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論文的目的在於探討八、九O年代台灣所發生的民族認同問題。由於民族認同所代表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歸屬的問題，在台灣特殊的歷史與內、外的政治結構之下，此一時期的民主化和全球化的發展，對台灣的民族認同問題帶來什麼樣的影響，這是本論文所關切的主要問題。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則是，媒介公共領域在這民族認同爭議的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個研究從八九年「亞銀年會」事件和九九年「兩國論」事件中新聞媒體的公共論述，來探討此一時期民族認同形構的變化，並從中了解民主化和全球化過程以什麼樣的方式影響著民族認同的論述，以及媒介公共領域的性質。 研究的結果顯示出，在這兩個事件中，媒介公共領域的國家與民族論述，最大的變化在於官方論述的轉變，媒介公共領域也出現了一些變化。兩個事件的爭議核心，都和官方試圖以新論述賦予政治共同體更明確的定位有關；而媒介的公共論述也顯示出，媒體公共領域是論述民族認同的重要場域，無論是在「亞銀年會」事件或是「兩國論」事件，有些媒體的公共論述形成與官方論述對抗的局面。由官方論述在這兩個事件中的變化，可以看到修憲等民主化對官方論述轉變的影響；民主化的另一個影響，則是媒介公共領域在民族主義立場的分歧化，這點在「亞銀年會」事件尚不明顯。全球化的影響在這兩個事件的比較中較不顯著，少數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國家和民族未來的想像與晚近兩岸經貿發展之間的關聯。 這兩個事件的比較顯示出，新聞媒體在其民族主義立場和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公共領域之間，存在著一種緊張的關係。這顯現於兩類媒體的論述：一種是傾向於內部區分和排除的自我中心式的論述，另一種則是傾向於以他者的觀點來評估政治共同體的作為。這兩種觀點源於台灣特殊的內、外部的結構，但都不利於公民社群的團結。此論文最後以哈伯馬斯(J. Habermas, 1994: 134)的「共同視域」此一觀點，主張媒介公共領域的公眾溝通應根植於公民社群，並且以其歷史經驗對憲政原則的詮釋，做為公共溝通的「固定的參考點」，並在此基礎上尋求公民社群團結。 關鍵字： 民族認同、政治共同體、公共領域、共同視域、公民社群、團結。

本文共分為六章,除第一章為緒論,第六章為結論,外其餘章節概要分述如下:第二章:科爾沁部歸順滿洲的過程.論述科爾沁部與滿洲間,如何展開並維持其關係.同時得知,該兩者間的關係,自始就是以軍事動機為結合目的,而此種軍事目的,也深深影響兩者日後關係的轉變.第三章:軍事,婚姻,政治的交互作用.本章以婚姻關係為主軸,分析該二者如何利用婚姻的結合,來促進各方面的關係.第四章:從極盛到疏離的轉折.清聖祖時,可說是雙方關係的最高峰. 至清中葉以後,由於內外因素的交錯,使科爾沁部與滿洲間的關係轉趨勢微.第五章:科爾沁部的力圖振作.由於軍事的需求減少,因此科爾沁部與滿洲的關係大不如前,因此,在科爾沁地區乃積極推行新政,試圖打開一條新的發展方向. / There are three categories in the research ,including military marriage andnew policy.By those way ,to explain how was Korchin and Manchu spreading outand maintenance their relationship.

本論文結構除緒論與結論外，共分為5個章。「第一章 曙光初現：傳說與聚落」。撒奇萊雅族並無像阿美族般有非常清楚從海上飄移至台灣而定居的傳說故事，但是從撒奇萊雅族的族源傳說發現撒奇萊雅族定居於奇萊平原的歷史甚為久遠，並且認為與阿美族屬同源，但是阿美族的傳說則認為撒奇萊雅族為異族，這樣的差異耐人尋味。從歷史文獻去耙梳，發現撒奇萊雅族與外來政權互動不可謂不多，其對外的互動，並非與鄰近阿美族聚落共同進行，而是有其獨立的互動模式。1878年發生的加禮宛事件，是撒奇萊雅族發展的轉捩點，其正式納編為清政府管轄領域內，也讓撒奇萊雅族散入阿美族的聚落內。撒奇萊雅族主要分佈於花蓮縣境內，從訪談來看，達固部灣Takoboan以及飽干Cipawkan為最早的聚落，其他的聚落以這兩個聚落作為遷移的來源地，雖然早期建立起許多聚落，但隨著阿美族大量的進入，並與之通婚，目前僅剩花蓮市國福里、水璉、磯崎、馬立雲等為撒奇萊雅族較為聚居之地點。 「第二章 與阿美族的共生：社會組織的形成」。有關撒奇萊雅族的社會組織，我們從其房屋型制、通婚與親屬關係以及年齡階級來探討。撒奇萊雅族目前保留的早期木造建築，可以看出受漢式建築影響甚深，但是在內部的空間配置上，仍屬於撒奇萊雅族的思維模式。不管撒奇萊雅族的聚落位於何種地理環境，其均有一致的房屋建築型制，與阿美族房屋建築有顯著的差異。從耆老的訪談裏，早期撒奇萊雅族採取民族內婚制，但是隨著民族互動頻仍，撒奇萊雅族屬於族內婚的情形甚少，多半為通婚家庭，特別是與阿美族通婚。這種通婚狀況，隨著年齡下降，情形愈加普遍，在進行家譜的調查時，會發現70歲以上屬於民族內婚，中間一代與阿美族通婚最常見，年輕一代的通婚對象則趨向多元。撒奇萊雅族的年齡階級，各聚落間皆有共通階級名稱，而阿美族則是不同的聚落會有不同的年齡階級，這是雙方有所差異之處，不過隨著與阿美族互動頻繁，也漸漸借用阿美族的年齡階級名稱。 「第三章 與阿美族的交融：祭典儀式的舉行」。本章主要討論的是撒奇萊雅族的固有祭典儀式，並提及相關的傳統宗教觀念。在第一節裡，我們根據現有的文獻以及田野紀錄，去理解撒奇萊雅族的傳統宗教體系，不過撒奇萊雅族的神祇，在阿美族裏亦有存在，指示撒奇萊雅族沒有阿美族如此多的神祇。撒奇萊雅族在儀式的進行過程，發現到會有聚落上的差異，造成這樣的差異性，似乎與人口的多寡與集中是否有關。儀式行為上無法與阿美族有明顯的差異，不過與阿美族相同的是，儀式的進行會受整個台灣社會環境的影響。撒奇萊雅族正名過程中，Palamal火神祭成為撒奇萊雅族的代表性儀式，第三節要探討的是火神祭的籌備與舉行，在籌備的過程裡，撒奇萊雅族將固有祭儀納入在紀念活動性質高的Palamal火神祭中，呈現撒奇萊雅族的文化特色。 「第四章 各自表述-撒奇萊雅族語的使用」。語言是撒奇萊雅族與阿美族區別的重要依據，也是民族意識凝聚的最重要因素。本章將探討語言學者對撒奇萊雅語的研究，說明撒奇萊雅語的特色。語言學家研究的結果，普遍認為撒奇萊雅語是阿美語的方言，但是對撒奇萊雅語從事深入的研究，發現在元音的用法以及輔音的組成上有些許差異，而中綴詞與否定詞用法上與其他阿美語方言比較有某種程度的差異，但是這種差異，就語言學的研究重點來看，並不足以認為撒奇萊雅語取得與阿美語相同的獨立語言地位。歷史學家從歷史文獻發現兩者的語言似乎有所差異，但受限於資料，無法得知差異的程度，僅記載撒奇萊雅族有其自己之語言。日治時期的民族誌調查，發現撒奇萊雅族、阿美族在詞彙上有所差異，並且記錄與比較雙方詞彙的不同。而在現時的兩群人相處情境裡，雙方仍可以區辨語言是有所差異，但不可否認的是，撒奇萊雅語受到阿美語的影響極深，很多詞彙已經轉換成阿美語。在現實生活裡，撒奇萊雅族是如何使用自己的語言，又如何受阿美語的影響是本章要作討論的。最後，族語認證對於撒奇萊雅語的保存有極大的刺激，從歷屆的族語認證已經可以看出族人如何努力保存與復振自己的語言，使得民族生命能夠繼續延續，但是參與族語認證的人仍然不多，其原因不外乎使用者少與普遍使用阿美族語，這樣的情形讓撒奇萊雅族語的保存與復振，添加許多阻力。族語的認證伴隨而來的是教材的編寫，雖然與阿美族語言相比較，面對許多挑戰，但是這種挑戰卻讓撒奇萊雅族人不斷地思索自己語言的未來性，對族語的發展有其正面的意義。 「第五章 從「我群」到「我族」：認同與認定」。正名運動前撒奇萊雅族的認同意識，一般是隱藏於阿美族的意識下。當認同自己是「Pangcah」（阿美族），卻發現自己的語言與其他阿美族人無法自在溝通，也經常受到阿美族人的訕笑與質疑，內心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為「Pangcah」。但若懷疑自己不是阿美族時，為何其他的文化特性與阿美族的相似度，比其他民族高，這是撒奇萊雅族內心存在的疑惑。當受到其他原住民族正名運動的影響，撒奇萊雅族開始顯現出與阿美族不同的民族意識。正名運動的展開，激起族人潛藏的民族意識，不過因為深受阿美族文化影響、文化特性的消失，特別是轉為使用阿美語，撒奇萊雅語掌握度不夠，自信心不足，讓撒奇萊雅族民族變更登記的人數始終處於低迷狀況。撒奇萊雅族完成民族認定是受邵族、噶瑪蘭族正名運動的影響，撒奇萊雅族的認定過程，部分學者對於行政機關進行民族認定工作的必要性，提出質疑，認為容易受政治影響。雖然民族理論或是族群認同理論在學術界仍未有一致的看法，不過就台灣原住民族的分類，仍可以提出相關的民族條件，作為民族認定的依據。撒奇萊雅族民族邊界的維繫，端看撒奇萊雅語的使用情形而定，當族語能力強烈，民族邊界就清楚，相反地，民族邊界便開始弱化，最後消失殆盡。

民族主義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發威，民族國家在第二次大戰後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政治組織，聯合國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訂定憲章，其中具重要關鍵的是具有領土性與排他性的主權原則，確立民族國家成為國際社會的基本單位。民族國家對內制訂國家根本大法-憲法建立起憲政秩序，主權在民，憲法不僅保障人民權利義務，並賦予政府執行主權賦予之職權，在其領土之內運用國家資源發展國民經濟、繁榮社會與福國利民。 然而，對處在二戰後、美蘇兩極對立的冷戰格局中的歐亞中小型國家而言，既要促進國家之經濟成長和發展，又要維護國家安全，遂各自形成其區域安全與經濟貿易間之合作經驗，以因應內外部情勢之變動與需求，尤其是自1980年代以來的愈趨明顯的全球化浪潮。 本論文以歐盟與東協兩大區域組織經驗為案例，以民族主義研究途徑、歷史與文獻研究法，分由主權與政府、主權與領土、主權與人民三方面，討論民族國家以區域整合方式回應經濟全球化衝擊的發展，併同探討全球化其他浪潮之衝擊的作為，如網際網路發展與生態環境危機。 本研究發現歐盟與東協的區域整合經驗顯示，前者已走向部分的超國家結構，各會員國轉移部份主權到歐盟，然其最終決策權仍掌握在各會員國手上；東協則仍是以政府間會議為主。兩者仍有共通之處就是，經由民族國家間較緊密的區域整合，共同因應全球化浪潮之衝擊，獲取更大的生存能力與國際談判籌碼。 簡言之，民族國家係經由區域化來回應全球化之挑戰，並不會因此而喪失國家主權，民族國家主權並未衰退，民族國家長存。而在區域整合之外的事實，網際網路方面，需依賴各民族國家的基礎設施與投入資源來維持其品質與提昇其效率；至於地球生態議題的全球性，各國的「互賴」關係非常明確，各民族國家在聯合國的多邊機制下，協商因應措施，最後仍須回到各民族國家的配合度上。不可否認，國家主權的排他性與暴力若能適度調整，將會有助於地球環境的友善發展。 / Nationalism started being influential from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to the middle of 20th century.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s nation-state becomes the mainstream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fter World War II. In order to maintain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United Nations established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the sovereign principal involve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inviolability. Sovereignty makes the nation-state become the basic uni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Nation-states established constitution to maintain the order and popular sovereignty. Constitutions not only protect people’s rights, but also give the government the power to execute its authority. Within the territory, government can utilize its resources to develop economy, enrich the society and create benefit for its people. However, after World War II , small and medium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sia want to develop economic growth and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Therefore, especially for the clear tendency of globalization in 1980s, small and medium countries gain the cooperate experience from regional security and business cooperation to meet the changes and needs from the world. This thesis uses the case studies of European Unions and ASEAN, nationalist approach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history to argue the main topic in three aspects of sovereignty and government, sovereign and territory, sovereignty and people. The main idea is to discuss how nation-state uses regional integration to respond the impac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other impacts on internet and the crisi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study discovered that the EU members have transferred parts of sovereignty to EU, but the power of final policy-making is still in every country’s hand; as for ASEAN, decision-making is still among intergovernmental meetings. The same part in both EU and ASEAN is that both of them gain more ability to survive under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and obtain more chips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by the experienc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short, nation-state will not lose sovereignty through regionalization to respond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Sovereignty of nation-sates does not decrease but lasts forever. Beyond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it is nation-state that maintain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net services. As for the issu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t depends on the interdependence of each country, the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negotiations among countries. We cannot deny that if the exclusiveness and violence of sovereignty can be modified reasonably, it will be friendlier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本研究的目的有四項：瞭解宜蘭縣原住民校長推展泰雅民族教育的經營理念;探討推展泰雅民族教育的現況;分析推展泰雅民族教育的困境;根據研究結論提供 具體可行之意見供相關單位參考。期望宜蘭縣原住民校長，依循泰雅族Gaga，建構泰雅民族教育經營模式與體制，以促使原住民族教育自治。 本論文採教育民族誌的方法：包括文獻研究、參與觀察、深度訪談法及焦點團體訪談，進行宜蘭縣泰雅民族教育理論架構與實證資料的田野調查與蒐集。全文除前言和結論外，共有4章，約23萬字。 根據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歸納研究發現，分述如後： 一、《原住民族教育法》通過後，宜蘭縣是對原住民校長遴選是最友善的一個縣 市，自2005年辦理校長遴選，落實執行《原住民族教育法》之規定，目前 縣內原住民1所高中、1所國中、11所國小校長皆由原住民擔任。 二、從民族教育的角度，全盤體檢後發現，即使有全國最高比例的國中小原住民 校長，宜蘭縣泰雅民族教育的現況是殘缺不全的，無法看出一個完整民族教 育的圖像。 三、宜蘭縣原住民校長進一步反思與學習，對自己的族群有高度的認同感，重視 傳統文化的保存與學習，堅持學校或部落必須要推動民族教育。各個都屬於 轉化型的知識份子，《原住民族教育法》賦予泰雅族校長進行民族教育的改 造工程的權利，但是在維繫民族傳統以及現代化教育的連結與接軌的文化復 興教育改造培力過程仍待努力。 四、宜蘭縣在原住民師資面方面：從1946年9月起至2008年止，公費培育國小 師資共145人。而後產生斷層，並至少已有21個流浪老師存在。國幼班師 資中連一位泰雅族籍之教師都沒有。宜蘭縣11所原住民重點國民小學學校 教師平均畢業年齡比一般畢業生多出12.45歲，顯示出原住民新進教師幾乎 沒有進場的機會，這是一個很嚴重與嚴肅的議題，民族師資面臨斷層。 五、在家長參與面：宜蘭縣原住民學校家長對學校推展民族教育的看法，基本上 是支持的。由於大部分的家長社經地位較低，對於參與泰雅民族教育相關活 動不太積極。而社區民間團體協助學校推展民族教育者也較少。 六、在教材研發面：課程設計建構各個學校的民族教育的中心論述，納進部落的 各項資源。原住民族語言教材，大部分採用縣版。 / There are four main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understand the management concept of Indigenous School Principals in Yilan pushing for Tayal cultural education; investigate current Tayal ethnic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alyze the difficulties on Tayal ethnic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 provide relevant organizations and parties with valid and concrete suggestions. In the hope that Indigenous School Principals in Yilan will follow Tayal’s Gaga, construct a solid Tayal educa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result in Indigenous ethnic education self-government. This research follows the methodologies in Educational Ethnography: these include research on literatures、participate in observations、in-depth and focus group interview，as well as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ollection of Yilan Tayal ethnic educational structure and real-case data. Excluding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s, this thesis is split into four parts, with a total of approximately 230,000 words. Based on research results and analysi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After《Aboriginal Education Act》was approved, Yilan is the most favorable County to Indegenous school principals election。Since principal election officially started in 2005, regulations of 《Aboriginal Education Act》were executed. Currently, there are 1 Senior high school, 1 Junior high school and 11 primary schools in which positions of school principals are taken by Indigenous people. 2. From the angle of ethnic education, looking at the holistic picture, even though Yilan has the highest ratio of indigenous school principals amongst the nation, current Tayal ethnic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Yilan is fragmented, it is hard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clan’s education. 3. The indigenous school principals in Yilan further conduct self-examination and study, highly recognize their clans in which they belong to, persist in traditional cultural’s preservation and learning, insist on the necessity to push for clan’s ethnic education in school and/or tribes. Each of them is transformational intelligent, 《Aboriginal Education Act》has provided Tayal principals the power to reform clan’s education, nevertheless, there are still spaces yet to be improved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onnecting clan’s ethnic tradition and modern education. 4. From qualification perspectives: from September 1946 to 2008, there are 145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on government expenses. A gap was formed after this, there were at least 21 teachers been banished. None of the primary and pre-school teachers are from Tayal ethnic group. The average indigenous teachers’ graduation age of the 11 key Indigenous primary school in Yilan is 12.45 years higher than non-indigenous teachers, this indicates that new indigenous teachers hardl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employed. The qualification gap of the indigenous teachers is a serious and severe issue. 5. In terms of parents’ participation: parents of the indigenous school in Yilan are supportive to the view that school should focuses on indigenous ethnic education development. However, due to the reason that most of the parents have lower social status, they are not active in participating Tayal education related activities and events. Furthermore, there are less community groups willing to assist schools in developing ethnic education. 6. From school resources point of view: Curriculum design build each school discussed national education center, incorporated into the tribe of resources. The teaching materials of Aborigines are mainly adopted the county version.

民族主義和恐怖主義是近代歷史上最重要的兩種意識形態，而兩者根據切入角度不同而有許多的定義和類型。本文主要是透過政治系統理論來連結民族主義和恐怖主義的關係，並創造出由民族主義而來的恐怖主義類型－民族主義型恐怖主義。之後，再以車臣共和國在帝俄、蘇聯到俄羅斯聯邦統治下的這段歷史來作分析，來證明現今因車臣共和國所產生之恐怖主義屬於民族主義型恐怖主義。最後，從俄羅斯民族政策、聯邦改革政策和美國反恐政策等各種面向來探討俄羅斯如何利用政策和國際情勢來解決因民族主義運動所衍生而來的車臣恐怖主義。 / Nationalism and terrorism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ideologies in modern times, and the two also have many different definitions and types of variation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angle. This text mainly links the relation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terrorism through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ory and creates the terrorism type which comes through nationalism － nationalism of terrorism. And then the history of the Chechen Republic under the rules of tsarist Russia, Soviet Union and Russian Federation is analyzed in order to prove that the terrorism which was created by the current Chechen Republic is a kind of nationalism of terrorism. Finally, following the various aspects of Russian national policy, federal reform policy and United States' anti-terrorism policy is a discussion of how Russia utilizes the policies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o solve terrorism which derived from nationalism.

何謂現當代中國之民族主義? 此種民族主義如何想像出「中華民族」這個共同體? 中國民族主義之話語是否在習近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來有所變化? 本論文試圖通過有關民族主義之理論, 中國研究文獻與中國民族主義話語之分析來探討以上幾個問題. 方法論上, 本論文提供兩種二分法: 其一為民族主義話語「公民–領土」與「族裔–文化」之不同內容, 其二為民族主義「尋求建立政體」與「維護既有政體」之不同方向. 本作者適用此兩種二分法來重新解釋幾代中國政治領導層之人物所講出來的民族主義話語之內容與方向. 因此, 此篇論文將打造理論, 敘述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對話來闡明中國政治至關重要方面之一 : 即「中華民族」持續不斷的再定義. 了解到現當代中國民族主義之內容與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於我們對中國人民共和國政治之認識, 更能夠讓我們進一步地理解在「大中華」所存在的政治與社會問題之一. 不僅如此, 本論文所體現之學習方式具有延伸性, 而因此能夠適用在其他個案上, 使民族主義學之文獻變得更為一致. / What kind of nationalism exis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how does that nationalism imagine the Chinese nation? Has the rhetoric of nationalism in mainland China changed since the ascent of Xi Jinping to the position of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his thesis seeks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by analyzing theories of nations and nationalisms, secondary literature on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a volume of primary sources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nationalist discourse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Xi Jinping era. Methodologically, this study presents a dichotomy of nations as either ethno-cultural or civic-territorial in content and nationalisms as either polity-seeking (state-seeking and revisionist) or polity-based (nationalizing and status-quo reinforcing) in orientation. These distinctions are then applied to reinterpret the content and orientation of official nationalism across generations of Chinese political leadership. This study therefore generates a dialogue between theories, narratives, and “social realities” that illuminates a critical aspect of Chinese politics: the ongoing redefinition of “China” as a nation. Discovering the natur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is context is crucial not only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but indeed for greater clarity on a key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 throughout “Greater China.” Furthermore, the approach embodied herein can be applied to other cases to bring greater consistency to the literature of nationalism studies.

本論文在1945年韓國解放以來，從傳統演劇、戲曲領域中，以代表性、時代性與現代性的標準之下，選出南北韓、大陸與臺灣等不同地區的《春香傳》，並從文化的觀點分析《春香傳》的時代意涵、舞臺藝術特點與個性和異同。主要研究對象是在1982年由國立唱劇團演出的第38屆定期公演，導演為許圭的南韓唱劇《春香傳》；1989年舉辦第13屆世界青年學生慶典時，由國立平壤藝術團在平壤演出的民族歌劇《春香傳》；1983年由莊志改編，上海越劇院王文娟、徐玉蘭主演的大陸越劇版本；還有由王志萍、陳娜君主演，由舟山市越劇團、上海越劇院聯合演出的2005年越劇版本；最後是1992年在臺灣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國家戲劇院，由盛蘭國劇團與復興國劇團合辦演出，導演為馬玉琪、魏海敏的臺灣京劇《春香傳》。筆者將先介紹《春香傳》相關的故事來源與文化背景，以及南北韓、臺灣與大陸各地研究對象《春香傳》的創作背景與形成過程，然後再分析各地域《春香傳》的時代意涵、故事情節與人物形象、主題意識、舞臺個性與藝術特點，並對照在南北韓不同政治環境和時代氛圍下所孕育的《春香傳》，及其傳播至臺灣和大陸後被重新改編的《春香傳》舞臺風姿與文化意涵。南北韓的《春香傳》都是從民族的概念中創作，南韓許圭《春香傳》的目的是為了使世界看見韓國的藝術文化；而北韓的民族歌劇《春香傳》，則是為了內部團結，以「主體思想、朝鮮民族第一主義」思想為中心而創造。南韓許圭唱劇充實繼承pansori唱腔與美學，並以pansori為中心創作現代化「完版唱劇」，且盡量保留pansori傳統的人物特色與藝術美學，如滑稽、諷刺和悲壯美等。而北韓民族歌劇排擠則pansori，以西道民謠和西洋旋律為主，在内容上以人民性和階級性的思想因素，取代既存人物的滑稽等傳統美學，而加強思想性和理念性，導致劇中氣氛與南韓唱劇的風格明顯不同。越劇在韓戰時期因與北韓軍事交流過程中傳播到大陸，經歷文革和開放化時期，越劇也產生變化。1983年還保留原作精神、原作人物特點與個性，並繼承《愛歌》、《別歌》精彩段子以展開抒情精神。1983年版基於寫實主義演技與舞臺服飾、舞臺工具呈現韓國色彩；2005年版放棄原作樣貌，向以愛情爲主的細膩描述男女愛情之間的情感的個人層次故事發展。結果大大減弱原作精神的社會層次意義，轉換成重視越劇的形式美和古典戲曲美的方向；臺灣京劇《春香傳》是1991年馬導演觀看到臺灣的南韓國立唱劇團演出，而以國際交流為創作目的。京劇《春香傳》以唱腔、程式化動作和寫意性畫面等爲主，呈現了京劇形式美。其作品減少社會層次的意義與價值，以愛情的障礙與克服過程為中心，改編成脫離時代的男女愛情故事。唱功舒展抒情精神的藝術美學是韓中傳統藝術的共同點，大陸越劇與臺灣京劇都結合中國戲曲形式美與韓國性藝術元素來呈現。《春香傳》是在主題意識和舞臺美學方面，雖以同樣的人物、韓國舞蹈與遊戲題材表現，按照當時社會環境、作者意識、故事結構與詮釋方式的不同，而有「貞烈」和主題意識、呈現美學的明顯差異。總之，《春香傳》隨著時代的變遷繼續增添新的詮釋，其内涵也不斷地流動。

近來，健康議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而世界十大死因中慢性疾病就占相當高的比例。而導致慢性病的主因除了生理因素，例如：遺傳與基因外，生活習慣也是很大的原因。本文探討民族間健康習慣的差異。採用2003至2014年美國American Time Use Survey(ATUS)資料，探討不同民族的文化、價值觀是否影響身心健康習慣投入時間的差異。本文將健康活動按照Alan B. Krueger (2007)的歸類方式，以情緒指標作為活動的分類依據，可以將健康活動歸類為休閒放鬆、準備與照護、社交育樂、飲食等四類身心健康習慣。利用Schwartz的七個文化指標組合成三大文化面向進行分析，發現不同民族花在身心健康習慣的時間存在差異。此外，本文發現對健康習慣的投入對生活其他層面產生不同影響，例如：與生理相關的糖尿病與肥胖問題，以及社會現象相關的離婚與退休問題。

歷來研究「胡」、「漢」關係之學者，多以史料為據，本論文試圖以全唐詩博如瀚海 之內容為範疇，採民族學、社會學、政治學之觀點，來探討有唐一代之胡漢關係，冀 能提供吾人進一步了解唐朝特殊的胡漢互動之背景、過程、內因、外緣及演變，並得 知各項關係之利弊得失，以及對當朝或周邊外族所具有之影響力。由於本文之寫作包 括時間性之歷史過程與空間性的社會現象，因此資料來源及研究方法之採用，主要係 以全唐詩為內容，旁徵史料，典籍及方志，配合人類學角度，以及研究唐相關史料之 論著為參考，最後予以分析、比較、綜合、歸納，俾得較為正確明晰之理念。 本論文計一冊，約十萬餘言，分七章：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目的、範圍及方法。 第二章探討唐代胡漢關係之時代背景。首先釋「胡」、「漢」之界說，其次就全唐詩 中找出對邊族多所描述之部分，再述形成胡漢關係之各種背景及類別。 第三章就政治關係，做一整體性之探討，分析唐人對外之政策，反多元化之胡漢關係 。 第四章就軍事關係，探討胡漢每一次的接觸，無論其為主動或被動的兩方舉兵對峙， 或聯軍共擊他國之情況，均對歷史之形成產生莫大的影響。 第五章就經濟關係，探討胡漢兩大集團受制於生態環境及時代背景所衍生的經濟行為 ，且由於唐人夷夏之辨觀念之淡薄及天可汗制度之影響，胡漢之經濟關係，呈現多樣 性。 第六章就文化關係而言，唐朝是著故有的傳統文化，再配情大量吸收外來的文化，終 成為一種富有濃厚國際多樣性特色的新文化，是亦唐代胡漢關係之特徵也。 第七章結論，論及影響胡漢關係的夷夏之辨，其次就全唐詩角度探討唐人的戰爭觀， 再從詩的語言分析有唐一代胡漢關係之反映，以窺唐代胡漢互動之全貌。