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於九十一年底提出「行政法人」的概念，並於九十二年四月擬具「行政法人法」草案並送請立法院審議，截至目前，我國僅有一個行政法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於九十三年三月一日正式掛牌運作，其餘行政法人尚未完成立法程序。各界對於此一制度有諸多的批評與探討。 我國行政法人制度是參考了英國、日本，甚至是德國的制度，事實上它是一個政策學習的過程。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身為我國第一個的行政法人，其年度經營績效及運作成果，除作為中心次一年度經費核撥的參考依據外，更是未來我國是否繼續推動行政法人，以及全民是否支持的重要關鍵因素。為了讓這個政策學習化過程能夠順遂，凝聚共識，實有必要研析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行政法人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或是規劃不盡合宜之處，俾使此一制度的落實更臻完備。 本論文試圖參考國內外學者文獻之方式，並參酌相關法令規定，從公共行政的觀點，來瞭解推動行政法人背後的基本理念，參考英國、日本目前推動法人化的經驗，探討我國第一個行政法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運作機制，以及瞭解發現目前運作窒礙或規劃不盡合宜之處，並試圖找出未來可以改進或修正相關作法。

近年來天災人禍橫行，企業因而被迫中斷營業，造成極大的營業損失，若能由保險分散此些風險，將卸下企業的重擔。 但我國營業中斷保險並不發達，研究文獻甚為缺乏，本文以美國判決為觀察對象，試圖解構營業中斷保險可能發生的法律問題。 本文簡略介紹營業中斷保險歷史背景後，先就當事人、保險標的、保險金額與保險價額、保險利益、有形損害、營業中斷的意義等議題探討。再就因果關係、承保範圍以及損害防阻行為等爭議分析論述。 本文亦介紹國外一些特別之營業中斷保險保險單，期有助於未來新型保險單的引進與開發。

資訊科技已被世界各國視為追求經濟發展的萬靈丹，發展網際網路更是當代邁向資訊化社會，提升國家競爭力相當重要的一環，中國大陸也正積極投入這股浪潮之中。截至二００六年底，中國大陸網路用戶數量已經高達一億三千七百萬人，穩居全球第二位，僅次於美國。在中國政府的大力推動下，中國發展成為全球上網人數最多的國家指日可待，隨著上網人數比例日增，資訊社會日漸成型，中國大陸網際網路發展所呈現之樣貌，將是觀察其政經發展模式之重要切入點。 由於網際網路普遍被認為具有「去中心化」的特性，各連線節點皆可以為中心，就此延伸之，網路世界彷彿平等自由的平台，不存在中心與邊陲。本文從發展社會學理論的觀點出發，以「中心—邊陲」模式為核心，探討被視為促成中國跨越式發展重要契機的網際網路與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中心—邊陲」模式是過去發展研究學者在探究第三世界國家發展困境時所發展出來的概念，中心與邊陲間的最大差距是政治經濟優位程度，而形成二者差距的原因在於中心對邊陲的剝削、支配乃至於殖民的不平等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大陸網際網路發展模式不但沒有出現「去中心化」的現象，反而呈現高度集中在東部、沿海、已婚、男性、高中以上教育程度、年輕世代的發展趨勢。就區域而言，中國大陸網際網路發展與改革開放的不均衡發展趨勢高度相關。網際網路非能獨立於實體世界而發展，在中國大陸區域間基礎條件不均衡發展的前提下，可以預見，除非國家力量足以促成全面均衡的發展，否則未來中國大陸各地的網路發展仍將呈現明顯的落差，中國大陸網際網路發展的「中心—邊陲」現象短期內將難以改變。

中國總體經濟成長快速，物流業規模逐漸擴大，尤其加入WTO之後，對物流業的需求不只是量的增加，更需要質的提升。在金流及物流長久以來皆由國家所掌控下，中國官方終於釋放出第一張民營的物流中心牌照，由中外合資於東北地區成立S保稅物流中心。在全方位物流的定位下，S保稅物流中心不論在地理位置或未來的發展上皆占有舉足輕重之角色。藉由本研究瞭解S保稅物流中心在中國東北的佈局及發展，不僅可以窺探當前中國官方在物流產業上的規劃及建設，更可以深入瞭解中國政策環境及東北目前的開發情況，並凸顯中國東北區位的重要性，有助於未來有意朝大陸發展的企業更加掌握中國大陸地區於物流市場的潛在商機及市場。 / With the grow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domestic market for logistics is getting bigger than ever. Especially after China became a member of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what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the logistic industry is the quality enhancement. Since banking and logistic industries have long time been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a bonded logistic center invested both officially and privately in Shenyang, which is one of the capitals in north-east of China, is no doubt a big step forward. This paper focuses on studying into the set-up of Shenyang Bonded Logistic Center and describing the current conditions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Several logistic centers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study a lot of information is organized in the hope of offering a good reference for those who are seeking an opportunity in logistic operations in China. Some sugges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rther studies are provided as well in the end of this paper.

1978年，中國大陸採取改革開放政策後，經濟發展、現代化成為國家的首要目標，它對國家利益的考量不再偏重意識型態的對立，而是以經濟發展為目標導向。冷戰結束後，蘇聯的瓦解使得原本緊張對峙的兩極體系趨於緩和，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外交行為也越來越豐富，多邊外交也成為其近年來的外交策略，如東南亞國協加一（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Plus 1，簡稱ASEAN+1）、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APEC）、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簡稱SCO）等等。在這些不同的區域、議題領域上都可見到中國大陸參與的身影。 而中國採行多邊外交的目的為何？本文將以新自由制度主義對於合作的觀點，看中國發展多邊外交的目的與行為。本文將說明中國多邊外交的轉折並說明中國發展多邊外交的原因，接著說明中國在非發展多邊外交之動機，並以中非合作論壇作為中國多邊外交在非洲實踐的重要案例，最後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特點檢視中非合作論壇。 其研究發現，中國透過多邊外交與非洲國家交往主要用以追求市場、政治、經濟等國家利益考量為主，雖然中國與非洲國家交往看似與美、歐等國存在利益衝突，但至今大體上中國與美、歐等國皆透過三邊會談方式避免可能造成之衝突。而就以新自由制度主義檢視中國多邊外交行為可以發現，雖然中國在追求國家利益同時，也盡量符合非洲國家利益；中國與非洲國家合作也隨著論壇的舉辦更加深化。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採行多邊外交行動是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為框架，卻具有現實主義考量與建構主義之內涵；中國在採行多邊外交時，亦輔以雙邊外交；除此之外，並透過多邊外交拓展與各國間之合作領域。未來，中國仍是國際政治中重要之行為者，其如何透過多邊外交策略、特徵達到其影響力與獲得實際效用，仍是觀察中國國際行為與對國際政治影響力的重要面向。

本研究透過文獻研究法，利用文獻、理論、法令及實務見解，進行對中國、越南及台灣間的總體經濟、銀行及中小企業之台商比較分析後瞭解。中小企業是台灣經濟發展中之重大關键要素。然受國際品牌廠商要求、或因生產成本提高，不再具有國際比較利益、或為就近需求市場、或因衛星生產體系的遷移而外移。 企業經營五要素─產、銷、人、發、財等五項中，資金是企業經營重大原素，一如血液之於人體般的不可或缺；研究顯示，中小企業經營多以家族型態經營，會計制度偏向規避稅賦，財務依賴少數股東。當其向銀行舉借資金時，則受限1.經營規模不大2.擔保不足、欠缺被認可之保證人3.資訊不透明(會計制度不健全，報表為節稅而粉飾)等因素；銀行在評估授信案件，本質上必須把資產安全列為第一優先考量。近年來，受國際金融監理規範日趨嚴格、國內監管法令、及銀行內部風控要求影響，銀行經營授信業務成本是日益增高。台灣銀行業朝大型、金控化發展、業務轉向是趨勢。原照顧中小企業為主的中小企業銀行，也紛紛改制成商業銀行，使中小企業授信管道更形縮減。銀行有其金融中介角色的使命，但中小企業者經營管理上必須透明，否則在金融環境巨幅變遷下，未來企業向銀行舉借資金，勢必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本文以「臺灣總督府→地方菁英→地方社會」所構成的統治三層結構作為論述架構，主要以殖民政權、地方菁英與地方社會政治結構之間的關係，以及地方菁英對於殖民政權具有現代性意義之政策的協力與對抗等兩大議題，作為論述主軸。前者以地方菁英的整編與社會階層流動作為探討面向，分就日治初期的參事、街庄長（1910年以前）與區長，以及1920年地方行政組織變革後的協議會員與街庄長進行論述。後者以臺灣總督府、地方菁英與地方社會的互動與影響作為探討對象，分就日治初期臺中地區鼠疫大流行與1920年「準」地方自治制度實行進行闡述。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統制力量尚無法完全落實於地方社會，而必須倚賴固有地方社會菁英的協力，因此，日治初期的參事、街庄長與區長均由臺籍地方菁英擔綱，負責就地方事務應地方行政長官的諮問而答詢，以及協助執行地方行政事務，使殖民政權能夠順利統治地方社會，同時，也使得原有的地方社會領導階層的權力結構。1920年臺灣總督府頒佈新「地方官官制」，全面改革地方行政組織，實行地方自治制度，打破以往地方諮詢與基層行政機關由臺籍菁英壟斷的情況，使在臺日籍菁英獲得參與殖民地地方行政事務的權力，並且在日籍菁英人數逐年增加的情況下，臺灣總督府的統制力量也逐漸滲透到地方社會，造成原本的地方政治權力產生變動，同時，也使得地方政治場域成為日、臺籍菁英互相競爭、合作的空間。 以往的殖民地研究，大都認為在殖民地體制下，被殖民者只能被動地被迫接受殖民政權的統治政策與方針，但是根據近代衛生的傳遞與地方自治的實行兩個事例所示，地方菁英對於殖民政權具有現代性意義的政策或方針，擁有選擇協力或抵抗的權力。但殖民者是否接受地方菁英的建言，則仍屬於臺灣總督府的權力，而這也是被殖民者在面對殖民政權時，無可奈何的一面。

中國兩會(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與中國基督教協會)因為是隸屬於中共管轄的愛國宗教團體，必須直接面對中共的宗教意識型態、中共宗教政策、中共宗教事務當局等，因此必定會受制於中共一定程度的宰制與影響，這是中國兩會必須面對的「政治性」層面。然，中國兩會就性質而言是屬於教會的，勢必會推動各項有利於宣教發展的教務工作，以達成上帝的託付。中國兩會不希望完全被中共宰制，所以兩者關係不會是單一的零合關係，而是對立、合作、妥協等複雜關係，這是中國兩會必須面對的「宗教性」層面。 筆者從「兩會與政府關係」、「兩會的宗旨與神學變遷」、「兩會與家庭教會關係」、「兩會與信徒關係」、「兩會與海外教會關係」等五層面來分析，並縱貫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就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兩會雖須受限於無神論中共一定程度的宰制，但畢竟環境與時代愈趨開放，中國兩會的自我認知、方向、功能都隨之調整，五十年代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發展已顯著不同。在此錯縱複雜的關係中，兩會的企圖與目標就是「如何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中，不斷地增強兩會的宗教自主性」。 關鍵詞：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丁光訓、宗教自主性、三自原則(自傳、自治、自養)

數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對於儒家主義的文化價值產生巨變。不似四十年前的革命，當時共產黨欲拔除儒道深植的價值，孔夫子成為國家反革命的代表形象。相反的，近年來黨內開始重塑孔夫子的地位，藉由每年慶祝孔子誕辰，立孔子像以彰顯他的貢獻，塑造成中國偉大的聖人。這大膽假設過去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意識形態可能在改變，產生共鳴的對象從馬克思主義蛻變成儒家主義。另外一說：中國共產黨意圖採用普世的儒家價值來合理化其作為。因此我們應如何看待這個黨與過去其眼中的「魔」共舞？黨對於儒家主義的真正意圖為合？本文研究重點將解釋以上問題。 首先，本文將透過理論去探討儒家主義如何合理化政治行為。接著將透過重要的歷史背景因素證明一開始的中國共產黨對儒家主義的深惡痛絕。其後將透過第一手的文件和歷史文獻佐證在1980年代儒家主義復甦以後，黨轉變為尋找與大眾價值的共識──與儒家主義共存的立場。儒家主義的再次興起帶來了民族尊嚴，進而使黨更容易透過國家主義統一整個國家。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也試著傳播精心塑造的儒家主義，去蕪存菁的挑選出最利於黨的儒家元素架構。後段將提到中國共產黨如何選擇性的篩選儒家主義元素來支持獨裁統治，向國際營造中國穩定社會的形象；而非摒棄過去基本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卻選擇西化。最後駁斥某些立場：如中國共產黨正準備脫離現下的基本意識進而靠攏儒家主義。 因此，儘管過去中國共產黨批評儒家主義是製造階級化的淵藪，但現在卻一步步採用同樣思想，合理化獨裁統治。這種五十步笑百步的行為，挑選了利於黨的儒家元素，將存在中國兩千年的儒家主義的這甕舊酒，裝到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這個新瓶裡。 /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ttitude towards the most profound determina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 Confucianism – changed significantly. Not even 40 years ago, Confucius was represented as an anti-revolutionary enemy of the state, while the party tried to root out every sprout of Confucianism amongst the population. Contrarily, nowadays, the party seems to have re-instated Confucius to the position of ‘great Chinese sage’, for which it organizes his annual birthday parties, raises statues for him and praises his contributions to humanity. This leads some observers to the bold conclusion that the party might even be prepared to change its ideological basis from Marxism – which lost its resonance amongst the population anyways – to Confucianism. Others disagree, and argue that the party is just widening its legitimacy basis in a populist way by using all kinds of means, amongst which Confucianism. Thus, how should we assess the party’s dance with the former devil? What is actually the party’s plan with Confucianism? Giving an answer to the latter question i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First of all, as most authors relate this phenomenon to the party’s quest for political legitimacy, a basic theoretical overview will be given, showing possible causality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Secondly, the most essent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will be provided in order to explain why the party was initially so malicious towards Confucianism. Subsequently, based on literature, and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primary sources, it will be argued that the party, after witnessing a popular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in the 1980s, on the one hand sought consensus with the population by co-opting this revival – a revival which led to national pride, enabling the party to capitalize on its nationalist legacy as unifier of the country – while it on the other hand tried to channel this development into a meticulously constructed form of Confucianism – by selecting some elements and discarding others – that would benefit the party. The latter refers to a fragmented version of Confucianism which supports authoritarian rule, enhances social stability, shows a gentler face of China to the outside world, presents an attractive cultural alternative to Westernization, but - most importantly - doesn’t present an ideological alternative to Marxism. The latter refutes the claim that the CCP is preparing to depart from its current ideological base towards Confucianism. Concluding,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party previously vigorously blamed Confucianism for having facilitated the subjugation of the population, it now more or less uses Confucianism in a similar manner. The pot seems to have called the kettle black. Therefore, the role of Confucianism in the CCP’s legitimacy strategy is old wine – symbolizing the way in which dynastical China has used a selection of Confucian teachings to enhance its authoritarian rule for two millennia – in a new socialist bottle.

當投資環境發生變化時, 某些企業便會出現移動現象, 尤其受到全球整體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下, 企業營運的快速因應更是重要。 中國自1979年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歷經將近40年的發展，中國藉由低廉的勞動人力帶動經濟高度成長，吸引了全球各國目光，紛紛到中國投資。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優勢不再，整體營運成本上升，政府要求企業產業轉型升級等，對台商在經營上產生很大的影響。而許多資料也指出，在面臨中國整體運營成本上升時，不少台商選擇到具備低廉勞動力成本和人口紅利優勢的東南亞國家進行投資設廠。 本研究結合企業成長理論、資源基礎理論，並配合區位選擇理論和生產力工資理論，探討台商在大陸經營成長過程中，面對中國投資環境改變，對於區位選擇的策略影響。期望藉由本研究提供未來台商在區位選擇上的參考。透過個案公司的深入訪談，本研究發現台灣中小企業受限於企業規模及營運資金規模，加上大環境是連動、相互影響的複雜動態系統，許多決策是多面向且多變的，因此台商在思考區位選擇時，除了首重關注勞動成本，也需考量目標市場及產業特性和其他因素的影響。 / When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changes, some enterprises will experience a transformational phenomenon,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that business operations rapidly change in response to such influences. After nearly 40 years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Deng Xiaoping promoted an economic revolution in order to help the economy in 1979, now China become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high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as driven by low labor force and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from all of the world and started to invest. After the advantage of labor cost gradually disappear, the overall operation cost increase, and the government ask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or enterprises, these factors brought a large burden on business operation. And many information also pointed out that many Taiwanes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choose to invest and relocate the factory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hich have cheaper labor force and demographic dividend advantage when they face the constrains in China. This study uses business growth, resource-based, location select and productivity wage as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discuss Taiwanes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growth process in China, the impact of location select strategy when their fac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changes in China.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Taiwanese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location selection.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 with case companie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aiwanes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re limited by the size of enterprise itself and the scale of operation capital, in addition, the environment is the complex dynamic system with linkage, complex and interaction. Many decisions ought to be made by cogitating in the short term and long term, in addition, the labor cost is the priority when Taiwanese enterprises select the location, but also consider the target market,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and other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