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瞭解一個國家的行為，就必須要瞭解這個國家的整體行為，而這整體的行為所表現者，即是「文化」。從戰略文化的研究途徑做一切入點，正可深入瞭解一個國家戰爭的行為，甚而可以預測未來戰爭的發生。而維繫國防安全的軍人自當對中共戰略與戰爭模式，應有相當的了解與認知；也希望藉著對戰略文化的瞭解，探照中共對外戰爭實例，探尋中共對外戰爭的模式，進而提供國防戰略因應對策，才不愧於自己的職責所在。 就中華民國的生存發展而言，海峽對岸的中共無疑是我生存發展的最大威脅，而兩岸在軍事武力的不對稱下，中共時時以「不放棄武力」，極盡挑釁之威脅，而台灣除了默默軍事備戰外，在政治，外交生存上，也只能低調回應，這也可看出中共武力對台已具有足夠的軍事力量解決統一台灣問題。目前兩岸之間最大的障礙是由領土主權爭議所衍生的問題，而領土主權問題又很容易引起戰爭，在這種壓力下，台灣將如何去面對，這是一門重要的課題。國內學術界對於兩岸關係的研究，多偏向政策方面而較少理論方面的探討，其實，藉由理論層面的研究而詮釋海峽兩岸互動過程與未來發展，有助於強化政策建議的內涵與深度，觀諸台海兩岸未來的安全發展，若能以戰略文化研究途徑，作為觀察的理論基礎，對於台海武力衝突的可能性，及中共對於使用武力的政治目的、手段與效用或許能提供新的詮釋與政策建議，由於潛在的戰略文化，會使決策者的戰略偏好及使用兵力解決爭議的傾向產生影響，因此，武力在未來台海安全的發展中，仍會是一個關鍵的重要角色，所以透過對中共戰略文化內涵的分析與掌握的研究途徑，進而對其軍事戰略與對外戰爭模式加以研究，期能深入瞭解中共在何種情況下，會不惜一切的以戰爭來解決問題，進而思考台海雙方在既有戰略思維下審慎避免誤判或誤認，讓動武甚至檫槍走火的意外情勢均不會發生；以提供吾人從事國家安全政策及國防戰略規劃相關人員參考研究與運用。 /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behavior of a country,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its behavior in a macro scale,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such behaviors is known as the “Culture”. From the strategic culture perspective, it provides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a country’s use of military forces, as well as the prediction of future wars. Especially for the military personnel who are the key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they shall have the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initiation on wars; through the study of strategic culture, examples of PRC’s use of military power, research of PRC’s initiation on wars, I shall fulfill my duty by providing recommendation towards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countr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RC from the cross strait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our country’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unbalance of military power, PRC constantly provokes and threatens by stating “not giving up the use of force”. In contrast, Taiwan is much more low-profile in the military preparation, politics, and diplomacy. This is a strong indicator that the PRC’s military force has the capability and could to use its power to unify Taiwan. Currently the biggest obstacle between the two sides is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from sovereignty, and it is a subject that can easily trigger wars. It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for Taiwan to deal with under pressure. Many of the existing academic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policy aspect and less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fact,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trait interac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can strengthen the content and depth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the future safety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use of strategic culture as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it will identify the probability of cross-strait conflict, the PRC’s political execution of military power, tactics, and effectiveness. This strategic cultural perspective may provide new definition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 as it studies the decision maker’s strategic preferences and their tactics. Therefore, the military power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oss-strait safety, and by analyzing the PRC’s strategic culture and research of its military strategy and war mode, will provid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 PRC will stop at noth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with war, and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 or misinterpretation through the strategic culture from both sides. This will further prevent wars from occurred by accidents: hence, thi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defense strategic referencing may provide values to be researched and utilized by the associated members.

「地緣政治」從字面上來看，就知道它是與地理、政治有關的課題研究，從深層的角度來看它則是以地理的宏觀思維來解釋一個國家的政治行為的科學。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是永久存在的，因而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總會有一定的影響和制約。中西方學者的對地緣政治地理的詮釋都不盡相同。有必要先將地緣政治理論的淵源、定義及形成的因素加以深入探討，以建構本文研究立論之基礎。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形成的兩極對抗終結後，世界各個主要國家無不針對此一新的國際環境重新思索未來的發展與相應作為，以利其在新的國際體系產生醞釀過程中，爭取國家的安全發展與最佳角色、地位及對全球之影響力。中共利用地理上海陸兼備的特色及廣大經濟市場需求的優勢，積極營造有利其爾後綜合國力發展的地緣政治環境，並已躍昇為國際多強體系中的「一極」。尤其是中國大陸位於亞太地理位置的中心，而且是目前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尤其中國大陸乃是全球人口最多、市場需求容量最大、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若中共能夠針對其地緣政治環境之特色，因勢利導，調整因應，以海陸交鋒的地理條件採全方位輻射同步發展的模式、以優勢的文化背景吸附多數鄰國為伍、以平等互惠爭取周邊強國的支持，則其後續的發展潛力不僅能成為亞洲區域或歐亞大陸的權力主宰者，更足以挑戰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 基於全球經濟發展與經貿整合不可逆轉的趨勢，中共未來地緣政治發展的主軸仍然會指向經濟方面，同時透過睦鄰政策的持續推動與夥伴關係的建立，營造一個以中國大陸為核心的東亞大陸地緣政治板塊。進而藉軍事變革的力量，將解放軍改造成一支能有效執行防衛國土的地面部隊、能達到對強權嚇阻的飛彈部隊、能走出大洋的空中武力與遠海艦隊。並以「上海合作組織」及「六方會談」打擊國內的三股勢力，同時爭取東北亞區域事務的主導權；積極參與「東協」組織，在經濟上維持東南沿海的經濟整合與發展及建立可以聯繫歐洲的地緣經濟板塊，在政治上突破美國的圍堵，爭取東南亞地區政經命脈的主控權。最後是發揮「博鰲論壇」的最大影響力，建構一個真正屬於「亞洲人的亞洲」、「中國的亞洲」的地緣政治理想。 冷戰結束後，所形成的國際大環境呈現出全球化的趨勢、以合作代替對抗的國際互動模式及經濟發展的主流意識等地緣政治環境特色，對即將成長、茁壯的中共而言，無非是一種新的機遇。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周邊地區既有美國在西太平洋、中亞地區軍事部署上的圍堵；以及周邊「三股勢力」（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的興起，加上鄰國潛在的糾紛衝突及領土、主權、資源的爭奪等複雜交錯的危機，對中共內外環境及爾後的向外發展也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制約與挑戰。中共在此機遇與挑戰相互拉扯的過程中，若能「掌握機遇，積極發展」及「厚植國力，迎接挑戰」，將在未來的地緣政治發展開創出嶄新局面。 一國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周邊安全與發展的環境，也決定了它在國際戰略格局中的地位，這是一個國家在地理上的根本特性，其影響具有恆久性。拿破崙曾說：「瞭解一個國家的地理，就可以瞭解其對外政策。」任何一個國家所面臨的利益、威脅與未來發展，都與該國的地緣位置息息相關。也就是一個國家的行為必然會受到地理的制約，為了建構符合本身利益的地緣政治環境，就必須掌握形成地緣政治的因素，充分運用地理的優勢，同時避開地理的限制，才能夠達到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之目的。總之，檢視中共在冷戰結束後所呈現的國家政治行為之目標，可歸納惟下列幾點地緣政治的戰略意涵： 一、營造「多極化」的格局－打破美國所主導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 二、提升大國地位－突顯中共崛起的意志與決心，並爭取對國際政治權力的分配。 三、擴大順從中共周邊的勢力範圍－強化對周邊地緣政治板塊的影響力度。 四、遏制「台獨、疆獨、藏獨」的分離勢力－維持中國大陸地緣政治內外環境的安全與穩定。 台灣的地理位置處於中國大陸的東緣，正位於東北亞與東南亞的中央樞紐地帶，這個自然地理特徵限制著台灣必須朝向南北或東面方向發展，也就是要以經營亞太地區作為發展的主要腹地。冷戰結束後中共也趁勢在亞太地區安全、政治、經濟領域中積極建構扮演主導及領航的角色，主要目的除了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外，就是要藉此強迫他們在台灣與中共兩邊作出明確的選擇，以達到孤立台灣的目的。此外由於中共地緣政治的發展效用，已反映出中共在國際影響力漸次上升，促使美國在現實利益的考量下，在美國、台灣、中共的三角關係中，美國選擇向中共傾斜的發展。未來在中共逐起崛起的大環境不變狀況下，美國也將被迫向中共靠攏，相對地稀釋了台灣與美國之間的關係，這將是台灣未來安全與發展的一大警訊。 冷戰結束後，隨著美蘇兩強對抗格局的消失，在全球各個區域普遍響起經濟發展及經濟整合的熱潮，在現代國際發展趨勢而言，以經濟利益為基礎的發展途徑，將能創造另一個政治、外交地緣政治新局，其中以「自由貿易區」模式的發展最具成效。預期未來「地緣經濟」勢必成為國際體系建構與發展的一個主流模式。最後來觀察陸地與海洋兩者的相互關係，陸地會對海洋構成控制的效果，海洋則對陸地產生包圍與封鎖的作用，在現代的國際政治權力環境中，它們都可以具體呈現出國家權力的所在。

美國在第二次大戰后原希望將中國塑造成一強大統一之民主國家，作為美國安定亞洲 力量之盟邦。中共勢力坐大后，美國亦曾尋求與中共接近，以維持其在中國大陸之勢 力，但中共向蘇聯「一面倒」，以及隨後韓戰爆發之結果，使美國與中共關系冷凍廿 余年，珍寶島事件后，中蘇共反目成仇，美國與中共逐漸發展戰略關系，維當時雙方 戰略僅建立在對蘇聯威脅之共識，以及美國對中共可能遭受蘇聯攻擊所表示之關切上 。蘇聯在七十年代積極建立核武及傳統軍力，并不斷進行對外擴張之行動，使美國與 中共共同感受到蘇聯之威脅。阿富汗事件更促使美國與中共進一步將戰略關系發展到 軍事人員互訪及軍事合作之層面，在中共之推動下，美國、日本、中共、西歐聯合對 抗蘇之態勢逐漸形成。雷根政府初期，美國與中共因「臺灣問題」發生齟齬，惟美國 在維持與中共戰略關系之考慮下，同意與中共就「對臺軍售」問題達成協議，雙方訂 定「八一七公報」。美國與中共爭執之際，蘇聯向中共表示願改善雙方關系，一時之 間，使中共在美蘇之間左右逢源。中共為尋求和平環境，進行其「四化」政策，遂調 整其對外政策，建立「獨立自主」外交政策，與美、蘇同時維持良好關系。美國則與 中共在歷經一連串意見不合後，逐漸發展出穩定之關系。本文之目的，在于探討美國 與中共戰略關系在國際環境改變下演變之過程，以及美國與中共決策者推動雙方戰略 關系之構想，尤其注重雙方自正式建立外交關系，一直到雷根第一任任期結束為止， 由這一段雙方自建交初期彼此相互適應到建立較成熟之交往模式之過程，檢討美國與 中共戰略關系之演變。

第一章：緒論，旨在說明戰後國際關係的特質和亞寸地區權力平衡形態的中心特徵， 以及艾國所扮演的角色和它對安全利益看法的改變。 第二章：旨在評估影響美國亞太地區基本戰略考慮的重要因素，著重於導致七○年代 東亞戰略均勢變化的幾項重大發展，中共與蘇聯的衝突，蘇聯海權的擴張；美國戰各 前提的修正及政策的調整所引起的同盟的難題；和區域資源開發問題所孕育的可能衝 突。 第三章：旨在檢討美國全球戰略之下的東亞四強體系，以及美國各種不同的戰略選擇 的利弊所在，以及戰略改變所面臨的現實環境的限制。 第四章：結論，指出過去美國在東亞扮演著主動而積極的角色，它擔當著確保共同防 衛，經濟復興和政治穩定的主要責任。隨著戰後國際秩序的崩潰和美國相對力量的下 降興意志的消沉，使美國的政策趨於消極。由於缺少實力作後盾，美國難以對其潛在 敵人提出可信的嚇阻，亦無法對其盟邦提供有效的防衛。在這種情況下，任何美國政 策的可行性將大為減低。

本論文從季章吉的戰略思想來探討其外交政策。戰略是研究如何運用權力達到既定目 標。就季辛吉而言，他的外交政策的目標就是建立穩定的國際秩序。兩者如何配合呢 ？他認為：核子時代由於武器殺傷他認為戰略只是企圖影響敵人的企圖。一方面藉由 戰略嚇阻來防止侵略，一方面應建立一個合法的國際秩序，使當代軍事兩極所造成的 不均現象經由合理外交途徑的安排，成為各國所接受的權力結構。所以，他與蘇聯進 行限武談判，目的在藉由外交途徑尋求戰略穩定。他也加強與盟國的伙伴關係，期世 界主要強國皆能接受重新安排的國際秩序。總之，終其任職，季辛吉的努力即在溝通 戰略與外交的關係。

論文名稱：後冷戰中共國防現代化之研究　　　　　　頁數：160 校系(所)組別：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外交學系國際安全與戰略組 畢業時間及提要別：92學年度第1學期碩士論文提要 研究生：吳子敬　　　　　　指導教授：朱新民　博士 論文提要內容: 　　90年代初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國際情勢進入後冷戰時期，由於蘇聯全球性的軍事威脅消失，西方國家普遍要求削減國防經費，希望享受和平紅利之際。在正常思維下，中共起始於80年代初之國防現代化受到外部軍事威脅減輕、內部經濟全面開放格局的影響，應該延遲或趨緩。令人質疑的是，中共國防經費自1989年起卻持續每年呈百分比兩位數字大幅成長，凸顯中共有加速國防現代化之現象。鑑於冷戰時期中共威脅亞太安全及我國國防安全之歷史經驗，因此中共違反國際普遍的趨勢，持續國防現代化究竟有那些意圖、作為及變化，為本論文之研究動機。 　 　　本論文之研究重點，主要透過1985年中共建構之國防發展戰略體系架構，藉由上而下之層次分析法，瞭解中共持續國防現代化真正的意圖、國防戰略構想、常規軍事武力整建的過程與成效。並試圖對其整體軍力及未來發展趨勢作一評估與預判，以及對亞太地區、台海安全可能潛在的威脅。 　　通過本論文的分析，我們可以明顯看出，中共90年代國防現代化的建設佈局，投入的重心不再是放在大規模傳統戰爭的準備上，而是放在高技術局部戰爭和小型軍事衝突快速反應能力的建構上。後冷戰中共軍力整建最具特色的部份：一是陸航兵力、海空軍境外投射兵力的整建，讓中共已經具有局部取戰略攻勢之能力；二是二砲M族地對地戰術導彈的成軍與部署，加大中共的威懾戰力。初步達成中共國防所應具備保衛國家利益、適應戰爭需要等兩項基基本任務之軍力結構轉型，同時也在綜合國力的提升上作出一定的貢獻。就實力的對比角度言，中共的軍力優勢未來與亞太地區周邊國家的軍力比較，如果差距越來越大，相對安全威脅之程度也愈來愈大。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是分析俄羅斯在冷戰結束之後，俄羅斯對於亞太地區軍售的政策及其制定過程，並探討軍售對於亞太地區的影響。並分析俄羅斯自冷戰結束之後，如何藉由軍售議題取得在亞太區域影響力的槓桿。 本文以層次理論作為分析基礎，將俄羅斯軍售政策的形成分成三個層次來探討，這三個層次依次為國際環境因素、區域因素以及國內因素。並且在三個層次中同時以經濟與政治因素去分析軍售政策在分析層次中所受到的影響有哪些。

中共為突破美國既圍堵又交往之策略，並因應美國從中亞、南亞著手形成之左右包抄之勢，遂產生向中國大陸西部、向南亞、中亞、南太平洋、向歐洲發展之戰略態勢，從多點突破美國四面圍堵與兩洋包抄之地緣戰略，企圖與南亞建立「海上絲路」，解決「麻六甲困境」，並採取務實之「近海防禦戰略」。在新的地域與美國周旋，既可多方面掙脫美國的包圍網，也將美國的戰線進一步拉長與擴大，增加自我戰略縱深，令美國顧此而失彼，進而突破美國「兩洋包抄戰略」，亦即「北約東擴」與「美日安保西移」兩面夾擊的封鎖線，中國大陸西部地區有極大的發展潛力，也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市場，加快西部地區發展可以促進各種資源的合理分配和流動，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廣闊的空間和巨大的推動力。中共要求抓住機遇，實施西部大開發，也是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從而實現東西部協調發展的一種戰略性選擇。然而中國大陸位於歐亞大陸「邊緣地帶」，是介於海權、陸權兩相爭權的交界地區。故此，中共很難脫離此一權力暴風區，復以為鞏固中共經濟持續蓬勃發展，必須利用有利之地理位置，建立完整明確之能源戰略，爭取有限之石油、天然氣、水資源，支撐未來經濟發展能源不虞匱乏，使永續發展之願景成為可能的事實。

一、本研究之目的是探討中共倡導新安全觀目的為何？中共新安全觀與其軍事戰略是否互為表裡，為和、戰兩手策略的運用？中共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其內容為何？如何實踐？對世局、亞太及台海情勢有何影響？ 二、冷戰時期中共安全觀區分毛澤東及鄧小平兩個時期，在毛澤東時代的安全觀為「戰爭與革命」，加上與美、蘇為敵，乃認為世界大戰迫在眉睫。因國力衰弱，反映在軍事戰略規劃上為全民皆兵的人民戰爭及以劣勢裝備打敗優勢裝備。鄧小平時代的安全觀則認為是「和平與發展」，各國之間的競爭是以經濟為核心的綜合國力競賽。反映在軍事戰略規劃上是，進行和平時期建軍；提升綜合國力為國防建設奠基；質量建軍－精兵、合成、高效；陸權向權傾斜，兼顧空權；遂行積極防禦的現代化戰爭及以劣勝優。 三、中共新安全觀源起為冷戰結束後，國際局勢形成「一超多強」五大中心，除歐盟與中共無直接利害衝突，俄羅斯因內部問題與中共修好。美、日均與中共有利益衝突，再加上印度想成為強國，與中共有衝突。但中共要發展經濟，蓄積國力，需要一個安全、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故中共提出新安全觀。新安全觀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各國相互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處五原則與其他國際關係準則共處。新安全觀的戰略意圖是要建立有利中共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俾利中共國力發展及國際地位的提升。 四、中共新安觀下的軍事戰略，按中共唯物辯證法的思維，是和戰兩手策略，利用後冷戰有利的國際環境之戰略機遇期，加速經濟發展，帶動軍事力量提升，以軍事力量保障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和平環境。中共認為後冷戰世界局勢的發展是總體緩和、局部動盪，發生世界大戰機率不高，但局部戰爭或武裝衝突為此時期的主要衝突模式。中共要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必需加速軍隊，為趕上與西方發達國家軍隊之差距，必須採取跨越式發展，軍事力量建設的優先順序是人才培育及信息化裝備發展－－航天、信息技術及C4ISR的人造衛星網路。並以信息化提升來帶動機械化，實現軍隊現代化的目標。 五、中共新安觀下的軍事戰略對全球戰略佈局可能的影響為中共仍希望持續發展經濟，不主動尋求與美國對抗，故短期內仍是美國主導全球的戰略格局。對影響亞太區域安全的預判是中共以發展經濟為首要，尚能抑制向外擴張的行為。但隨著中共軍事力量的提升，未來有三項事件可能引發軍事衝突：（一）台灣宣布獨立。（二）中共為確保南海主權。（三）美國為維持獨霸地位。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主要是：（一）威懾戰略，遏制台獨。（二）點穴戰：若武力進犯，必速戰速決，以信息戰的軟硬殺武器在太空衛星配合下，癱瘓我軍C4ISR系統使我喪失整體戰力。 六、新安全觀是中共國家戰略中屬安全戰略的一環，其目的是反制「中國威脅論」，獲致良好的國際與周邊環境，以利發展經濟。國家戰略指導軍事戰略，以經濟發展帶動軍事力量提升。故中共軍事戰略是防止戰爭，確保經濟發展。為了防止戰爭，其軍隊力量必須要與西方強權並駕齊驅，為了趕上差距，中共採取跨越式發展。最後是作者個人心得為（一）明確的國家戰略為軍事戰略規劃之依據。（二）運用國際力量制約中共軍事行動。（三）提升經濟實力，確保國力發展。（四）借鑒共軍跨越式發展的不對稱觀念，實施建軍備戰工作。

以色列自一九四八年建國以來，僅五十餘年歷史，國土面積小，人口與敵對的阿拉伯國家相較不成比例。三軍常備部隊始終維持在十餘萬人；惟軍事力量強大，足以稱的上是世界的強國之一，更是中東地區一流的軍事強國。自建軍以來，軍事成就不但令人刮目相看，政治上，更成功扮演維護國家生存的重要資產角色。其建軍如何影響陸軍之發展、在全般戰略與戰爭中的地位、作戰思想及軍事準則之形成與實踐等成就之內涵，均具深入研究價值。 以色列近兩千年歷史中，不曾擁有國家及軍隊，在短短數十年內，能將複雜的軍事藝術發揮的淋漓盡致，究其核心價值，是猶太人的「生存」問題。而軍隊是龐大而複雜的戰鬥組織，其發展及改革長囿於現況或傳統思路，當面對新的戰場時，往往失去其適應能力。然而，以色列陸軍在戰爭中所表現的，是始終引領著戰爭的發展。 以色列因戰爭而全國皆兵，並進行軍隊的建立及脫胎換骨，其成就是從摸索與錯誤、實驗與辯論中將所得實際經驗，從最基本的技能，到錯綜複雜的大軍作戰訓練自己，並在戰爭中通過檢驗。戰爭中，以色列陸軍始終主宰戰場形勢，其成功不僅是作戰準則、戰術及組織進步而有效率，甚至是與他人不同，但全部都是以色列人自己創造出來。而永遠準備打下一場戰爭是其不變的信條，從質與量的提升、作戰指揮及戰略、戰術運用、逐次發展到聯合作戰型態及新式武器裝備發展與運用等，均為下一場戰爭做準備。最寶貴的經驗教訓，是以色列決心自行發展遂行長期作戰所需武器，不再完全依賴外來的武器供應。 以色列軍事準則的形成、制定，有其歷史、地理及心理的複雜因素，這也是它比對手擁有更勝一籌軍事技巧的原因。其攻勢及守勢準則根源是建立在以色列一貫的安全概念上，戰略是守勢的，陸軍的運用向以攻勢為主。關鍵因素為政治孤立、戰略縱深不足及缺乏作戰持續力、強敵環伺及超強干預的脆弱性等考量。作為一個小國，以色列陸軍只有較少的選擇與較小的自由發展適合於自己的軍事準則，即先尋求可用武器，再擬訂其準則。所以其準則主要是可用武器功能之發揮。他充份瞭解大國的準則，僅能有限度地運用於解決小國的問題。因此，以色列在發展自己的準則上，是成功的典範，它經常不斷變化、修正與革新，因為，下一場戰爭必定不同於上一次。所以必須注意戰爭的積極經驗及教訓；且對消極的教訓也相當注意。準則的彈性與不受拘束，使他在研究每一次戰爭教訓時，係假定以軍戰敗，而不是以戰勝者的態度自許。這方面以色列充分掌握小國不似大國，小國通常只需發展適合於地區情況的戰略及軍事準則，因此，機動性與適應性相對提高。 戰略環境改變，因應潛在威脅方面。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已逐漸傾向接受以色列存在的事實。然而，潛在威脅並不因此而消除。陸軍為因應新情勢變化，主在加強指揮及作戰運用更具彈性，提升三軍聯合作戰能力及相應的軍事準則之革新。在因應恐怖攻擊方面，長期以來，對於阿拉伯人恐怖活動做出的反應都是使用軍事手段，非但未使巴勒斯坦人屈服，反而擴大恐怖攻擊規模，致以色列陸軍傷亡持續增加，反制恐怖主義投資也相對增加，更投入龐大經費構築安全隔離牆。面對與巴勒斯坦衝突持續發生「質」的改變同時，以色列陸軍所擔負對付恐怖攻擊活動的難度將會更高。 以色列陸軍未來仍將強調以實力為原則，始終保持對敵國的絕對優勢：保證「質」的優勢，藉以抵消阿拉伯國家「量」的優勢；保持對阿拉伯國家的嚇阻態勢，準備與阿拉伯國家進行全面戰爭。但是以色列對敵人的軍事嚇阻，卻也有限制：(一)嚇阻態勢是一種不得已的暫時解決當前問題的辦法。長期衝突的事實說明，如果雙方缺乏邁向政治妥協的行動，嚇阻終必失敗。(二)倚賴軍事力量對付侵略的嚇阻戰略，在敵人不顧一切、估計錯誤或以克勞塞維茲戰爭思維(除非軍事結果對政治的後果有極不利的影響，否則政治後果才是至關重要的，而不是立即的軍事結果)的方法下從事，嚇阻也終究會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