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亞係指印度半島和其鄰近之島嶼而言，位於印度洋北岸，為亞洲大陸的南方門戶，有次大陸之稱。區域內國家計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尼泊爾、不丹及馬爾地夫等七個國家。自古以來，南亞地區就是扼控歐、亞、非三大洲的海上通道，也是連接阿拉伯地區、非洲地區、歐洲地區與亞洲地區各國的一個海上樞紐。 印度、巴基斯坦兩國的恩怨情仇，可說是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她的癥結始於16世紀歐洲殖民主義開始入侵印度，1813年英國擊敗法國獨自使印度逐步變為英國的殖民地，並採行分而治之政策所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印度人民民族獨立運動高漲，1947年6月英國公布了「蒙巴頓方案」，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實施分治獨立，使得印巴兩國間的仇視和對立的立場，更加尖銳和具體化。 印巴兩國自1947年脫離英國獨立建國後，於1947年雙方於喀什米爾爆發第一次衝突，經由聯合國安理會居中調停下，雙方同意在喀什米爾地區劃定一條停火線（Cease-fire Line），其後復於1965、1971年於此地發生兩次戰爭，並造成雙方的大量損失。雖然雙方在1972年達成西姆拉協定，將原先的停火線轉化為雙方實際控制的界線，不過彼此間的衝突卻未因此而獲得解決。此後雙方雖不再發生如前次大規模的衝突，但低強度的區域衝突仍然不斷，尤其是雙方在80年代中期於錫亞琴冰川的爭端，90年代的卡吉爾衝突，更造成雙方人員與資源的損傷及兩國關係的低迷。 1991年蘇聯解體後，印巴兩國間的對抗並沒有因冷戰的結束而獲得平息，反之於1998年5月後更演變為核武競賽的局勢。歸咎其根本的原因，除了喀什米爾爭端的問題外，尚包括有區域外強權的介入因素、印巴政治因素及核武軍備發展等影響，使得南亞地區一夕之間躍升為世界火藥庫之一。 2001年911事件後，南亞地區雖然不是大國爭霸的重點，但自美國小布希總統對恐怖主義宣戰後，一夕之間南亞地區遂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2004年1月4日，第12屆南亞區域合作聯盟領袖高峰會議後，印巴兩國基於國內宗教極端主義的緩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國際強權的干預等因素，雙方同意在2004年2月開始展開兩國間的全面對話，以進一步的推動兩國間的關係正常化。同時，印度從中國厚植綜合國力、經濟發展支持國防建軍中得到啟示；唯有消弭印巴兩國的爭端，維持南亞地區的和平，才能創造印巴兩國雙贏的局勢，並加速達到印度成為世界大國地位的目標。

摘 要 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國的石油消費逐年增加，從1993年起成為石油淨進口國後，石油的對外依存度即逐年升高，直至2003年更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和消費國。由於石油屬國家戰略物資，所以石油供應安全已成為影響中國經濟崛起和國家發展的戰略問題。由於持續的經濟發展對中國而言，對內是維繫共產政權，爭取民眾對於一黨專政政治體制認同主要法器，對外更是緩和與週邊國家關係，反制西方國家和平演變長期戰略的主要對策，所以能源問題不僅關係其經濟的興衰，更觸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的穩定。但中國現階段能源中的主項―石油，不但內部有油源枯竭、對外依存度過高問題，更有來自外部的油價飆漲、通路安全脆弱、油源遭大國牽制等諸多問題，使得石油安全形勢更顯嚴峻。 中國為解決現存石油安全問題，所研提出的戰略框架主要係以「收支系統」、「運儲體系」與「替代開發」三大安全架構組成，此三大架構主要政策內涵括：加強國內石油勘探開發，開發利用天然氣，實行進口原油多元化，「走出去」開發海外資源，建立國家石油儲備，節約用油並開發油氣替代能源等，進一步擴大能源貿易和投資的開放程度，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構築新世紀中國能源安全體系等等。 中國目前雖積極推行既定石油安全戰略，但預期未來仍將揹負政府職能不彰、國企壟斷、低耗能產業發展不易等內部包袱隱憂及外部的國際市場競爭、美國地緣戰略包圍、通路安全威脅、與南海爭議等等諸多問題與挑戰。然就國際體系而言，若單以國際間權力平衡角度觀之，中國不斷對外積極要油，除導致國際石油油價節節上揚外，亦將使國際石油競爭愈加白熱化；惟若在經濟全球化利益臍帶的連動因素牽引下，中國的石油安全戰略應可供給支援國內經濟發展最低要求準位，因而對其戰略發展可視為成功。 最後本文認為，中國未來石油戰略發展對外政策近程仍是以爭取傳統中東油源區穩定供給為主要目標，中程則以爭取與俄羅斯遠東及中亞□海地區合作為主要著演、長程目標則覬覦東海及東南海域油區的爭奪與開發。另從國家間權力平衡的本質與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發展，導出未來油源控制國與中國在石油供給間所形成「門派師徒」模型，並從此模型中，預判未來各油源控制國對中國將是採「互利不互信、掌握制油權」的姿態反應，而中國則以「擴大合作面，增強影響力」相對，並且在國家追求利益的前提下，為確保其能源版圖的完整，在跨世紀後必然邁向遠洋建軍戰備，以軍事大國的姿態，爭取維護石油供需平衡之主導權。 / Though China has actively promoted the oil security strategy, it will face many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such as inefficient bureaucracy, monopolization of states-owned enterprises, difficulty of developing low energy-consuming industry, competition from international markets, America's geographic strategic containment, conveyance threat, and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In the view of the 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powers, that China seeks for foreign oil supply causes not only the increase of the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but also the keen competition of oil obtaining. However, from the angl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ina's oil security strategy could have met its lowest demand of domestic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can be regarded as a success in terms of its strategic developmen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research is: In the short term, the Middle East is still the first priority for China to obtain the oil supply; in the middle term, China will strive for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and the central Asia; and in the long term, China will covet the oil field in the Eastern Sea and the Southeast Sea. In addition, from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power bal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al globalization, we propose the “Master-Disciple model.” With this model, we forecast that the attitude of oil supply countries to China will be “mutual benefit but not mutual trust, and to control the supremacy of oil supply.” On the other side, the response of China will be “to expand the cooperative scope and influence.” Under the condition to pursue its national benefits, China will be heading for the military preparation toward the blue sea and fighting for the leading role to balance the oil supply and demand as a military powder in order to completely control the oil supply.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average income increase, China's oil consumption has been growing year by year. Ever since it became an oil net import country in 1993, china's dependence on foreign supply has been rising annually; till 2003. China had became the second largest oil importing and consum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Since the oil is a. strategic material, the oil supply security has become a strategic issue which affect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o china,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the tool to maintain the communist regime and earn the recognition from the public for the mono-party political system, but also a strategy to ease the tense relationship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defend itself from the peaceful reforming strategy implemented by the western countries. However, the problems such as China's domestic oil exhaustion, high dependence on foreign supply and international skyrocketing oil price, the vulnerable conveyance; and the oil source controlled by the super powers have severely endangered china's oil security. To solve the existing oil security problems, China has built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consisted of three security components: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System, Conveyance and Storage System, Substitute Development, to reinforce oil exploration, exploit and make use of nature gas, import the crude from diversified countries, exploit foreign resources, build national oil-bearing structure, use oil carefully and develop substitute energy, expand energy trading and investment, and fully utilize The two resources and market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so as to help China build the energy security system in the new era.

美國是一個遍佈全球利益的國家，也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強國，其全球戰略調整必將會影響到全世界，然仔細觀察美國此次駐軍調整除沿著加勒比海沿岸、非洲、高加索、中東、中亞、南亞和朝鮮半島這其所謂「不穩定的弧形區」建立合適的軍事基地外，更有加重亞洲軍事部署的傾向，擴建關島軍事設施、強化美、日同盟等等都在在顯示美國對亞太地區的重視程度，同時也可以看出美國欲張顯其獨霸全球的軍事力量作為鞏固其全球霸權的手段。 東北亞被國際關係學者稱為「亞洲的火藥庫」，此區域大國林立，且種族多樣；民族情感易被挑動，歷史仇恨、疆界、領土爭執從未一刻平息，但此區域的經濟繁榮，各國間商業往來密切，並被美國視為極重要的貿易區域，因此，確保此區域的安定是美國最大利益，而美國欲穩定東北亞區域安全的手段就是建立一支無可挑釁的軍事力量，美國此次全球駐軍檢討對東北亞的安全是穩定，或是投下不可知的變數仍需慎密的觀察，但可以預見東北亞持續的軍備競賽是不可能終止的。

「後勤」是國家經濟資源的轉換過程；由於「軍事後勤革新」具備「科技」、「經濟」的特質與效益，成為美國追求21世紀「全球戰略」的安全依賴。冷戰後美國即提出軍事事務革新（R.M.A.）觀點，並以「全球化戰場支援－聚焦式後勤」遠景，結合「企業經營」商業典範，建構跨世紀支援新戰爭的後勤策略。「九一一」事件後，由於美國東亞安全戰略，潛藏「恐怖主義溫床」及「『多強』大國」危機因素，頓時成為美國新世紀國家安全關注的焦點；因此，基於「威脅」與「能力」的認知，美軍展現了「先發制人」（preemption）軍事目標，並對中國崛起之區域霸權抗衡，磨合共同發展的生機，此被定義為「圍和」（congagement）。 夲論文總計六章節，其宗旨在探討美國「軍事後勤」革新，對其「東亞安全戰略」規劃之影響，並從上述情節與環境，思索後勤與戰略的互動性；如第二章探討反恐時代美國國家安全觀，「九一一」事件後如何追求國家安全戰略，及面臨國際政治困境的因應之道。第三章探討美國軍事事務革新動機，及「軍事後勤」策略發展特質。第四章探討美國東亞安全戰略及軍事後勤思維。第五章則藉國際新自由主義之互賴關係，探討美軍運用軍事後勤，對區域信心建立及預防外交的影響，並試圖尋求衝突解決途徑，以利美國規劃高機制的安全戰略目標；內容涵蓋中國崛起對美國在東亞反恐佈戰爭的機會與挑戰，及美國借助「軍事後勤」與俄羅斯、日本及中國的發展軌跡。 經研析結果，東亞確實已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關鍵地帶，從軍事後勤革新角度，亦足證實未來美國全球戰略，將與資訊及經濟利基共生，並與東亞盟國落實更完整的「安全合作」。因此，軍事後勤使美國對東亞各國戰略步調幾近一致，並與經濟發展條件齊驅；軍事後勤使美國優先認知，爭取海外基地使用權，及危機前即與盟友軍事接觸、有效提供後勤資源，將更能落實聯盟統合戰力。而軍事後勤更使石油成為美國安全戰略的基石；由於石油具有經濟建設的附加指標，使美國與東亞戰略大國提前交鋒。總之，「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整個東亞安全局勢，軍事後勤與區域經濟某些指標已整合，或從軍事事務革新觀點，在東南亞部分已漸形成美軍戰鬥系列的後勤區，與東北亞的前線戰力前後相應，似乎又透露美國正為擴軍的戰略態勢。

冷戰結束後，中共所處的國際安全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國際恐怖主義為典型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不斷上升，中共對國家安全的認識因此也發生了相應的改變。1996年之後，中共官方及領導人就多次在國際場合呼籲建立新安全觀，迄2002年7月31日，中共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提出了＜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更全面的闡述中共在廿一世紀的安全觀念和政策主張。 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OC）的緣起，其前身原為上海五國，最初是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與中共就過去中蘇兩國間所遺留之邊界、軍事互信及邊界裁軍等議題所舉行的談判，而因1996年五國元首齊聚於中國上海會晤，簽署了＜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協定＞，以促進五個鄰國的邊境合作，故有「上海五國」之稱，後因每年均舉辦會晤，遂形成一種論壇機制。 上海合作組織孕育指針是「互信、互利、平等、協作，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以此為基礎產生和發展的新型安全觀；其內涵是相互信任、裁軍與合作安全，為一新型國際體系；其核心是結伴而不結盟，是一新型區域合作模式；其特徵是大小國家共同倡導，互利協作。因此我們可說上海合作組織是一個綜合性的區域政經合作組織。 安全觀的形成與外交政策的制定是相互關聯的，基礎皆來自於對國際環境的認知，當國際形勢產生變化，中共新的安全觀形成，理論上即應有相對應的外交或軍事政策作為配套，從1996年中共提出新安全觀後，中共的外交政策中，不難察覺受到新安全觀思維的深刻影響，包括維持不結盟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推行大國外交、睦鄰政策、及積極參與區域與全球的國際組織活動，在眾多的亞太多邊外交活動中，本文以多邊國際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為例，用新安全觀理念中政治、軍事、經濟三個安全面向作為依據，檢驗中共新安全觀理念是否由概念發展到了實踐的層次，是否合理可行，為本篇論文研究目的。

中共與歐盟自1975年建交至今已滿30年，兩者已建立成熟的合作夥伴關係。尤其，在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已轉化為「一超多強」，中共與歐盟作為兩支在國際舞台上正在崛起的重要力量，均具有長遠的戰略目標，以實現各自的國家利益。故本論文乃藉由攻、守勢現實主義理論，探究後冷戰時期中共對歐盟之戰略。 基本上，中共與歐體(歐盟前身)雖於1975建交，但在當時冷戰的內外條件下，雙方都將不可能發展經貿關係，作為具根本意義的戰略選擇。直到1978年底中共改革開放實施，同時歐盟整合亦不斷深化及廣化，雙方關係才日趨緊密。然而，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卻使得中(共)歐關係嚴重倒退。1990年代中期，由於中共經濟實力快速成長及國際地位日漸提高，因此歐盟在政治、經濟等多重因素考量下，重新體會到亞洲和中共之重要性，並於1995年對中共發表《歐盟對中國長期政策》第一份文件，其後又相繼發表《歐盟對華新戰略》(1996年)、《與中國建立全面夥伴關係》(1998年)、《國家戰略文件2002-2006：中國》(2002年)、《歐中關係的共同利益與挑戰－走向成熟的夥伴關係》(2003年)等四篇文件，並視中共為其全球六大戰略伙伴之一。而中共亦於2003年10月13日發表有史以來第一份對外關係文件－《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公開闡明中共在中(共)歐關係中的國家利益與目標，更標誌著中(共)歐總體關係邁向一個新階段。 由於歐盟欲透過政治與人權對話、經濟及貿易關係、安全合作計畫之三大途徑來達成其所規劃之中共政策目標。因此，中共對在追求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提昇之國家發展目標下，亦欣然接受。同時，中共在國家內部和對外皆做出許多彈性調整，以進一步發展與歐盟的友好關係。 進而言之，中(共)歐雙邊關係迅速提升，以2004年為例，歐盟已超越美國，成為中共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然而，中共對於歐盟重視的人權問題等有所堅持，故在經貿利益上，雙邊呈現是利益互補、各取所需之態，但對於普世人權價值卻呈現「同床異夢」現象。另外，在國際安全上，雖然中共與歐盟兩者並無直接威脅及利益衝突，且皆共同主張多極化，但為維持「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實現其「三步走」戰略目標，故筆者認為中共對歐盟戰略目前乃採取「明聯歐，暗制美」的積極守勢戰略。

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對朝鮮半島的安全政策經歷了不同的轉變。韓戰後各個時期的政府主要仍是以對南韓的安全承諾與〈美韓共同防衛條約〉的軍事嚇阻作為其政策與戰略的基石。冷戰後朝鮮半島遭遇了兩次核子危機，但是柯林頓政府卻改變政策，以合作與對話的方式試圖解決危機。小布希政府團隊在執政以前，對於柯林頓政府的作法始終抱持反對的態度，認為應該要對北韓採取強硬態度。但是隨著小布希政府執政、911事件的發生與反恐戰爭的進行，小布希政府對朝鮮半島安全政策卻採取了與柯林頓政府類似的作法。這種變化是否意味柯林頓政府在朝鮮半島安全政策上有其優點，值得後任政府效法。因此，本論文以薄富爾的「行動戰略」理論作為研究途徑，藉由政策與戰略選擇的分析、行動計畫中「政治診斷」與「戰略診斷」的研判，以及各種戰略行動模式的鋪陳，探討柯林頓政府時期的朝鮮半島安全政策。同時比較柯林頓和小布希政府政策與戰略上的差異與因襲，並分析當前情勢，嘗試提出未來可能的變化。 本論文發現，柯林頓政府對於北韓自始至終都是採取「交往與擴大」政策，希望能以「交往與擴大」政策將北韓拉回國際體系內，使其遵守國際體系的規範。小布希政府則是一開始採取典型的現實主義政策，不願意與北韓交往，因為典型現實主義者所重視的是和國際體系中強權國家之間關係的處理，而不是注重在衰敗國家或轉變中國家的事務。一直到911事件後才改採兼具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新政策，對北韓的態度與作法才有所轉變。 柯林頓政府始終均是運用多邊主義的戰略行動。小布希政府最初對於北韓是「冷處理」的方式，不予理會，但是911事件之後，開始調整政策，在戰略也有所改變。小布希的戰略是所謂的「鷹派交往」。「鷹派交往」戰略和「選擇性交往」戰略比較貼近，但是二者還是有差異。雖然「鷹派交往」戰略和「選擇性交往」戰略的內涵均是以多邊主義的方式，聯合經過慎選的重要國家採取間接模式的總體戰略行動來追求政策目標，但是「鷹派交往」戰略卻對對手國更具有壓力，因為「鷹派交往」戰略在採取交往的同時，不忘記強硬的手段。換言之，「鷹派交往」戰略將交往的內容作為誘因，引誘對手國往本國所期望的方向行動，當其行動違反本國所欲時，這項誘因便可以隨時轉變成為懲罰的工具。從這點看來，小布希的戰略選擇，在戰略行動的產出上較柯林頓來得有效率。 由於戰略是「兩個對立意志使用力量以來解決其爭執時所用的辯證法藝術」，因此在決定戰略的選擇時必須考量敵我之間的各項資源、行動自由的大小，乃至於互動模式，這些都是在進行行動計畫，選取戰略之時，必須審慎考量的，否則便可能產生無法指導行動的戰略。柯林頓政府的戰略雖然立意甚佳，但卻沒有考慮到採取此種戰略是否能夠從中規劃出有效的行動模式，來維持原有的行動自由、並進一步爭取最大的行動自由。這是柯林頓政府朝鮮半島安全政策的缺憾。 /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changes in the U.S. Korean Peninsula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post-Korean war era, each administration makes its policy and strategy on the basis of security promise to the South Korea and military deterrence toward the North with U.S.-R.O.K. Mutual Defense Treaty. There were two nuclear crise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ut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changed its policy and tried to solve the problem in way of cooperation and dialog. Before taking office, George W. Bush’s team was against Clinton’s policy and declar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take coercive actions against the North Korea. However, since George W. Bush took office, 911 broke out and the war on terror was going o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ook the similar polic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security policy as the Clinton’s. Does this mean that Clinton’s policy may have goodness that worthy for the administrations after his to follow? Thus, I took Andr□ Beaufre’s “strategy of action” theory as my thesis study approach.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choice of policy and strategy, the decision on “political diagnosis” and “strategic diagnosis” of action planning, and the display of each kind of strategic actions, this thesis analyzed the Korean Peninsula security policy in the Clinton era. At the same time, I compared the difference and continuance between the two administrations and analyzed the status quo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would-be changes in this thesis In the thesis I discovered that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took the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policy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hoping that the policy would pull back the North Korea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make it follow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t the beginning, Bush administration took the classical realist policy and was not willing to engage North Korea. Because the emphasis of classical realists is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 among power nations, no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affairs of declining and falling states. Not until the outbreak of 911 di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ake new policy composite with realism and idealism, and change the attitude toward North Korea.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undertook the strategic action in multi-polarity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Bush administration chose to ignore North Korea at the beginning, but changed his policy and strategy after the 911. What Bush undertook is called “Eagle Engagement Strategy”. “Eagle Engagement Strategy” is similar to “Selective Engagement Strategy”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ough both Strategies unite those states carefully chosen and undertake indirect total strategic actions to chase the policy goals in multi-lateral way, the “Eagle Engagement Strategy” is much powerful in pressing the rival states. That is because when people undertake the “Eagle Engagement Strategy” to engage, there are still ways in coerciveness. In other words, the “Eagle Engagement Strategy” provides engagement as motive to make rival states undertake the way we wish. When the rival states do not follow our will, this motive may switch into the tool of punishment. In this point of view,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strategy is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Clinton’s.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strategy was base on good will, but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did not considerate its effective action modes to maintain its original action freedom and chase the most action freedom by this strategy. To Clinton’s Korean Peninsula security policy it is a pity.

在1970年代Chalmers Johnson所描述的『發展國家』模式, 他特別將此模式適用在昭和日本（1925-1989）,但認為起源在明治時代,這種『計畫—理性』的模式把國家視為建設性的干涉經濟,不讓經濟聽任市場力量的支配,以便以適合於國家利益的方式指導和發展經濟,在1990年代後跟著日本經濟不景氣,這樣的論點也在學術圈消失了,本文並非是要挑戰這樣的觀點,而是嘗試在政府和汽車業上互動項目去歸納各項目政府和業者的實際互動結果,來更進一步論述由上到下的國家統合主義在汽車產業上會因時間的發展,市場力量的形成和汽車業者力量的狀大而形成何種變化,政府對汽車業者的在某些政策上的指導失靈或失效,但並非所有的政策上政府的角色有所退縮,在一些政策上政府有可能退到第二線成為輔導者,跟汽車業者『協議』而並非『指導』。 日本的汽車產業到現在已經90多年了,明治大正時期各式外國汽車被引進（被視為舶來品）,但當時日本本土汽車產業是非常脆弱和落後的,在關東大地震後才發現日本汽車的社會需求量時,日本政府也只能臨時向外購買來應急,但汽車市場的潛力已被挖掘出來了,1930年後美國的GM、福特成功的登陸日本汽車市場也成功的壟斷日本的汽車市場,1930年代初的日本國內廠商紛紛以卡車和巴士起家來避開當時世界最強的汽車。（乘客車－T型車） 1936年的226失敗的軍事政變,代表著日本已經遠離明治大正時代經濟自由主義以市場為導向的時代（前提是保護自己的民族工業,對內部並無明顯的干涉）,新興的極右派軍人和官僚菁英份子從此主導了日本各方面的發展,1937年從而通過『汽車工業製造法』把GM和福特趕出日本市場,而1937年後日本政府隨著戰爭需要擴大政府的角色,政府透過許多政策和中介組織去介入民間社會間動員人員和資源,戰後這一套作法大致上被延續下來成為現代日本政府和產業間的互動模式（鼓勵生產為主的管制經濟）,也是戰後日本政府與企業互動模式的參考經驗,在這個時代背景下,當時的大環境下,豐田日產和五十鈴只能接受政府指揮生產軍事用途的車輛（假如沒有這一段時間很難相信日本現在的本土汽車業會如此蓬勃,很可能到現在仍是美國車的天下）。 但戰後日本的汽車業已有工業化的洗禮,要往上爬只是需要的是機會和時間 而正確的來說戰後日本汽車業的成功完全拜三大『時機』造成的 第一時機是韓戰特需,二次戰後日本經濟接近瓦解,雖有美援的支持但道奇的預算平衡原則使的日本汽車業接近破產,韓戰所造成的美軍對汽車的訂單汽車零件和汽車修理造成日本汽車恢復戰前的水準和生產力。 第二時機即是隨後1960年代『所得倍加計劃』的成功和都市化的興起,高速道路的興建使的日本國內對汽車需求有跳耀式的成長,使日本汽車業群雄並起並成功建立起量產化的生產體制。 第三時機是石油危機後,全球石油價格暴漲,全球消費者對小汽車的需求量增加,日本此時開發出省油又環保的小汽車於是趁勢趕上這一波需求,1980年日本汽車生產量超過1100萬輛成為世界第一大汽車生產國同年日系汽車在美國汽車市場佔有率達到23％ 。 而1990年代到現在,日本政府和企業有默契、有計劃得實施所謂的『亞洲戰略』,在1985年後日円昇值和歐洲、北美各自形成區域經濟圈,日本試圖建立起它與東亞東南亞互為一體的亞洲經濟圈（以日本為中心）,最近日本成功的與東南亞各國簽署FTA,推動所謂的東南亞的汽車外交。 美國的經濟學家麥克波特在《國家競爭力》 中指出，通常觀念上發展中國家往先進國家的路線發展，國家會有計劃主動在某一領域讓國內市場形成兩三家企業（政府劃分的）或是只有一家企業（規模經濟的考量）讓國家培養等到壯大後才到國際市場發展,目的是促進國內市場資源效率化,因為當國內市場競爭太激烈,相關資源消耗太嚴重會妨礙產業規模經濟的建立,然後國家把計劃性的國際產業推向國際市場,它的前提假設是它並不需要先在國內接受國內市場的考驗（如韓國培養三星和現代汽車 ,臺灣早期對裕隆汽車公司的扶植 ）。 但是日本汽車業發展的模式似忽在挑戰這一的觀念和認知,現在日本強大的汽車公司（豐田、日產）在戰後一開始都接受國內汽車其他公司在汽車市場嚴苛的競爭,逼迫自己不斷地進行組織改造和提高生產力,海外市場只不過是國內競爭力的延伸,假如日本汽車市場沒有本田技研的加入,也不可能在省油和環保的汽車引擎走在世界前面,所以日本汽車業的競爭優勢不在於國際市場的的動力而是在於日本國內市場競爭異常的競爭。 雖然如此日本政府仍在在汽車設計安全標準、汽車環保法規和汽車諸稅採取強硬的角色強迫汽車業者遵守,在汽車設計安全標準、汽車環保法規的標準上,日本的標準都是領先世界其他國家的,換言之能在日本生產出適合日本的汽車設計安全標準、汽車環保法規也同樣適用在全球的標準,且日本政府也尊循著Rothwell, R. and Zegveld, W.所說的創新政策工具分類法積極在未來汽車能源科技政策,在對外政策上與東南亞各國政府簽署FTA,積極的推動東南亞的汽車外交是最近日本政府在外交經貿角色上的一大成就

美國對中國的定位到底是敵？是友？或亦敵亦友？中美的外交關係面臨擺盪起伏，而兩國的軍事交流更是讓人霧裡看花。因軍事交流身於外交及國防的交集處，因此為探討兩國軍事交流，必先釐清華府全球戰略意向及對北京的外交政策，方能了解兩國軍事交流的目的並進而預測其未來走向。 華滋(Kenneth Waltz)體系論提到，強權的興衰可決定國際政治運作的方式，國際結構組成，並進而影響國家的行為。冷戰時期，美國及蘇聯實力相當，國際社會一分為二，依照兩強所領導的價值觀而運作。在當時，美國戰略以發展軍事實力，保障本國及盟邦安全，避免兩極失去平衡為目標。除發展自身實力外，並以合縱連橫的方式，尋求他國的合作共同對抗蘇聯。 七0年代，蘇聯迅速擴張其勢力，美國擔心兩極就此失去平衡，恰於此時中蘇關係彽朝，美國利用此機會進行中美關係正常化。蘇聯持續擴張帶來的威脅，促使美國開啟對華軍事轉移，希望利用中國優勢地緣位置，以增加其國防實力的方式，牽制蘇聯的發展。從八0年代開啟的中美軍事交流目的很單純，一切以共同對抗蘇聯為目的。 一九八九年東歐變天，繼而蘇聯解體，國際政治成為美國獨霸的世界。華府將其全球戰略由對抗蘇聯，過渡為維持單極優勢領導。美國軍事國防存在的目的也由維持兩極平衡，轉變為維持經濟於區域存在的後盾。布希政府時期以「世界新秩序」為新全球戰略，強調透過美國領導，國際合作的方式達成美國治下的和平。亞太戰略方面，以扇形理論維持在區域內存在，避免單一國家控制區域內綜合資源，同時藉由與扇沿國家的互動，打造一個符合自身利益存在的安全環境。因中國自七0年代開始只是美國策略性聯盟的夥伴，在蘇聯這個共同敵人消失後，美國遲遲無法決定對這個世界第二大的共產國家該採取什麼態度，尤其是兩國軍事交流。老布希政府時期發生的天安門事件，恰好替美國暫停對華軍事交流找到一個藉口。自一九八九年六月，美方中止了八0年代開始大量的軍售、裝備合作及高層互訪。 美國自冷戰結束後發展的單極優勢領導全球戰略觀一直延續至今。在柯林頓時期名為「交往與擴大」，透過安全性合作、選擇性介入及預防外交等方式，建構起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在亞太政策上，沿用布希政府策略，更名為「新太平洋共同體」，以政治、經濟及軍事三管齊下方式，防止美國影響力無法進入區域，降低區域強權如俄羅斯、中國對美國的挑戰。在對華政策方面，美國本身即充滿矛盾，一方面是冷戰後失去敵人的沒方向感作祟，亟需尋求一替代的假想敵，一方面又需要中國在區域及全球安全議題共同合作，在兩者拉力下出現柯林頓政府時期對華「全面交往」及「建設性戰略伙伴」政策。 無論是「全面交往」或「建設性戰略伙伴」，都是美國希望透過「異中求同、求同存異」，爭取中國在區域、全球議題的支持，如北韓問題及武器不擴散議題。更深化的目的在於透過將中國拉入國際社會，運用融入、同化的方式，以影響甚至改造北京當局。兩國的軍事交流可視為美國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疑慮、對武器擴散的關心以及對區域安全關注的綜合產物。一九九三年中美「全面性交往」提供兩國重新開啟軍事交流的基礎。然因失去實質的目的，如共同對抗敵人，僅存策略目的，如上述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疑慮…等，使得雙方軍事關係在面臨李登輝訪美、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到轟炸兩次外交瓶頸後慘遭挫敗。 小布希上任第一年，美國便面臨了九一一恐怖攻擊，為了共同反恐的需要，美國放棄強硬單邊的全球戰略觀，將國土安全提升至戰略第一位，並爭取全球打擊恐怖主義的支持。在亞太政策上，除區域盟國外，亦相當注重與大國，如俄羅斯、中國及印度的交往互動。美中關係此時也從二00一年四月中美軍機擦撞陰霾中解凍，美國放棄稱呼中國為「戰略競爭者」，改稱「建設性的合作關係」。 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亦是種「異中求同，求同存異」的手段。兩國關係是否真的好轉，由當時一連串政府對華評估報告書中，證明美國對中國仍懷有強大的戒心。當時美國對中國的友善，不過是反映了專心反恐的需要，希望中國在各議題與之合作，尤其是維持區域的安定。軍事交流就是最好的印證，雖然九一一事件後兩國軍事交流大增，但細就其項目多為消極的嚇阻、預防衝突發生，就深度上與前兩任政府時期幾乎無異。 觀察一九八九至二00四年，中美軍事交流廣度展開，但深度並未增加。究其原因可歸為因兩國互相帶有高度戒心，而軍事交流不過是求取降低衝突發生的產物。在華府及北京仍相互定位不明、彼此疑慮的情況下，預料未來兩國軍事交流仍難有重大的突破。

冷戰結束，適值全球因應國際體系解構與重建之時，2001年9月11日美國境內卻突然發生嚴重之恐怖攻擊事件震驚全球，此一事件除迅即引起全球強烈之反應，亦且挑戰當代國際安全研究規範，更將導引未來國際安全政策制訂之方向。 「戰爭」活動自歷史以觀，多以國家行為者行之，惟國家亦須按國際法規範使用武力。但「九一一」後，美國及恐怖主義組織在使用武力之具體實踐上，首先打破了戰爭僅能發生於國家之間的情況；其次，美國依「自衛原則」執行其特立獨行的「先發制人」反恐戰略，亦暴露出當代國際法無法有效規範武力使用之困境。 在恐怖主義犯罪日益猖獗及恐怖活動無所不用其極、危害不斷加重之情勢下，國際社會遂逐漸加大反恐力度，聯合國及相關國際組織亦針對恐怖主義犯罪制訂相關多邊公約，以遏制恐怖組織活動之蔓延，美國亦將反恐戰爭指導原則做為其國防政策執行重心，全力推動全球反恐行動，而境內擁有近二億穆斯林之東南亞地區，已成為美國在中東地區以外，首重之反恐戰場。 印尼為全球穆斯林信眾最多之國家，在印尼政治發展的過程中，伊斯蘭教與穆斯林組織一直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另由於印尼境內多島嶼之地理特性，有利於恐怖分子藏匿及連結，為恐發展成為恐怖主義溫床，美國對東南亞反恐亟欲肅清印尼地區，故與印尼合作反恐則成為必然之趨勢。長期以來，美國與印尼保持廣泛之合作關係，但在1999年東帝汶事件後，便中斷軍事合作關係，直到2005年11月，美國基於全球反恐戰略利益之考量方始恢復。 基於「九一一」後之多極體系國際政治環境與全球反恐趨勢，並為前瞻國際安全研究及安全政策新方向，本論文透過美國與印尼反恐合作之政策與實踐，探討美國東南亞反恐戰爭對區域安全的影響，並進一步瞭解美國此際於印尼之反恐戰略佈局，在實踐過程當中產生之互動與影響。並藉由美國與印尼在反恐戰爭之結盟意圖，單邊與多邊合作之實踐，及印尼對美國之反恐合作態度進行探討，從而分析美國與印尼反恐合作之目的及評估美國與印尼反恐合作成效；最後亦對我國未來之安全政策與反恐機制相關規劃，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關鍵詞：恐怖主義、東南亞反恐戰爭、反恐合作、地緣戰略、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