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第二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 第二章　旅遊契約之意義與性質 第一節　旅遊契約之當事人 一、旅遊營業人 二、旅客 第二節　當事人之主給付義務 一、旅遊營業人應提供旅客旅遊服務 ＊＊問題：旅遊契約之整體性有何實益？ 旅遊營業人提供之旅遊服務應具整體性，惟其有何實益，現分述如下： 1.未包括「安排旅程」之整體旅遊服務 　　依第五百十四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旅遊營業人所提供之整體旅遊服務若未包括「安排旅程」時，則非屬旅遊契約。 　　【本文見解】對此，實有檢討之餘地，理由如下：第一，旅客之所以訂立旅遊契約，無非冀求獲得一「包辦旅遊」（組合旅遊），至於「安排旅程」應非旅客非冀求不可之給付，例如在學生所舉辦之畢業旅行中，旅程幾乎係學生自行安排，而旅遊營業人應負責給付的是包含運送、膳宿、代辦護照、出入國境及簽證手續等整體服務，惟依第五百十四條之一規定，該類契約並非旅遊契約，此種區分方式頗令人質疑；第二，當初第五百十四條之一立法時，何以規定「安排旅程」係契約要素，立法理由全無說明，其正當性更令人質疑；第三，德國民法第651條ａ第1項及1970年布魯塞爾旅遊契約國際公約第1條第2項關於旅遊契約定義之規定，亦無要求「安排旅程」為要素。職是，若旅遊營業人提供整體旅遊服務，而旅客支付旅遊費用時，即應屬旅遊契約，從而有關不具備「安排旅程」該服務之契約，應可類推適用第五百十四條之一以下之規定。 2.旅遊營業人負有組織之義務 基於旅遊給付之整體性，旅遊營業人應負有組織義務，亦即旅遊營業人應妥善安排使各項服務銜接順利，並具有其所應有之舒適性，否則其給付之履行即不能謂無瑕疵。 3.整體旅遊給付之瑕疵 因為旅遊給付具有整體性，所以其中一項服務有瑕疵時，可能會導致其他服務亦發生瑕疵，此時，應認整體旅遊給付均有瑕疵。抑有進者，因為整體旅遊給付均有瑕疵，則關於旅客得主張之費用減少權及損害賠償請求權，計算數額時，即應考慮之，換言之，旅客可能得主張減少全部之旅遊費用，抑或請求全部旅遊給付有瑕疵時之損害賠償。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八十八年訴字第二九四三號判決謂：「…因司機迷路致未依原訂計劃參觀景點之損害部分：行程第二天舊金山市區觀光，因司機迷路，未及參觀卡斯楚街、金門公園、中國城等景點，已如前述，而上開景點占預定參觀景點之七分之三，此觀原告提出行前說明會資料即明，則原告本於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規定及旅遊契約第二十條約定，自得請求被告賠償損害。又團費固包含來回機票在內，而非全數支付於當地之旅遊費用，然就旅遊團而言，來回機票之價值實乃附麗於旅遊當地之行程，故就原告所受損害，殊不宜扣除來回飛機票價而為計算，是則，原告主張按每日團費四千九百元，計算本項損害為每人二千八百元（4,900元×4/7=2,800元），即無不合。…」關於本案損害賠償額度之計算，本文有兩點意見：第一，因為旅遊給付具有整體性，所以機票之價值與旅遊費用間其實密不可分，計算損害賠償額度時，不應將該機票價值予以扣除，否則即明顯忽視旅遊給付「整體性」之特色，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之見解應予贊同；第二，關於旅程安排之部分，台灣台北地方法院顯然未考量旅遊給付「整體性」之特色，蓋已進行之行程對於旅客而言，可能毫無利益可言，例如旅客在舊金山僅到過Shopping Mall，卻未參觀卡斯楚街，易言之，不僅應考慮「量」的問題，且應注意「質」的因素。 ＊＊問題：非旅遊營業人者偶而舉辦之旅遊，是否屬於旅遊契約？ 　　依第五百十四條之一規定，旅遊營業人須以提供旅客旅遊服務為營業，若僅有意偶而地提供旅客旅遊服務，而不以之為營業者，縱令係以營利為目的，亦非民法上旅遊契約所稱之旅遊營業人，同理，該類契約亦非民法之旅遊契約。 【本文見解】提供旅客整體旅遊服務而收取旅遊費用之人，雖非旅遊營業人，該類契約亦非旅遊契約，然而，該類契約應可類推適用第五百十四條之一至第五百十四條之十二等規定，理由如下：第一，旅客之所以訂立旅遊契約，無非冀求獲得一「包辦旅遊」（組合旅遊），如此可以安心享受休閒，反之，他方當事人目的在取賺取旅遊費用，至於「營業」該問題應非雙方當事人所要求，例如在報社偶而舉辦之旅遊，應仍屬旅遊契約，惟依第五百十四條之一規定，該類契約並非旅遊契約，此種區分方式頗令人質疑；第二，提供旅客整體旅遊服務之人是否係「營業」該問題，所影響的應該是認定該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程度，而非旅遊契約之成立與否；第三，德國民法第651條ａ第1項及1970年布魯塞爾旅遊契約國際公約第1條第2項關於旅遊契約定義之規定，亦無要求「營業」為要素，我國民法第五百十四條之一何以作不同之規定，令人難以索解。職是，本文以為，若當事人一方提供整體旅遊服務，而他方支付旅遊費用時，即應屬旅遊契約，從而有關不具備「營業」之契約，應可類推適用第五百十四條之一以下之規定。 　　法務部(89)法律字第018896號解釋謂：「…凡以為旅客安排旅程 (必要之服務) 及提供交通、膳宿、導遊或其他有關之旅遊服務並以收取旅遊費用 (營利) 為目的之事業，始為本條所規範之旅遊營業人…」法務部該見解直接認定不具備「營業」該要件之契約即非旅遊契約，顯未考量類推適用之可能性。 　　又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台上字第二六八八號判決謂：「…被上訴人為農會，非旅行業者，上訴人雖繳交住宿費四百元，惟此無非係藉被上訴人以團體名義統籌繳交予旅館業者，並非上訴人支付予被上訴人之報酬。上訴人為被上訴人所屬家政班班員，其參加此次活動深知被上訴人本身無車輛可提供交通運送，須洽由交通公司為之，依當時之事實，兩造契約之真意，應係該活動所需費用除上訴人自負住宿費外，餘由被上訴人贈與上訴人，並由上訴人委任被上訴人辦理食、住、行及行程之安排、導覽諸事宜，雙方成立者為贈與與委任之混合契約。…」最高法院之所以判決農會無須就運送之部分負債務不履行責任，其理由有二，第一，農會非旅行業；第二，農會並非自行提供旅遊服務，而係為旅客處理接洽旅遊服務該事務，所成立者係委任契約，又因旅客未支付報酬，故為無償之委任契約，而農會既已盡到無償受任人所應盡之義務，即無須負債務不履行責任。本文以為，有關最高法院第二個理由，應予贊同，蓋依民法第九十八條之規定，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本案中旅客與農會所約定之契約並非由農會以自己責任提供旅遊服務，應屬「旅遊代辦契約」，亦即委任契約，是以農會無須就旅遊服務本身負責，僅須就其事務之處理負責。然而，關於第一個理由，實有商確之餘地，蓋旅行業可能未以自己責任提供旅遊服務，而僅代辦旅遊服務，反之，非旅遊營業人亦可能以自己責任提供旅遊服務，此時，該契約可類推適用旅遊契約之規定，是以農會與旅客之約定究係旅遊契約或旅遊代辦契約，此與其是否為旅行業並無關係。 二、旅客應支付旅遊費用 ＊＊問題：當事人未約定時，旅客應於何時應支付旅遊費用？ 　　旅遊費用之支付時期，當事人若未約定，應類推適用第五百零五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亦即於旅遊完成時支付，惟實務上，當事人通常多會約定於旅遊開始前給付，例如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範本第五條（旅遊費用）規定：「旅遊費用：甲方（旅客）應依下列約定繳付：一、簽訂本契約時，甲方應繳付新台幣　　　　　元。二、其餘款項於出發前三日或說明會時繳清。除經雙方同意並增訂其他協議事項於本契約第三十六條，乙方不得以任何名義要求增加旅遊費用。」契約約定旅客先支付旅遊費用，自會使旅客處於不利之地位，例如：喪失同時履行抗辯權（第二百六十四條參照）；旅客被迫為原告，且依以原就被原則，若無合意管轄之約定，旅客須至旅遊營業人之營業所所在地進行訴訟；於旅遊營業人無支付能力時，亦難以獲償。 　　【本文見解】旅客先支付旅遊費用雖有上述不利之情形，惟未可認已達違反誠信原則之程度，理由如下：第一，第五百零五條係任意規定，雙方當事人得就報酬之給付時期及數額等，另為約定；第二，旅客原本之所以得後付旅遊費用，目的係在擔保旅遊營業人為整體旅遊給付，然而，其實法律已提供保證金、強制責任保險及強制履約保險作為旅客債權之擔保，是以無須再強調旅遊費用之後付。發展觀光條例第三十條規定：「經營旅行業者，應依規定繳納保證金；其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金額調整時，原已核准設立之旅行業亦適用之（第一項）。旅客對旅行業者，因旅遊糾紛所生之債權，對前項保證金有優先受償之權（第二項）。旅行業未依規定繳足保證金，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廢止其旅行業執照（第三項）。」旅客對於旅遊營業人有債權時，尤其是主張損害賠償責任時，得就保證金優先受償；第三，旅遊營業人為確保有關旅遊之服務可即時獲得，常須預先支付費用予給付提供人；第四，依社會常情論，旅遊營業人於旅遊完成後收取費用，經常有相當之困難；第五，德國民法第651條k第4項規定，旅遊營業人提供之擔保具有取代旅遊費用後付之作用，此可供我國解釋旅遊費用支付時期該問題之參考。 　　然而，為減低旅客之風險，除上開保證金之制度外，應儘可符合下述條件：旅遊須確定可成行，例如無因旅客人數不足而解除契約之約款；旅客於支付旅遊費用時，應可同時取得機票及船票，以利直接對於給付提供人請求；定金外之餘款，於啟程前之短期內，旅遊營業人始得請求。 　　 第三節　旅遊契約之法律性質 一、各家學說及實務見解之介紹 二、本文見解 ＊＊問題：混合契約說主張，第五百十四條之一以下規定不足時，旅遊契約應視情形類推適用不同契約之規定。該說法是否妥當？ 　　本文以為，旅遊契約之法律性質應係承攬契約，而非混合契約，尤其是在民法「旅遊」一節之規定施行後，更應認其係屬承攬契約，現說明主要之理由如下：第一，關於旅遊契約之法律性質，眾說紛紜，其中一因素係對於契約標的認識之不同，有認給付期待權之買賣、締約機會之買賣、旅程規劃之勞務、旅程規劃事務之處理、旅遊服務之媒介、旅遊權利之移轉及旅遊服務之仲介等，職是，為解決旅遊契約法律性質該問題，應由契約之標的加以著手。經查旅客之所以訂立旅遊契約，其目的無非在於藉由旅遊營業人整體旅遊服務之提供，進而享受休閒之樂趣，亦即由旅遊營業人將旅程安排、運送、膳宿及參觀節目等服務作一整體規劃，再由旅客支付旅遊費用而享受該等服務，此應為旅客、旅遊營業人及社會之共識。抑有進者，旅遊服務有瑕疵等情事時，旅客亦會直接以旅遊營業人作為尋求救濟之對象，而非實際提供給付之運送人、旅店主人或餐館主人等，蓋旅客對渠等給付提供人可謂毫不相識，是以旅遊營業人係以自己之責任提供整體旅遊服務，給付提供人僅係其履行輔助人，而非由他人提供。簡言之，旅遊契約之標的係旅遊營業人以自己名義及責任提供旅遊服務，而旅客支付費用，從而給付期待權之買賣、締約機會之買賣、旅程規劃之勞務、旅程規劃事務之處理、旅遊服務之媒介、旅遊權利之移轉及旅遊服務之仲介等說法，認旅遊服務係由旅遊營業人以外之給付提供人所為，不僅不符合旅遊契約之標的，且不足保護旅客之權益，明顯有其不妥之處。第二，按旅遊營業人之給付，雖然包括安排旅程、請領護照、辦理簽證、安排交通工具、預定住宿餐飲、帶領旅行參觀等服務，含有買賣、僱傭、承攬及委任等性質，惟當事人係側重旅遊營業人為旅客完成整體旅遊服務，而旅客支付旅遊費用乙節，是以承攬契約之性質可謂係旅遊契約之核心概念。抑有進者，旅遊之給付並非係各有關服務之集合而已，其各有關之服務須經組合，按預定之時序提出，易言之，旅遊契約乃係經過融合之整體給付，此等整體效果乃旅遊契約之標的，且不適於再分解還原為運送、食宿及導遊等服務分別觀察，蓋此單樣之服務對於旅客並無意義，且易使旅遊契約之要素「整體服務」受到忽略。職是，混合契約說恐有其不妥之處。第三，實務上，旅遊營業人收取之旅遊費用並非按每項旅遊服務各別計算，而係一次計酬之總費用，詳言之，旅遊營業人係就旅遊為整體之規劃提供全部之服務，其個別服務成本之漲跌與旅客無涉，旅遊營業人既收取約定之旅遊費用，則應負責使旅客圓滿完成旅遊，是旅遊契約之法律性質應為承攬契約。第四，確定契約之法律性質，應由該契約之要素加以著手解釋，並非不分要素及常素而拆解契約之所有內容，蓋如此之解釋方法，恐怕包括典型契約之所有契約均會成為混合契約，而失去確定契約法律性質之意義，職是，混合契約說恐有其不妥之處。第五，西元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以來施行之德國民法第651條a至第651條m有關旅遊契約之規定，係將其視為「類似承攬之契約」，而在德國實務及學說上，多數見解亦咸認旅遊契約乃承攬契約。我國民法第五百十四條之一至民法第五百十四條之十二有關旅遊契約之規定，係仿德國民法之例，置於承攬契約乙節之後，職故，應可認旅遊契約之法律性質為承攬契約。第六，依混合契約說，旅遊契約之法律關係應適用或類推適用相關契約之規定，惟法律關係發生於旅遊何部份，實際上易生爭議，蓋旅遊營業人之給付具有整體性之故，例如旅程中行李之失竊，究應歸於旅店主人之法定寄託責任，抑或運送人之通常事變損害賠償責任，恐會造成困擾。 第三章　旅遊營業人之義務及責任 第一節　交付旅遊文件之義務 一、不要式行為 ＊＊問題：依第五百十四條之二規定，旅遊文件僅係保全證據之方法，而非契約成立要件，然而，發展觀光條例第二十九條、旅行業管理規則第二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等是否規定旅遊契約為要式行為？ 　　（一）契約成立要件說 　　在團體觀光旅客出國旅遊契約，鑑於上開發展觀光條例及旅行業管理規則有關旅遊契約要式性之規定，其目的在明確旅遊契約之內容，以確保旅客之權益，且發行旅遊文件為旅行業之義務，自宜解為未具備上開規定之要件者，旅客得主張旅遊契約尚未成立，但旅行業者不得主張之。另有學者主張旅遊契約係要式契約，如未具備書面者，旅遊契約不成立。 （二）證據保全方法說 　　若將旅遊契約解為要式行為，非經訂立書面契約不能成立，則設有某旅客與旅行業者未訂立書面契約而事實上已隨團出國觀光，豈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其因此而衍生之問題，反而更為複雜。 （三）實務見解 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七年度上字第三六0號民事判決、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二二八八號民事判決均主張旅遊契約為不要式行為，惟未說明理由。 （四）本文見解 本文以為，不論是民法第五百十四條之二、發展觀光條例第二十九條、旅行業管理規則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或第二項，均非規定旅遊契約係要式行為，亦即旅遊文件僅為證據保全方法而已：第一，在契約成立要件說中，有學者主張，當旅遊契約不具備書面時，旅客得主張旅遊契約尚未成立，但旅行業者不得主張之，該說似無法律依據，且明顯違反第七十三條之規定，有逾越解釋論之嫌；第二，發展觀光條例第五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一、旅行業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未與旅客訂定書面契約。…」由此可知，上開發展觀光條例及旅行業管理規則等規定應僅是出於行政管理之立法目的，以行政罰制裁即可達該目的，並無須否定私法上之效力；第三，民國九十年十月三十一日修正前，發展觀光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原係規定：「前項旅遊文件經旅客同意簽章後，其契約成立。」修正後，發展觀光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旅行業辦理團體旅遊或個別旅客旅遊時，應與旅客訂定書面契約。」兩相對照下，可以發現修法時刻意刪除「契約成立」之字眼，由此可知，立法者無意將旅遊契約制定為要式行為；第四，德國民法第651條ａ第3項及1970年布魯塞爾旅遊契約國際公約第7條等規定，明文旅遊文件並非契約成立要件，可供我國解釋之參考。 　 二、旅遊廣告 第二節　附隨義務 一、旅遊營業人對於旅客發生事故之協助義務及處理義務 二、旅遊營業人對於旅客所購物品之協助義務及處理義務 三、其他附隨義務─資訊公開義務 ＊＊問題：關於旅遊營業人之資訊公開義務，我國規定有無不妥之處？ 　　旅行業管理規則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綜合、甲種旅行業經營旅客出國觀光團體旅遊業務，於團體成行前，應舉辦說明會，向旅客作必要之狀況說明。」由此可知，旅遊開始前，旅遊營業人應對旅客提供旅遊所必要之資訊並說明之，例如預防針之注射、檢疫規定、出入國境通關規定、當地風俗習慣、治安狀況、特殊法令、氣候、語言及貨幣之介紹等，必要時應為詳細之解說，使旅客得事先準備得當，圓滿完成旅遊活動。此即旅遊營業人之資訊公開義務，亦屬附隨義務。關於旅遊營業人之資訊公開義務，其實不限於旅行業管理規則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在德國法上，基於誠實信用原則，資訊公開義務大致上可分為三類：第一，旅遊廣告不得有引人錯誤之訊息；第二，訂定契約前，旅遊營業人應據實說明有關旅遊之重要事項；第三，訂定契約後旅遊營業人應交付證明文件，並應說明有關旅遊之重要資訊。關於第一點，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已有明文規定；關於第二點，則得以民法第九十二條及第二百四十五條之一作為依據；至於第三點之證明文件交付義務，我國民法第五百十四條之二亦已有明文規定，而旅遊重要資訊之說明亦有旅行業管理規則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前段之依據。由此可知，我國法律對於旅遊營業人之資訊公開義務之規範可謂良善，惟就體系而言，仍屬凌亂。對此，應可參考德國之立法例（InfVO, Verordnung ueber die Informationspflichten von Reiseveranstaltern），另外制定較有體系之法規命令，以供旅遊營業人遵循。 第三節　瑕疵擔保責任 一、我國民法第五百十四條之六及民法第五百十四條之七 ＊＊問題：若旅客訂定期限請求改善瑕疵，而旅遊營業人不為改善時，旅客可否自行改善，再請求償還改善所必要之費用？ 肯定說：民法旅遊章節雖未設有規定，但是應可類推適用民法第四百九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 否定說：旅客對於旅遊服務之瑕疵，實際上並無改善之能力，似不宜類推適用第四百九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若旅客各行其事，則倘稍有逾越其必要改善之範圍，斯為新糾紛發生之原因，自難冒予採用。 【本文見解】本文以為，應採肯定說為是：第一，旅遊契約之法律性質為承攬契約，是以應可類推適用第四百九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第二，否定說認旅客無改善能力，故不應允許其改善，然而，實際上旅客並非全無改善能力，例如旅遊營業人提供之餐廳衛生不佳，旅客決定自行外食；第三，否定說另認旅客自行改善易引起糾紛，故不宜許可之，然以該理由否定旅客權利之維護，價值判斷上顯屬可議，況旅客不自行改善，而主張減少費用、損害賠償或終止契約，亦會引起糾紛；第四，德國民法第651條c第3項前項規定，可資參照。 ＊＊問題：旅客請求改善，如改善費用所需過鉅者，旅遊營業人可否拒絕改善，又此時旅客可否自行改善，而請求償還改善所必要之費用？ 肯定說：我國民法未設明文規定，解釋上可類推適用民法第四百九十三條第三項規定。 否定說：此係德國民法第651條c第2項之規定，此規定既為我國民法所不採，自不宜以類推適用之方式加以引用。 　　【本文見解】本文以為，應採肯定說為是：第一，旅遊契約之法律性質為承攬契約，應可類推適用民法第四百九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避免造成經濟上之利益與成本失衡；第二，德國民法第651條c第2項規定：「旅遊如不具備前項之性質時，旅客得請求改善之，如因改善而須支出過鉅之費用，旅遊營業人得拒絕改善。」否定說認我國未採類似之規定，故不宜類推適用第四百九十三條第三項，然而，在立法過程中，立法者並無刻意省略之意，反而是未詳細討論之，職故，立法者應是疏漏，而非刻意省略，是以應參考德國民法第651條c第2項之規定，類推適用第四百九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 ＊＊問題：旅遊服務有整體性，若其中有部分服務發生給付不能時，係屬瑕疵抑或不能？ 甲說：在部分給付不能之情形，得同時發生瑕疵擔保責任與給付不能責任之法律效果，旅客得選擇一部分給付不能或瑕疵擔保責任行使權利。 　　乙說：若僅是給付嗣後一部不能，則其與旅遊瑕疵之規定有重疊難以區分之處，此時除了適用第二百二十五條及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二項之規定外，關於旅遊瑕疵而終止契約之部分規定應可類推適用，即旅遊業者有義務將旅客送回原出發地並負擔因此增加之費用，即使就旅遊無法繼續進行無可歸責於業者亦然。須注意者，上述情況係指旅遊整個停頓或提前中斷，若僅個別的給付在整個行程中或僅暫時的無法提出，旅遊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或約定應優先於給付一部不能之規定適用。 　　丙說：就整體來觀察，其部分給付之質之不良，或量之不足，如影響到全體旅程，就全體旅程而言，應屬瑕疵，因此給付一部之障礙，不問其為不能、遲延或不完全給付所致者，對全體行程如有影響，即屬整個旅程之瑕疵。 　　【本文見解】如果旅遊給付發生全部給付不能或全部給付遲延時，則應適用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蓋此時旅遊營業人未為旅遊給付，則難謂給付有瑕疵也，合先敘明。而旅遊給付如果發生部分給付不能、部分給付遲延或不完全給付時，則應優先適用第五百十四條之六及第五百十四條之七等規定，理由如下：第一，旅遊給付具有整體性，是以旅遊給付發生部分給付不能或部分給付遲延時，應由整體旅遊給付觀察，而不應再分解為個別之旅遊服務；第二，第五百十四條之六及第五百十四條之七係債編各論針對旅遊契約所為之特別規定，如仍可適用債編總論有關債務不履行之規定，則可能會架空旅遊契約瑕疵擔保責任之體系，例如瑕疵擔保責任為無過失責任、旅客負有請求改善之間接義務、旅遊契約之終止應符合「有難於達預期目的之情形」該要件、旅遊營業人有送旅客回原出發地之義務等等，均為債務不履行責任體系所無之規定。然而，應補充說明的是，債務不履行責任規定僅是在第五百十四條之六及第五百十四條之七有特別規定時，始不適用，至於第五百十四條之六及第五百十四條之七無特別規定時，則應仍有適用之餘地，例如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二項及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二項等規定，旅客仍得主張之。 二、德國民法第651條c至第651條f第1項之比較 第四節　旅遊時間浪費之損害賠償責任 第五節　消費者保護法之服務提供人責任 第六節　旅遊內容變更之相關問題 一、旅遊營業人之變更權 二、旅客之終止權 三、德國民法第651條J之比較 第七節　履行輔助人之相關問題 一、旅遊營業人所指定隨團服務之人 二、旅遊營業人於旅遊地所委託之旅遊營業人 三、併團 ＊＊問題：併團時，旅遊營業人依消費者保護法應負何種責任？ 　　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七年度上字第一三五號判決謂：「…復查本件旅遊服務，被上訴人乃經由與上訴人京東旅行社簽約，而參加上訴人開屏旅行社所舉辦之旅行團，是上訴人京東旅行社應係居於經銷商之地位，而銷售上訴人開屏旅行社前揭旅遊行程之服務，而此一旅遊服務之實際提供者，乃上訴人開屏旅行社，其應負企業經營者之責任，亦屬當然。上訴人開屏旅行社為系爭消費關係之企業經營者，上訴人京東旅行社居於經銷商之地位，亦未舉證以明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是依首揭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上訴人即應就被上訴人因本事件所造成之傷害，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開屏旅行社所辯：就消費者保護法之立法經過及目的、就政府主管機關、就審查委員會而言，應認旅遊服務不屬消費者保護去所稱之服務云云，尚不足取。…」 　　【本文見解】旅遊契約之法律關係可能有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惟上開判決認原來之旅遊營業人僅是經銷旅遊服務，是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負推定過失責任，而與實際提供旅遊服務之旅遊營業人依第七條規定之無過失責任有所不同，對此，似仍有商榷之餘地，蓋旅客與原來之旅遊營業人訂定契約時，雙方之真意可能係由該旅遊營業人負提供旅遊給付之責任，僅係為求成本之降低，故採用併團之方式而已，亦即該原來之旅遊營業人仍係以自己責任提供旅遊服務之企業經營者，然而法院竟未探求當事人真意，即擅自認併團之原來旅遊營業人僅為經銷之企業經營者，此恐非保護旅客權益之道。 四、轉讓 ＊＊問題：旅遊營業人轉讓旅遊契約，若未經旅客同意時，法律效果如何？ 　　旅遊契約之轉讓若未經旅客同意時，對於旅客並不發生效力，亦即旅遊營業人之主體並未變更。旅客若不知轉讓乙事，亦無從可得而知，故誤以為受讓之旅遊營業人為旅遊營業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而隨同出團時，此時，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一百六十九條之規定，旅客得主張旅遊營業人應負授權人責任，亦即受讓之旅遊營業人之旅遊給付有瑕疵時，旅遊營業人應負瑕疵擔保責任，又受讓之旅遊營業人有故意或過失時，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規定，旅遊營業人亦應負同一責任，蓋旅遊營業人既未告知轉讓乙事，又任由受讓之旅遊營業人帶團出遊，此行為與「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並無相異，況且，如此亦可避免旅客所接受之服務因無法律上原因而發生不當得利，以維護旅客之權益。 　　最高法院八十五年台上字第一七八七號民事判決曾謂：「…上訴人未經被上訴人同意，將該旅行業務轉讓予聯歐旅行社，則聯歐旅行社所為，僅立於輔助上訴人履行債務之地位，契約當事人仍係上訴人。…上訴人之契約履行使用人聯歐旅行社於收取團費後，未交付大陸接待之旅行社，且經大陸業者表示不予接待時，仍未及時交付團費，致旅客因未獲接待而自力救濟返台，損及旅客權益…被上訴人所參加者，係上訴人承辦之「大陸昆明、成都、長江三峽、黃山十五日遊」旅行團，昆明一站，係旅程之始，被上訴人甫到達昆明，即遭棄團，幾與完全未享受旅遊同。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到達昆明時，即遭棄團，不得已自費返回台灣之事實，亦不爭執。則上訴人未依其提供之行程，完成全部之給付，堪以認定。上訴人所為旅遊之一部給付（即安排被上訴人由台北搭機至香港，再轉抵昆明），對於被上訴人並無實益，從而，上訴人就契約義務之履行，乃屬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完全給付不能，被上訴人依據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為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即賠償各團員相當於團費之金額六萬八千五百元及自八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洵屬正當。…」對於上開判決，應說明者有兩點：第一，旅遊營業人轉讓旅遊契約，未經旅客同意，對於旅客不發生效力，惟此時可類推適用第一百六十九條，而認受讓之旅遊營業人為旅遊營業人之履行輔助人，上開判決雖未說明理由，惟結論與本文相同；第二，旅客之前雖有接受運送之服務，惟基於旅遊契約之整體性，該運送服務顯然無利益可言，從而應認全部給付不能，依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旅客得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上開判決雖未詳細說明理由，惟結論相同。 五、獨立之給付提供人 ＊＊問題：若實際提供服務之第三人為獨立之給付提供人，則其是否為旅遊營業人之履行輔助

企業透過併購（Merger & Acquisition）以追求外部成長，是當前全球化競爭趨勢下，企業管理不可或缺的一環。而在併購行為之中，敵意併購（Hostile Takeover）因為雙方陣營在過程中的對抗，攻防雙方所使用的手段往往遊走於法律邊緣，因此法律規範的釐清實有其必要，本文之主軸即係將研究重點置於各該法律領域與敵意併購相關聯處之討論及分析。 本論文共分為七大部分。第一部份為緒論。第二部分為敵意併購概說，首先對併購及敵意併購作一簡介，並說明敵意併購得以促成公司控制權市場的形成，為公司治理體系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外部監控手段。其次介紹三角合併及融資兼併，前者於敵意併購時，得以切割併購公司與被併公司，控制風險；敵意併購亦得以融資兼併為之，透過三角合併，將併購資金之融資負債轉移予被併公司。再者，金融業的併購法規較為特殊而嚴格，但金控轉投資及保險公司轉投資的法令規範寬嚴不一，前者嚴而後者寬，不僅獨厚旗下有保險子公司的金控而有公平性的疑慮，更使得主管機關對於金控的併購案無法有效管理，並不妥當。最後，敵意併購可能產生內線交易問題，本文加以討論，並分析中信併兆豐一案中的內線交易疑雲。 第三部分討論委託書之徵求，介紹我國法及美國法的委託書規範，並作一分析與檢討。本研究認為徵求門檻有其價值，得以減輕代理問題，避免控制權與盈餘分配請求權大幅偏離。而委託書徵求的公平性問題，包括股東名簿、紀念品發放、以及機構投資人的表決權行使問題，都有偏袒公司經營者的問題，宜予檢討改進。價購委託書方面，本文認為由於囚犯理論，經營者的公司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將因委託書收購而呈現大幅偏離，增加其掏空公司的誘因，並且收購委託書將扭曲公司控制權市場的樣貌，損害公司治理。因此現行禁止收購委託書之規範，宜予維持。 第四部分介紹公開收購及其他收購目標公司股份之法律規範。除集中市場的交易方式外，公開收購是敵意併購者收購股權的重要方式，其中強制收購制度之採行與否，學界眾說紛紜，外國立法例也各有不同。本文認為，英式強制收購將扼殺有效率的併購，對於亟需以併購強化產業競爭力的我國而言，並不妥當；而我國法下的強制收購制度實為限制短期取得大量股權的交易方式，為他國立法例所無，卻巧妙地在不過分阻礙併購的前提下，使所有股東得以平等分享控制權溢價，有其可取之處。 第五部分為介紹多樣化的反收購策略。首先介紹美國實務上多樣化的反收購策略，如毒藥丸等等，再探討前述防禦策略於我國法下適用的可能性。其次介紹我國企業慣於採行的反收購策略，包括買回庫藏股、交叉持股、稀釋對方股權、妨礙股東會開會、假處分等等，並對實務上運作的弊病以及法令的缺失，進行探討。 第六部分是討論各國對於敵意併購的法律政策立場，首先介紹美國的併購歷史、反併購州法的發展、以及美國法院對於反收購策略的立場及其審查基準，原則上美國法院賦予經營者較大的權限採行反併購措施。其次介紹歐盟的公開收購指令，其要求公開收購時董事會必須保持中立，任何可能阻礙收購的措施必須經過股東會決議方得採行。日本法方面，主管機關的立場及法院於Livedoor案的見解，似有模仿美國法的傾向。於面臨敵意併購時，我國應採行美國法的董事會優先主義（director primacy）或是歐盟的股東優先主義（shareholder primacy），本文認為，股東優先主義在資訊充分揭露的前提下，得以消弭目標公司股東與經營團隊之間，及目標公司股東與併購者之間的利益衝突，應是較適宜採行的。 第七部分為結論。

證交法修正案於2005年12月20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2006年1月11日總統正式公佈，其中增訂了第二十條之一，規範違反證交法上「公開原則」的民事責任，而「公開原則」的貫徹是實現證交法目的最重要的基石。民事責任由於具有填補損害及嚇阻違法的功能，在證券管理上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因此，有必要對財報不實民事責任規範的妥適性深入探討。 雖然新法的增訂明訂責任主體、確認財務業務文件的範圍、明訂損害賠償請求權人以及責任主體的舉證責任，然而還是有不少尚待解決的問題。諸如：證交法第二十條之一之董事長、總經理負無過失責任是否過重？財務業務文件是否過於廣泛？會計師應否負擔舉證責任？原告調閱工作底稿是否因此具備足夠的舉證能力？美國判例經常採用之「對市場詐欺理論」以達到「交易因果關係之推定」效果，我國法應如何適用？ 本論文首先從公開之主要工具，財務報告的功能、編製及簽證，瞭解實務運作情形；其次，探究證交法第二十條之一的責任性質、構成要件，相關法條包括證交法第三十二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及會計師法等；同時，由於繼受美國法，將美國證券法相關規範、判例一併比較分析。 從上述層面觀察，本論文對法條提出相關建議，包括：建議董事長及總經理負擔推定過失責任、舉證責任的訂定由法條明文規定、健全會計師責任保險制度、成立會計師責任鑑定機構及會計師工作底稿保全等。期盼藉由上述建議，落實財報不實的民事賠償法制，以期建立一個健全公正的證券市場。

近年來公司財報不實之案件屢見不鮮，如美國的安隆(Enron)、世界通訊(WorldCom)、全錄(Xerox)、默克藥廠(Merck)等一連串公司爆發財報不實之情形，二○○四年日本的西武鐵道、日本テレビ放送網公司也傳出財務報表虛偽記載的消息，而我國從早期的丸億案到近期引起軒然大波的博達案，也都涉及到虛飾財務報表以掩飾公司財務狀況不佳的問題。鑑於公司董事依公司法第228條為財報之編製主體，其能否善盡其職責攸關財報之正確性與否。復考量到相較於刑事責任，民事責任之成立與否與廣大投資人求償的可能性較具關連，故本文限縮研究重心於公開發行公司董事就財報不實應負之民事責任。 由於我國證交法或公司法上關於公開發行公司董事財報不實之民事責任規定，多係參考美國法或日本法之規定，故本文於架構上於第二章及第三章部分先行探討美國法、日本法上董事財報不實之民事責任規定，最後再藉比較法觀點，於第四章部分檢討我國現行公開發行公司董事財報不實之民事責任規定。 本文以為我國法上公開發行公司財報不實董事之民事責任，可分為第三人責任與對公司責任兩個面向予以觀察。就對於第三人責任，主要規範於證交法第20條第1項證券詐欺規定、同條第2項資訊不實規定，以及第32條公開說明書不實規定。惟此等規定賠償義務人範圍、主觀要件、請求權人、適用範圍，甚至是請求賠償時之因果關係證明及損害賠償範圍，學說及實務判決上常有不同看法，應有確立該等規定構成要件內涵之必要性。另外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公司負責人之侵權行為責任、民法第28條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規定，亦涉及董事於財報不實時對第三人之責任。 董事於財報不實時對公司之責任方面，主要檢討董事有無違反公司法第23條第1項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此外，關於美國、日本法上之董事責任減免機制，我國法上僅有公司法第231條股東會承認會計表冊規定及董事責任保險制度較為相關。惟本文以為在現行股東代位訴訟制度尚未修正前，並無引進與其配套之董事責任減免機制之必要。 至於獨立董事與內部董事責任應否區分?本文考量到獨立董事依公司法規定仍為執行業務者，且獨立董事與內部董事現實運作上難以劃定責任區分之標準，認為於我國現行法下，獨立董事與內部董事就財報不實所負之民事責任並無區分之必要。

本研究透過台灣創投基金的聲譽、國際化和政治連結等信號(Signal)，探討創投基金對於新創公司初次公開發行後的長期表現的影響。本研究之實證結果發現，創投基金的聲譽越高以及國際化程度越高，對於新創公司的長期表現有正向影響，但是創投基金與國發基金的政治連結卻產生非單一面向的結果，政治連結僅對於新創公司的長期研發投入具有正面顯著影響。政治連結會帶來負向的效果可能由於國發基金所推行的政策影響，或者是其中具有裙帶資本主義的干擾，導致受到國發基金所投資的創投基金對於新創公司的長期表現帶來負面影響。由本研究的結果我們可知若新創公司得到具有高聲譽或國際化的創投投資是對於其未來發展是有所幫助，所以新創公司在尋找創投基金合作時，可以以此作為考量的標準。 / In this research, venture capital reputation, degree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al links formed by venture capitals and Taiwanese National Development Fund are hypothesized to influence the long-run performance of start-ups. By utilizing a unique dataset of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we could investigate the sources of higher long-run performance of venture capital teams. Besides, we also inquire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olitical links of venture capitals on the performance of stat-up busi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venture capitals with higher reputation or degrees of internalization impacts positively on long-term performance of start-ups. However, the political links formed between venture capitals and Taiwanese National Development Fund only affects business innovation measures positively. The policy focused or the crony capitalism long existing between Taiwanese National Development Fund and venture capitals can both be the major reasons to trigger the mixed investment influence. Thus, this research can shed some light on the intrinsic factors driving positive investment results other than the venture capital reputations.

證券初級市場為資金需求者以發行有價證券的方式與資金供給者交換資金的市場，其主要的參與者有三：有價證券之發行者(資金需求者)、投資者(資金供給者)及承銷商(中介者)，而將三者結合的制度即為初級市場之承銷制度。我國證券市場發展至今，為順應市場自由化及國際化之需求，已歷經多次的變革。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後，於民國九十三年八月份通過「承銷制度改革方案」，針對初次上市(櫃)之承銷制度及承銷商專業功能與自律機制均有重大的變革，改革幅度為歷年最大的一次，足見主管機關對於證券市場改革的決心。此次承銷制度之改革，是否真能達到主管機關預期之目標，實有探討之價值。 承銷商為證券初級市場的中介者，負責溝通資金供給面與需求面，其角色甚為重要，因此現行法令對於承銷商之經營管理及其業務設有相當多的規範。此外，承銷商在承銷案件中，具有特殊之地位，因此無論是對於評估報告或是公開說明書，承銷商之法律責任均有其探討之價值。 本文首先對於承銷制度之基本意義作一說明介紹，包括承銷之意義、承銷商之角色及功能、承銷商之業務與報酬以及承銷作業程序。其次介紹美國及中國大陸之承銷制度，以為我國承銷制度比較參考之對象。在我國承銷制度方面，首先說明歷年承銷制度改革之重點，其次以承銷制度改革方案為中心，說明現行之有價證券承銷制度，並與外國制度作一比較分析，最後則介紹承銷制度之各種配售方式。 在承銷商之管理與法律責任方面，主要討論現行對於承銷商管理之相關規定，包括承銷商之經營與人員之管理規定、對承銷商之監督機制以及承銷商分級管理制度。最後則介紹評估報告及公開說明書之意義及內容，並討論承銷商對於評估報告及公開說明書相關之法律責任。

本文深入探討許多基於公開金鑰密碼和通行碼的密文運算方案。首先第一個主題是「公開金鑰密碼」，從其基本架構和安全定義開始，透過文獻探討逐步地討論公開金鑰密碼學的各項特性、以及討論公開金鑰密碼中兩個常見的密文運算：同態加密系統和可交換性加密系統。同態運算是針對同一把公鑰加密的不同密文間的運算：兩個以同一把公鑰加密的密文可以在不解密的前提下進行運算，進而成為另一個合法密文。這個密文運算的結果等同於兩個明文做運算後再以該公鑰加密。可交換性加密系統是一個容許重複的加密系統：已用甲方公鑰加密的密文可以再度用乙方公鑰再加密，進而之成一個多收件者的密文。第一個主題圍繞著這兩個密文運算的技巧討論相關的加密方案。接下來第二個研究的的主題是「基於公開金鑰密碼之密文相等性驗證」，「密文相等性驗證」是密文運算中一個基礎但重要的功能，經授權的測試者可以在不解密密文的前提下，驗證兩個加密後的訊息是否相等。此外，除了相等或不相等之外，測試者無法得知密文中的其他訊息。「基於公開金鑰密碼之密文相等性驗證」相當於在「公開金鑰密碼」的基礎上，再加上「授權」和「密文相等性驗證」的功能。其中「授權」的範圍和「授權」的設計，直接影響到該方案的實用性及安全性，本文提出三個關於「授權」的主題：「單一密文授權」、「相容性授權」和「語意安全授權」。第三個研究主題是「 可搜尋式加密系統」， 常被應用於以下情境：使用者一個檔案及數個「關鍵字」進行加密，然後儲存在雲端伺服器上。當使用者想要對加密檔案進行關鍵字搜尋時，他可以自訂幾個想搜尋的「關鍵字」並對雲端伺服器發出搜尋要求。在收到搜尋要求後，雖然關鍵字都是加密儲存，仍可利用「可搜尋式加密」技巧將符合關鍵字搜尋的檔案傳回給收件者。整個過程中檔案和關鍵字都被加密保護，伺服器無法得知其儲存及搜尋內容。本文提出兩個「 可搜尋式加密系統」，分別是「子集合式多關鍵字可搜尋式加密系統」和「基於通行碼的可搜尋式加密系統」 。 / This dissertation addresses the research about ciphertext computation skills over public key encryption and password-authenticated cryptosystems. The first topic is related to the public key encryption, the framework and security notions for public key encryption are revised; and two common ciphertext-computable public key encryptions including homomorphic encryption and commutative encryption are following discussed. The homomorphic encryption denotes computations over ciphertexts encrypted using the same public key. The homomorphic operation over ciphertexts may be equal to the encryption of a new message computed between two original messages. In terms of commutative encryption, it stands for a repeated encryption system that Alice’s ciphertext can be duplicated encrypted using Bob’s public key. A dual-receiver ciphertext will appear after the commutative encryption. Following, based on the public key encryption, the second topic focuses on the public key encryption with equality test schemes, the basic and fundamental ciphertext computation. Briefly, the user-authorized testers are able to verify the equivalence between messages hidden in ciphertexts after they acquire trapdoors from ciphertext receivers; and the ciphertexts were never decrypted in the whole equality testing process. The scope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authorization directly influence the application and security for equality test schemes. Three authorizations including “cipher-bound authorization”, “compatible authorization” and “semantic secure authorization” will be proposed. The third topic is keyword search. It works in the following scenario: a user outsources encrypted files and encrypted keywords on a cloud file storage system; then, when needed, the user is able to request a search query to the file server, which is corresponding to some encrypted keywords. Although files and keywords are encrypted, the server is still able to verify the match-up and return related files to the user. Two researches about keyword search are proposed: the subset multi-keyword search based on public key encryption, and the password-authenticated keyword search.

利用1995-2015年間美國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的176個初次公開發行為樣本，本研究分析了初步公開說明書（Form S-11）資訊與REITs上市後之當天，短期和長期表現之間的關係。其中，本文著重於探討四個特別領域的相關資訊，包括管理結構，承銷商聲譽，IPO閉鎖期及管理團隊品質。 實證結果顯示，初步公開說明書（Form S-11）包含有價值的資訊，有助於REIT IPO 投資人作投資評估之使用。其中，IPO閉鎖期大於等於產業標準180天的REITs，其在上市後6個月和12個月期間的報酬率高於IPO閉鎖期小於180天的REITs。此外，與過去的IPO研究結果相似，由知名承銷商所銷售之REIT IPOs 在初次公開發行後的短期及長期表現平均優於由知名度較低之承銷商所銷售的REIT IPOs。 然而，儘管過去與REIT相關的研究普遍偏好內部管理，本研究之實證結果支持外部管理的模式。其中，實證結果顯示外部管理的REITs在初次公開發行後的短期及長期表現平均優於內部管理的REITs。 / Using a sample of 176 US REIT IPOs from 1995 to 2015,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provided on the preliminary IPO prospectus (form S-11) and post-IPO initial, short-term and long-term performance of REITs. In particular, this paper focuses on information related to four specific areas: management structure, underwriter reputation, lock-up period, and management qualit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form S-11 carries valuable information, and is useful to investors in evaluating REIT IPOs. The regress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REIT IPOs with a lock-up period that is at least as long as the industry standard, on average, earn higher post-IPO returns 6-month and 12-month following the IPO date. Moreover, consistent with prior IPO studies, offerings underwritten by prestigious underwriters, on average, yield better post-IPO performance than IPOs underwritten by less reputable underwriters. Yet, unlike prior REIT studies,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tend to favor the external management structure. The results from the sub-sample imply externally managed REITs, on average, earn higher post-IPO short-term and long-term returns than their internally managed counterpart.

本文所謂的臥底偵查，係指為抗制特別危險之重大犯罪或偵查困難度極高之犯罪，刑事偵查機關為達成追訴犯罪並實現國家具體刑罰權之目的，在一定期間內安置具有司法警察身分或不具司法警察身分之人員蟄伏於犯罪組織或犯罪環境中，以隱匿真實身分之方式蒐集犯罪證據及提供犯罪情報之特殊偵查方法。 臥底偵查目的既在於臥底者以隱匿真實身分之方式，暗中蒐集犯罪證據以及提供犯罪資訊，然運用此種特殊偵查手段的結果卻有可能會侵害到人民受憲法保障之隱私權、秘密通訊權、居住自由權、資訊自決權等基本權利或牴觸不自證己罪、人性尊嚴等憲法原則，故刑事偵查機關如運用臥底偵查而攫取龐大訴追利益的同時，亦逾越基本權利的保護界限，則該臥底偵查行為自宜定性為干預基本權之強制處分，此時，如臥底偵查仍未取得法律授權基礎，其取得之證據自有罹於無證據能力之虞。 鑑於法務部以及立法院均已提出不同版本之臥底偵查法草案，以期將實務上行之有年但卻備受適法性指摘之臥底偵查予以法制化，是以在方法上，本文將就臥底取證規範之現行規定與未來立法動向進行必要之比對，換言之，本文除將論述在現行法制不備的情況下，如何透過學說上法哲學、法解釋學之觀點或歷來實務判例(決)累積之見解，在臥底取證可能面臨之適法性困境及兼顧人權保障的議題上，提供一個兼具「發現真實」與「程序保障」的調和解決方式。此外，針對臥底偵查在取證規範上之立法趨勢，本文亦期能就相關草案中有待商榷或有所疏漏之處提出建言，以達到適時導正立法動向與彌補規範漏洞之研究目的。 本文架構之舖陳，首先，擬先行探討臥底偵查可能違反哪些「法律」規定之取證規範，換言之，亦即先行探討臥底偵查之「違法」取證與證據排除之程序關聯問題，而這些「法律」規定之取證規範，有刑事程序法之規定，有刑事實體法之規定，另亦有兼具刑事程序法與實體法性質之規定，本文在上開取證法律中，將先探討具有共通規範性質的取證規定，再依取證手段及取證客體之差異次第論述個別取證規定的違反與證據排除之關聯性。 其次，再上探臥底取證可能違反之「憲法」規定或憲法原則，換言之，亦即探討臥底偵查之「違憲」取證與證據排除之關聯問題，由於作為「應用憲法」之刑事訴訟法與憲法的關係極為直接而密切，故在判斷某一證據有無證據能力時，現行法律有無規定並非唯一依據，蓋如憲法基於維護更高價值的考量，則縱使國家機關取證過程合法，其所取得之證據也未必有證據能力，是以論究臥底取證可能違反哪些「憲法」規定或憲法原則以及與證據排除之關聯爰有必要。

本文主要針對因安隆公司所造成的會計醜聞事件對美國資本市場及投資大眾之影響，因此為解決公司治理及重建投資人之信心，美國國會迅速通過「沙賓法案」。由於沙賓法案對在美國的公開發行公司有重大的影響，尤其是第404條管理階層對內部控制之評估影響最大，故以沙賓法案第404條來探討其對金融業的影響及執行細節。 本論文分為五個章節 第一章，緒論為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架構、研究方法 第二章，沙賓法案之產生背景、目的、內容及美國會計監督委員會之成立。 第三章，主要說明沙賓法案第404條相關內部控制之要求，及金融業如何藉由COSO的內部控制架構來證明其財務報表內部控制制度(ICOFR)之有效性及自我評估之要求。 第四章，沙賓法案對金融業所造成之影響及應採取之步驟。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