。從宗教、經濟、政治與道德等多元角度，泰勒爬梳西方現代性的源流，就中探討宗教在俗世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它竟成為政治認同的關鍵。他也追尋現代社會想像如何崛起，預視多元現代性的到臨。面對俗世時代人類處境，泰勒則導正孤傲人文主義之偏頗，企圖拯救大眾虛空無聊的生活。最後，本文對泰勒的理論在道德視域、政治哲學及現代性加以檢討，並以臺灣經驗的反省作結，期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效。

本論文在第一章指出本文問題意識與研究動機、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等說明。在第二章，本文回顧Arrow是最早提出資訊不對稱的概念，其後學者關注資訊對組織的影響。首先，回饋相關的代理人理論的文獻、代理人理論應用的種類、代理人理論與民營拖吊業者在我國的相關研究。在第三章，則是分析本文的重點為代理人理論的起源、代理人理論的代理關係分析以及代理人理論中的資訊不對稱與道德危機的問題、並進一步探討代理人理論在公私部門之間應用的辯證關係，以便可以將代理人運用於公部門之中。 探討完第三章之後，本文更指出契約分析才是代理人理論要探討的重點。因此，本文在第四章特別探討到代理人理論以契約為核心的問題一完全契約與不完全契約對代理人的影響。此外，以契約為關係的民營化與政府外包所造成的影響對於委託人與代理人的影響又為何?然而，契約一旦委託外包之後，與契約的績效衡量便產生了一種關係。在這樣的關係之下，政府作為契約者之一又需要具有什麼樣的態度？ 之後，在第五章，本文將分析台北市拖吊個案與代理人理論的關鍵核心一道德危機對委託人與代理人的影響運用在台北市拖吊個案來說明。在第六章結論，本文將針對代理人理論的關鍵核心一道德危機運用在台北市拖吊個案中的研究發現，並提出理論反思與後續研究建議。 檢視台北市政府的拖吊個案後，本研究發現：1、建立雙方的「信任」關係，並將對方視為「伙伴」：是否落入「圖利廠商」的困境？2、道德危機的起點：回歸遊戲規則一法規面；3、監督機制與道德危機的關鍵點：員警的態度；4、台北市民的支持與否；5、契約內容並未隨著時間變遷而定期檢討。此外，本文並認為代理人理論乃有其缺失，須補充之內容以及提出本文三項後續研究建議－組織的官僚體制(bureaucracy)、公共政策民營化理論中的契約外包(contracting out)、國會中行政與立法的互動關係。 關鍵詞：拖吊業者、代理人理論、契約理論、契約外包、道德危機、資訊不對稱

德富蘇峰於文久三年(1863)生於熊本，追溯他的思想源流，可知其受到橫井實學黨與基督教影響極深，而它們分別代表傳統儒家與近代洋學。儘管蘇峰受到橫井小楠思想強烈的影響，但是他卻不遺餘力地否認、排除自身的儒教思想。因此，可發現蘇峰對西洋自由主義的憧憬，與他強烈批判「儒教主義」的意圖合而為一。 本文以德富蘇峰的「自由」論為主題，其初期著作《自由、道德、及儒教主義》(明治十七年)為基本史料。在此著作中，蘇峰論述了自由為何、道德為何、自由與道德之關係等問題。因此，筆者擬藉由分析《自由、道德、及儒教主義》之論述，試圖闡明蘇峰如何藉由抨擊「儒教主義」攝取西洋自由論；而在日本文明開化與追求對外獨立發展的時代，蘇峰也富有強烈的國家主義(Nationalism)色彩。再者，此書付梓的明治十七年，時值自由民權運動趨於沒落，明治政府亦在十四年政變後，著手進行反動的儒教主義教育。蘇峰於是在此背景下展開他的「自由」論，因此其「自由」論擁有重視「政治自由」的特質。本文將考察蘇峰是以何種觀點詮釋、攝取啓蒙主義和自由民權運動的自由論，進而形成自己獨特的「自由」論。 藉由分析《自由、道德、及儒教主義》一書，可理解蘇峰的「自由」論是以批判「儒教主義」為主，並欲創造出具備「盡職分」的新道德之「平民」。在闡明西洋自由論和日本自由論之後，可發現此點既是蘇峰「自由」論的最大特質。 / TokutomiSoho was born in Kumamoto in the third year of Bunkyu. His thoughts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YOKOI JITSUGAKU PARTY(橫井實學黨)and Christianity. Although h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YokoiShonan(橫井小楠), TokutomiSoho actually had spared no effort to deny “Confucianism”. Therefore, his longing for Western liberalism was integrated with the animadvertion of “Confucianism”. This thesis based on TokutomiSoho’s early essay －“Liberty, Moral, and Confucianism”, will focus on his thoughts on“Liberty”. In the essay, he discussed “what is Liberty, what is Moral,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ose two”. Thus, by analyzing the “Liberty, Moral, and Confucianism” , I’d like to examine the ‘Liberty’ in early TokutomiSoho’s thoughts and how he absorbed Western liberalism with the criticism of “Confucianism”. Also, during the ages of Japan’s Civilization and Enlightenment(文明開化) and its regaining independence, TokutomiSoho’s thoughts somehow contained Nationalism in the early stage. The essay aforementioned was written in the seventeenth year of Meiji, given the background that Japan’s Freedom and People’s Rights Movement(自由民權運動) tended to declin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ts government embarked on reactionary education of Confucianism after the cope in the fourteenth year of Meiji ,consequently his thoughts on ‘Liberty’ contain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political liberty’. This thesis examines how TokutomiSoho interpreted, and assimilated ‘Liberty’ from Enlightenment(啓蒙主義) and Freedom and People’s Rights Movement, and further, formed his own thoughts on ‘Liberty’. By analyzing the “Liberty, Moral, and Confucianism”, I cleared that TokutomiSoho’s ‘Liberty’ is mainly developed under his criticism of “Confucianism”. His intention was to cultivate ‘people’ (平民) by new moral, that is , ‘exertion of the duty’. After expounding Western liberalism and Japanese liberalism, the idea that new moral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Liberty’ in TokutomiSoho’s thoughts and is also the restriction of that can be found.

台灣近年來由於現代經濟發展的結果，致使消費爭議問題日趨複雜，其中以消費者與生產者間因資訊不對稱而衍生的消費問題與爭議更為嚴重。本文首先探討消費者主義及資訊不對稱的相關理論；其次，就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之消費者保護運動的演進及重要消費者保護議題作整理與歸納分析； 並針對台灣消費爭議事件進行現況分析，分析結果發現：國內近年來消費爭議問題可歸類為「金融保險」、「旅遊」、「運輸通訊」、「購屋」及「食品」等六類，並就每一爭議類型逐項分析資訊不對稱所衍生的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等市場失靈現象及問題、政府介入市場經濟之必要性，以及提出爭議解決之可行性因應對策，用以督促政府機關能充分扮演「資訊平衡」的角色，期能縮小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的資訊不對稱現象，使台灣消費者保護工作能更順利、有效地推動，達成落實保護消費者權益的目標。

本文以一貫道這個源自中國的救度宗教傳統，傳到台灣發展的歷程，以及其所展現的宗教思想與實踐，著重於組織發展、教義與倫理、以及宗教與政治社會脈絡的對話，並透過梳理這個過程，成為進一步理解一貫道宗教實踐特色的基礎。一貫道曾在台灣曾遭禁三十餘載（1951-1987），但其信仰並未熄滅，在戒嚴與遭禁的情境下生存下來，發展至今成為頗具規模的宗教。在遭禁下與解禁後的發展，一貫道的宗教實踐有越趨儒教化、強調道德教化的趨勢，本文認為這個取向是特定歷史過程與文化脈絡交織下的產物，並伴隨著政治機會結構而逐漸浮現。因此本文以「道德政治」（moral politics）作為觀察一貫道宗教實踐的顯微鏡，試圖掌握一貫道實踐中道德的策略性與展演性，看到信眾如何透過詮釋道德、運用道德符號與實踐道德的方法，達到延續宗教組織、獲得宗教實踐的正當性、擴大宗教社群、推廣一貫道的宗教品牌等效果。本研究主要以一貫道的一個分支基礎忠恕為主要案例，同時參考不同組線分支的案例，以期本研究有更寬廣的視野。 / The task of the thesis is trying to interpret and analyze the praxis of a salvationist religion I-Kuan-Tao (一貫道, also written as ‘Yiguandao’) in Taiwan which originates from China and inherits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Sectarianism”, and concentrat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Kuan-Tao’s religious organization, doctrine and ethics, and dialogue with the context of the political society. I-Kuan-Tao had been prohibited by Kuomintang from 1951 to 1987, but the belief continued growing under the banned situation and Martial Law, and developed into a thrived religion after it gained legal status. The praxis of I-Kuan-Tao orientates Confucianism and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moral, which is a product of characteristic historical process, cultural contexts, and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The thesis develops the concept “moral politics” to describe the performance and strategy of moral in religious praxis of I-Kuan-Tao. I consider that “moral” as a maneuverable symbolic capital which further helps us to comprehen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se factors. Therefore, it will demonstrate how believers maintain and reproduce I-Kuan-Tao community, gain the legitimacy of religious praxis, promote the brand of religion and subsequently utilize their agency. The thesis focuses on Jichu Zhongshu(基礎忠恕) branch as the main case, and also compares with other branches for a broader view.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上，乃主要以法史學的觀點來加以闡述，何謂法史學呢？日本法制史學者林毅提出四項要件： 1．需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重視史料的價值。 2．不單只是事實的呈現，還得能歸納出原理原則來才行。 3．必須與歷史的發展法則相結合，配合歷史的發展提出客觀的解釋。 4．必須面對價值觀的問題提出說明。 準此，本論文在方法論上，便以法史學為主軸，輛以法社會學以及比較法學之方式來加以開展，且為避免就與倫理觀念有關的條款一一加以研究，會發生蕪蔓龐雜的窘境，因此將範圍限縮在針對孝道觀念的演變方面加以研究。 為達到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的法史學要求，因此在第二章中，首先運用語言詮釋學的方式，將遠古典籍中「孝」的意義蒐羅後列表為一探討，以分析孝的原始意義以及儒家對其意義的轉化與改進，再則蒐集歷代相關法律規定以及實際案例等史料，以便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並以簡要評析的方式試圖達到林毅教授的法史學其他三項要求：原則之歸納、配合歷史進展而為客觀解釋、說明其價值觀之演變。 在此章中，特別著重比較「忠」與「孝」的觀念之關係，從先秦的「孝先於忘口，一直到董仲舒實際建立三綱五常觀念後「忠等於孝」，以及魏晉的回歸先秦之「孝先於忠」思想，而後又演變成「移孝作忠」的「忠先於孝」之歷史價值觀演變之考察。 至於在案例蒐集方面，則詳今而略古，是以案例蒐集上，獨以清朝案例為多，將秋讞輯要相關案例一併予以收集，但為避免與其他朝代相較篇幅過長，因此未及於刑案匯覽的部分，先說明如上。 而因為傳統中華法系大部分是立基在身份等差的倫理價值觀上，就孝道的價值觀念而言，少見巨幅波動及改變，因此第二章中主要是側重在史料之整理分析，而在第三章的地方，由於西方與東方文化的激烈碰撞，因此價值觀念也有了改變，其幅度之大，可說是曠古未有，因此援引清末維新思想家王韜、郭嵩燾、譚嗣同、康有為等人之言論，以見人們思想之轉化於一斑，並輔以清末變法中針對倫理性條款的爭議、江庸的回憶，以及張之洞的論點等等，乃至於進入民國後時而激進（如民初吳虞、陳獨秀的反孝言論）、時而保守（如民國三十八年時之唐君毅），以及改良的言論（如梁漱溟、梁啟超），更有本持改良立場而晚年轉趨保守者（如董康），因此第三章中，將著重對價值觀念改變之提出說明，並輔以修法史料之蒐集，以滿足法史學之上述需求。 在第四章中本於史料蒐集應詳近而略遠的態度，因此對於民國以還歷年之案例，就能力所及，配合條文修正輔以相關案例，並試圖加以解釋說明，附上近年殺尊親屬罪的案例加以檢討分析，並對於變法修律當時法典編纂者之立場、嗣後我國學者對於殺尊親屬罪的立法理由意見，本於法史學之角度加以說明，以期達到法史學「配合歷史的發展提出客觀的解釋」的要求。 循著法史學觀點的一貫理路，在基於相類似的情況可以為相類似的比較之想法下，我們在第五章試圖探討日本的殺尊親屬罪的存廢之爭，先從靜態法令變遷以及思想背景、價值觀念為一說明，再則根據動態的案例實情以及因而引發的學術論爭，為一簡單整理，再則於第六章中綜合前述，提出結論來。

本論文以台灣與韓國國中道德教育課程標準與現行教科書為主要論點。研究重要結論如下： 一、從課程標準之沿革看國中道德教育之目標，兩國均重視培養學生的道德觀念及民族意識，其背景理念同為儒家思想與現代市民倫理。 台灣自民國五十七(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以來歷經四次的課程標準修訂，其初以道德教育為主的「公民與道德」教學，從民國七十二年的課程標準之後，則強調未來公民須知的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及文化之知識教育。民國八十三(1994)年公佈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裡，表明國中階段的教育目的的培養，而缺乏價值判斷能力之培養。 韓國自 1954 年第一次教育課程以來經歷了六次的修訂，其教學重點仍以生活擴展理論做為準則，基本上以個人、社會、國家及反共、統一為主題。 1992 年所公佈的現行第六次教育課程則區分為個人生活；家庭、鄰居、學校生活；社會生活；國家、民族生活等四個範圍，其特點以強化禮節教育試圖維持社會秩序。道德科從 1973 年正式成為獨立一門學科之後，一直保持學校教育中的首要科目，並扮演民主市民教育、價值觀教育、統一教育。近年來社會各層面時常發生價值衝突現象，因此道德價科書中以多引述兩難困境培養學生的判斷能力。從以上的論述，可知韓國的道德教育也含蓄公民教育。 二、國中道德教育教科書方面： 1.台灣公民教育與道德教育合併為一科，故教科書之名稱為『公民與道德』，韓國則將『道德』獨立成為一學科，而以『社會』科負責公民知識教育。 2.教科書之編輯重點，台灣以教育、社會、法律、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為教學重點，按各主題編一冊，共六冊，故每冊章與章間相互關聯，自成體系。韓國則以個人生活、家庭‧鄰里‧學校生活、社會生活、國家‧民族生活等分四大範圍，各學年應用一本，因而各學年間，課本的內容有系統的編排。 3.課文中道德內涵的呈現，台灣雖比以往減少然而還是以引用孫中山和蔣中正的話語占得多。韓國則以現實生活中常遇到的具體實例和故事來顯示。 三、未來發展趨勢：現行課程標準係預備二十一世紀而設計的，因此兩國均重視人性化、本土化、世界化的精神，加強鄉土教育和世界觀教育。隨著社會變遷兩性平等逐漸實現，因此兩性教育也被受注目。 道德教育途徑的多樣化，突出反映在德目主義和全面主義相結合。像台灣與韓國雖然有獨立的一門學科，然而亦重視「潛在課程」及環境薰陶。其餘教學方法上，運用多樣的教學法來補救傳統注入德目教條式教學的弊端。

全民健保已於民國83年3月1日起正式開辦，其為社會保險的一種，和以往公、勞保等的社會保險，最大的不同處有二：一是將全民皆納入保險的體系中。以往的社會保險只針對特定群體承保，如公務員的公保、勞工的勞保。二是採行部分負擔制度。以往的社會保險除了掛號費外，被保險人幾乎不用再繳交其他的費用。因此，本篇論文即針對這兩個主要的不同處，做一番理論性的探討與實證上的研究。 　　在理論探討方面，是說明政府為何要介入全民健保，其與道德危險的關係如何。所採用的模型為Rothchild與Stiglitz在1976年所提出之競爭性市場下保險配置的模型，並由代表性個人擴充到兩類高低風險不同的被保險人。在實證研究方面，所利用的數據，主要是來自公、勞保的醫療費用支出的數據，再輔以必要的資料，如人口總數，各年齡層的人口分佈及醫療費用的比例，而資料為最近十年間的數據。其方法為先利用公、勞保醫療費用支出的金額，計算出平均一個人可能的醫療費用支出，再透過各年齡層對醫療資源需求不同的程度與人口數，估算出可能的總醫療費用支出，然後再利用先前估算出的數字，求出政府方面所可能節省的醫療費用支出，以及社會福利損失所可能減少的金額。 　　本論文的結論認為，全民健保中的部分負擔制度，確實能發揮抑制道德危險的效果，不論是在政府的醫療費用支出方面，或是整個社會支出的變動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有不錯的改善情形。但在長期趨勢預估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醫療費用支出的成長會大於保費收入的增加，若不提早因應與改善規劃，全民健保也有可能會出現入不敷出的情形。因此，全民健保仍有努力與改善的必要。

資訊不對稱為經濟普遍存在之現象，舉凡勞動市場、保險市場與借貸信用市場皆會發生類似主問題。而本文將就資訊不對稱下之借貸信用市場討論效率問題。 　　眾所皆知，當借貸市場存在資訊不對稱時會發生二大問題：道德危險、逆選擇問題，又因此三大問題會導致貸款者對特定契約之供給減少使借貸市場發生超額需求產生信用分配之現象。故可知，市場均衡因資訊不對稱現象之存在可能無法滿足柏拉圖最適。因此本文將借用四個理論模型說明：借貸信用市場之效率問題。 　　理論模型一：逆選擇下之借貸市場效率一最適放款利率與擔保品之決定 　　理論模型二：逆選擇下之借貸市場效率一最適投資水準之決定 　　理論模型三：逆選擇與道德危險下之信用分配效率 　　理論模型四：償還機率訊息不對稱下之資金配置與金融崩潰 　　透過此四個理論模型之分析可歸納出以下之結論： 　　1.借貸市場存在穩定均衡且均衡滿足市場效率時，政府無須干預借貸市場。 　　2.借貸市場存在穩定均衡且無信用分配現象但均衡未滿足市場效率時，政府就應採行自由放任之態度，透過金融中介機構之借貸行為達成社會效率。 　　3.借貸市場存在穩定均衡且存在信用分配現象但均衡未滿足市場效率時，政府就應採行交叉補貼政策干預市場，但並非所有的干預政策皆能使借貸市場之效率提升，其中尤以“補貼低品質借貸契約”之政策為最佳方案，但因為此政策須政府能夠完全區分借款者之品質型態才可採行，因此，若政府無法加以區分借款者之品質型態時，僅好退而求其次採行次佳方案“信用保証政策”。 　　4.借貸市場若不存在均衡，發生金融性崩潰時，政府應擔任最後貸款者之角色，干預借貸市場以降低私人部間之風險。

本研究以調節焦點理論為基礎，企圖於綠色風潮盛行的環保社會中，將此理論應用於綠色廣告中，旨在探討消費者之目標導向與廣告中綠色產品所傳達的利益訴求訊息間一致匹配與否，是否也如此理論應用於一般產品廣告中，將使消費者對廣告中產品的評價產生影響，並且也探討消費者預期性消費罪惡感喚起程度及人格特質的不同，是否也會影響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評價，最後以個人道德標準為衡量指標，探討其高低程度是否會使消費者的目標導向與廣告利益訴求訊息匹配時，較不匹配時所產生較好的產品評價受到影響。 　　本研究採用實驗法，為一次性實驗，實驗中共分為八個情境之問卷，即2（受測者的預期性消費罪惡感：有、無）X2（受測者的兩種目標導向：促進焦點導向、預防焦點導向）X2（廣告所傳遞的兩種產品利益：促進焦點利益訴求、預防焦點利益訴求）。 　　結果發現調節焦點理論所強調的消費者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利益匹配時，會較不匹配時對該廣告產品產生較好評價的概念，於綠色廣告的溝通應用中，也能發揮同樣的效果。在消費者預期性消費罪惡感喚醒程度與個人人格特質方面，首先在預期性消費罪惡感的部分，相較無預期性消費罪惡感喚醒的情況，消費者於預期性消費罪惡感喚醒時，能產生較佳的品牌態度；其次在個人人格特質方面，相較消費者為外控人格特質的情況，消費者屬於內控人格特質時，能產生較佳的品牌態度；最後在個人道德標準程度對調節焦點匹配與否所帶來影響的部分，廣告訊息所傳達的利益與消費者調節焦點導向匹配時，其品牌態度及購買意願優於不匹配時的差異程度，於消費者具高個人道德標準的情況較低個人道德標準的情況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