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有關台灣中小企業的[新創]概念與實行蓬勃發展，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嶄新驅動力。從零開始的創業打拼過程，再再充分展現我國創業者的活力與韌性，更代表了島國台灣的強大不服輸的精神。世界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演變，使創業模式更加多元化，然而面對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經貿競爭環境，使得創業的挑戰更勝以往，尤其是中小企業要如何生存以及如何以小搏大，而能夠立足台灣放眼國際 ? 已是創新與創業最不可忽略的關鍵因素之一。 創新與創業是經濟進步的重要動力一環，若要激發創新與創業的能量與速度，則與創業所在地的經濟環境息息相關。現有國內的新創事業似乎多著眼於"產品"方面的創新，較少發展出市場經營"模式"的創新。學生相信這與台灣過去以製造業為主之特殊的產業型態有很大的關係，但未來若新創事業能夠多朝向[服務業多元化]、[產品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等新興產業的模式，更需要的是對於市場、服務的創新。因此，本論文希望重商業模式的探討與新創服務業之個案研究，來探討服務業的商業模式與價值創造等議題，應有助於瞭解此一現象，並提供參考。 如何做到最成功最賺錢的”小企業”。 理論上這一個小企業通常是結合較低的開銷和啟動成本再加上特殊專業的技能和十足的運氣。以下本文所討論到的新創產業故事， 將深入剖析固中成功元素的關鍵 。 由於日益全球化和自由化的經濟大環境，使得21世紀的商業市場變得更具競爭性以及透明性。 再加上競爭威脅的經濟脆弱性不斷迫使小型商業 機構要加速垂直整合或合併以便提高自身的能力、效率和競爭力。 另外我們將討論到小企業如何在競爭的環境裡突破，那麼他們在經營的策略上可能必須要有何種[創新能力]以及[破壞力] ? ,唯有強大的[破壞力]才能夠在大型競爭對手環伺的情況下突圍並且迅速在極短的時間內攻城掠地。 中小型企業在經營的時候多半偏向於只思考如何跟平行的同業競爭而忽略了自己真正能夠生存的最重要條件 : 應該是思考在客戶面前的 "最佳被利用價值" ?! 也唯有提供客戶不同於競爭對手的更佳"被利用價值" 藉由客戶的提攜以及賞識才能夠讓新創或者小型企業迅速的成就交易，如果能夠不斷的站在客戶的立場提供專屬於每一個客戶需要的服務，那麼在一次一次的交易之後自然而然新創企業的地位與重要性迅速的被提升，最後至於同行之間的競爭問題也無需再多做過份的擔憂。 最後本論文的重點裡面也會討論到如何將本業創新經營的模式直接引用到其他行業、品項的可行性 ? 假使轉移性高且能夠得到成功 ,那麼表示這一個經營模式是可以被大部分的行業所利用 ,對一個生活在丸爾小島的台灣的我們而言 ,我們一直缺乏各式天然資源 ,因此如果能夠在世界產業鏈裡利用特殊的新創服務來介入國際貿易 ,並爭取到較好的收入 ,想必更值得讀者們參考與沈思。

Au sortir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les Coréens représentaient la première communauté étrangère au Japon. Beaucoup d’entre eux y subissait des discriminations et vivaient dans la précarité, voire dans l’indigence. Dans la deuxième moitié des années 1950, alors que les dirigeants nord-Coréens se proposaient de les accueillir, le rapatriement en Corée du Nord représenta pour nombre de ces Coréens l’espoir d’un avenir meilleur. De 1959 à 1984, plus de 93000 personnes – dont environs 2000 Japonaises mariées à des Coréens – gagnèrent le Nord du 38e parallèle. Toutefois, le gouvernement japonais, confronté dès 1974 aux demandes des familles de ces Japonaises, tenta d’obtenir des informations sur leur sort et leur retour au Japon. Le présent travail établit une cartographie des acteurs impliqués dans le processus décisionnel autour des rapatriements vers la Corée du Nord, mais également dans les négociations touchant à la question de ces femmes japonaises. Plus particulièrement, cette étude met en lumière le rôle d’ « acteurs subsidiaires » – notamment la Société de la Croix-Rouge du Japon et les parlementaires nationaux – intervenant là où les marges de manœuvre du gouvernement sont restreintes en l’absence de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officielles entre le Japon et la Corée du Nord. Cette contrainte institutionnelle a eu pour conséquence l’investissement des champs d’action traditionnellement dévolus a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négociation, protection de ses nationaux à l’étranger, renseignement) par ces « acteurs subsidiaires » dont l’analyse permet d’établir une image à la fois plus complète et moins stato-Centrée de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u Japon. /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Koreans constituted the main foreign community in Japan. Many of them were subjected to discrimination, and lived precariously or even in abject poverty. From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50s, when North Korean leaders were welcoming them and guaranteeing them decent living conditions, repatriation to North Korea represented hope for a better future for many of these Koreans. Between 1959 and 1984, more than 93,000 people – of whom 2,000 were Japanese women married to Koreans – arrived at the 38th Parallel North. Nevertheles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confronted by requests from the families of these Japanese women from 1974, tried to obtain information on their whereabouts, and asked for their return to Japan. The present work establishes a mapping of the actors implicated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concerning repatriation operations to North Korea, but also in the negotiations retated to the Japanese women. More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role of the “subsidiary actors” – of which the Japanese Red Cross and national parliaments are the most prominent – those that intervened where the government’s margins for manoeuvring were narrow in the absence of official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North Korea. This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 led to an investment in fields of action that had traditionally been relegated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negotiation, protection of nationals abroad, intelligence, etc.) by these “subsidiary actors”, and a subsequent analysis of these actors provided both a more complete and less state-Centred image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本研究題目為「公營事業民營化與就業安全之保障∼以中國石油公司為研究對象」。內容安排：第一章緒論所提為本研究之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內容、研究方向與研究範圍與限制。第二章為公營事業民營化之探討，以市場經濟觀點論公營事業民營化，對公營事業民營化做分析。也討論工會對民營化之看法，由工會對民營化之影響力及對民營化之主張、中國石油公司民營化前之措施意見，進而討論第三條路的公營事業民營化，對知識經濟，終生學習與政府提供照顧作一說明。第三章民營化員工之就業安全，在介紹就業安全之三大支柱及實施方式。同時，對國外、內成功、失敗案例介紹。以及對員工就業安全職業能力開發內容作介紹。第四章以中國石油公司為案例，探討中國石油公司在民營化前準備進行民營化之措施和對員工就業安全所採取之決策，以及員工與工會所認為應加強之措施說明。第五章本研究之結論認為公營事業民營化執行之目的在發揮市場機能、提昇事業經營效率。但是，若不實施民營化也可達成前二目的，只要政府給予真正分層授權負責，落實自由化、市場機能之實質目標。建議政府對公營事業民營化員工就業安全之保障要依法落實推動，員工才不會反對民營化，民營化目標才能達成。

明基電通創立於1984年，至今僅17年左右；但是至2000年為止．其營業額已達48，627百萬元，成為一橫跨電腦、光電、通信、消費性電子之公司，為國內第22大之製造公司，並隱然已有集團之雛形。其中最具關鍵性的決策是大陸蘇州廠的設立；將需要大量人力的鍵盤及低階監視器移往蘇州生產，進而造成規模經濟的優勢，強化了本身的競爭力。而這亮麗的成績背後是一連串的策略使然，「善觀情勢、善用資源」是其成功的最好描述。現明基之策略是優先想運用大陸廣大的資源（市場、人才、製造），將自己躋身為其有全球性自有品牌的全球企業，這樣的發展歷程是有趣的。故本研究即是希望透這對明基個案的深入探討，以吳思華所提的策略構面與競技場為理論基礎(民89)，實地觀察本土企業經營的策略邏輯，藉以了解在這變化快速的環境中，企業如何以適當的動態策略作為，主動因應環境需求，以持續地建構競爭優勢．可作為往後其他本土性企業發展的參考。 綜合本研究之結果，對於明基電通的動態經營策略有更清楚的了解．以下為研究發現： 一、明基公司動態策略之演進。 (一)、藉曲跨地生產建立經濟規模，培養規模管理的能力，成為「全球運籌體系」之一員 (二)、以電腦週邊設備的生d產厚植實力，並以此延伸到不同產品的生產，從OEM走向ODM與OBM，增加附加價值。 (三)、運用股票上市累積雄厚財務資源，快速建構企業版圖（產品及市場的開拓），朝集團化發展。 二、明基公司不同策略構面問策略作為的配合。 (一)、以核心資源（研發實力強，商品化能力佳）作為營運範疇的後盾，將公司導入優勢競爭的領域。 (二)、以核心資源建構企業能耐，並藉著一連串的策略出擊，建構企業競爭的事業網路。 (三)、國際大廠的代工之合約來自核心能力，大廠的合約又強化範疇的擴張。 三、明基公司在不同競技場中之動態位移。 (一)、以OEM策略，帶動OBM之成長（採「價值」跟隨、「效率」獲利，來強化企業的「結構地位」）。 (二)、以規模經濟強化競爭力，並進入新的營運範疇，建立持續的競爭優勢（即藉由「價值一效率」競技場發揮累積企業的核心能耐）。 (三)、企業體系建構完整、競爭實力強 （「實力」有助於「體系」的建立，「體系」有助於「實力」的強化）。 四、明基公司赴大陸蘇州設廠行動之策略意義。 (一)、對三構面之影響。 1．營運範疇擴大 2．建立核心資源 3．事業網路強化 (二)、對競技場之影響。 1．以效率強化企業的價值 2．以能耐創造結構地位 3．以實力厚植體系 (三)、對台灣明基未來策略定位之影響。 五、明基公司如何以台灣累積的能耐，加上運用大陸之優勢，成為全球性企業之策略展開。 (一)、核心競爭力快速複製，縮短學習曲線（「能耐」的充分發揮可增強企業的「實力」）。 (二)、善用當地資源、結合當地人才（強化核心能耐、擴展企業「實力」，增加企業的競爭力）。 (三)、中國大陸是通路之角色，不單純是生產據點（營運範疇調整，強化企業「結構地位」，增進事業網路的建立）。 (四)、以大陸市場腹地，加上台灣的管理與研發經驗，建構自有品牌作為全球品牌的起點。 六、領導人因應時勢持續明快的決策是影響企業發展的關鍵。 七、明□的競爭優勢，是企業活動往價值高的地方移動，落實了往微笑曲線的兩端發展。 故建議: 1．明基應善用自身的優勢，繼續以量產及研發保持與國際委託代工大廠之良好關係。是否應在既有的產品線上，繼續更擴大規模，至世界數一數二之地位，以達成生產、成本及技術之優勢（如建興光碟機，2001年已達世界第二，僅次於三星，台積電代工為世界第一）。而得以在產業中享有領導廠商之龍頭地位，並可在業界建立起「捨我其誰」之代工優勢，則國際委託代工大廠就不得不來合作。 2．對自有品牌的建構，應務實地與大陸當地業者（如聯想、方正．…等）進行策略聯盟，以其長處之行銷及人才優勢，結合本身的量產及研發優勢，共同推展大中華之品牌（即競合的觀念），以對抗全球性品牌，如此在戰線的補給線長度及資源對抗才不易挫敗。

將公營事業民營化已非口號而已，它已成為許多國家既定的政策之一，我國也不例外。鐵路交通運輸事業亦屬公營事業之一環，為改善台灣鐵路的經營效率低落與服務品質欠佳及財務狀況不良等問題，將其民營化似乎是唯一途徑。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探討台鐵為何必須民營化、如何民營化及其方式；另外並以事後回溯研究之方法舉出已民營化十餘年的日本國鐵為例，概略說明其民營化之經過，且也對其做了一番檢視，俾作為台鐵民營化時的參考，於探討台鐵民營化相關課題時，先就其組織與人事、營運策略、財務狀況等三方面說明台鐵目前所面臨的經營困境，進而導入其民營化之課題，最後並說明改善經營困境之作法，以為其後之民營化鋪路。 本文所獲之主要結論如下： 一、 以不完整財產權的觀點，「民營化」與「私有化」是兩個不同的名詞，兩者間係本質上之差異，亦即以公營事業所有權的移轉與否為區分。 二、 改善公營事業的財務狀況應是民營化的目的之一，非其原因，公營事業的盈虧狀況無關乎是否將其移轉民營的問題。 三、 民營化後的日本國鐵並未達成改善原國鐵財務虧損之目的，其主要原因應為（一）舊有債務未歸零；（二）經營安定基金成效尚待斟酌；（三）私有化方式欠妥。 四、 台鐵應可考慮採車路分離之方式民營化，將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並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組織之調整及其公司化；第二階段為將鐵路公司之營運項目透過特許權授與之方式移交給民間經營，政府仍保有其所有權，由鐵路公司擁有經營權，各司所職，以明權責。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前言與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3 第四節 本文架構……………………………………………………………… 3 第二章 文獻回顧…………………………………………………………………4 第三章 理論基礎……………………………………………………………… 8 第一節 民營化之意義………………………………………………………… 8 第二節 公營事業與民營化………………………………………………… 19 第三節 民營化之方式……………………………………………………… 25 第四節 公用事業與公營事業……………………………………………… 35 本章註釋……………………………………………………………………… 37 第四章 國外實例：日本國鐵之民營化…………………………………… 39 第一節 引言………………………………………………………………… 39 第二節 日本國鐵民營化之經過…………………………………………… 41 第三節 檢視日本國鐵之民營化…………………………………………… 50 本章註釋……………………………………………………………………… 59 第五章 實務檢討：台灣鐵路之民營化…………………………………… 61 第一節 台鐵經營現況分析………………………………………………… 62 第二節 台鐵民營化之主客觀優勢………………………………………… 99 第三節 台鐵的車路分離……………………………………………………106 第四節 台鐵經營困境之改進………………………………………………113 第五節 本章結語……………………………………………………………121 本章註釋………………………………………………………………………123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126 參考文獻………………………………………………………………………… 129

都市交通問題一直是現今政府亟欲解決的問題，政府的都市交通建設，也攸關人民的權益與生活。台北市近年來交通急遽惡化，交通工具及建設已不堪負荷，而市民在交通壅塞所損失的社會成本更是不計其數。值此背景，便產生對交通運輸工具的強烈需求，而大眾捷運系統由於其運量大且速度快的特點便成為政府解決交通問題的一帖良方，也成為我國六年國 建中重要的交通運輸建設。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的良窳，實決定於其營運組織的經營是否良好具有績效。在這個政府財政緊縮而經濟不景氣的年代，如何降低成本並增進生產力以提供良好的營運品質與便利的運輸服務，乃是系統營運的重心，更是對營運組織的一大挑戰。而植基於民營化理念下的營運組織設計便成為政府因應環境時勢的有效策略，亦是我國目前 採用並汲於發展的模式。 民營化政策的發展，乃是近數十年來經濟自由化理念下的一個鮮明趨勢，亦是各國公部門改革運動的有力工具。而各國捷運營運組織採行民營化政策的主要目的，即是希望經此體制與經營理念的變革，來提升捷運系統的營運效率，進而能提供良質的運輸服務以裨益民生。縱然各國政府所採行的捷運營運組織民營化政策隨著生態差異而 有所不同，但以民營化的工具來追求產業活絡化的目標卻是相當一致。而這種活絡產業與追求經營績效的持續革新作為，正是民營化政策核心精神之所在。 大體而言，本論文研究的主要理念，即是結合捷運營運組織民營化政策的理論與實務，循而發展出理論、實務與兩者之比較評析等三大層次。理論層次即探討捷運營運組織民營化的理念、組織型態、經營方 式以及我國所採用[經營自主型捷運公司]之理論依據與組織設計；實務層次即以台北捷運公司為研究案例，探討該公司的運作現狀與民營化方案之發展，以及政府的相關作為；進而在理論基礎與實務現況的了解釐清後，依據理論規範來評析我國捷運營運組織的民營化政策，並提出筆者的省思與意見。

美國的租稅正義公民會社(Citizens for Tax Jusitce)在一九八五年發表一篇震撼美國政府、企業界與學術界的研究報告，文章中指出美國最大約兩百五十家大企業中，有半數以上，在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當中 ，至少有一年未納一毛錢的聯邦所得稅，或者甚至收到聯邦的退稅款。這篇報告引起美國財經學者與會計學者對公司租稅負擔的熱烈探討，亦對美國國會通過一九八六年租稅改革法案(the Tax Reform Act of 1986)取消投資扣抵、擴大稅基並加強最低稅負(alternative minimum tax)之稽徵有重要的影響。 　　本文之主要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我國上市公司之營利事業所得稅負擔，是否受到企業規模、產業別以及稅制變化之影響。本研究使用我國教育部電子計算機中心提供之「台灣股票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資料庫」，取出自民國七十三年到民國八十一年連續九年間，相同八十家上市公司所構成之縱查資料（longitudinal data或panel data），利用二元固定影響模型(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等方法進行分析，發現上市公司之規模越大有效稅率越低（租稅負擔越低），顯示較大的上市公司可能運用較大的政治力量來減輕其租稅負擔，此結果代表用租稅來反映政治成本的政治成本假說(political cost hypothesis)不適用於我國的上市公司。在財務會計的研究上，經常以政治成本假說為基礎來解釋經理人員為何採用可降低當期盈餘的會計方法，亦即假設政治成本假說為正確，則企業規模愈大，愈容易受到政治上的監督（例如稅捐單位的嚴格審查），其政治成本愈大，為了避免這種政治成本，規模愈大約企業愈可能採用降低當期盈餘的會計方法。但是由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同租稅來表示政治成本的政治成本假說在我國並不成立，因此，未來有關之研究，在解釋我國公司規模對會計方法之選擇的影響時，不能直接從政治成本假說的觀點來解釋。 　　本文亦參考國外有關文獻，將我國與美國上市公司同期間(1986~1989)的租稅負擔加以比較，發現我國上市公司的有效稅率低於美國，但其主要原因為我國上市公司有虧損所引起。 　　本文另外亦使用產業的虛擬變數來分析不同產業是否有不同的租稅負擔，檢定結果顯示產業別對租稅負擔有顯著的影響。最後，本文比較民國七十五年營所稅自30%降為25%與實施加值稅前後，公司租稅負擔的變化情形，發現七十五年稅制變動後，規模愈大之上市公司須繳愈多的營利事業所得稅。 / A 1985 study by Citizens for Tax Justice examined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 burden of 250 largest U.S. corporations. They found that almost half of the largest corporations paid absolutely nothing in federal income taxes, or received tax rebates, in at least one of the four years from 1981 to 1984.This thesis intends to examine the income tax burden of public companies in Taiwan. In particular, the thesis investigates whether firm size, specific industry and tax system change will affect the income tax burden of public (listed) corporations. Financial statement data of the public corporation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Econometric Programm- ing System (EPS) data base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main sample consists of eighty corporations that appear in all nine years over the 1984-1992 period. 　　To control for individual company and time heterogeneity and reduce omitted variable bias, fixed effects models are employed in this study. Using a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larger the corporation's size the lower the effective tax rate (the lower the corporation's tax burden). It indicates that larger corporations may have more political power to reduce their tax burden. The finding suggests that political cost hypothesis is not justified in Taiwan's public corporation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effective tax rates. 　　This thesis also analyzes whether tax burden varies across industri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a corporation's tax burden is related to the industry in which the corporation operates. Finall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hanges of corporation's tax burden pre and post 1986 when the highest statutory business income tax rate was reduced from 30 percent to 25 percent and the value-added tax was adopted in the same year.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after the tax system change in 1986, large corporations paid more business income taxes.

觀光事業素有無煙囪工業之稱，自政府於民國四十八年全力推動發展以來 ，來華觀光旅客人數即不斷地成長，此對促進國民外交與增加政府的外匯 收入上有莫大的幫助。觀光旅客人數的多寡，直接影響本地觀光業者與政 府相關單位對觀光業軟硬體設施的投資，像是觀光旅館的興建、導遊人員 的培訓以及整體策略的規劃。不當的評估或不正確的需求預測，都將導致 大量觀光資源的閒置或浪費。本研究計劃主要應用簡算法、時間趨勢模式 、時間序列模式、計量經濟模式，尋找並建立來華觀光旅客長短期需求預 測模式，並針對總體或各主要市場的需求，利用各種模式評估準則提出一 最佳預測模式，以供政府相關單位與觀光業者作為往後政策釐定以及投資 計劃擬定時的參考。

營運和六萬多員工權益補償, 而民營化為政府既定政策, 以及不可避免的趨勢。本研究乃針對員工對民營化後權益補償之認知; 而此應得認知與與實際補償之認知之間差距, 會影響人們之工作態度或行為改變。這些態度如工作滿足以及動機行為如離職、缺勤和故意遲到、早退等行為, 一直為組織行為學者所興趣研究之問題, 因此本研究冀望在理論及實証上, 能有所貢獻。本研究針對正進行民營化之中華工程公司之正式員工( 約2260人)進行隨機系統抽樣之問卷調查, 得到有效問卷 144份, 並以相關分析以及複迴歸等統計方法, 而所得主要結論如下: 1.年資、教育程度、內外控人格與應得認知之間無顯著之相關。 2.年資、教育程度與認知差距為無顯著相關,內外控人格與認知差距之間有顯著之負相關。 3.年資、內外控人格與總缺勤數呈顯著負相關,而教育程度與總缺勤數足呈顯著正相關。 4.年資、教育程度、內外控人格雖與總缺勤數呈相關,但三者不能以配對及整體之一組作預測。 5.年資、內外控人格與總缺勤數成負相關, 教育程度與總缺勤數成正相關 , 即此結論與學者對此三項變項與工作滿足之關係之研究結果相符合。 6.工作角色清楚性各構面中, 工作內容及工作進度對應得認知有顯著正相關; 工作職掌、工作內容及工作進度皆與實得認知及重要性有顯著正相關; 整體而言, 工作角色清楚性與應得認知、實得認知及重要性之間呈顯著正相關。 7.工作進度之清楚性與認知差距呈顯著正相關。 8.長期雇用制度認同各構面, 皆與實得認知呈顯著正相關。 9.以實得認知而言, 工作角色清楚性對實得認知之解釋力略低於長期雇用制度認同之解釋力, 而長期雇用制度認同之構面「提供教育訓練機會」有顯著之影響。 10.認知差距之構面─退休制度、休假、員工入股與請事假日數有顯著正相關。 11.因公撫卹之認知差距與請病假日數為顯著負相關; 而退休制度之認知差距與請病假日數為顯著正相關。 12.職位與認知差距有顯著正相關。

本研究旨在藉由Brandenburge & Nalebuff (1995)的『價值網絡』(Value Net)模型來探討企業之新創事業如何在所屬的『價值網絡』中，依其策略性定位採取與同一網絡中的其他價值競逐者或合作或競爭的合縱連橫，以遂行其為事業創造顧客價值之目的。 企業在其所屬事業的『價值網絡』中，或藉由靈活地調整自身策略定位，或藉由提昇自己的附加價值、壓抑對手的附加價值，或藉由改變競爭規則、競爭範疇等，以形塑其事業的競爭優勢。 研究發現，新創事業即使在『價值網絡』中具有相對於其它競爭者更不對稱的優勢，若無法為事業創造高於所投入成本的價值，並將所獲得的價值價格化，則所具備的是不具價值的優勢。亦即，新創事業若無獲利能力，則再好的事業構想、再好的商業模式，也無助於新創事業的超越失敗。 企業對於已難以超越失敗的新創事業之進退所採取的策略選擇，固然會受到客觀的退出障礙及理性的策略性考量影響；但，企業對於所屬事業前景的主觀看法及經營者的心理素質更會左右對事業殘局的評估及其因應策略的選擇。 經營具充滿不確定性風險的新創事業並非參加一場僅是一次行動的比賽。因此，企業除了要熟稔其事業在『價值網絡』的定位、靈活運用各項要素以遂行其創造顧客價值的優勢外；對於不如預期之新創事業，更應理性地面對事實及客觀地評估與選擇或進或退之策略，避免因無謂的資源消耗而陷入僵局；也避色因陷入僵局而使得企業失却其它再興的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